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書記說下黨是他一輩子都忘不了的地方”

　　採訪對象：連德仁，1945年生，福建壽寧人。1980年9月任壽寧縣副縣長，曾任壽寧縣委副書記、政協主席。2007年退休。
　　採 訪 組：田玉玨 薛偉江 李 政
　　採訪日期：2017年6月5日
　　採訪地點：寧德市壽寧縣下黨鄉鸞峰橋

　　採訪組：連縣長您好，今天能在壽寧縣下黨鄉採訪您，我們感到很榮幸。下黨是習近平同志在寧德工作期間最牽挂的基層鄉鎮之一，請您給我們介紹一下當年壽寧縣和下黨鄉的基本情況。
　　連德仁：上世紀80年代，閩東是福建全省最為貧困的地區之一。壽寧縣地處寧德東北部，藏於大山深處。明代通俗文學家馮夢龍曾在壽寧當過4年知縣，他說壽寧是“縣在翠微處，浮家是錦棚，三峰南入幕，萬樹北遮城，地僻人難到，山多雲易生”。用老百姓的話講，就是“車嶺車上天，九嶺爬九年”，可見當年壽寧山路崎嶇，跋涉艱難，被人視為“畏途”。
　　壽寧號稱有“三件寶”：“地瓜當糧草，棕衣當被倒，火籠當棉襖。”棕衣就是蓑衣，火籠就是當地人冬天烤火取暖的工具。這句話的意思是，那時候人們沒什麼東西吃，隻吃地瓜﹔沒有被子，就用出門遮風避雨的蓑衣當被蓋﹔冬天沒有棉衣穿，就抱著火籠、圍坐在火爐邊取暖，真是窮到了“衣不蔽體、食不果腹、房不遮風”的程度。按照當時的貧困線標准，年人均純收入在200元以下的農戶就叫貧困戶。這樣的貧困戶，當時佔壽寧縣人口的36%。
　　下黨是1988年建鄉的，是壽寧縣西部最偏遠的山鄉，那裡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當時，下黨是省級特定貧困鄉，是寧德地區四大特困鄉之一，也是全省唯一的“五無鄉”，即無公路、無自來水、無電燈照明、無財政收入、無政府辦公場所。全鄉總人口約7500人，農林牧漁總產值隻有186萬元，貧困率達到70%。
　　那時的下黨，群眾生活極其艱難。沒有公路，生產、生活全靠肩挑背馱﹔沒有電燈，農戶家裡就用火篾（注：就是一種用毛竹制成的竹片，也有的用做篾器剩下的廢料制成，燃燒時間短、亮度小）、油盞（注：即油燈）。真可謂是“朝迎山村風寒，夜伴泥瓷燈盞”。下黨的老百姓有“三怕”：一怕生病，二怕挑化肥，三怕養大豬，都是因為沒有路，進出尤其是挑重物運輸是非常艱苦的。這裡閉塞到什麼程度呢？宣傳隊到鄉裡放電影《上甘嶺》，放映結束，小孩子們以為真的在打仗，就蹲在地上到處找子彈殼。有的困難群眾沒有吃過醬油，有的連一件能穿出門的像樣的衣服都沒有。有的農戶家裡，一半人住，一半是牲畜，人畜混住在一起，衛生條件很差。
　　這就是當年習書記來寧德任職時，壽寧和下黨的基本情況。
　　採訪組：請您講講習近平同志第一次來下黨的經過。
　　連德仁：習書記1988年6月剛一上任就來壽寧縣調研，第一次到下黨鄉是1989年7月19日。當時我是壽寧縣常務副縣長，主管農業、農村工作，聽說他要到下黨鄉調研，縣裡就讓我參加接待。
　　下黨從來沒有接待過地委書記這麼大的干部，也沒有正式的辦公場所，干部平時都在王氏祠堂裡辦公，“辦公室”緊挨著牛棚，場面寒酸不說，氣味都令人窒息。一下子來這麼多人考察、調研，在哪裡歇腳、在哪裡開會？鄉裡找來找去，決定就在咱們現在所在的這座鸞峰橋上歇腳、開會。鸞峰橋是下黨的一寶，始建於清嘉慶五年，是壽寧縣木拱廊橋中最為壯觀的一座，也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可是當時這座橋沒有得到很好的重視，堆的全是雜草和牛糞，非常臟。
　　為了迎接習書記一行，縣委指派武裝部長和婦聯主任提早到下黨組織群眾來清理廊橋，洗刷了三天才洗干淨。大家又把自己家的凳子、桌子、臉盤全拿來，給習書記他們歇腳、洗臉做准備。廊橋旁邊有個小學校，也收拾出來准備給他們開會用。
　　7月19日清早6點多，習書記帶著18個地直部門負責人，連同縣上相關部門的負責人，一共30多人，從壽寧城關出發。9點多，車子開到平溪鄉的上屏峰村。所有人下車，帶上我們給准備的草帽、毛巾、木棍，頂著烈日、冒著酷暑，沿著崎嶇的山間小路，步行15華裡，2個多小時才到達下黨鄉下黨村。
