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德是習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策源地和練兵場”

　　採訪對象：邱樹添，1968年9月生，福建寧德市蕉城人。歷任寧德市（縣級）委報道組組長、《閩東日報》主任記者、副總編輯，宣傳部調研員等。2013年8月由市委副秘書長調任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閩東日報》社黨組書記、社長，2017年3月當選寧德市社科聯主席，市政協常委。
　　採 訪 組：田玉玨 薛偉江 李 政
　　採訪日期：2017年6月4日
　　採訪地點：寧德市三都澳迎賓館

　　採訪組：您一直在寧德從事新聞宣傳和社科研究工作，從研究的角度對習近平同志在寧德工作的情況多有了解。請您簡要介紹一下您如何理解寧德工作實踐在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發展中的位置。
　　邱樹添：近30年來，我主要在寧德的新聞宣傳和黨務戰線工作，盡管與習近平總書記的直接接觸並不太多，但他在寧德、在福建工作期間，很關心寧德的建設和發展，我有幸多次隨同他下鄉調研視察，直接或間接參與了大量的宣傳報道工作。尤其他當年去過的那些鄉、村，我后來抽空基本上都去過，因為工作關系有些地方還多次去過，算是“補課”，十幾年來也利用空余或工作便利做過一些田野調查和資料收集研究。因此，對他的施政理念、總體謀劃有了更深的思考。我越來越深切地體會到，習近平總書記從政生涯的寧德篇章，是他治國理政思想的理念萌發、理論雛形和實踐源頭，也可以說是重要策源地。他提出的許多令人耳目一新、津津樂道的理念和思想，都可以從寧德聽到先聲，找到破譯密碼。因此，對總書記寧德的從政經歷深入挖掘梳理，全面展現他的心路歷程，很有意義。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剛到寧德時，聽說當時人們對他的期望值很高，他是如何回應人們這種期望的？
　　邱樹添：習書記剛到寧德，給大家的印象就很深，因為他很與眾不同。首先，他為人朴實隨和。他的衣食住行都很簡朴，說話辦事也很和氣，見人習慣先笑一笑。第二，就是博學。他愛讀書，一到寧德就找各地的縣志來看，懂的東西很多，什麼事情都能講出些新鮮話來。第三，做事大氣。今天，我們從《擺脫貧困》這本書裡可以感受到，當時他所謀劃的事情，已經不是一個地委書記層面的思考。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點，他很有精氣神。人們在私底下悄悄議論，說仔細看習書記走路的樣子，多精神，人家沒有說到了咱們貧困地區就無精打採的。放到以前，我們寧德的領導到省裡開會都不敢往前坐，就是因為沒底氣。習書記卻不是這樣的。
　　習書記的父親習仲勛同志是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輩，加上他本人也在中央軍委辦公廳工作過，大家普遍認為他比別人有更多人脈優勢，更容易向“上面”要特殊政策、要支持幫助，所以對他期望值確實很高。那一段時間，修建福溫鐵路、開發三都澳港口和建設中心城市這“三大夢想”，一度成為寧德社會上下的熱議話題，寧德的干部群眾中彌漫著一種急躁情緒。窮則思變，求富心切呀！再加上習書記這麼一個背景，大家恨不得一夜之間就能發生變化，抱個“金娃娃”。
　　面對廣大群眾的“高溫”，習書記表現得非常沉穩，通過開展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及時給大家作了必要的降溫。他提出要發揚“滴水穿石”精神，倡導“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任接著一任干。當時許多人聽了，心裡落差就很大，對“滴水穿石”的思路不太理解。有人說：“這個‘滴水穿石’要滴到什麼時候呀？一滴一滴，得滴到猴年馬月才石穿啊？”