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書記把‘公仆日’辦成了‘連心日’”

　　採訪對象：李金賢，1944年8月生，福建莆田人，1983至1988年任寧德地委辦公室副主任、行署辦公室主任，1989至1991年任地委辦公室主任、地委副秘書長。其后分別任福建省政府辦公廳秘書處處長、省信訪局局長和省政府副秘書長、省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副主任。九屆省政協委員，2009年退休。

　　採 訪 組：田玉玨 薛偉江 李 政

　　採訪日期：2017年6月3日

　　採訪地點：福州市芳沁園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任寧德地委書記時，您在地委辦公室工作。請您談談他剛到寧德時給您留下的印象。

　　李金賢：習書記在福建工作17年半，我與他有比較長時間的工作交集。他擔任寧德地委書記期間，我在他身邊工作，任地委辦公室主任、地委副秘書長。他調任福州市委書記后，我也調到省裡工作，先后任省政府辦公廳秘書處處長和省信訪局長、省政府副秘書長。習書記當福建省長之后，對信訪工作十分重視，我們打交道比較多。和習書記一起工作的那段日子，有許多美好的回憶，有些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

　　習書記剛來寧德時才35歲，是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那個時候，改革開放如火如荼，發展經濟是整個社會的主旋律。習書記帶著在沿海特區工作的豐富經驗，從廈門過來，又是中央領導同志的后代，所以大家對他期望值很高，都說：省委真重視寧德啊，派分量這麼重的干部來，是我們閩東人民的福氣。地委對他的吃住行作了這樣的安排：在閩東賓館騰出一個套間，使單身書記生活起居有人照顧（新婚不久的習書記獨自一人到寧德上任）﹔行署新進了兩部進口小車，安排一部給他坐，司機由他自己定。這本是入情入理的安排，習書記卻一一謝絕了。他說：“車輛還是用老書記退下來的小車，連原司機一起轉過來就行了。我也不能住在賓館，還是搬到機關干部宿舍住，吃在機關干部食堂就可以。”經辦人員一聽連忙勸道：“這可不行啊！老書記退下來的車已經跑了二十多萬公裡，車頭在一次車禍中碰壞修理過，閩東山高路險，還是換新的比較安全吧！讓您住在賓館，主要是考慮到家屬不在身邊，生活不方便。”但是，習書記還是堅決不從，他說：“我們是貧困地區，不要擺闊氣、講排場，還是過緊日子好。新車就留給接待客人用，要保証客人坐得舒適安全。我是來工作的，不是來享受的，住在機關宿舍，和干部在一起工作生活，各方面才方便。”就這樣，在任內，他堅持用舊車，住干部宿舍，宿舍內的床鋪、家具基本都是原來用過留下來的，連司機也是呂居永老書記留下的，一直到他離開寧德赴福州上任為止。在這期間，他從不公車私用，夫人彭麗媛幾次到閩東來看望他，都是自己買車票或搭便車來的。其實，這些看似平常的舉動，在當時來說是很不容易做到的，那時有一種觀念是政府對外的形象一定要包裝，比如政府領導一定要配豪車，認為這樣才能引得金鳳凰，招商才容易。但他沒有這樣想，在當時就表現得很不一樣。

　　習書記來寧德沒幾天，就搬到機關干部宿舍樓裡住，與干部一道吃在機關食堂。辦公室就安排在老地委大院辦公樓三樓，總共隻有20多平米，裡外兩間，外面一間擺放著兩張沙發，一張茶幾，用來會客﹔裡面一間是他辦公的地方，放了一張辦公桌、一個書櫃，雖然安裝了一部老式的窗式空調，但他很少用。他來的時候，我們原本想把這間辦公室重新裝修一下，可他不同意，說原樣就挺好，來了就直接進去辦公了。

　　大家都沒想到，這個從廈門特區來的地委書記，如此艱苦朴素，如此嚴於律己。大家也都覺得，跟著這樣的領導干，他說什麼都服氣。

　　採訪組：聽說習近平同志剛到寧德工作時，許多干部群眾十分期待早日脫貧致富，希望能上一些大項目。請您談談他當時對發展寧德經濟是怎麼考慮的。

　　李金賢：習書記剛來就給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大家的積極性和信心都很足，一時求富心切，“三大戰役”決戰決勝的提法就被炒起來了。所謂“三大戰役”，實際上是指修建福溫鐵路、開發三都澳、在賽岐建中心城市這三項大工程。當時社會上流行跑“部”“錢”進，習書記是北京下來的，大家就認為他往北京跑項目要錢肯定更容易。很多人都說：“這下閩東馬上就要改變面貌、脫貧致富啦。”

