“習書記指導古田縣搞好產業發展”

　　採訪對象：蔡天初，1943年12月生，福建福州人。1987年至1993年任寧德古田縣委書記，后歷任福建省教委副書記兼副主任，省體育局黨委書記兼局長，省政協提案委副主任。2009年退休。
　　採 訪 組：沈 凌 薛偉江 桑 熙
　　採訪日期：2019年6月4日
　　採訪地點：福州市西湖大酒店

　　採訪組：蔡局長您好，習近平同志在寧德擔任地委書記時，您是古田縣委書記。請您談談第一次和他接觸時的情形。
　　蔡天初：好的。第一次見到習書記，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對古田縣非常關心，高度重視庫區工作。我先講講當時古田縣的基本情況吧。古田縣是福建一個非常特殊的縣，“庫區”是古田縣最大的縣情，庫區建設和移民工作是古田縣一項長期、復雜、艱巨的工作。上世紀50年代，國家“一五”計劃將古田溪水電站列為全國第101個重點建設工程。1958年，庫區建成，淹沒了一座千年古城和4萬多畝良田，形成水域面積37平方公裡和大小島嶼36個，4萬多搬遷移民需要安置。由於各種歷史原因，當時全縣包括扶持資金在內的各項補償資金不足5000萬元。又恰逢“大躍進”運動，提出了“三年搬遷任務，一年完成”的口號。移民搬遷，採取“先后靠、后外遷，先本區、后外區，先本縣、后外縣”的政策，造成許多歷史遺留問題。現在的古田縣城就是1959年在人工湖旁邊建起來的“新城”，到2019年正好60年。所以我們常說，古田縣既是一個千年“古”縣，又是一個甲子“新”縣。
　　第一次搬遷30年后，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國家“七五”計劃提出要建設水口電站。1989年，古田縣又面臨第二次庫區移民，涉及兩個條件較好的臨江鄉鎮黃田鎮和水口鎮，需要移民2萬多人。兩次水電站建設，古田縣累計移民和需要移民6.3萬人，淹沒村庄69個。第一次搬遷遺留的問題還沒有全部妥善解決，又面臨著建設水口電站新的搬遷移民任務，工作壓力特別大。
　　習書記到寧德上任不到1個月，也就是1988年7月2日，他第一次到古田縣調研。這也是他上任后到基層走訪調研的第一站。
　　在得到習書記要來古田縣的消息以后，我和班子成員都感到十分興奮和激動，同時也有些緊張。激動的是習書記第一站就到古田縣來，說明他對古田縣的工作十分重視。緊張的是我1987年8月才從福安縣委副書記任上調到古田縣擔任縣委書記的，擔心吃不透縣情，匯報不好，心裡十分忐忑。於是，我馬上召集班子成員開會，就“如何匯報、匯報什麼”征求大家意見，並准備了一份匯報提綱。
　　我是在匯報會上第一次見到習書記的。沒想到一開場，習書記跟大家說了這樣一番話：“我們這個古田是閩東寧德的‘古田縣’，不是閩西龍岩上杭縣的‘古田鎮’，普通話要是發音不准，還會把‘莆田’和‘古田’混在一起。我這次來古田縣，是‘看准了’才來的。”聽了習書記的開場白，在場的干部都笑了起來，感到一下子拉近了距離。我緊張的心情也很快平靜了下來。我原本准備向習書記逐一匯報古田縣的各項基本情況，沒想到習書記緊接著就說：“我知道古田有一座很大的梯級水電站，是一個庫區大縣，現在庫區移民的生活、生產情況怎麼樣？”習書記短短幾句話，就直奔主題，講到他關心關注的古田縣的重點。
　　聽習書記這麼一說，我便拋開匯報提綱，如實匯報了庫區移民存在的三個遺留問題：一是沿庫后靠定居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出路問題﹔二是縣城城關的市政建設和社會配套服務問題﹔三是各類移民房屋和土地的補償問題。習書記聽了以后說，民有所呼，官必有所應。我們要正視困難，不要回避問題，新官要理舊賬，干部就是要以人民為中心，要敢於擔當，發現問題、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班子成員更要擰成一股繩，團結帶領干部群眾，把一個一個問題都解決好。習書記的這番話給了我們很大信心和鼓勵，他心裡時時刻刻挂念著群眾、關心著群眾，還關注著干部隊伍的思想情緒，讓我們感到特別溫暖。