習書記很講究領導藝術，面對這種尖銳的質疑，沒有著急上火發脾氣，而是十分耐心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他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不是簡單地滅火降溫、簡單地否定，而是添薪添水、燒溫水，否定中有肯定，肯定中有否定。他對大家講：“‘三大話題’的設想是好的，只是目前的條件還不具備。我們要積極籌劃，條件一旦成熟，就可以大干一場。”其實仔細想想，1988年，全國都在搞治理整頓，怎麼可能給寧德這樣一個地方開口子“放水”呢？由於寧德是台海前線地帶，國防建設需要遠遠大於地方發展，整個“一五”到“六五”期間，國家和省裡對寧德的投資極少，根本就沒有工業布局。一眼望過去，連根冒煙的工廠煙囪都見不到。那時大家開玩笑說，寧德除了火葬場有根大煙囪在冒煙，其他的地方都不大冒煙。什麼基礎都沒有，連電都供應不上，拿什麼去發展工業？拿什麼搞“三大話題”？
　　習書記提出，為寧德百姓謀取利益，首先要立足實際，確定階段目標，先搞以吃飽穿暖為主題的擺脫貧困、脫貧致富。經過反復的宣傳討論，他很快就把干部群眾的思路引導到這個方向上來，從而為閩東長遠發展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現在回過頭來看，習書記當時作出那樣的決定並不容易。但實踐証明他的決定是正確的，也是成功的。
　　在貧困面前，習書記不是光要求立足實際，還強調自力更生，強調“滴水穿石”的關鍵在於不停地“滴”。他在調研中發現，寧德的貧困意識嚴重，言必稱貧，認識上有問題，自信心不強，內生動力不足。表面上看是老百姓講實惠，認為講半天大道理，不如給一點小錢，搞個項目支持一下，幫助解決幾個困難，實質上是“等靠要”思想，是一種典型的貧困意識。寧德明明有那麼長的海岸線，為什麼偏偏喜歡講自己是山區？因為大家覺得是山區自然窮，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戴著貧困帽子，爭取國家更多救濟。
　　當時，像這種貧困意識，可能不光寧德人有，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存在，隻不過寧德更嚴重一些。當然，寧德的區位確實比較封閉，不管是陸路還是海路，資源都進不來，產生“等靠要”思想有其客觀原因。但反過來想，一直戴著貧困帽子，就能解決貧困問題嗎？所以習書記提出，要真正擺脫貧困，還是要自力更生。2016年春節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人民網與寧德福鼎市赤溪村村民代表視頻連線，充分肯定“滴水穿石”的閩東精神，鼓勵閩東人民繼續艱苦奮斗、頑強拼搏、久久為功，用自己的雙手和智慧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採訪組：面對寧德的落后面貌和復雜情況，習近平同志是從哪裡開始入手改變這種局面的？在您看來，他有什麼成功之道？
　　邱樹添：習書記一到寧德，就下鄉到基層搞調研。他把自己當成一個學生去深入了解寧德。一方面，從書本上了解歷史上的寧德，翻閱各縣的縣志﹔另一方面，從基層了解現實的寧德，下鄉了解實情。在掌握大量情況基礎上，採取了一些措施，擺脫貧困的努力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習書記1990年調任福州的時候，寧德的經濟發展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基礎和潛力。盡管還處於“經濟老九”的位置，貧困的帽子還沒有摘，但是擺脫了貧困線，把溫飽問題解決了。當時《人民日報》還專門刊文，報道閩東擺脫了貧困線。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