　　但習書記這個人很沉穩，並沒有受當時干部群眾高漲情緒的影響，沒有立馬燒起“三把火”，而是決定先到基層調研。他花了兩個月時間，跑遍了寧德9個縣，還考察了浙江的樂清、蒼南和溫州三個地方。他跟我們說：“閩東脫貧不是那麼容易呀。閩東山窮地瘦，山勢呈犬牙交錯，落差大，直上直下，海拔可以從1000米陡降到幾十米，平原地少，山區多是挂壁梯田，田塊小，群眾說是‘眉毛坵’、‘斗笠坵’、‘蛤蟆一蹦過三坵’。閩東雖然山巒起伏，但林木也少，光禿禿的，沒有什麼像樣的礦產，資源比較貧瘠。沿海四個縣也多半是山區，海島缺電缺水，災害頻繁。所以，我們不能脫離這些實際談脫貧，不能寄希望於一下子抱個‘金娃娃’。”

　　採訪組：看來習近平同志在調研中發現了很多困難和問題。

　　李金賢：的確，習書記在調研中看到了閩東真正的問題所在，最主要的就是受客觀條件制約。首先是自然地理條件惡劣，一旱一澇是常態，老百姓稱之為“一場大雨嘩啦啦，三天沒雨干巴巴”。沿海台風暴雨，一年都要來好幾趟，山洪暴發、山體滑坡是常有的事。其次是交通不便。寧德地區關山阻隔，到每一個縣都要翻一座又陡又長的嶺，進出唯一的公路是104國道，坡陡路窄，險象環生，艱難異常。從福州往寧德走，就要翻越羅源飛鸞嶺，坐車一上一下，至少就得一個鐘頭。到霞浦有楊梅嶺，到福鼎有金釵嶺，到福安有財洪嶺、眉洋嶺，到古田有牛嶺，到壽寧還有車嶺和九嶺。如果到周寧縣，還要翻過愁嶺。愁嶺這個地方真是名副其實啊，道路又窄又陡，彎多崎嶇，從車裡往外邊看，處處是懸崖峭壁，就好像坐的不是汽車，而是飛機，非常可怕，真可謂一見就“發愁”。傳說外地司機到這裡有的都不敢開車，要雇當地司機才敢通過。

　　習書記還發現，受自然地理環境影響，閩東的老百姓有幾種思想傾向。一種是安貧樂道、“窮自在”的觀念。滿足於“過得去”，反正不愁吃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這種想法的人居多。一種是怨天尤人的思想。在高山地區，有人覺得自己的“八字”不好，生在這麼個地方，沒辦法，就“等靠要”吧，總會等來政府救濟。還有一種是急功近利的心理。覺得我們窮得被人瞧不起，要趕快改變面貌。於是就不切實際地提了一些口號和目標。還有一種思想傾向就是無所適從，面對機遇又不敢闖，思想和行動都困在家門口了。但習書記更多的是看到閩東人民朴實、艱苦奮斗、不屈不撓的勇氣和信心。閩東是革命老區、蘇區，曾志和葉飛等老一輩革命家都在這裡戰斗過。他說：“閩東人民有著光榮的革命斗爭歷史，蘊藏著不屈不撓的戰天斗地的革命精神，這是最寶貴的精神力量，這種革命傳統留下的基因是能造就人間奇跡的。”

　　採訪組：了解到這些情況，習近平同志採取了怎樣的態度？提出了哪些思路和舉措？

　　李金賢：閩東的實際和干部群眾的思想狀況引發習書記的深刻思考：在發展商品經濟，“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態勢下，閩東這隻“弱鳥”能否先飛、如何先飛？