　　匯報結束后，原本我們向古田溪水電站借了一艘大船，想請習書記上船沿湖轉一轉。習書記說，乘船游湖就不去了，我們還是到基層、到庫區走一走。說完就讓我帶隊到安置搬遷移民的黃田新鎮去視察工程施工情況。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后來還曾再到古田縣調研走訪，請談談他對古田縣的建設和發展還提出了哪些要求和設想。
　　蔡天初：我記得習書記一共來過古田縣3次，除了剛才說到的那一次，第二次是1989年7月10日。當時，建設水口電站形成的庫區淹沒了閩侯縣、閩清縣、古田縣和南平市的部分村鎮。時任省委書記陳光毅和省長王兆國帶領省直機關有關廳局負責同志共40多人，沿途視察水口電站的建設和庫區移民情況。到古田縣庫區時，習書記和行署專員陳增光陪同視察。
　　第三次是在1989年8月，習書記來古田縣開展專題現場辦公，專題調研古田縣應該如何搞好食用菌產業發展。習書記專程前往食用菌新品種生產基地，從裝料、殺菌到接種、培養，每個流程都仔細察看，詳細了解食用菌新品種的生產、加工和銷售等情況。習書記3次到古田縣視察工作，提出了很多先進發展理念，作出了很多重要指示，很多都是我第一次聽到，讓我印象極為深刻。
　　習書記說：“古田縣不要把庫區工作看成難事，隻看到困難重重，更要看到並發揮庫區本身的優勢。”他指出：“古田縣發展山區經濟要堅持因地制宜、綜合開發的方針，要把新老庫區的工作裝到一個盤子裡考慮，新老庫區一起開發，通過改善移民安置區的生產資源條件、基礎設施條件，扶持移民發展生產，使其形成良性循環，具備自我發展的條件，將重點工作放在發展生產上。”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人從庫區工作的角度來謀劃古田縣發展定位，而“新老庫區”這個概念也是由他第一次提出來。習書記站在全局高度來概括古田縣的經濟發展，給我們指明了方向，給了我們很大啟迪：不是說搞水口電站淹沒了兩個村鎮，我們就隻考慮把這兩個村鎮建設好，而是其他事情也要一並考慮進來，新老問題都要解決、一起解決。
　　習書記還對我們說，搞好庫區工作，特別要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群眾提出來的問題不要怕，不要回避，一定要深入到基層去發現問題、面對問題、解決問題。你越是害怕困難、回避困難，困難就越多，群眾意見就越大”。他指出，抓好移民新村安置問題，必須堅持“三靠”：一靠政策，做庫區工作不能離開國家出台的相關規定、條例和文件，而是要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二靠黨員，要發揮廣大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和干部的骨干作用，不能隻靠縣委書記一個人、隻靠領導班子幾個人，要把廣大黨員干部動員起來。三靠群眾，要走群眾路線，堅持庫區事務公平、公正、公開，民主決策。后來，我們按照習書記的指示要求，專門開展縣領導駐鄉信訪接待活動。1989年6月15日，首次縣鄉兩級領導接待群眾來訪日在鳳都、鳳埔兩鄉進行，有數百名群眾前來上訪，縣裡通過信訪接待，了解了情況，解決了問題。我們組織骨干力量，組成援庫工作隊下基層，還組織縣直機關各口包村工作隊下鄉入戶，對群眾關心的重大利益問題，採取公開公平公正的方法研究解決，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支持。1989年8月16日，我們在黃田鎮嘗試用抽簽方式分配宅基地，一塊宅基地規劃好以后張榜公布，進行兩輪抽簽，第一輪抽序號，第二輪按序號抽宅基地，杜絕了“打招呼”“遞條子”“走后門”的現象，避免了很多矛盾和糾紛，得到群眾歡迎和好評，取得了很好效果。此后，包括“安置選址”“三通一平”以及各項補貼發放也都堅持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處理。習書記提出的“三靠”工作法，讓我們嘗到了甜頭。