　　如果要說習書記的寧德經驗或成功之道，按他講得比較多的主要有兩點：一個是靠黨的領導，另一個是靠人民群眾。這既是他教導大家的工作原則，也是他自己的心得體會和行動准則。我個人認為，還有一點是很值得一提的，那就是他的創新創造。黨的領導是方向，人民群眾是基礎，他個人的智慧就體現在超常的創新創造上。當然，我們也可以說，習書記的思路和智慧歸根到底還是來自基層，來自人民群眾。他與群眾的關系，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就是“深入”和“密切”。因為深入而密切，又因為密切而深入。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寧德提出“四下基層”工作制度，您認為這項制度是如何推動閩東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的？
　　邱樹添：我體會，習書記提出的“四下基層”，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等方方面面的建設，其中蘊含著許多尚未破解的政治密碼。
　　“四下基層”的一條主線是轉變干部作風、密切聯系群眾，但核心和關鍵卻是促發展。從信訪接待到現場辦公到調查研究，再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都有內在的邏輯，是相輔相成的。當時，一些機關干部整天浮在上面，不下基層，那怎麼為老百姓謀發展呢？如果發現了基層的問題，又如何找到思路、為百姓排憂解難呢？這四項制度就此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
　　“四下基層”的第一個方面是信訪接待下基層。寧德山高路遠、交通閉塞，即使坐車到最近的一個縣城也要兩三個小時，老百姓跑來跑去上訪更不方便，信件寄來寄去也不現實，貧困老百姓哪懂得寄信，深山老林裡面也沒法寄信。況且，坐車是要花車費的，老百姓寧可走路走一天，也要省下5塊錢的來回路費。再說了，他們跑上來以后，也不知道到哪裡去找誰，兩眼一摸黑，根本解決不了問題。習書記推出信訪接待下基層，就是要主動貼近百姓，可以看出他對老百姓的態度，他是真正關心百姓疾苦。上級部門固定時間到各個縣裡去接訪，變老百姓的“上”為干部的“下”，了解情況更加直接。
　　第二個方面是現場辦公下基層，以及第三個方面調查研究下基層，這兩個方面是相輔相成的。寧德這個地方，多年來交通極其不便，要解決基層發展問題，更不能隻坐在辦公室裡聽匯報，關鍵還是要深入基層一線去處理。現場辦公中遇到的一些問題，一時拍不了板、定不了案的，就在調研當中解決。調研形成的成果又反過來促進各個部門到基層進行現場辦公，無形中提高了工作效率。不然的話，工作變成了馬拉鬆，那還怎麼擺脫貧困，弱鳥還怎麼先飛、快飛？如果說信訪接待下基層還是為百姓方便考慮，那麼調查研究和現場辦公下基層主要就是破解發展中的問題，幫助百姓找到脫貧致富之路。
　　第四個方面是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下基層。政策最能穩人心。如果大家思想不穩定、不統一，就難以解決好發展問題。這就需要加強新聞宣傳，通過加油鼓勁來推動工作。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不能光靠幾個干部跑幾個村子，那樣覆蓋面太小，還要依靠宣傳工具依靠媒體，當時最主要是依托報紙。所以習書記很重視辦報辦刊辦台，他不是為了宣傳個人，而是為了把它作為一種工具和抓手。一份地方報紙的發行量至少也有一兩萬份，影響力相對大。如果僅靠干部的嘴巴去宣講政策，一個個都磨破嘴皮也說不清，影響面也有限。在他的推動下，停刊20年的《閩東報》很快復刊，《閩東通訊》隨后創刊。他離開寧德之后不久，電視台也建立起來了。這些都成為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的有效途徑和輿論陣地。
　　因此，我認為習書記主政寧德最大的政治密碼就在“四下基層”裡面，“四下基層”提綱挈領，環環相扣，既謀一時、謀一域，也謀一世、謀全局。抓住這個主題，可以感受到習書記當年的謀劃和意圖，把握他在寧德施政的大致脈絡。
　　採訪組：您剛才談到，“四下基層”工作方法蘊含著習近平同志寧德施政的政治密碼。那麼在這種全面性的工作布局之下，閩東經濟社會發展發生了哪些積極變化？