　　因為下黨窮，外人很少來，那條山間小路平時走的人也很少，全都是橫生的樹杈和高高的雜草。當時的下黨鄉黨委書記楊奕周就拿一把柴刀，在習書記前面開路，一邊走一邊砍樹杈、劈野草。還有老百姓自發地跑到中途的涼亭裡，給習書記送草藥茶和綠豆湯。
　　11點多，習書記他們到達下黨鄉，每個人都是大汗淋漓。他們在鸞峰橋這兒簡單洗了洗，就開始開會，進行現場辦公。聽取鄉黨委和政府的工作匯報后，習書記作了講話，對下黨鄉的發展進行具體指導，並決定率先解決通鄉公路、水電照明和辦公場所這三大問題。
　　開完會，習書記一行就在鸞峰橋上用餐。雖然下黨條件不好，但老百姓都竭盡所能地拿出飯菜來招待這位遠道而來的“地府”，泥鰍、田螺、糯米糍等都是土菜，但代表著下黨群眾的一份盛情。習書記他們就在高高低低、長長短短的桌凳前，端起老百姓精心准備的鄉村小菜，香噴噴地吃了起來。午飯后，習書記等稍作休息，就進村入戶，訪貧問苦。下午3點多，他們又途經溪后、大坵下、下屏峰幾個自然村，步行20多華裡到達溪源村，晚上8點多才回到壽寧縣城，整整一天，往返一共14個小時。許多同志的腳底、腳趾都磨出了血泡。
　　採訪組：第一次下黨之行給習近平同志留下了什麼印象？那一次他在下黨講了些什麼？
　　連德仁：下黨鄉群眾的淳朴、熱情、堅韌和對擺脫貧困的渴望，給習書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當時很感慨地說：“下黨這個地方，我來了一次，一輩子都忘不了。下黨不擺脫貧困，我們就愧對鄉親父老。”
　　他在現場辦公會上，對壽寧和下黨的干部說：“我到壽寧來了幾次，感到這裡並不是那麼令人生畏的地方，反而覺得這裡青山如黛，綠水長流，是大好河山，有廣闊的開發領域。壽寧民俗上有山區的狹隘性、落后性、好訟性。民風上卻熱情好客，很歡迎外來干部，而且又有革命老區人民的可貴品質。所以我感到，壽寧的氣候雖然是冷的，但人情是暖的。這就是壽寧的特色。”
　　他還說：“壽寧的經濟發展比較慢，但這不能說主觀努力不夠，更不是干部群眾不努力，而是受客觀條件的制約。閩東是交通斷層，國家投入少，壽寧獲得的投入更少，這就導致這裡發展滯后、經濟落后，文化教育上不去，人才留不住﹔投入少，產出就少，財政就拮據。壽寧雖然經濟實力排在后面，但是壽寧干部的精神狀態是好的，給我的印象是深刻的。”當然，他也對干部提出了要求。習書記說：“我知道馮夢龍在壽寧當過知縣，寫了一本《壽寧待志》，還留下了很多美名。當年一個封建朝代的官員都能跋涉半年來到這裡，我們共產黨的干部更要勇於擔當，挑戰困難。”
　　習書記這一番話，講得入情入理，聽了讓人如沐春風。很多干部都說，沒想到習書記這麼理解我們、鼓勵我們，讓我們對改變壽寧面貌的信心決心更強了。
　　採訪組：我們了解到，習近平同志當年第一次來下黨之后，並沒有馬上回到寧德，而是在壽寧縣城召開了一個現場辦公會。請您講講那次會議的主要情況。
　　連德仁：習書記7月19日來下黨調研后，確實沒有馬上回到地委，也不像有的地方領導，調研時承諾一個樣，回去執行又是另外一個樣。他抓落實要求立竿見影。
　　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1989年7月20日，習書記在壽寧縣政府會議室召集開會，和他同行的18個地直部門的干部與縣直對應的18個單位的干部面對而坐，就壽寧縣、下黨鄉的建設工作現場研究、現場拍板。習書記說：“這次大家和我一起到下黨鄉實地調研，相信都很受教育。以后各個部門都要到貧困地方去調查研究，幫助解決實際困難。任何原因、種種情況，都不能成為不下鄉的理由。”習書記要求地、縣相關部門負責人對下黨鄉的發展建設要優先考慮，並在政策上予以傾斜，在資金上給予大力支持，解決群眾困難。他讓每個部門的負責人或者代表表態，你拿多少錢，他拿多少錢，現場就定下來。最后決定支持下黨鄉建設資金72萬元，主要用於水電照明和公路建設，以盡快解決生產生活用電和交通問題。有個部門領導說了句很形象的話：“習書記啊，我們把口袋裡的毛都拔拉出來啦！”意思是已經盡全力支持下黨建設了。大家哈哈大笑，深表同感。
　　採訪組：請您再講講習近平同志第二次到下黨的情況。