　　談到發展古田縣經濟，習書記說，要搞好綜合性立體開發，搞以種養為主的開發性生產。“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古田縣，耕地資源匱乏，是個名副其實的山區農業大縣。習書記分析了古田的糧食、食用菌、水果等農業產業優勢，僑台優勢，文化優勢，以及潛在的旅游等優勢后，他指出，古田縣山區多是劣勢，也是得天獨厚的自然優勢，要揚長避短，盡其所長，因地制宜，大力發展山區特色農業和加工業，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才能更好地推進農村發展、農民增收，更快實現脫貧致富。在召開全縣庫區開發性生產工作會議上，縣委落實習書記指示，提出搞好四個開發，即“山上開發、田園開發、庭院開發、科技開發”。除了抓好庭院食用菌生產和3000畝“造田計劃”外，還根據古田水域面積大的特點，做好“庫灣養魚、池塘養魚、網箱養魚”工作。為了落實好開發性生產，縣裡組織建設食用菌專用房、種植古田特色的綠麻竹、搞湖面庫灣網箱養魚、擴建食用菌農貿市場、開山種果辦果場等。如今，古田淡水魚的養殖已獲得省授予的無公害產品標志証書﹔山地果樹開發項目，在庫區建設了幾個萬畝水果基地，甜橙、水蜜桃、油奈、柿子、楊梅五大品種成了古田縣的品牌水果﹔古田的油奈還被引入省“星火計劃”發展項目，等等。
　　習書記到庫區黃田、水口新鎮調研時，還提出發展庫區經濟要因地制宜。水口新鎮原計劃遷至朝天橋，后選址在象鼻山和西瓜洲一帶。在夏季，仰仗大山深處獨特的氣候和地理條件，閩江水面上霧氣升騰、高潔而優雅，水流又在彎口村360度神奇“調頭”，宛如一幅風韻別具的水墨畫卷，悠然神秘。習書記見到這樣的景象以后贊不絕口，說水口真是一個好地方，水庫可以防洪、發電、灌溉、供水、水產養殖，也可以搞旅游開發、建立攝影基地等，發揮綜合效益。他還說，要鞏固傳統優勢，擴大現有優勢，發揮潛在優勢。言下之意，就是傳統優勢、現有優勢、潛在優勢，一個也不能少、一個也不能丟，要統籌兼顧、齊頭並進。習書記對古田情況十分了解，他還給我們出主意，結合黃田鎮和水口鎮歷史上是“鐵路、公路、水路交通樞紐”的特點，發展“水陸運輸、中轉搬運、養殖捕撈、飲食服務”和“食用菌產業”相結合，多管齊下，多輪驅動，把各行各業都帶動起來。
　　習書記還對縣委工作和縣委書記工作提了明確要求。他在一次談話時說，對於一個縣來說，不要隨隨便便就提什麼國際發展戰略，要建設什麼一流大都市，還是要踏踏實實做好基層工作，不要空談戰略規劃。習書記告誡我們，做事一定要務實，要反對空喊口號。習書記還要求我們縣委書記要有全局觀念，要嚴格要求自己。他說，縣委書記身邊常常前呼后擁，大家都跟著你干，責任非常重大，一定要有全局觀念，要嚴格要求自己，要到基層去。特別是在閩東寧德這樣的貧困地區，主要的工作就在基層，就在農村，要常到基層去走一走看一看，才能解決問題。當時，由於庫區淹沒了大量土地，堤壩的地基都是新的，針對這個情況，習書記提出了“三防”，即防洪澇、防崩塌、防事故。他說，庫區工作就是要務實，要到基層才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不是要修多寬的馬路，建多漂亮的房子，錢不能花在表面文章上面。目前看來，最重要的還是要把錢花在“三防”上面，保障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降低群眾生產生活的風險。
　　採訪組：菌菇種植是古田縣的支柱產業，習近平同志當時對這一產業的發展提出了哪些工作思路和明確要求？