　　邱樹添：始終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是習書記在寧德工作的最大特點。現在很多人看到他出手反腐倡廉，帶頭抓黨的建設抓思想政治工作，重視新聞輿論陣地建設和宣傳工作，就聯想到一個黨務干部的形象。實際上，習書記對經濟也非常在行，他最提倡的是“經濟大合唱”，強調要把黨的建設、黨委領導當作推動經濟發展的總抓手。他說：“每首歌，每支樂曲，都有它的主旋律。主旋律是歌曲的主體和靈魂。一個地方的工作，方方面面，林林總總，也有主旋律——這就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牆上挂多少面錦旗，少了經濟建設這一面就不風光。經濟工作的主旋律要求每個部門、每個單位自覺配合，主動協調，總指揮就是地方黨委、政府。”
　　在閩東工作期間，他首先提出農業發展要立足寧德實際，大念“山海經”，即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經，就是如何挖掘好山海資源的問題。寧德區位特殊，既有大面積的山區，還有更大面積的海域。其中陸地面積才1.34萬平方公裡，海域面積就有4.46萬平方公裡，是陸域面積的3倍多。這些特點決定了寧德要發展，必須依賴山海資源的聯動，念好“山海經”。他還特別強調兩點：第一，單靠傳統的農業肯定不行，在山上靠種田效益太低，沒有前途。第二，他所說的農業不是小農經濟，屬於現代化大農業范疇，一個重要支撐就是工業化，著眼於農業產品再加工。所以他提出也要大辦工業，工業農業兩個輪子並轉。
　　其次，老百姓脫貧致富，要靠項目和產業支撐。他提出山區農業要堅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的原則，重點發展林、果、茶和飼養業，項目要分“短中長”期，提倡“種養加”結合。短期養雞養鴨，還可以養長毛兔、生豬等。中期產業就是發展林、茶、果等，還有比較傳統的蘑菇、食用菌等產業。短中期項目投資少、見效快。長期的就是抓特色產業，解決發展后勁問題。閩東的果品很豐富，晚熟龍眼和荔枝都有一定名氣。不難看出，這些要求和他現在提出的精准扶貧理念，以及“扶貧脫貧要下繡花功夫”有異曲同工之妙。
　　習書記在寧德抓經濟，尤其重視海上的養殖產業。他引導大家念海經，主要是從養殖業入手，依靠科技搞好深加工和綜合系列開發。早期寧德的漁民主要搞一些外海的捕撈，不太懂人工養殖，效益比較低。習書記來了以后，先是推廣對蝦養殖，隨后又把目標鎖定在大黃魚身上。大黃魚又稱國魚，像黃花姑娘一樣，非常嬌貴，頭顱左右長著兩粒白色堅硬的“矢耳石”。現在野生的基本上見不到了，如果有，一斤大約要5000塊錢。由於長期過度捕撈，這種漁業資源早就枯竭了。怎麼辦？習書記就讓當時的水產科技人員去研究、去攻關，解決大黃魚的人工養殖問題，他離開寧德之后不久，這項技術獲得關鍵性突破，后來還拿了農業部科技進步獎。所以實現規模化養殖，今天大家都可以吃到大黃魚了，寧德的三都澳也迅速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大黃魚海上養殖基地，被中國漁業協會授予“中國大黃魚之鄉”的稱號，每年有30萬的網箱養殖量，產量大概10多萬噸。有了山上的特色農產品，再加上海上的人工養殖，老百姓就可以唱好山歌、念好海經、耕山牧海奔小康了。
　　此外，在經濟發展中，他特別注意增強鄉村兩級集體經濟實力。他說：“弱化了的集體經濟實力如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既無力興辦農村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事業，也無力滿足群眾的文化生活需求。”他經常到自己挂鉤聯系的鄉鎮走訪調研，幫助當地推動產業發展，鼓勵鄉鎮辦水電，搞茶園。他還經常請一些知名企業的負責人來寧德開座談會，為寧德鄉鎮企業發展出謀劃策。
　　為了營造發展經濟、脫貧致富的輿論氛圍，把經濟的大合唱烘托好，習書記還千方百計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抓典型示范帶動。他把脫貧致富方面小有成就的人邀請到地委機關，不管是種香菇發財的，還是賣茶葉致富的，都請來給全區副科級以上干部作報告，發揮典型示范帶動作用，給老百姓添志氣，從思想上脫貧。人們都說，這是“泥腿子坐講台，山雞飛上了鳳凰台”。
