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書記在寧德就提出以辯証思維看待財政經濟問題”

　　採訪對象：張學清，1945年7月生，福建連江人。1985年4月任寧德行署副專員，1994年任行署黨組副書記，1995年任行署常務副專員。1996年8月任福建省物價委黨組書記、主任，2000年2月任省地稅局黨組書記、局長，2005年任省人大常委會委員。2008年12月退休。
　　採 訪 組：沈 凌 薛偉江 桑 熙
　　採訪日期：2019年6月4日
　　採訪地點：福州市西湖大酒店

　　採訪組：張學清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任寧德地委書記時，您是行署副專員。他剛到寧德時給您留下怎樣的印象？
　　張學清：習書記到寧德時正值夏天，天氣熱得很。可他給人的第一印象卻像一襲清風，讓人耳目一新。他給我的最初印象可以總結成三個“沒想到”。一是沒想到“開場不把鑼鼓敲”。在一般人印象中，新官上任三把火是司空見慣的現象，但習書記卻不然。他剛到寧德那天，我們班子成員集中到老地委大院二樓的會議室，原本以為會是一次隆重的歡迎儀式，可沒想到習書記一點也不擺領導的架子，不僅著裝朴素，而且也沒有因為到一地主政就高談闊論或是立下“豪言壯語”。相反，他只是言簡意賅地向大家表了個態，表示在寧德一定做好自己的工作。這個見面會很快就結束了，讓我們這些參會的同志感到有點意外。
　　二是沒想到人剛來就“失蹤”了。習書記到任以后，我們都做好了他找我們談話了解工作的准備，但等了好久，我們發現他誰都沒找。大家都很奇怪：新來的地委書記怎麼好像“失蹤”了？后來我們才知道，他剛到寧德沒幾天，就立馬下鄉去調研，一走就是一個月，一走就走遍了寧德的9個縣，而且還去了相鄰的浙江省部分地區。
　　三是沒想到他要換種方式帶領寧德干部“沖一下”。有一次他在和我談話時說起，他到寧德上任之前，福建省委主要領導曾對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到寧德能夠好好地“沖一下”。習書記說，他一直把這句話記在心裡。我聽了感到很興奮。因為當時我和所有寧德人一樣有著共同的心願，就是希望寧德能夠抱上“金娃娃”，改變落后面貌。應該說，當時寧德經濟發展的擔子很重，從外部環境講，全國正處在治理整頓階段，通貨膨脹嚴重，各地發展都受到制約，都在“收”﹔從內部環境講，寧德作為“老、少、邊、島、窮”地區，欠賬太多，關鍵是窮。而且，寧德為了國家和地區戰略發展需要，做出了很多貢獻甚至犧牲。比如說，原來古田溪水電站是福建省裝機規模最大的水電站，但發出來的電主要供福州使用﹔寧德三都澳港是世界少有的良港，但為了國防需要，一直沒有開發。聽習書記說要“沖一下”，我心想，我們自己本身有港、有電，如果習書記再能拉來大項目，寧德一定能夠快速脫貧。可沒想到，他又對我說，寧德經濟發展，慢不得，也急不得。我心想，這要怎麼“沖”呢？沒想到沒過幾個月，他就在地委工作會上提出“滴水穿石”的觀念。
　　習書記說，經濟比較落后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總要受歷史條件、自然環境、地理因素等諸多方面的制約，沒有什麼捷徑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間就發生巨變，隻能是漸進的、滴水穿石般的變化。他提倡立足實際又胸懷長遠目標的實干，而不是不甘寂寞、好高騖遠的空想﹔他提倡一步一個腳印的實干精神，而不是新官上任隻燒三把火那種希圖僥幸成功的投機心理﹔他提倡鍥而不舍的韌勁，而不是“三天打魚、兩天晒網”的散漫。他當時就講，“幾任干部一本賬、一任接著一任干、任任干給群眾看”，與當今提出的“功成不必在我”是一脈相承的。
　　可以說，當年的習書記給寧德帶來了全新的發展理念，而且的確用這些全新理念帶領寧德“沖”出了新局面。
　　採訪組：從您當時分管領域的角度看，習近平同志提出了哪些全新的發展理念？