　　蔡天初：古田縣原本耕地條件有限，又由於水電站建設淹沒了大量土地，耕地面積更加不足，群眾為了生存，就開始搞食用菌生產。當時，我們古田縣在白木耳（即銀耳）的人工栽培上取得了突破，又在香菇產業上取得了進展。靠著食用菌產業，古田縣庫區移民的生計有了保障，心也漸漸安定了下來。習書記非常支持古田縣發展食用菌產業，他說，庫區工作遇到這麼多困難，就是要有開拓創新精神才能解決群眾面臨的問題，才能穩定群眾的思想。
　　然而，人工栽培食用菌要利用闊葉林做原料，在當時也有人反對我們，認為這樣破壞了環境。習書記對古田縣食用菌生產中產生的“菇林矛盾”十分關心，因為他一直十分重視環境和生態保護。他指出，食用菌促進了閩東的經濟發展，但必須處理好食用菌和其他產業的關系，特別是和林業的關系。食用菌發展比較快的地方，可以搞林菌挂鉤。於是，我們嘗試著用新疆的棉籽殼來代替木材，還充分利用秸稈類、果樹枝丫類、木材加工廠的下腳料、麥麩等進行人工種植，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樣既充分利用了土地，減少了樹木的砍伐，又縮短時間，還提高了產量和產值。習書記非常支持這些做法，他肯定食用菌生產是古田縣一個很重要的產業，要大力推動。隨后，古田縣的食用菌產業得到快速發展。
　　還有一件事讓我印象很深，就是習書記非常重視食用菌生產的科研。他說，要先掌握好食用菌生產技術，提高質量、降低成本，才能夠佔領市場。我們要開展好國有的科研，民間的科研也要大力支持。為落實好習書記的指示，我們下大力氣組織縣科委、科協搞食用菌生產研究，特別是鼓勵民間成立“食用菌研究所”，攻克人工栽培的難關。通過這些舉措，在菇棚的搭建、菇段的排放、菌種的生產、新品種的開發等方面，短時間內就取得了很大突破。后來，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古田縣的食用菌產量這麼高，全世界的白木耳基本上都是古田縣產的，還有很多人慕名前來參觀學習白木耳生產技術。我告訴他們，在我們古田縣，光是研究食用菌生產的民間機構就有30多家，他們不斷開發、不斷研究，1989年10月成立了縣竹蓀技術研究會，不光成功研發出人工栽培的食用菌第三代新品種“竹蓀”等，還先后研究出茶樹菇、蘑菇、黑木耳、姬鬆茸、猴頭菇、草菇、金針菇等60多個品種的人工栽培方法。我們的民間科研力量這麼強大，首先要感謝習書記，這正是他對民間科研大力支持的結果。水口鎮朝天橋村是經歷過3次移民的特殊村，全村90%以上家庭種銀耳，光這一項收入每年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從“上訪村”變成小康村。黃田鎮雙坑村，是全移民新村，縣農技人員帶技術下村，幫助群眾種綠麻竹，這項種植人均年收入超過1000元。習書記后來總結說，古田縣的群眾探索出了一套工廠化栽培食用菌的生產技術，形成了一個個專業村，這是古田縣人民的創造和發明，是一項重大科技成果，一定要進一步推廣和發展，其他山區縣也可以學習古田種菇和經濟作物的經驗。
　　1989年8月底，習書記打破常規，召集地委、行署班子成員和9個縣委書記專門到屏南偏遠的大山裡舉辦一期讀書班。其中一個內容就是“縣委書記談發展一縣一品”。我匯報了菇棚升級改造問題，也就是用先進實用技術提升食用菌生產方式，拓展食用菌產業發展。記得習書記聽完匯報，肯定了古田食用菌產業發展壯大取得的成績，還對市場作了一番精辟的論述：“要用智啟動市場、用力拉動市場、用情激活市場、用品征服市場。”后來我們就按這個指導思想來開拓食用菌市場。1989年10月，在開發區興建古田縣食用菌市場，周邊安排60多家配套行業，還設立展覽廳和業務洽談室等服務設施，成為國內第一個食用菌市場，日客流量千人，成交量20多噸。鄉鎮也相繼建了16個食用菌專業市場。