　　可以用一組數字說明習書記在寧德抓經濟的政績。他1988年到寧德，1989年寧德財政收入就達到1.9億元，增加了5000萬元。而1987年整個寧德地區財政收入也就1.1億元，1988年也才1.4億元左右，這意味著財政增幅將近40%。何況還是台風頻發、大災之年。寧德這樣的起點，有這樣的增幅，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對經濟不內行是根本不可能辦到的。成功的秘密，就在於唱好了經濟“大合唱”，實現了工業、農業兩個輪子一起轉，抓實了項目，壯大了集體經濟。當年全區人均純收入554元，比1987年增加200多元，基本解決了絕大多數貧困戶的溫飽問題。
　　採訪組：您剛才提到，習近平同志在寧德期間很重視挖掘山海資源，把發展林業作為振興經濟的一個重要抓手。在您看來，這與他一直以來倡導的綠色生態建設有哪些內在聯系？
　　邱樹添：我認為，習書記在寧德時期抓林業建設，不僅僅是綠化荒山的考慮，更是將其作為閩東人民擺脫貧困的一個重要出路。甚至說，他在寧德提出的“三庫”（水庫、糧庫、錢庫）綠色生態理念，是他后來在福建省提出“兩生”思路（即劃定“生態紅線”、建設“生態福建”），乃至后來在浙江省提出的“兩山”思想理論源頭。
　　上世紀80年代，閩東的林業問題比一般地區要嚴重一些，因為這裡是全國第一批開展大規模食用菌種植的區域之一。食用菌栽培要用椴木，於是老百姓除了日常燒火做飯，還要大量砍伐樹木，作為栽培食用菌的“土壤”。久而久之，森林資源遭受嚴重破壞。
　　1989年2月，寧德地區召開規模空前的林業工作會議，習書記在會上強調：“林業不但蘊藏著很高的經濟利益，而且還有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林業在發展經濟和滿足人民生活需求等方面佔有重要地位，並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他還非常有創見地提出：“森林是水庫，是錢庫，是糧庫。”這裡的錢庫，就相當於把森林當做金山銀山。他還在《閩東的振興在於“林”》一文中說，閩東的發展，山是載體，財富在林，廣種林木是閩東脫貧致富的主要途徑。他還特別講到三個“重要”，即林木是財政增長的重要來源，工業農業鄉鎮企業的重要依托，出口創匯的重要基礎。這些都深刻體現了他對生態的重視。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習書記不僅提出從經濟效益角度看待林業建設的創見，而且有針對性地提出，要以穩定的政策體制打消群眾的顧慮，從根本上提高大家造林的積極性。
　　他抓住解決林業政策和祖宗山權兩大難題，提出堅持“誰造、誰有、誰受益”的原則，做好林權“三定”工作。地區行署還制定出台《關於發展我區林業生產若干問題的意見》，就“鞏固林業‘三定’成果、自留山、集體山地承包經營、集體林木承包經營、山地開發利用、控制森林資源消耗、發展食用菌原料、封山育林、林業違規處理”等9個事關林業發展的問題作出明確規定。
　　習書記還提出，促進林業發展還要抓住完善林業責任制和健全林業經營機制這兩個關鍵環節。特別是完善林業責任制方面，地、縣（市）、鄉（鎮）實行領導干部任期林業目標責任制，層層簽訂造林綠化責任狀，把林業工作列入任期和年終考核內容。同時還在各縣（市）、鄉（鎮）創建造林示范點，對推動全地區造林綠化起到了很好的帶頭示范作用。
　　可以說，習書記在寧德提出的綠色生態論述，既有總體思路，又有具體抓手，激發了廣大群眾的造林熱情，而且取得了顯著成效。他提出的“三庫”理念是他一系列執政理念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至今仍然在閩東這片沃土上散發著奪目光芒。