　　結果，他寫出了一篇名為《弱鳥如何先飛》的閩東九縣調查隨感，隨后召開干部大會，介紹自己的思考和認識。這是他到寧德工作后召開的第一場全體會，大家既興奮又期待：習書記終於要作報告了，閩東大發展的號角要吹響了。但習書記在報告裡面首先指出的一點，就是對他期望值不能太高。他說：“我就是我，父輩的光榮，不能作為兒孫輩的老本。”第二點，他指出閩東經濟發展不能急躁，不能寄希望於一下子抱個“金娃娃”，一口吃成個胖子。第三，他強調要樹立“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幾任班子一本賬，一任接著一任干。發展需要接力，各級干部要發揚“滴水穿石”精神，以一種前仆后繼、敢於為總體成功犧牲的品格，接續奮斗。這番話言辭懇切，鞭辟入裡，但在當時，卻相當於給大家潑了一盆“涼水”。許多干部原來熱度很高，一聽到這裡就懵了，大家議論：這個“滴水穿石”，要滴到什麼時候才穿啊？

　　習書記很有領導藝術。他一邊潑涼水，讓大家冷靜下來，充分考慮當地實際情況﹔一邊又保護大家的熱情，燒溫火，肯定“三大戰役”的目標是積極的。他說：“建設新城、開發港口和修建鐵路，都是大好事，不是說不行，但要考慮現在能否實現。”他耐心地給大家分析，現在建設新城區不切實際，一座城市的形成是政治、經濟、文化、歷史長期積澱的過程，不能輕易打破。再說，搬遷付出的代價太大，談何容易。閩東地區自然地理條件惡劣，區內交通閉塞，物資匱乏，三都澳目前還是軍港，缺乏戰略物流大后方支撐。福溫鐵路的建設是大趨勢，將來一定會實現，但以我們目前的財力，杯水車薪。習書記說：“這些項目雖然現在不能推行，但我們要看到希望，深入考察分析，做好可行性研究，啟動一些前期性的、爭取性的工作。我們要做好准備，創造條件，把基礎性工作先干起來。”

　　接著，他又說：“我們閩東要下決心擺脫貧困，目前首要的是從思想上淡化貧困意識，轉變觀念，樹立市場觀念、商品觀念和競爭觀念，這樣才能真正踏上富裕之路。”他還鼓勵大家要看長遠，積極進行宣傳和前期准備，閩東的發展應奉行“滴水穿石”“弱鳥先飛”的思想，立足現實，不急功近利，不攀比，不消極，不蠻干，緊中求活，活中求發展。根據現有的時空條件，日積月累，一定會水到渠成。

　　習書記的報告，在閩東引發強烈反響。那些要燒“三把火”的不切合實際的超前論調消失了，人們開始冷靜下來思考，閩東要改變貧窮面貌，到底該從哪裡破題。這時，習書記就指出，要從交通入手，先解決路的問題。他在隨后一次地委會議結束后，專門把有關同志留下來討論怎麼修路。習書記讓我取一份寧德政區圖來，攤在桌面上，叫大家都圍過來看。他說：“閩東這個地方，關山阻隔，道路狹陡，咱們隨便去哪個縣，都要花一天的時間，幾個鄉鎮跑下來就要一個星期。光靠目前這一條道窄彎多的104國道，經濟是搞不起來的。”他用手在圖上一邊劃線一邊說：“你們看，從寧德漳灣出發，經福安縣的甘棠和灣塢，再到霞浦縣的溪南，上達牙城，經由福鼎的秦嶼穿過相山汾水關，抵達浙江蒼南，直達溫州，這幾個點連成線，就可以把咱們寧德好幾個縣都串起來。咱們就這樣搞一個汽車專用線。”那個時候，國內沒有高速公路，習書記提出搞汽車專用線，其實就相當於高速公路。習書記這一劃，大家都豁然開朗，這條專用線一修通，不僅將寧德、福安、霞浦、福鼎之間的距離大大縮短了，而且把沿海幾個縣搞活了，由此也可輻射帶動山區經濟的發展。不過說到這裡，習書記又說：“我們要有以下四個方面共識：一是立足現有區情，著眼現有條件，克服急躁情緒，可先行論証﹔二是三都澳當前開放條件不成熟，無腹地，還難以形成物流集散中心，應矯正孤立開發的想法﹔三是當務之急要打通飛鸞嶺，開條隧道，這是閩東咽喉，要從發展區域經濟高度上積極向省政府、中央有關方面匯報﹔四要腳踏實地，不能空喊口號。”