　　習書記在總結古田食用菌產業發展時指出，古田縣堅持一縣一品，以食用菌特色產業帶動縣域經濟發展，路子對、效果好。要進一步提升管理水平，擴大宣傳推廣、創新營銷手段、形成特色品牌﹔要進一步延伸產業鏈，拓展物流、包裝等上下游產業﹔要注重產學研對接，做好深加工，提高產品附加值﹔要提高產業組織化程度，努力推動食用菌產業做大做強做出特色。在習書記的支持和指導下，我們動員移民家家戶戶種植食用菌，既抓安居，又抓樂業，走“食用菌開發的路子”。在當時，就實現了全縣年種植食用菌11億袋、產值60億元，有20多萬農民從事食用菌相關產業。古田縣也逐漸成為“中國食用菌之都”，古田也有了“四個鄉”的美名：“水電之鄉”“食用菌之鄉”“華僑之鄉”“文化之鄉”。現在，古田縣的食用菌產業，特別是人工栽培銀耳，佔據了全國95%、全世界90%的市場份額，對於古田這樣一個庫區移民縣來說，這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都得益於當年習書記對食用菌產業的支持和指導。
　　關於搞好綜合性開發，習書記還講，要敢走出家門，去外面闖天下。那時候海南剛剛建省開始搞開發，古田縣當地有一個農民叫張欽燦，他想組織一批古田人去海南島種植食用菌，問我能不能去。我把這事情向習書記作了匯報，習書記說，要鼓勵大家走出家門，出去闖天下。1989年，這個人就去了海南種植香菇、白木耳等食用菌。現在他已經在三亞建設了一個綜合性農場，還種芒果、香蕉、菠蘿等，有5000多古田人在那裡創業。他還成了海南省的勞動模范，企業也被評為海南省先進典型。現在，古田縣大約有3萬多人在外從事食用菌產業的營銷相關工作。
　　記得習書記第三次來古田縣現場辦公的時候還指出，隻搞農業食用菌生產還不夠，還要搞更多的開發性生產型工業建設項目。1990年1月6日，按照他的指示，我們在黃田鎮煙台崗興辦古田抗生素廠，於1992年6月30日投產，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
　　習書記還非常關心古田縣食用菌產業發展的先進典型。我們有一個專門搞菌菇栽培研究的技術能手叫彭兆旺，被稱為“袋料菌棒栽培香菇”技術創始人，研究出人工栽培菌菇技術，並無償提供給廣大農戶。這項技術使香菇生產周期從2-4年縮短為8個月左右，成本降低50%-60%，產量提高5-6倍，使得古田縣的食用菌產業一舉超過日本。日本人都覺得不可思議，說在日本生產食用菌又是蓋房子，又是裝空調，還要用計算機控制溫度和濕度，而你們古田縣就在田裡面蓋一個草棚，就能夠生產出食用菌來，真讓人感到非常驚訝。彭兆旺為了研究人工栽培食用菌技術，花了8年時間到四川成都附近的菇林去研究食用菌的生長。后來有一天，他在閩江邊看到有一個菇菌掉到水裡泡了以后，長出菇來。他茅塞頓開，原來人工栽培菇菌要在適當的時候用水泡一下再拿出來，由此他攻克了人工栽培食用菌的技術難關。習書記擔任寧德地委書記和福建省委副書記期間，曾兩次專程到彭兆旺的生產基地視察菌菇生產情況，對他開展的食用菌生產科研十分支持，鼓勵他“讓山區農民擺脫貧困，帶動農民脫貧致富”。彭兆旺在上海成立了菌棒制作基地，國內完成80%的工作量后直接出口。他們出口的香菇、白木耳都不採摘，直接裝運，因為輪船航行還需很長時間，這樣菌菇可以在船上繼續生長，等到岸以后直接採摘上貨架，這樣不僅更加新鮮，還節約了生產時間和成本，開創了“移動農業”的先河，大大提高了效益，為世界食用菌生產技術發展作出了貢獻。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寧德工作期間，給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蔡天初：印象最深的就是1988年11月27日，寧德召開地委三級擴大會，習書記在會上的講話可以說是“讓人震撼”“耳目一新”。在這次會上，他提出了“滴水穿石”“弱鳥先飛”“四下基層”等幾個十分重要的思想理念。關於“滴水穿石”，習書記指出要“根本改變貧困、落后面貌，需廣大人民群眾發揚‘滴水穿石’般的韌勁和默默奉獻的艱苦創業精神，進行長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實現”。關於“弱鳥先飛”，習書記說“弱鳥可望先飛，至貧可能先富，但能否實現‘先飛’、‘先富’，首先要看我們頭腦裡有無這種意識。所以我認為當務之急，是我們的黨員、我們的干部、我們的群眾都要來一個思想解放，觀念更新，四面八方去講一講‘弱鳥可望先飛，至貧可能先富’的辯証法”。“四下基層”，即信訪接待下基層、現場辦公下基層、調查研究下基層、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下基層。當時在寧德干部隊伍中還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一任接著一任干，一任干給一任看”。習書記把這句話改成了“一任接著一任干，任任干給群眾看”。