　　採訪組：在推動閩東擺脫貧困、發展經濟過程中，習近平同志非常重視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特別是畬族群眾的福祉。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邱樹添：習書記重視少數民族福祉，是因為他太了解中國國情，太懂得百姓疾苦了。曾經寧德最貧苦的有三種人。一種是居住在山上的，又叫“山客”或者“山哈”，以畬族居多。歷史上他們是外來人，在平原地帶沒有生存空間，隻好跑到山上去，在山林之中生活。他們中有一部分人住著茅草房，冬天冷得要死，夏天熱得要死。下起雨來，外面下大雨，裡面下小雨，條件非常艱苦，病死率很高。還有一種也是外來人，從海上漂過來的，叫做連家船民，生存保障就是一條船，五六米長，一兩米寬。又稱“疍民”“海上吉普賽人”。由於長期生活在船上，他們一般個子都很矮，腿長期站不直，形成“內八彎”，腿腳呈曲蹄狀。舊社會有句話講：“曲蹄爬上山，打死不見官”，意思就是這種人如果上了岸，有人把他給打死，官府都不予受理。可見他們的社會政治地位之低。第三種人是居住在地質災害多發、滑坡地帶的人。因為災害多發，一方水土養不了一方人。
　　對這些情況，習書記都非常清楚，所以不管是他在寧德期間，還是到福州、到省裡工作，對這些少數民族群體的生產生活狀況始終非常關心，大力促成了與他們有關的“造福工程”的實施。可以說，各民族群眾共同擺脫貧困、致富奔小康，這是習書記心中最深的牽挂。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寧德期間非常重視新聞工作，直接推動了《閩東報》復刊，並且對辦好報紙、加強新聞宣傳工作提出明確而具體的要求，您在《閩東日報》工作多年，請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邱樹添：在我黨政權建設中，習書記深知宣傳工作的重要性，他對新聞工作的重視，主要集中體現在寧德的“一報一刊”上。“一報”就是《閩東報》（1993年改為《閩東日報》）。這份報紙從復刊到成長，他都傾注了大量心血。當時福建全省隻有寧德沒有地方黨報，而閩東發展中的困難不少，迫切需要依托報紙來統一思想，落實好地委行署的決策和部署。於是，習書記指示，地委研究很快成立了一個復刊籌備領導小組，由地委副書記牽頭當組長，行署副專員、地委宣傳部長配合，從各個部門抽一些人，前后大概半年時間就把報紙辦起來了。當時辦報條件非常有限，可以說一窮二白。沒有多少錢，習書記硬從財政的“牙縫”裡擠出10萬塊錢當啟動經費。沒有辦公地點，他就去借軍分區的房子，甚至“動用”自己軍分區黨委第一書記的身份，把租金也省了。
　　1989年11月1日，《閩東報》正式復刊，習書記專門寫了復刊詞，刊在頭版上。此后又不斷幫助解決報社方方面面的困難。1990年5月，他離開寧德時，在基層與新任地委書記陳增光交接中，也不忘在市直機關召開最后一場座談會，就是5月3日在《閩東報》會議室召開的新聞宣傳座談會。1996年8月10日是報社大樓奠基的日子，那時習書記已是省委副書記了，他特地從福州趕來，與前后幾任地委書記共同參加奠基儀式，可見對這份報紙的重視和感情。他到了省裡之后，還經常看《閩東日報》，曾兩次對《閩東日報》作出重要批示。一次是2000年9月14日，我和時任報社總編及總編辦主任3人一起採寫了一篇關於寧德蕉城區特困鄉洪口脫貧致富情況的文章，登在《閩東日報》頭版頭條上。已是省長的習書記看到這個報道之后，就在上面做了100多字的批示。還有一次是2000年11月9日，《閩東日報》寫了一份內參，反映城區邊上一個村子道路不通的問題。他再一次專門做批示，要求地委行署認真加以重視。后來我們陪著當時的地委書記到現場察看調研，最終把這個路修好了。
　　習書記還曾3次為《閩東日報》撰文題詞或發賀信。第一次是剛才講到的，撰寫復刊詞﹔第二次是1999年復刊10周年的時候，他已經是省長，還專門題詞“為振興閩東服務”﹔第三次是2004年6月16日復刊15周年的時候，他已經是浙江省委書記，還特意發來賀信，其中特別講到了“三貼近”原則和服務“三個文明”建設的要求，希望《閩東日報》能夠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
　　另外，“一報一刊”的“一刊”，是《閩東通訊》。1990年創刊，地委主辦。當時也是習書記寫的發刊詞，后來也對這個刊物有很多關心和關注。