　　連德仁：習書記第二次到下黨是1989年7月26日，他陪同時任福建省長王兆國同志到下黨鄉視察災情、慰問災民。7月21日晚，下黨鄉發生百年不遇的暴雨洪災。下屏峰村30多座民房被毀，土牆坍塌，5位村民遇難，受災群眾62戶，332人。王兆國省長和習書記一行冒著大雨、蹚著大水趕到受災現場，視察災情，部署抗災救災和災后重建工作。看到村民們災后的損失和難受的情況，他一一進行了慰問，並從寧德地區的財政經費裡拿出錢來，給受災最重的32戶村民每戶發放了1500元救災款。這在當時是什麼概念呢？那時我每個月的工資隻有41元錢。他一下子給每個受災戶撥了1500元。同時，他還單獨拿出15萬元資金，用於公路、防洪堤壩的修復和學校修繕，以解燃眉之急。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第三次來下黨是時隔7年以后，當時他已任福建省委副書記了。請您講講他那次來的經過。
　　連德仁：習書記第三次來下黨是1996年8月7日。當時他是省委副書記，距離上一次來下黨已經7年時間，離開寧德工作也已經6年時間，但他對下黨的感情更濃了。他一到下黨，就開門見山地說：“整整7年之后的今天，我又到了下黨。7年來，我一直牽挂著下黨。”
　　他帶領省交通廳、財政廳、老區辦和扶貧辦等部門負責人一起察看了下屏峰村的災后重建點。當時由於資金短缺，下屏峰村水尾的石拱橋隻建了石拱，橋面並沒有鋪平，隻用施工搭設的木板橋作為臨時通道，不太安全。習書記一行就從這條臨時通道走到河對岸，沿河視察水毀后修繕起來的防洪堤工程。村委會干部請他到村委辦公樓裡歇息喝茶，他謝絕了，直接到群眾家裡慰問，所到之處不時和鄉親們打招呼、握手致意，了解群眾的生產生活情況。老百姓知道習書記對下屏峰災后重建特別關心，非常感激。習書記離開下屏峰時，村民們都自發燃放鞭炮歡送習書記。
　　回到下黨鄉黨委辦公地，他又聽取了鄉黨委和政府的工作匯報，為鄉裡修橋、鋪路、發展生產撥了100萬元人民幣。他說，這100萬交給你們鄉裡分配，原則就是按照現實困難情況，實事求是，把資金用在刀刃上。當時，鄉政府交給習書記一個報告，是關於下黨經楊溪頭村與浙江慶元縣對接的公路立項的事情。這是一條省際公路，如果能夠盡早立項並修通，對下黨的經濟發展將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習書記看后，當時就把報告簽了，直接交給一起來調研的省交通廳長。1998年，這條省際公路就建成通車了。
　　採訪組：那時的下黨應該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了，習近平同志對此有什麼評價？
　　連德仁：習書記第三次來下黨雖然時隔7年，但他並沒有中斷和下黨的聯系。當年那個拿著柴刀給他開路的鄉黨委書記楊奕周經常去找他，跟他講下黨的情況，他也真誠地把老楊看作自己的農民朋友。習書記說：“7年前來下黨的那段歷史，歷歷在目，記憶猶新。我們好幾次在寧德開會時講到下黨，講到寧德地區一些貧困地區的標志時，都將這裡的一些情況，作為一個典型來介紹，大家感覺很受教育。在各自崗位上工作的領導干部不要忘記，這一方土地上還有很多父老鄉親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現在來下黨已經不需要跋山涉水了，坐著車一陣風就到了。過去的特困戶，現在有的脫貧，有的奔小康，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他當時還對寧德的扶貧工作提了幾點希望：一是在更新觀念、提高素質上要有一個新的飛躍﹔二是拓展思路，把路子摸得更清楚一點﹔三是要把腳步邁得更扎實﹔四是繼續發揚老區革命精神和新建區、特困區的拼搏精神﹔五是各級干部要更加關心特困區，對這些地方多一點理解、關心、支持和照顧。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一直非常重視扶貧工作，在寧德期間一直把幫助廣大群眾擺脫貧困作為頭等大事緊抓不放。您當時作為分管農業農村工作的副縣長，對他這種理念有什麼感受？
　　連德仁：習書記對我們壽寧脫貧致富的關心不僅體現在對下黨的牽挂上。實際上，他前后一共９次來壽寧縣實地考察，從不同角度了解壽寧經濟發展情況，有針對性地提出脫貧致富的方向和舉措。