　　習書記很看重黨員干部作風問題，在寧德狠抓反腐倡廉，對干部的要求相當嚴格。當時地委發了許多文件，要求整頓作風，以嚴肅態度清理干部違規建房。當時古田體育場四周有不少違法違規建房，群眾反映強烈，佔地蓋房的很多領導干部都是本地人，甚至個別縣領導也包括在內，中間關系網非常復雜，拆除的阻力也很大。我向習書記匯報了此事，習書記說，反腐倡廉沒有死角，要懲治腐敗，就要抓到位。這番話讓我們感受到了他抓廉政建設的意志和決心。習書記告訴我們，不要有顧慮，該怎麼辦就怎麼辦。有了習書記做后盾，我們一口氣把所有違規建設的住房全部拆除掉了。 習書記愛讀書、愛思考，特別愛看縣志。記得他第二次到古田調研時，晚飯后，他問我，能不能找一本《古田縣志》，他想讀一讀。我當時也不太清楚，就囑咐縣委辦公室的同志去找一本《古田縣志》。過了一會兒，辦公室同志拿來一本民國時期出版的縣志，我當時就覺得，習書記交代的這個任務應該是完成了。沒想到第二天早上，習書記對我說，“古田縣志有3種版本，一本是民國的，一本是清乾隆年間的，一本是明朝萬歷年間的”。我當時就愣住了，我在古田縣當縣委書記，都不知道這些。這說明他看書不只是看個大概，而是看得很深入。他還告誡我，要多看看縣志，能從一個側面了解一個地方的歷史變遷，對工作會有很大幫助。他說現在的縣志都是表格資料性質的，不像過去主要是記載事件和歷史，所以過去的縣志和現在的縣志都要看。事后，我專門去了縣檔案館和圖書館找了幾種不同版本的縣志，認真學習，收獲很大。
　　習書記還很善於思考總結經驗，他不僅自己總結，還支持鼓勵廣大干部群眾一起思考總結經驗。習書記在寧德期間總結自己平時工作中的思考和經驗，寫了《擺脫貧困》這本書。1989年9月5日，在為《閩東四十年1949—1989》作的序言中，他寫到：“我相信，這本小冊子一定能夠幫助我們總結經驗，展望未來，再立新功。”1989年12月28日，他為“1990年中共寧德地委工作會議典型材料匯編”《滴水集》寫了序言，他寫到：“《滴水集》的匯編，旨在謳歌時代精神，弘揚社會正氣，通過英模人物和先進集體的典型示范作用，將艱苦創業的精神發揚光大，成為推動閩東各項工作的巨大力量。”《滴水集》中很多詳實的具體做法、例子，成為各地學習推廣的良好典型。比如，古田縣瑞岩小學校長蘇玉桂適應山區艱苦辦學環境、創新探索教學方法的典型經驗得到推廣后，原本教育不算拔尖的古田縣，第二年升學指標排到了全地區第一。
　　習書記很愛游泳。他曾對我說，在工作忙時通過游泳消除疲勞是個好辦法。他還開玩笑地說：“游泳要赤腳，可以更接地氣。”他在古田調研時，晚上就約我一起到游泳館游泳，每次都能一口氣游3000米。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以后，和您還有哪些接觸和聯系？
　　蔡天初：習書記1990年5月調到福州擔任市委書記，我還繼續在古田縣工作，我們的聯系相對就少了。有一次，我去福州看望一位老同志，沒想到竟然與習書記在樓道裡迎面相遇，更沒想到他和秘書手裡竟然各抱著一箱“快熟面”（方便面）。見到我這個老部下，習書記很高興地騰出手來與我握了握，我問他，你怎麼去買這麼多快熟面？他的秘書說，習書記工作很忙，經常錯過飯點，就一個人在家吃“快熟面”。我當時聽了很感動。
　　還有一次，省裡召開省委擴大會，在會議休息期間，我正巧遇到習書記。想不到，習書記還惦念著古田縣的經濟發展，他對我說：“古田食用菌產業是個大文章，古田要好好總結經驗。”我心裡十分感動，牢記習書記囑托，回去以后，寫了好幾篇文章發表在《福建日報》上，宣傳推廣古田縣食用菌產業發展的經驗。