　　關於如何做好新聞宣傳工作，習書記有自己的鮮明觀點。他有兩篇重要的文獻值得深入研究，一篇是為《閩東報》撰寫的復刊詞，題目是《堅定方向弘揚正氣振興閩東》﹔另一篇是《擺脫貧困》一書中收錄的新聞工作會議講話，題目是《把握好新聞工作的基點》。在《閩東報》復刊詞裡，習書記開宗明義地指出“堅定方向、弘揚正氣、振興閩東”的辦報方向，提出了明確的辦報宗旨。一般來說，地委書記能講到辦報宗旨已經很可以了，但是他又講出了“四為主”的編輯方針，要求報紙“堅持以經濟建設報道為主﹔以正面報道為主﹔以地方消息為主﹔以新聞報道為主”。他甚至還引經據典，援引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工人〉發刊詞》的話，講報紙該怎麼編。可見他是下了一番功夫，是很內行的。現在再讀這篇二三十年前的復刊詞，感到很多話仍然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啟示性。
　　1989年5月，習書記在地區新聞宣傳工作會議上作了《把握好新聞工作的基點》的講話，其中闡述了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統一的新聞觀。他說：“我們的黨是從人民中產生的，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黨性和人民性本質上是一致的，我們強調的黨性，飽含著人民性的深刻內涵。新聞工作者就是既要宣傳黨的主張，又要充分體現人民的願望、要求，把兩者統一起來。”如果把這篇講話同他2013年8月19日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放到一起對照來看，我們就會感受到，思想極為深刻，內容一脈相承，對推動工作的作用不言而喻。所以我認為，寧德不僅是習近平總書記扶貧開發戰略思想之源，也是他新聞宣傳思想的源頭，他當時所講的這些話，其實不僅是站在寧德地區的層面來談論新聞宣傳，而且是站在全局的高度提出的新聞宣傳觀。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一直把自己當成閩東人，他說過“寧德是他魂牽夢繞的地方”。您認為，主政寧德對習近平同志治國理政思想的形成有哪些影響？
　　邱樹添：我想這個影響應該是非常大的。總的來講是重要策源地和練兵場。首先，從思想層面上來看，一個人到了30多歲，逐步進入成熟期。寧德歲月，加深了他對基層、對群眾的理解。他早些年生活工作過的陝西梁家河和河北正定，地形不像閩東這麼復雜。陝北主要是一些塬梁，在寧德隨便走到哪一個山都比那邊最高的山還要高，境內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山峰有696座，像總書記去過的下黨鄉，四面八方都是這種山，那真是“正入萬山圈子裡，一山放過一山攔”。如果不談生活水平，單從環境來看，這裡的條件也更艱苦。廈門是一馬平川，沒有山，也沒有住在深山老林裡的人。在梁家河，坐車坐半個小時把周邊都轉遍了，去哪裡也不可能像到下黨那樣，下了車還要走兩三個小時才能進去。從更廣泛意義上來講，這種經歷加深了他對國情的了解，促使他去思考一些現實問題，如何跨越東西南北如此巨大的差異來實現發展。如今，身為總書記的他仍然面臨著解決差異的問題。所以說，從北京到農村，從農村到城裡上大學，再從北京返回到縣裡，再從特區到寧德這麼一個“老、少、邊、島、窮”的地方，必然在思想層面上給他帶來深深的觸動和感悟。
　　其次，從工作層面上看，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寧德這樣貧困的地區，需要面對兩個方面的考驗。第一是責任擔當問題，能不能沉下心來幫助這個地方謀發展。第二是水平能力問題。光有黨性和責任感，缺乏智慧也不行，必須有創新能力和推動發展的能力。按部就班做事容易，創新創造很難。尤其是在體制機制上存在各種阻礙的情況下，不改革不創新，寧德怎麼擺脫貧困？穿衣吃飯的問題怎麼解決？這些都倒逼著他去想辦法、去嘗試，拿出一套自己的思想體系來。如今，他也要應對國內外各種復雜的形勢，由此提出了治國理政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這與當年也是一脈相承的。