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書記是胸懷大略大謀大志的領導”

採訪對象：洪永世，1942年8月生，福建永春人。1984年6月任福州市委副書記、市長。1992年12月至2007年歷任廈門市委副書記、市長、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1999年至2001年任福建省委常委。2007年3月退休。

採 訪 組：沈 凌 路 也 胥 晴

採訪日期：2017年6月5日

採訪地點：廈門市廈門賓館

採訪組：洪書記，您好！習近平同志1985年到廈門工作，您當時是福州市長。你們初次見面是什麼時間？

洪永世：我一直習慣稱呼近平同志為習書記，因為我們在福州一起工作的時候，他是市委書記，我是市長。

1985年6月，我第一次見到他，那是習書記從正定調到福建去廈門報到的前一個晚上。我記得是在福州的老溫泉賓館，當時福建省委書記項南同志請他吃晚餐，叫福州市委書記和市長陪同，所以我才有機會在他來福建工作的第一時間和他見面。

我們原來並不認識，當時我43歲，算是比較年輕的干部，而他那個時候更年輕，才32歲。那頓飯吃得很簡單，當時項南同志提倡“四菜一湯”，我們都很自覺。項南同志介紹了近平同志來廈門工作的情況，讓我們以后多聯系。習書記個子很高，看著很強壯，穿著很朴實、簡單，說話也很親切。這是他留給我的第一印象。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廈門工作，您在福州工作，你們之間有接觸和聯系嗎？

洪永世：有的。那次見面之后，習書記就到廈門工作了。后來他離開廈門到寧德，省裡開會的時候還經常碰面，有時候還互相問候一下，談談工作方面的情況。

其實，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項南同志並沒有介紹習書記的家庭情況。習書記到廈門以后，我才了解到他的父親是習仲勛同志。但無論工作生活，還是言談舉止，他與我想象中的高干子弟完全不一樣。

1990年初，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的袁啟彤同志調任省委副書記，市委書記的位置就空缺了。有一天，省委書記陳光毅、省長王兆國、省委副書記賈慶林乘坐一輛中巴車到福州連江縣調研。回城的路上，陳光毅書記在車上，面向大家對我說，老袁到省裡工作了，福州市委書記還空缺在那裡，讓我說說我的想法。我當時就表態說，省會城市很重要，希望調一個年輕的干部來。不久省委決定，近平同志調任福州市委書記。我有幸能和習書記在一起工作了。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和您在福州搭過近3年的班子，請您談談有哪些事情讓您印象深刻。

洪永世：我一直到1992年12月才離開福州到廈門工作。在福州期間，習書記是我們的班長，我們一起共事了近3年時間。從班子分工來說，他是市委書記，我是市長，我管政府這一塊，在市委領導下開展工作，我們之間的配合非常默契。在當時的班子裡，習書記雖然年輕，但他工作經歷豐富，作風非常扎實，很有經驗，還很民主，也很關心班子成員的工作和生活。這是我們班子成員的共同感受。在他的帶領下，整個班子很團結，干勁十足。有什麼事，大家一起下去調研，一起商量，然后分頭抓落實。

作為班長，習書記非常注重團結班子成員、尊重老同志。我們一起下去調研的時候，各個縣、市匯報工作，他都認真聽，認真記錄。在作最后總結之前，他都會主動讓我先說，先讓市長和其他班子成員發表對這些問題的意見和看法。這個方式就很民主，讓大家把意見充分發表出來，而不是說他作為書記都“包場”了。還有，但凡涉及項目、資金等用錢的問題，他都讓市政府回去先研究再決定，有些市政府沒有考慮到的，他會個別講一下。另外，他會事先讓市委辦公室把下一周的工作安排打印出來，征求市政府這邊的意見，看有沒有需要調整的，然后再定下來。這既是互相尊重，也是做好工作統籌。

在用人問題上，他會廣泛聽取意見，尤其是任用政府部門的干部，他會征求我的意見。有重大活動，書記、市長、副書記都一起下去參加調研，共同了解基層情況，對存在的問題充分發表意見。所以，雖然任務很多，工作很緊，但我們班子在一起還是非常開心愉快的。討論的時候也都沒什麼顧慮，彼此坦誠，有什麼講什麼，完全敞開心扉。