　　后來，習書記到省裡工作，我1992年底調到了省體育局，又在工作上得到他的指導，籌建體育館和游泳跳水館﹔看望一線運動隊的運動員、教練員﹔到貴安、集美、漳州、東山體育運動訓練基地視察工作。習書記還多次就如何發展福建的體育事業與我談心。他曾跟我講，你以前在古田縣當縣委書記，是一項綜合性工作，你現在搞體育，不要以為是一個單項工作，這也是一個綜合性工作。他說，不管你干什麼工作，都要學會“彈鋼琴”，十個指頭要協調好，要有全局觀念。體育不僅僅有競技體育，還有全民健身運動，還有體育產業，還要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這四個部分的內容都要抓，缺一不可。習書記提的這幾點指示非常深刻，為我搞好體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他還說，落實好“奧運爭光計劃”和“全民健身計劃”，搞體育不要隻看到金牌，隻抓金牌，也要注重全民健身，要把全民健身列入省政府每年為民辦實事項目之中，要為群眾提供公共健身場所，提高人均活動場所面積，提高體育活動人口數量。后來，我們就在全省搞了一個“全民健身路徑”工程。完成后，我寫了一封信向習書記匯報，告訴他省政府為民辦實事項目“全民健身路徑”的建設情況，希望他抽空過來看一看。習書記很高興並給我回信，說他一定來看。記得是在2000年10月中旬，那天他早上6點多鐘就前來視察。他說，要看就早點來，看一看群眾晨練的情況。他看了我們在閩江邊搞的這條“全民健身路徑”后很高興，特意在那裡坐了一會兒，親自上前去搖了搖健身器材，還走到籃球場投了個籃，沒想到球直接進了。我現在都還記得非常清楚，他進球后說了很有意思的一句話：“看准了就要投”，現在看來，簡簡單單一句話很具深意。
　　習書記還提出，教練員、運動員要注重學習，要多看書、看報，他對加強教練員、運動員思想政治和文化教育這項工作非常重視。按照他的指示，體育局於2003年籌建集培養競技體育專業人才和社會體育管理服務人才為一體的福建省體育職業技術學院。為了加強體育運動項目管理，福建省計劃成立10個“體育運動項目管理中心”，我向習書記匯報了這件事情，得到他的支持，在省委常委會上順利通過。福建的這種做法很快在全國得到推廣，在國家體育總局和各省都成立了各級“體育運動項目管理中心”。當時，我還邀請習書記擔任“福建省技巧、體操協會名譽會長”，沒想到他欣然答應。后來，我請他來參加省武術協會換屆大會，他不僅出席，還在會上發表了講話。他說，他對武術也很有興趣，武術文化是我們國家代代相傳的國寶。
　　值得一提的是，我國蹦床運動也是在習書記支持下發展起來的。記得有一年春節前后，時任國家體委主任伍紹祖同志來福建慰問，他說他去國外考察時，發現了一種蹦床運動，但我們國家還沒有引進。他認為福建人瘦小、靈活，開展這個項目很有優勢。我和省體操技巧運動管理中心負責人杜輝雄教練向習書記匯報以后，他當即就表態全力支持。於是，福建省成立了全國第一支蹦床隊。后來，福建省的蹦床選手多次在國際大賽上為國爭光。
　　習書記離開福建以后，工作更加繁忙，我們聯系更少了。2010年，他和彭麗媛老師一同回到福建，專門找我們這些和他共過事的老同志一起見面，還拍了照片。記得當時省委書記孫春蘭同志准備向他介紹我們，沒想到他說，“你不用介紹了，我比你對他們更熟悉。”我們感到，他還是當年那個平易近人的習書記。
　　今天你們採訪我，讓我再一次回顧了30年前的點點滴滴，感到就好像又回到了當年與習書記一同工作的年代。可以說，他的思想方法、工作思路、作風談吐都對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讓我受益終身。真希望他還能再到古田縣看看，到寧德看看，看看30年后的今天福建農村發展的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