　　張學清：我當時協助專員分管財政工作，習書記雖然是黨委一把手，但對經濟發展非常在行，提出很多新穎而且切合實際的觀念。比如，他認為閩東的經濟建設問題很大程度上是農民問題，閩東要發展，就要走一條“大農業”的路子，即朝著多功能、開放式、綜合性方向發展的立體農業，以農業商品觀念替代以往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觀念。再比如，大家都知道習書記在寧德提出“弱鳥先飛”的發展理念，他意識到當時干部群眾普遍存在“等靠要”思想，希望國家多撥資金，多安排一些計劃內原料，但他指出要把解決原材料、資金短缺的關鍵，放到我們自己身上來，這種思想意識的轉變是“先飛”的第一要義。他還強調商品經濟建設不能搞政治和經濟“兩張皮”，各縣的五套班子都要圍繞經濟建設來做好本部門的工作，搞“經濟大合唱”。他在基層調研時聽到有不少同志反映鄉鎮非經濟工作牽扯了鄉鎮干部的大部分精力，就提出要杜絕這類狀況，強調鄉鎮干部的主要精力和時間要用在經濟工作實踐上。這些觀念和要求，在今天看來都是有現實意義的。
　　習書記專門就閩東財政經濟問題進行過深入的思考，充分展示了他的辯証思維。他認為，財政經濟絕不是隻管收支的錢袋子，而是調節經濟的大杠杆﹔運用財政杠杆的調節作用，決不能簡單認為是給某某地方多發幾個錢，向某某地方多收幾個錢，而應產生於正確處理好財政經濟的幾種關系，比如全局和局部的關系，緊縮與發展的關系，多辦事與量力而行的關系。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他提出正確處理增加財政收入與搞活企業的關系。當年寧德很窮，我做財政工作有切身體會。1985年我剛接手工作時，寧德一年的財政收入才5000萬，還比不上鄰市一家釀酒廠產生的利稅貢獻。后來我向習書記匯報工作時談到這些，他卻對我說，要有大財政觀念，不能把增加財政收入理解為“卡緊企業”，隻有企業發展了，財政收入才有源源不斷的活水，水漲船高、泉大水足就是這個道理。
　　習書記講話通俗易懂，經常用很形象的語言表達一些抽象的道理。比如談到利稅大戶和普通企業的稅收問題時，他指出既要抱好西瓜，又要撿好芝麻，一點一滴都要做好，積少成多。增加財政收入要與搞活大中型國有骨干企業相結合，要有“先予后取，培植財源”這樣遠見卓識的財政觀，講究“欲取姑予”的藝術，不做“竭澤而漁”的蠢事。他還強調，在當前治理整頓、緊縮銀根的情況下，財政部門更要通過資產融通，大力支持工農業發展。這些話在當時給了我很大的啟發。
　　在增加財政收入問題上，他還強調要處理好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的關系，既要積極爭取外界支持，更要深挖自身潛力發展地方經濟。這與前面講到的他提倡“弱鳥先飛”也是一致的。
　　我有一組數字，1990年福建全省財政收入209億，寧德隻有2.3億﹔但從增長幅度看，全省“七五”期間財政年均增長17.3%，寧德年均增長27.3%，超出10個百分點，進步是顯著的。從具體工作上講，鄉財建設、特產稅管征在全省都得到認可，習書記在寧德開展經濟工作的成效也得到了廣泛認可。
　　採訪組：在具體工作中，習近平同志給您留下哪些深刻印象？
　　張學清：習書記在寧德期間，有兩件事情讓我印象深刻。一個是治理寧德標會“會災”。“標會”是一種民間融資形式。農村裡相識的村民你出一些，我出一些，大家把錢集中起來，輪流使用，有人把它當作救急良藥，有人把它當作理財工具。但由於這種形式是游走在法律之外的，風險極高，不斷發生“倒會”卷款潛逃事件，讓不少老百姓血本無歸。這在當時的寧德一度風靡。我記得1988年底的時候，原寧德縣（今蕉城區）出現了一起涉及2萬多人的“倒會”事件，涉案金額大，超過億元，一些機關單位的干部也牽涉其中，影響極壞﹔性質復雜，其中正當的民間融資與非法的金融詐騙卷在一起﹔時近春節，一個縣的城關鎮近一半人牽涉其中，許多人為了要賬到對方家裡搬東西、砸東西、打人甚至非法拘禁，已影響到社會穩定。
　　1989年元月，地委連續兩次專門聽取關於這次“會災”事件的匯報，問題集中到兩點上：一是如何定性，二是如何處理善后。當時基層有個說法，希望政府出一種“會票”，當作官方擔保的“中間人”，可這樣無形中會給政府帶來負擔。面對這些問題，年輕的習書記明確提出了三個觀點：第一，不要隨意定性，要按証據辦事。他考慮涉及的普通百姓較多，不宜輕易定性，但對其中個別明顯屬於金融詐騙性質的，該抓就抓，絕不姑息，對於大多數群眾還是要持保護態度。第二，政府“會票”不能發。他提出，要重視民間調解方式在此類事件處理過程中的應用。這個話一出，解決方法就很活了。比如我暫時還不了這個錢，就讓我家族中有聲望的親人做擔保，平息各方爭執﹔家裡有什麼物產，也可以用來抵一部分欠賬。總之，就是運用各方願意接受的民間調解方式來解決民間糾紛，而不是盲目把矛盾上交給政府。我們當時覺得習書記這個意見非常好，就是充分發揮民間力量來解決老百姓自己的事，事半功倍。第三，他強調社會穩定的重要性，各級政府要加強力量，深入細致做好群眾工作，控制事態發展，保持社會穩定，確保老百姓過一個平穩的太平年。