　　1988年8月2日，習書記剛到寧德工作不久，就在陳增光專員陪同下走了閩東9個縣市，壽寧縣是第七站。習書記走訪了麻竹坪水庫和竹管垅鄉、清源鄉、芹洋鄉的部分貧困村，察看了縣茶葉精制廠、植絨廠、光儀廠、線毯廠等10個企業。同年11月3日，習書記陪同省委書記陳光毅到壽寧檢查指導工作，到武曲鄉和竹管垅鄉的橋仔頭自然村了解脫貧致富情況。可以說，壽寧大部分鄉（鎮）、企業和學校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跡。作風深入，一竿見底，踏石留痕，是習書記的風格體現。在武曲鄉，他聽取鄉政府匯報﹔在南陽鎮山坑村，他傾聽村干部們的呼聲﹔在三祥新材公司，他了解企業轉型發展的思路﹔在鰲陽小學，他與教師座談了解實際困難﹔在竹管垅橋仔頭，他進村入戶，了解農民脫貧致富奔小康的瓶頸﹔等等。為了改變壽寧面貌，習書記提出修公路、建電站、筑堤壩、建學校、解決辦公場所等一系列幫扶舉措，為壽寧人民擺脫貧困注入致富的源泉和前進的動力。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閩東期間就扶貧工作提出不少很有創見的理念，比如“弱鳥先飛”“滴水穿石”等等。從他對壽寧縣的具體指導看，您認為都有哪些鮮明的理念和具體的舉措？
　　連德仁：習書記在寧德工作期間，緊緊圍繞閩東地區如何脫貧致富、加快發展這一主題，提出了“弱鳥先飛”“滴水穿石”“四下基層”等許多創新理念、觀點和方法，深刻回答了推進閩東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壽寧是農業縣、山區縣、貧困縣，習書記要求縣裡要因地制宜發展經濟。關於農業，他說糧食生產是根本，發展什麼都要把搞好農業、種好糧食作為大前提﹔他還提出要走一條發展大農業的路子，就是要山水田林牧副漁全面發展，朝著多功能、開放式、綜合性方向發展立體農業，要面向市場，追求農業生產的商品率，用農業商品觀念代替原先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觀念。
　　關於工業，他指出壽寧辦的企業勞動密集型的多，高精尖的產品比較少。要把工業辦好，就要走向全省和國際市場，做別人沒有的或比別人好的產品。他知道壽寧茶葉生產是支柱產業，強調要搞精品茶葉，生產、加工、包裝都要上一個台階。有一次他到南陽鎮森鑫玩具廠考察，當他了解到一個小小的工廠年產值就有6000多萬、產品銷往東南亞各國時，非常高興，還連連表示這樣的企業品牌要樹起來，政府部門也要做好服務工作。
　　他強調擺脫貧困首先要思想解放，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我們寧德素來是“老、少、邊、島、窮”，安貧樂道、“等靠要”心理比較嚴重。但習書記當時商品意識和競爭意識非常強，這有可能與他在廈門這樣的沿海開放城市工作經歷有關。他鮮明提出扶貧先扶志，要從思想上淡化“貧困意識”，不要言必稱貧。他說：“把腦袋瓜的問題解決了，才能一步一個腳印地干出來。”
　　習書記到閩東工作時，我們縣的扶貧工作已經開展了3年，但各項工作才剛剛起步。他說扶貧工作要升層次、上水平。“雖然扶貧規劃的時間是有限的，但扶貧這項事業是長期的，不是說3年時間到了就宣告結束了，不是低水平脫貧就可以說明問題。”
　　習書記十分重視典型引路。他抓扶貧，就抓下黨。他在全地區干部會上多次講下黨這個典型，他說下黨搞好了，對全地區的脫貧有指導意義。
　　他對各級干部提出明確要求，強調要主要抓“做”功，而不是“唱”功。要以一村一戶為對象，身子扎下去想路子、解決問題﹔要有比較明確的脫貧手段，比如推廣“一村一品”﹔要一個項目一個項目地跟進，才能實打實地上一個新的台階。“不能希望一口就吃成一個大胖子，不能急功近利，搞短期行為。”習書記這些話，我至今記憶猶新，恍如昨日。實踐証明，把脫貧作為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一任接著一任干，“功成不必在我”是完全正確的。今天的“精准扶貧”“全面小康”和當年的“擺脫貧困”，是一脈相承的，當然既是量的變化，更是質的提高。