採訪組：你們當時是怎樣開展調研的？

洪永世：我們經常一起下基層調研，比如說到縣裡，到重要的企業，到省直機關，到部隊和學校，我們都一起去。在一個縣一待就是一兩天，走村串戶聽匯報。有時候時間安排不過來，他帶一個副書記，我帶一個副書記，分兩隊下去調研。包括“3820”工程的提出，他都通過大量基層調研、收集群眾問卷和專家咨詢來幫助決策。這些專家有的來自福州，有的來自北京，還有的來自國外，聚在一起對方案初稿進行論証。一個方案的出台，我說是“四易其稿”，實際上遠不止4次，每次他都親自修改。他眼界寬、思路廣、站位高，提出了很多高瞻遠矚的修改意見。很多決策是經過調研討論，集中集體智慧，最終形成的共識。有了共識，實施起來就比較順利。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間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洪永世：習書記在福州做了很多工作，為福州的發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根據我了解的情況，主要講他做的10項工作。

第一項是主持編制《福州市20年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設想》，就是“3820”工程。1992年，習書記主持編制的“3820”工程，科學謀劃了福州3年、8年、20年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步驟、布局、重點，充分體現了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項是推動閩江口金三角經濟圈建設。習書記剛到福州不久，就開始謀劃福州的發展思路。建設閩江口金三角經濟圈，是“3820”工程提出的戰略布局，它既是目標也是舉措，與“3820”工程、“海上福州”、建設現代化國際城市等戰略構想一同構成全方位、立體化的福州城市發展戰略體系。

第三項是積極推動舊城改造。由於歷史原因，福州過去的城市建設基礎十分薄弱，木板房林立、舊屋區連片，住在裡頭的人用紙糊牆紙，被稱為“紙褙福州城”。習書記到福州工作后，在全國較早提出和推動舊城改造的“安居工程”“廣廈工程”“造福工程”。

第四項是關心和支持平潭的發展建設。平潭是福州市一個特殊的貧困海島縣。習書記多次到平潭調研，強調要從思想根源上解決平潭的發展問題，還提出要重視和利用平潭的獨特優勢。平潭后來的發展跟他當年的重視和關心是分不開的。

第五項是高度重視文化遺產保護。福州是歷史文化名城，有2200多年的建城史。但從上世紀80年代起，城市開發建設與文化遺產保護的沖突時有發生。習書記來了以后，高度重視文化遺產。他認為，保護好傳統街區，保護好文物，保護好名城，就是保存了城市的歷史和文脈，就是延續了城市文化的“魂”與“根”。正是由於他的重視，作為福州名片的“三坊七巷”才得以在保護基礎上開發利用，林覺民故居等一批歷史文物古跡才得以完整保留。“三坊七巷”是全國為數不多的古建筑遺存之一，它的留存不得不說是得益於習書記當年的高瞻遠矚。

第六項是高度重視干部隊伍建設，大力倡導正確的用人導向。習書記在福州工作期間，形成了許多干部選拔任用的理念和觀點，比如堅持“四化”方針和德才兼備原則，反對山頭主義和宗派主義，重實績、重表現，不拘一格選人才，念好“人才經”等等。

第七項是狠抓落實，提出“馬上就辦”的工作要求，推動政府職能轉變。“馬上就辦”這一點在他的調研工作當中就能看出。他說，群眾和企業反映的問題對我們來說有可能是小事，但對群眾和企業來說就是大事，要把群眾的事當大事來辦，能辦就要辦，而且要馬上辦。他下去調研，經常會跟信訪工作聯系在一起。他與群眾面對面交流，群眾都敢講真話。發現了問題，他就要求馬上就辦。那時候市委還成立一個督查室，群眾反映的問題到底有沒有落實、有沒有解決，都會反饋到他那裡去。

第八項是積極推動“四個萬家”，就是下基層到老百姓家，開展“進萬家門、知萬家情、解萬家憂、辦萬家事”活動。習書記提出4條具體要求：一要深入扎實，不搞形式主義，要真心實意地深入群眾，與群眾交朋友，而不是為下基層而下基層﹔二要到最困難的地方去，解決群眾最需要解決的“急”“難”問題，讓群眾真正感受到黨和政府的溫暖﹔三要講求工作方法，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對可以解決的問題及時解決，對解決起來確有困難的問題要耐心向群眾作解釋，求得諒解﹔四要熱情接待群眾來信來訪，做好“送上門”的工作，通過領導接待日、領導接待周等活動“活血化瘀”，化解各種矛盾糾紛，把不安定因素解決在萌芽狀態。他對老百姓有天然的親近感，完全沒有距離，平時隻要有時間，就會帶著秘書到老百姓家裡去，喝喝茶，聊聊天，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