　　當時“會災”導致許多群眾跑到地委行署辦公樓上訪，甚至經常出現鬧訪現象，我們的干部一度很撓頭，不知所措。習書記這樣子一表態，大家心裡都有了主心骨，開始沉下去耐心做群眾工作，縣裡也組織公安、信訪、財政、銀行各領域大量干部，深入涉案群眾家中幫助解決問題，慢慢就把“倒會”問題平息下去了。可以說，沒有習書記當時提出的成熟沉穩的指導思想，沒有他當時快速反應的應變處突的能力，沒有他對基層工作、對群眾的殷殷深情，是很難很快把這件事妥善解決的。我們大家都很欽佩他。
　　還記得在那一年的年終考核中，省委組織部向班子反饋對習書記的評價，有句話得到大家一致認可，那就是他到寧德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在很短的時間裡面樹立起很高的威信”。確實，雖然我們與習書記在寧德共事隻有短短兩年時間，但他領導有方，指揮有力，作風過硬，大家的心情都很舒暢很愉快，對他是口服心服。
　　另一件事就是他支持在寧德開展“三教”活動。“三教”就是重教、支教、愛教，營造全社會重視教育、支持教育事業發展的濃厚氛圍。習書記當時經常講的一句話就是“扶貧先扶智，治貧先治愚”。那時省裡也下達明確要求，要在1990年之前實現教育“一無二有”，即無危房、有課桌椅。上世紀80年代末，雖然改革開放已經有了一段時間，但國家的貧困面貌還比較普遍，像我們寧德，很多學校沒有專門的校舍，學生們在寺廟、祠堂裡上課的比比皆是。還有一些就干脆在危房裡上課，學生自己從家裡搬著小凳子來讀書。那時候教育系統有一組統計數據，寧德農村的教學危房有14萬平方米，建在祠堂、寺廟裡的校舍還有23萬平方米，課桌椅缺少3萬套。習書記把這件事當成扶貧惠民的一件大事來抓，1988年9月19日，他召集班子成員辦公會，專門研究教育問題。他講到：一是要肯定成績看差距，把教育搞上去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二是一定要下決心解決薄弱環節，辦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這包括我們提到的改善辦學條件實現“一無二有”的問題，還有一個就是解決各地欠發教師工資的問題，穩定教師隊伍﹔三是強調要分層次推進教育體制改革。不久后，也就是1988年11月，在地委工作會議上，習書記提出把開展“三教”活動作為新一年一項重要工作來落實。1989年1月還正式出台了實施意見，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切實落實領導責任，把是否開展好“三教”活動作為年終政績考核的重要內容﹔採取地、縣、鄉共同出資的辦法，限期解決“一無二有”問題，凡是沒有解決好這一問題的，不准蓋新的辦公樓、宿舍樓﹔驗收工作安排在當年年底，要用解決群眾關心的教育問題成效檢驗各級干部的工作成效﹔拖欠教師工資問題也要同步解決，等等。后來，寧德的這項工作成果得到了省裡的高度肯定，充分體現了習書記把教育事業當成民生工程抓緊抓實的務實作風與為民情懷。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寧德工作期間，把“四下基層”作為工作常態，當時您在參與過程中有哪些體會？
　　張學清：習書記在寧德提出“四下基層”，是他親民務實工作風格的又一體現。當時我分管信訪工作，但卻是“新手”，之前沒接觸過，心理上有一點畏難情緒，甚至有一點擔心。擔心什麼呢？一是怕沒事找事，引火燒身﹔二是怕群眾的工作難做，萬一碰到胡攪蠻纏的怎麼辦﹔三是擔心群眾提出的問題解決不了﹔四是擔心“四下基層”的機制難以持久，最后變成“半拉子工程”。當時和我有同樣想法的同志還有一些，大家也都很期待，想看習書記會怎麼干。沒想到，他工作起來非常有章法：首先要求工作人員在基層發布公告，告訴群眾我們要在哪天在哪個地方現場接訪、現場辦公﹔隨后組織各有關部門，要求大家主動謀劃，預判群眾可能會提出的問題，提前考慮應對方案，並做好內部分工﹔最后，要求當天接訪結束后各部門要自行小結，明確每件事落實部門和時限，爭取盡快給群眾一個滿意的答復。后來，他本人親自帶隊到基層接訪，傾聽群眾所急所盼，可以說是以上率下，給我們做了很好的示范。寧德“四下基層”的工作機制在全省引起強烈反響，當時省委還專門把全省各地信訪局局長帶到寧德展開現場觀摩，學習我們的好做法。這項工作在寧德一直持續到今天，從未間斷。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寧德期間“三進下黨”的事跡至今被廣為傳頌。您當時有沒有參加，有哪些切身感受？