　　習書記還講，要把脫貧與農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結合起來。他舉了壽寧農村人畜混居的例子，他說：“人跟牲畜住在一個屋檐下，這屋內衛生狀況解決不了，怎麼能夠健康起來。”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考慮，體現了他慮事周詳、思考深刻的品質。
　　採訪組：那麼習近平同志當時給您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
　　連德仁：我還記得第一次見到習書記時，感覺這個大干部真年輕啊！三十出頭的樣子，很有內涵，又非常平易近人。由於他每次來我都陪他，一來二去的就熟悉了，他見到我就“老連”“老連”的叫我，很親切。而且從他講話也能看出來，他不像有的讀書人講話那樣文縐縐的，而是非常接地氣，說的都是老百姓能聽懂的話。
　　我認為，當時閩東地區的落后面貌和群眾脫貧致富的期盼，激發了習書記強烈的為民情懷。他一而再、再而三，跋山涉水，三進下黨，下黨成為他最為牽挂的地方。在他的推動下，現場辦公下基層、調查研究下基層、信訪接待下基層、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下基層這個“四下基層”制度在閩東蔚成風氣，直到現在仍在延續。
　　他在基層調研，總是走在最前面，到老百姓家裡看望慰問，也從不講究。有的老百姓衣衫襤褸，手也不怎麼干淨，可他從不在意，進門就過去跟他們打招呼，握著他們的手進行交談。有時候進了農戶家裡，就直接掀開鍋蓋看看老百姓吃的什麼，對生活用度問長問短。老百姓都說習書記是打心眼裡關心我們。
　　採訪組：您后來跟習近平同志還有聯系嗎？
　　連德仁：我與習書記個人交往不多，有一點是我至今不能忘懷的。我個人的業余愛好是寫作，1990年時，我把自己擔任副縣長十年期間撰寫的文章結集成冊，出了一本38.5萬字的書，叫《從政文稿》。當時是以內部書號印的，隻印了3000冊，我送了習書記一本。后來有一次他來壽寧調研，我到壽寧賓館去向他匯報工作。他一見我來了，就說：“老連，你的《從政文稿》我看了，不錯！你要寫上5本書。”習書記的鼓勵對我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現在我已經寫出4本了，也先后給他寄過，我還要加把勁再寫一本，繼續發揮余熱。
　　1992年9月，他把《擺脫貧困》一書送到我手中，並親自寫下“德仁同志閱存，習近平”9個大字。2002年4月25日，我陪同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書記在清源鄉調研時留下我們之間唯一的一張合影，我把這張照片印在《三農絮語》一書中，作為永久的紀念。
　　現在距離習書記主政閩東已經過去30年了，他在閩東大地、壽寧大地上踐行骨肉相連的群眾路線，留下了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留下了清正廉明的公仆形象，留下了親民愛民的執政理念，留下了踏石留印的務實精神。如今，壽寧縣、下黨鄉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山頭綠了，生態環境明顯改善了﹔電燈亮了，廣大農村實現用電全覆蓋﹔道路通了，下黨通了柏油路，壽寧通了高速公路﹔衣食足了，溫飽問題解決了﹔樓房高了，壽寧新城高樓林立﹔實力強了，縣級財政收入是當年的100倍，2015年壽寧還榮獲“全省縣域經濟發展十佳縣”﹔市場繁榮了，商品琳琅滿目，物價相對穩定﹔教育發展了，2014年高考上本科線997人，2位學子被北大錄取﹔看病方便了，老百姓的健康指數進一步提高。那個昔日近七成百姓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下黨鄉，2016年實現工農業總產值2.4億，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305元，總人口貧困率下降為2%。
　　我想，壽寧和下黨脫貧致富的顯著成效，就是我們壽寧人民、下黨鄉群眾對總書記這些年來殷殷牽挂的最好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