第九項是狠抓作風建設。習書記經常給干部加油鼓勁，讓大家用實際行動對人民負責。他曾在黨代會上強調：“各級領導要向焦裕祿同志學習，一切以人民利益為重，事事向人民負責，把聯系群眾變為自己的自覺行動。”習書記要求干部一定要厲行節約、保持廉潔。讓我記憶猶新的是，在1991年3月30日召開的領導干部大會上，他特別叮囑我們：“到基層去，要注意輕車簡從，不請吃，不送禮，也不能都要基層主要領導同志迎送陪同，這要成為一條紀律和制度。”這與他擔任總書記后倡導的中央八項規定是高度契合的。此外，習書記還反復強調求實作風。在1992年5月召開的市黨代會上，他指出：“沒有一股‘闖’勁、‘鑽’勁、‘拼’勁，沒有迎難而上的勇氣，是不可能抓落實的。抓落實，就是要事情定了就辦，辦就辦好，絕不允許拖拖拉拉，半途而廢。言必行，行必果﹔釘是釘，鉚是鉚﹔打了雷，就要下雨。”我認為，這些觀點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后來提出的“空談誤國、實干興邦”“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等執政理念。

第十項是腳踏實地做實事，深入實際做調研。比如，他關心干部成長，關心干部生活，重視效能督查，成立督查室，重視對外交流，等等，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要落到實處，說到做到。習書記重視調查研究，這既是檢查落實情況的過程，也是發現真實問題的過程。他認為，調查研究是工作有新思路的源泉，是提高決策水平的有效途徑，是領導機關的基礎性工作和領導干部的基本功。在這方面，習書記身體力行，率先垂范。他到縣區基層調研，每次都安排充足的時間，從不走過場。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廈門和福州都牽頭編制了長期發展戰略，也提出了戰略設想。您怎樣理解他當時提出的這些發展理念？

洪永世：習書記在廈門、福州分別主持編制了兩市的20年發展戰略，提出了為期20年的長遠發展規劃。這在當時是不多見的，充分體現了習書記作為戰略家的高瞻遠矚和長遠志向，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他對全局和大勢的統籌把握。

習書記主持編制“3820”工程，有一個很鮮明的觀點就是“既要快，更要好”。要辦好事情，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慎重謀劃。一個地方的發展一定要有大的想法和目標，看遠一點，把路想好，不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他辦事一般不讓政府部門為難，有多少錢就干多少事，一旦決定做的事就努力去做。福州舊城改造基本上沒花政府多少錢。福州現在變化這麼大，跟他當年高瞻遠矚的發展思路有很大關系。他還有一個觀點，就是做事情一定要經得起后人檢驗。比如，關於“三坊七巷”的保護方案，我們經過無數次討論和修改，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但習書記說這些時間花得很值，討論充分了就可以少走彎路、少浪費，把前人留下的財富保護好、開發好，留給后人。他做“3820”工程的時候，也不是一上來就開始做的，而是經過2年的深入調研，真正啟動是在1992年年初。

我從福州到廈門任職以后，習書記就到省裡工作了，先是當副書記，后來當省長。我又在他的領導下，做了一些工作。大家了解比較多的，就是廈門“跨島發展”戰略的提出。那是2002年，我已經退下來到了人大，習書記當時擔任省長，他到廈門調研，提出了“跨島發展”戰略。這不是一時之舉，而是考慮到了“兩個延續”。第一個延續，是對廈門制定20年發展規劃思路的延續，是島內外一體化發展的體現。第二個延續，是廈門持續發展的延續，廈門剛經歷了“4·20”遠華大案，各方面工作受到影響，需要提振精神，繼續向前發展。習省長那次調研，以及由此提出的“跨島發展”戰略，對廈門產生了巨大影響。

第一個影響，是給廈門干部群眾帶來了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第一次是中央提出辦特區帶來的思想解放，第二次是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帶來的思想解放，第三次就是習書記提出“跨島發展”戰略帶來的思想解放。“跨島戰略”不僅對跨島擴展發展空間有指導意義，也給干部群眾帶來思想上的巨大轉變。習書記當時嚴肅地講，廈門要進一步克服島民意識，避免在舒適中沉醉，要使干部緊張起來，大干快上。