　　張學清：我參加過一次，就是習書記1988年7月19日第一次步行到下黨那次。他帶領班子有關成員和相關委辦局的18名負責同志一同深入下黨鄉，既是去調研了解情況，開展現場辦公，也可以說是帶我們進行一次現場教育。
　　下黨當時實在太窮了。不要說基本的公共設施建不起來，平時吃飯隻有鹽巴調味，連醬油是什麼都不知道。當時人多去了幾個，連開會場所都沒法子解決，在廊橋上開會、吃飯和休息，就是習書記親自敲定的。我們看了以后，確實很受觸動，覺得不把這樣的鄉村百姓拉出窮窩，就對不起自己的頭銜和職位。我相信習書記一定也是這樣想的，因為后兩次再進下黨，都是他自己主動去的，那裡百姓的生活始終牽動著他的心。
　　採訪組：后來習近平同志到福建省委工作，和您還有工作交集嗎？
　　張學清：我1996年離開寧德到省直單位工作，任省物價委主任，那時候習書記已經在省委任副書記，分管“三農”工作。當時全省剛剛宣布村村通路、村村通電、村村通廣播，是一件為民惠民的實事。但在通電問題上，就出現了“三亂四電”現象，即亂收費、亂加價、亂集資，人情電、關系電、權力電、偷竊電。反映最突出的就是亂收費亂加價問題，惠民的好事一度出現導致農民負擔過重的亂象，當時《人民日報》還對福建這方面問題進行過披露。習書記對此事非常重視，親自聽取匯報並出席專題工作會。我們當時下了決心，一定要把電價壓到1元以內，習書記知道以后非常支持，還支持我們開展輿論監督，提倡全省農民凡是遇到電價超過1元的有權拒付。在開展集中整頓的第一年，我們就為全省農民減負5個億，第二年又減少3億多，受到廣大農民的好評。
　　2000年2月，我調任省地稅局局長。那時候習書記已經是省長了，主管財政金融工作。他交給我兩項任務：一是“帶好隊”，就是帶好稅務這支隊伍。當時地稅系統是從省到鄉鎮垂直管理，整個隊伍有12000多人，都是“吃皇糧”的，要管好不容易。二是收好稅。他下達給我們一個硬任務，就是幫勞動廳（也就是現在的社會保障局）做好社保費的收繳工作。起初，工作實施起來我才發現面臨三大阻力：一是企業方面的阻力，因為收費就牽動企業，企業的負擔客觀上就會加重﹔二是隨著企業負擔加重，反映到政府層面，有的地方就會擔心影響引進外資，繼而影響地方經濟發展﹔三是來自我們稅務系統內部，不少人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畢竟稅務局按理講是依法收稅，社保費收繳當時不是我們的分內工作。在認識沒有統一的情況下，這件事的確很難辦。
　　我向習省長匯報了自己的為難之處，他聽了表示很理解，說完成這項任務，如果在人手、設備上有困難，都沒關系，他會幫助我解決，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各方面的思想工作。他說，要給大家講清楚，這個事是關系到福建社會保障工作落實、關系到社會安寧穩定的大事，稅務部門要認識到這個做法的深遠意義，統一思想，好好地收。他還說，針對企業擔心的問題，完全可以給企業開誠布公講明白，相信對方都是能夠理解和接受的，我們引進一家企業，不管是內資企業還是外資企業，如果連這種基本的社會責任都不願意承擔，那麼我們引進他，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簡單幾句話，我聽出了習省長的信心和決心，也看出了他高瞻遠矚、著眼全局的領導風范。后來，為了進一步推動這項工作落實，習省長多次牽頭召集相關領導和部門開會研究討論，還專門成立工作領導小組，最終決定從2001年1月1日起，把地稅征收、財政監督、社保發放作為一個工作體制確定下來，全面實施社保費地稅全責征收。