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鐵腕懲治腐敗，“打虎拍蠅”，重塑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贏得了黨心軍心民心。實際上，他在寧德就提出，經濟發展需要廉潔政府，廉潔政府具體到一個地方、一個部門，就是黨政干部的廉政問題，這關系到改革開放的成敗，絕不允許有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謀私利。他到寧德后，經過認真調查研究，一方面明確經濟發展的大思路，一方面整頓作風，確定了堅持懲治腐敗、促進改革開放的方針，強力反腐。1989年1月開始，突出肅清干部違法亂紀佔地建房、以權承包工程和貪污受賄，並把嚴肅查處干部違法亂紀佔地建房確定為懲治腐敗的突破口，對懲治腐敗的斗爭作出全面部署。與此同時，狠剎歪風，著力抓好查處吃喝、請客送禮、賭博、拖欠公款等問題，讓人民群眾看到地委轉作風是動真格的。此外，他還強調從根本上鏟除腐敗現象賴以生存的溫床，建立一套系統、全面的制度來制約和監督權力使用，實行了“兩公開一監督”制度，建立廉政責任制。他還破天荒地提出要正確區分違法亂紀與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失誤，保護改革者的積極性，鼓勵干部為人民事業敢為天下先﹔既要敢於懲治，又要善於激勵，自始至終把握好政策，等等。這些提法，又與今天全面從嚴治黨的一系列舉措有異曲同工之妙。
　　除了高壓反腐，扭轉風氣，還有我們前面談到的，當年的“四下基層”工作制度與如今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呼應，都是管總的東西﹔講黨性與人民性關系問題與現在提出的意識形態工作要求的呼應，也是一以貫之的。他當時還兼任寧德軍分區黨委第一書記，對軍民共建、軍民融合發展也有許多重要論斷。
　　所以，我們今天回顧習近平總書記的寧德歲月，似乎會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他來到寧德這麼一個偏遠貧窮的地方，卻孕育出超前於那個年代的思想觀念，產生出了影響他未來治國理政一系列重要思想的雛形。看似偶然，但偶然中往往喻示著必然。因此，我認為，寧德就是習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策源地和練兵場。
　　習近平總書記說過，陝北的梁家河是他的第二故鄉，河北的正定讓他觸景生情，而福建的寧德則是他魂牽夢繞的地方。他不是隨意而談，都是真情的流露。我理解，隻有那個可以完完全全身心融入的地方、讓人能有充分發揮才智的地方、人物風景相親相吸的地方，才值得在夢裡相約，在回憶中流連。
　　習近平總書記雖然不是福建人，但他在福建工作了17年半，身體裡天然地奔騰著紅色革命熱血﹔老區雖然比較貧窮，但這裡也有最純朴的革命情懷。閩東的干部群眾發自內心地親近他，真誠地支持他。他1990年1月寫下《閩東之光》一文，滿腔熱情地說出“知我閩東、愛我閩東、建我閩東”的話語，還有他在給寧德地直機關領導干部的臨別贈言中動情地說：“人雖然即將離開閩東，但我留下了一顆熱愛閩東的赤誠之心，我會時常牽挂、關注閩東的工作，積極為閩東的發展進言獻計。閩東的點滴變化，都會給我帶來無比的喜悅和欣慰。”后來的事實証明，他言為心聲，言行如一，說明他已把自己當成一個閩東人來看待。他以實際行動給閩東干部群眾樹立了榜樣，也由此獲得閩東人民的衷心愛戴。他在《擺脫貧困》一書中明確提出的“滴水穿石”精神，是閩東人民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作為閩東人將永遠不辜負他的囑托、期待，永遠秉持閩東精神，繼續創新發展，為建設美麗家鄉、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勇拼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