　　就這樣，寧德這個“弱鳥”在習書記帶領下走上了一條因地制宜發展經濟的“先飛”之路。在農業上，他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經”，結合各地區實際發展特色產業，比如霞浦的晚熟荔枝，福鼎的四季柚，福安的芙蓉李，古田、壽寧的食用菌和茶葉，以及沿海縣市的養殖貝類、魚、藻類等，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帶有產業特色的精准扶貧。在工業上，他注重加強基礎設施建設，除了剛才說的修通公路，他還主張大力發展地方工業，跳出了“無電辦啥工業”“無工業辦啥電”的怪圈。

　　習書記的宏圖大志為閩東脫貧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閩東人過去不敢走出家門到外面闖世界，后來很多人走出門去做生意、辦企業，光福安縣就有幾萬人跑到外地，搞開發辦廠子，做茶葉搞物流，形成了氣候。周寧人在上海搞鋼鐵貿易，壽寧人到廣東辦超市，古田縣食用菌更是譽滿全球。這些都是過去的寧德人想都不敢想的。之后數年，地委、行署積極地為這個構想做實地調研、規劃，習書記離開寧德后，在任福州市委書記、省長期間，仍經常給予指導抓落實。閩東人民都在努力踐行習書記當年為閩東規劃構筑的藍圖，現在福溫鐵路有了，福溫高速公路也已通車多年，各地縣（市）也都基本連上了高速路，福鼎還建起了核電站，輻射周邊多個省市的供電需求，帶動了本地區周邊城市的工業發展。交通的便利，還帶動了閩東地區旅游業的繁榮發展。山區農民造福工程及脫貧致富的寧德模式還輻射到了全國。這些都實實在在印証了他當初的預言：“對閩東，我是充滿信心的”，“經過我們的不懈努力，我們一定可以在許多領域創造‘弱鳥先飛’的奇跡”。

　　前幾年，我有感於閩東的變化及習書記在閩東時期的工作思路，隨筆寫了一首詩《回眸閩東》，作為服務過閩東的老同志的一點想念：

窮山惡水越千年，山客“曲蹄”苦黃連。

解放翻身民做主，改天換地刨窮根。

改革開放旌旗奮，宏圖偉業譜新篇。

更喜聖杰臨貧瘠，霞光普照福人間。

“四下基層”集民智，擺脫貧困明方向。

踐行唱和“山海經”，滴水穿石開新天。

“雙龍”穿山跨海舞，三電凌空入網先。

工貿雲集港城美，山青水秀入畫匾。

造福新居民樂業，衣豐食足樂開顏。

精准扶貧結碩果，閩東小康奔向前。

　　（注：“曲蹄”指舊社會對漁民的貶稱，“雙龍”指福州至溫州高速公路、高速鐵路，“三電”指福鼎核電、福安大唐火電、閩東水電）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寧德工作期間，特別強調密切聯系人民群眾，要求各級領導干部經常到基層群眾中走訪。請您談談他是如何以身作則貼近群眾的。

　　李金賢：那個時候大家都認為，要改革開放，就要往城市跑，到城市裡才能發展經濟。所以，干部跑鄉村的很少，領導到田間地頭踩田埂的更少，好像隻有大城市裡面的“燈紅酒綠”，才是改革開放。可習書記不一樣。他心裡裝著群眾，始終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他一到閩東就提出“四下基層”，即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到基層、信訪接待到基層、現場辦公到基層、調查研究到基層，並且自己帶頭沉下身去。記得2010年8月，作為國家副主席的他來福建調研，專門和我們這些在寧德一起工作過的老同志見了面。我對習書記說：“這麼長時間了，您當年提的‘四下基層’，我們一直在堅持。”沒想到我這麼一說，把他的話匣子打開了。他說：“對呀，‘四下基層’我也一直強調，到了浙江也這樣要求，到了北京，對國家信訪局也講過領導干部信訪要下基層的事。”

　　習書記下基層總是要求去最偏遠、最困難的地方，這些地方往往也是最危險的地方。當時寧德最偏僻、最貧困的四個鄉，他去了三個，隻有一個因為工作調動沒來得及去。他在基層從來不是走馬觀花，而是注意體察民情。他跟我們講，下基層要會看“三面”：田面、人面和市面。田面，就是要看田間地頭有什麼庄稼，庄稼長得怎麼樣﹔人面，是看群眾的精神面貌，如果面黃肌瘦，就說明生活條件不好﹔市面，就是看集市交易是否活躍、物價高不高，等等。進了群眾家裡，他不光圍繞生活問題問長問短，還要揭開鍋蓋子，看看老百姓平時到底吃些什麼。也正是因為他與群眾走得近，老百姓才發自內心地認可他，對他感情很深。