第二個影響，是讓廈門在實際工作中跳出本島、跳出廈門，讓廈門、漳州、泉州、龍岩、三明連得更緊。那個時候，他在福州和廈門都提出了“大城市群”的概念。他說：“今后世界經濟競爭的單元不是大企業，也不是各國政府，而是‘大城市群’。”黨的十八大以后，他提出京津冀一體化發展，做大做強長三角經濟帶，設立雄安新區，等等，都可以說是對“大城市群”理念的踐行，是適應世界經濟發展潮流的。

為了實現“跨島發展”，廈門當時具體做了幾件事。第一個，是在“兩橋一堤”基礎上加快集美大橋和杏林大橋的建設。過去交通很不方便，“聯系本島”就廈門大橋、海滄大橋和一條鐵路。在習書記思路指導下，建起了杏林大橋、集美大橋，打通了翔安隧道。第二個，在港口方面，省裡把漳州港納入廈門港，實現全省一盤棋，使廈門能夠做大。第三個，廈門、漳州、泉州、龍岩、三明幾個城市不定期舉行聯席會議，彼此聯系更加緊密。第四個，啟動新機場建設。要形成一個大城市群，老機場運力飽和，需要新機場的吞吐。可以說，廈門這幾項大的工程，都是在他“跨島發展”思想指導下實施的。

如今，廈門不僅是東南沿海的中心城市，還是“一帶一路”的起點之一。在習書記戰略思想的指導下和一如既往的關心下，廈門實現了迅速發展。一是2011年廈門經濟特區從島內擴大到全市﹔二是成立自貿區，開展一些先行先試的工作示范﹔三是建設翔安新機場，形成全國樞紐﹔四是把空港、海港、鐵路、貨運都作為全國對內對外的樞紐港。比如，海滄那個港區，條件很好，當年沒有鐵路線。習書記當省長時，我在一次省人代會上提出，海滄這邊沒有鐵路會影響和台灣、東南亞的貨物往來，如果這一段連上了，就會成為連接台灣和東南亞的重要港口。習書記聽了以后，認為開通鐵路非常重要、很有必要，就說服鐵道部批准，建設海滄港鐵路專用線，把台灣和東南亞港口與廈門連起來，現在廈蓉歐班列的起點就在海滄港，成為“一帶一路”的重要起點。五是廈門大學到馬來西亞辦分校。這是全國第一所在國外辦分校的大學，去年已經開始招生。六是批准閩南佛學院成立校友會。閩南佛學院已經有90多年歷史，全國聞名，趙朴初曾經當過院長。國家批准閩南佛學院在海外招生2000多人，其中還有在金磚國家中當住持、方丈的。佛教文化作為我國的傳統文化之一，也通過這種方式實現了“走出去”。現在閩南佛學院有30多個博士研究生，英語、日語都很好，還在做梵文翻譯。可以說，廈門今天的大發展得益於習書記當年的戰略規劃，得益於他當年打下的好基礎。

採訪組：在您和習近平同志的工作交往中，有哪些具體事情給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洪永世：習書記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太多了，我就講幾個方面吧。

第一個方面，是他作為一把手的深遠思路。1990年，他到福州當書記的第一天就發表了一個講話，很好地講明了他當書記的思路，有兩點讓我印象深刻。第一點是他來這裡不搞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要認真做好調查研究，向干部學習，向基層學習。他說，工作要有連續性。一個地方的發展，有些好政策、好辦法要繼承發揚和不斷提高，不能朝令夕改。他一來就下去調研，到企業去，到街道去，到省直機關去，到部隊去，到院校去。經過實地調研和深入思考，他提出福州要制定一個長遠發展規劃，要考慮3年、8年、20年福州的發展。這就是后來的“3820”工程。“3820”工程的提出，為福州以后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對福州發展的影響是深遠的。現在“3820”工程的目標基本上都實現了。第二點是他講話體現出的戰略性。他提出，福州應該搞成一個閩江金三角經濟區。現在國務院批復的福州新城建設規劃，實際上就是在他當年提出的這個構想基礎上形成的。還有，他對平潭的發展提出了一系列規劃，平潭原本是一個海島，條件很差，但習書記提出不能因為條件差就不發展，要看到這個島的重要位置，還提出先修平潭大橋，並做了一些前期工作。這為平潭下一步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第二個方面，是關於福州的生態保護和文化保護。你們現在看到福州到處都是青山綠水，這與習書記當年提出要做好生態保護密不可分。習書記的理念是統籌好開發和保護的關系，做保護性的開發。例如，他提出保護和擴大西湖，政府沒花錢，而是把當時鄉鎮（洪山鄉）的土地作價，作為鄉裡的集體資產，鄉裡將公園門票、公園周邊服務設施收入等作為長期收益。如果政府強制征地開發，農民也不會答應。用習書記的方法，既保護了西湖，發展了福州的園林綠化，也節省了政府開支，還為老百姓創了收，鄉集體收入有了長期穩定的增長，每年還能用來給農民發工資、養老補助。文化方面，除了我剛才提到的“三坊七巷”以及文化名人故居的保護，還有馬尾船政文化保護等。