　　那次開征前，全省社保費隻能收到兩三億，有時候連這個數字都收不上來﹔2001年新體制實施后，當年就收了34億，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廈門。今天來接受你們訪談之前，我特地打電話問省稅務局社保處的處長，現在我們全省收取的社保費已經達到920億。可以說，當年習省長為國家的社會保障事業、為全省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也親身感受到他真是一位沉穩睿智、遠見卓識的領導。
　　採訪組：在日常接觸中，習近平同志留給您怎樣的印象？
　　張學清：和習書記共事過的人，相信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就是他為人沉穩、務實親民、正派清廉。現在回想起來，他在那麼年輕的時候就已經展露出一個大國領袖必備的素養。或者說，在寧德，在福建，他的宏才大略已經初顯端倪。原福建省軍區司令員陳明端當時對習書記就有一句評價：習近平年紀輕輕，講起話來有條不紊，真有大將風度。我們都很認同！ 習書記在工作和生活上對自己要求都很嚴格。1989年3月，他牽頭制定了《關於地委、行署領導干部廉潔自律的若干規定》，主要包括12條：在職期間不准以任何名義佔地營建私房﹔不准個人介紹基建工程﹔不准貪污受賄和索賄﹔不准違反招工、招干、招生、畢業生分配、征兵、復員轉業軍人安置和人事調動的有關規定，私自安插子女、親友，謀求特殊照顧﹔不准在干部的提升、晉級和調配選拔上，違反組織原則和人事干部工作程序﹔公務往來不收禮，不向基層單位索要各種產品、禮品，索購緊俏商品﹔下基層不准大吃大喝，要嚴格要求按接待標准辦伙食，按規定繳納伙食費﹔不准公車私用，如特殊情況私事要用車，要向車輛管理單位繳納用車費﹔不准利用職便以任何名義參與經商辦企業﹔不准弄虛作假騙取榮譽或獎勵﹔要敢於堅持原則，敢於碰硬，帶頭抵制各種不正之風，不准為違法亂紀的人和犯罪分子說情袒護、徇私枉法﹔教育管理好家屬子女和身邊的工作人員。一個多月后，1989年5月15日，又出台了《關於黨政機關廉政建設的若干補充規定》，共5條：不准購買新的進口豪華汽車﹔不准修建超標准的辦公樓、宿舍﹔領導下鄉要輕車簡從，不要到當地邊界迎接上級領導﹔上級領導來檢查工作，除有關人員外，不要層層增加陪同人員﹔今后領導干部生病，各部門、單位不要用公款贈送慰問品，不以各種理由，用公款向領導贈送禮品，如有違者，財務部門不予報銷，領導干部要把物品退還有關部門、單位或上交。你們看，他在30年前就針對作風問題提出如此細致的要求，直到30年后的今天，仍然強調反腐敗要持之以恆，充分體現了他對作風問題一抓到底的決心，也體現了他身體力行的坦蕩氣概。
　　他在寧德經常講，“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生活上要實行“最低標准”，把自己當成一個普通人。他到任以后不換車、不換司機、不換辦公室，住就住在地委大院旁邊的職工宿舍裡，吃就吃在職工食堂，從沒搞過特殊、開過小灶。
　　2010年9月5日，對我來說是一個終生難忘的日子。那天晚上，已經是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同志來福建視察工作，和我們幾個在寧德共過事的老同志一起再敘情意。他當時講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話，說福建是他成家立業的地方。他解釋說，自己在廈門成的家，后來在福州生了女兒。而立業主要從寧德開始的，所以對福建對寧德有著特別的感情。他講得實在，我們聽了也很感動。
　　這一次接受你們的採訪，我感到可謂正當其時。中共中央剛剛提出全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通過訪談對曾經與習總書記交集過程進行點滴回顧，就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生動體現。這有助於我們更好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理解他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理解他對人民的深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