　　我舉兩個習書記下基層的事例。一個是他當年去下黨調研的經歷，真是非常辛苦。下黨是當時平溪鄉一個村劃分出來新設的鄉，沒有電、沒有財政、沒有辦公樓，幾千號農戶，進出沒有公路，也沒有車，人們交公糧、買東西，都是肩挑手扛，非常不方便，要看病就更難了。習書記聽說了，就要去看一下，並打算幫助解決修公路的問題。記得那是1989年7月，天氣非常炎熱，先是坐車一路顛簸到平溪鄉上屏峰村下車，再步行20多裡山路，到下黨就已經中午了。我們在村頭鸞峰橋上座談，簡單吃了午飯后，又去看望了幾戶貧困群眾。下午2點多了，習書記就提出不再原路返回，去現場考察要修的那條路。

　　那是一條很小的山間路，很久都沒有人走，荊棘叢生，高低不平。下黨公社（那時候下黨鄉還叫公社）的書記拿著一把柴刀走在前面，邊劈開雜草邊往裡走。我們每個人手裡拿著一根棍子做拐杖，跟在他后面。大熱天走在草叢中，就像待在大蒸籠裡一樣，一個個大汗淋漓，氣喘吁吁。那時候也沒有瓶裝水，渴了，就捧溪水喝，抹把臉。我們從下午2點走到7點才走到上屏峰村公路邊，然后坐上車，又晃蕩一個多鐘頭，晚上8點多才回到縣招待所吃上飯。那一天真是累壞了，很多年輕人的腳底都打了泡。路上我就跟習書記說：“今天我考慮不周，實在是太累了，你身體吃得消嗎？”沒想到他很輕鬆地說：“這點苦不算什麼，當年我當知青插隊的時候住窯洞，跳蚤咬得皮膚都腫了、爛了。白天干活，挑一兩百斤的擔子，一肩挑可以不換肩。”我很感慨，習書記那麼小的時候就經歷過磨練摔打，一般的年輕人是比不上的。

　　第二個事例，是有一次我陪他坐船去福鼎縣的崳山島調研，當年崳山島隻有一個簡易小碼頭，機帆船到了島邊靠不上去，隻能用小舢板轉運。那個時候氣象預測不是很准，去的時候很順利，風平浪靜。回來時突然起了五六級的風，海浪一下子就掀高了，小舢板始終靠不到大船上。船民在船頭頂風的地方試了幾次都靠不上去。習書記說：“咱們要背著風上，不要去頂著風，從后面向上靠。”果然，背著風一下子就成功了。上岸后，我跟習書記說：“今天真有點后怕呀，萬一靠上不去，船翻掉就麻煩了。你會游泳嗎？”他就笑了，給我講他在廈門時游大海的經歷。他說有一次游興正濃，不經意間發現浪不對勁，好像是要退潮了。他沉著冷靜，辨析海水流向，採取側仰姿勢，積蓄力氣，剪浪而游，終於安全游回來了。他說：“遇到這樣的事情，首先心裡一定要冷靜，不能慌亂。無論做什麼事情，首先自己不要亂了自己。”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寧德期間對信訪工作比較重視，提出了獨特而明確的要求。請您談談當時的主要背景，以及在他的要求下，採取了哪些措施，成效和反響如何？

　　李金賢：習書記總是說，一個領導干部做工作想抓住要害，就要把信訪作為黨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紐帶，作為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作為化解社會矛盾的穩壓器。他說：“我們工作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不僅要對上面負責，而且要對群眾負責，為人民做主。古時候的賢明縣官尚且還有擊鼓升堂、為民伸冤的，而我們卻成天忙於開會，很少主動去抓這個事，這是不應該的。”

　　他把信訪工作放到突出位置，到任不到5個月，就親自下基層參與信訪接訪。記得他到霞浦縣搞信訪接待，忙活了整整一天，受理了86件事，當場就解決了十幾件，剩下的就讓相關部門在一個月內解決掉，老百姓十分高興。習書記實實在在為民辦實事，當天晚上的總結會議上，就提出“領導干部要主動到基層接訪群眾，在信訪中傾聽人民的呼聲，了解人民的願望，把群眾的聲音作為改進工作和作風的營養品”。為了強化信訪工作，他很快就研究制定了領導干部下基層接待群眾來訪制度。后來，領導干部下基層接待群眾來訪的做法進一步向面上推開，每個月20號，各個縣市領導都要安排接待群眾來訪，了解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干部們把這一天叫作聯系群眾的“公仆日”，老百姓則把這一天稱作“連心日”，覺得這一天像過節或趕墟（指農村集市）的日子一樣。他還特別強調這種制度不要刻意追求形式，而要講求實效，多辦實事，要體現求實精神。他說：“有些問題我們已經承諾了的，隻要沒有大的出入，就下決心抓緊兌現，取信於民。確實需要解決的困難，晚解決倒不如早解決好，早解決更有利於維護黨的威信和政府形象。”

　　在習書記的執政路上，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對信訪工作的重視。他任福州市委書記時，就在福州五區八縣全面推行建立領導干部下基層接訪群眾信訪日制度。他任福建省長時，多次到省信訪局視察並指示，在百忙中參加了省信訪工作暨表彰大會，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必須放下架子，主動上門，把信訪工作做到基層。他跟大家說：“關心幫助每一個需要關心幫助的人，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義務。”在他的指導下，全省各級各部門都建立健全領導干部信訪接待日制度，有效化解了許多信訪積案、老案，受到群眾歡迎。再后來，他到浙江當省委書記，還專門讓浙江省信訪局局長到福建了解信訪工作。浙江信訪局把習書記在福建推開領導干部信訪下基層的經驗做了總結，並在浙江全省推開。當時，他作為浙江省委書記，還親自帶著省、市、縣三級主要領導干部到浦江接待來訪群眾，這在全國還是首創。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寧德工作期間，您在辦公室工作，請談談他對機關干部特別是辦公室干部提出過哪些要求？

　　李金賢：習書記很重視辦公室工作，也很熟悉辦公室工作，所以很體貼辦公室工作人員的難處。我原來在行署辦公室當主任，他來了5個月，就把我調到地委辦公室。當時我心裡忐忑不安，因為自己年齡比較大，比習書記年長十歲，而且我也知道，習書記工作要求高，節奏快，規矩也很嚴，計劃性強，我怕跟不上他的節奏。結果，他叫我過去談話，好像已經摸透了我的心理，講得很直率。他說：“辦公室工作是一個苦差事啊，什麼好受的沒有，隻有難受。有的人不願意來，願意來的人，組織上還不一定看得上。”他這麼一說，一下子就讓我放鬆下來，也把我們之間的距離拉近了。他隨后對我提出了辦公室工作需要加強的幾個方面：一是加強制度建設，強調按規矩辦事﹔二是加強干部管理特別是秘書的管理，並說領導的秘書是工作的需要，沒有任何政治上的特權﹔三是加強學習思考，多下基層調查研究，抓好落實督察反饋。

　　習書記總是能夠指明辦公室的工作方向，幫助我們理順辦公室的各種關系，對同志們的工作充分肯定。但工作上需要注意的問題，他也直接提出來，從不含糊。拿文字工作來講，他說文件是用來指導工作的，連標點符號也不能馬虎。他最怕文稿寫成長文，一個報告稿，一般四五千字就可以，但是條理一定要清楚，觀點必須鮮明，要引經據典，把道理講深、講透、講明白，絕不能唱高調，不能講空話、套話。習書記平時看書多、知識面寬，辦公室的同志們都在他的帶動下主動學習充電，素質都有很大提高。他也十分懂得辦公室工作人員的難處，有時大家會跟他嘮叨一些柴米油鹽上的事情，他都非常理解。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給大家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您印象最深的有哪些事情？

　　李金賢：我對習書記印象最深的事情，首先就是勤奮好學。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講話，許多用典都是信手拈來。這都源於他廣泛的閱讀和豐富的閱歷，正可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他什麼時候都能擠出時間來看書，而且什麼書都看，基本上是把整個空余時間都放在讀書學習上。白天不下鄉的時候，他會准時到辦公室，看文件、看材料，找人談話。業余時間，就一個人在家裡看書。那些日子裡，我晚上加班回家，總能看到他的燈還亮著。即使是下鄉最辛苦的時候，晚上也是雷打不動地看書，每一個縣的縣志，是他的必讀書目。記得到壽寧縣下黨鄉調研，前一天晚上吃完飯，他在縣城溜達，轉著轉著就轉到了新華書店。進了書店門，就看他兩眼直放光。他驚訝地說：“沒想到壽寧縣城書店裡還有這麼多好書啊！”他總共買了八九本，有馬恩列寧經典著作，有馮夢龍的《喻世明言》《醒世恆言》《警世通言》，還有一本清末小說《九尾狐》，我覺得非常新鮮。

　　他親口給我講過，當年在梁家河插隊，是帶了一箱子書下去的，連詞典、字典都帶去，看不懂的字、不理解的詞義，就翻字典、詞典，每天晚上就是在煤油燈下看書，日積月累地讀書。他來寧德，也沒有什麼隨行的東西，除簡單的被褥衣服外，全都是書。當時國內各地正在流行跳交際舞，年輕人都在學、都在跳。他當時一個人在寧德，但從來沒有見他去跳過一次舞，也沒有去唱過卡拉OK，就隻愛讀書。記得有一年元旦，他讓秘書回家探親。晚上8點多，我與時任寧德縣委書記陳修茂不約而同到他家裡找他，隻見他的書桌上放著幾本書，有一本書正翻看了一半放在燈下。九層之台，起於累土，他如果不是這樣博覽群書、勤學積累，沒有這樣的態度和精神，就不可能成就今天的一番作為，就不會形成當今指導中國發展道路的治國理政思想。

　　第二，他看事物總是站位很高、立足長遠，深謀遠慮，而不是隻謀一時一地。這一點從《擺脫貧困》這本書就可以看出來。當時他為什麼要提出“擺脫貧困”而不是“消除貧困”呢？因為他考慮到，擺脫貧困其意義在於擺脫意識和思路的貧困。而這種貧困消除起來不是那麼容易的，僅僅是一個“擺脫”，就要多少年一步步地努力，“消除”就更難了。所以，這也與他提倡“經濟大合唱”，提出“滴水穿石”精神密不可分，不能想著一蹴而就，而要一步一個腳印，動員方方面面的力量，扎扎實實地做工作。他講的這些話，大家都能聽懂，也能接受。

　　第三，就是他處事果斷、篤定。記得1989年政治風波那年的5月，正是敏感時期，大家說話表態都比較謹慎。我們寧德地委計劃召開新聞工作會議，但沒想到趕上政治風波進入高潮，誰也不敢出來講話，也不能出來講話，怕講錯，叫人家抓住“尾巴”。大家就商量，要不要把會議延遲一下。可習書記卻拍板說：大膽開。當時參加會議的有各個縣的縣委書記，還有新聞工作者和各報道組組長。他在會上提出了做好新聞宣傳工作的鮮明觀點。他說，一是要冷靜分析思考，認清當前形勢﹔二是要搞好輿論引導，弘揚社會正氣﹔三是要加強新聞隊伍建設。立足於冷靜思考，他還毫不含糊地對民主問題進行了深刻闡述，講得非常精彩。他說：“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應該是人民利益的一種法制化的體現，而不是某一階層、某些人的隨意性，也不是滿足任何一些人、任何一個階層提出的任何一個要求。極端化地去要求別人或者要求國家，其實就是隻要求別人對自己民主，而自己則可以不受任何的約束，這是行不通的。”現在來看，這些話依然聲如洪鐘，振聾發聵。在當時那個時期，大家聽得鴉雀無聲，都覺得這個習書記真是高人，敢講，而且講得在理，很多疑慮都打消掉了。那個時候，各地各種謠言滿天飛，說什麼話的都有，可是寧德地區卻非常平穩，沒有人跟著瞎折騰。直到那場風波過去之后，各地搞清理清查，習書記在這個會上的講話才引起關注，當時新華社福建分社社長還專門把習書記的講話整理成內參報了上去。那個時候，他隻有36歲，真是太了不起了。

　　今天，我們雖然不在他身邊和他共事，但看到他在國際舞台上自信而篤定的神態，聽到他優雅而沉穩的講話，我們深深為之折服。他代表中國傳統，代表中國形象，也將帶領中國走向世界、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