第三個方面，習書記在用人理念上有很多獨到的觀點和論述。習書記在福州工作期間，一貫倡導干部要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於擔當、清正廉潔。他善於結合具體工作，對干部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和點撥。比如，在1990年10月召開的全市造林綠化工作會議上，他專門提到：“清乾隆福州知府李撥曾把做官與榕樹作對比，他說，‘榕為大木，猶蔭十畝’，為官者‘在一邑則蔭一邑，在一郡則蔭一郡，在天下則蔭天下’。也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封建官吏尚且能這樣，作為我們共產黨的領導干部，更應如此。”習書記在用人上堅持“近君子，遠小人”“君子和而不同”。有關這一點，他在不同場合多次作了專門強調，指出不能使用“四類人”：“一是對下很傲，擺架子、擺官氣，對上又阿諛奉承的人﹔二是善於鑽營的人，整天工作精力不是用在工作上，到處打小報告，特別在領導之間挑撥離間﹔三是叫作‘天橋把式’的人，光說不干﹔四是‘欺上瞞下’說假話的人，這種人作風漂浮。”他的這些叮囑，我始終牢記在心，在后來的工作中始終對這“四類人”保持警惕。

第四個方面，是非常注重干部的培訓和培養。他當書記期間，我們在清華經管學院辦了一個干部培訓班，抽30多個年輕干部去培訓。第二年，在對外經貿大學也辦了一個20多人的班。他經常講，要重視基層年輕干部的培養，有前途、能培養的就要送他們去培訓。他還強調培訓一定要保証時間和質量，要去遠的地方培訓，太近的話心靜不下來。清華大學的培訓班為期一年半，課程是我去談的，一共28門課，都是根據經濟發展需要設置課程，而且都要閉卷考試。此外，經管學院誰來講這個課，都要我們自己挑，保証教學的針對性。對外經貿大學的培訓班主要是外語培訓，為期一年。這2個班培養出來的干部，后來絕大多數都成為福州乃至省裡的骨干。

第五個方面，是他的工作思路十分靈活，善於創新。比如建長樂機場，之所以那麼順利，跟他的工作思路有很大關系。那時候我們考慮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錢——資金怎麼來？當時建機場，我們福州還算是早的，省財政能支持的資金很少。習書記就提出，把海外華僑的資金用起來，同時集合整個福州的力量。我們當時發動機關干部捐錢，他也帶頭捐。那個時候本來工資不高，都隻有200來塊錢，我們都捐了一到兩個月的工資，企業、院校也都捐了。加上海外華人華僑的捐款，一共是6900萬元。這在20多年前可不是小數。這筆錢作為啟動資金，財政再拿一點，國家再補貼一點，就把機場建起來了。

第六個方面，是習書記黨建工作的理念和做法都非常超前。我們福州有兩個外資企業，都曾經請習書記給他們推薦共產黨員干部去當管理者。這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是習書記思想很超前，他能充分發揮黨員干部在各方面工作中的作用。一個是日本企業家塚本幸司，他在福州辦了一家榕東活動房有限公司，主動向市委提出配一個共產黨員干部到他廠裡去當管理人員。他說共產黨的干部在政府工作，接受過訓練，有一定經驗，管理企業也會得心應手。他直接找到我和習書記。當時習書記很開明，把我們建設局的一個書記推薦給他，由塚本幸司培訓了一年，然后做總經理。還有一個是美資企業明達塑膠，老板是美籍華人。他說自己有資金、有技術，但缺乏人才，請我們給他推薦一個干部。習書記就把馬尾開發區管委會主任杜進興推薦給他了。杜進興是個老黨員，參加過抗美援朝，從部隊出來后，當過福州電線廠廠長，然后到馬尾開發區管委會當主任，現在已經退休了。那時候，明達塑膠收購了一個快要倒閉的木材廠，交給杜進興管理，在他手上，這個木材廠又重新運轉了起來。為什麼外資企業會選擇共產黨員干部？就是因為共產黨員在企業當中發揮的作用，讓外資企業感到可信可用可靠。所以，當時我們招商引資，有一招就是“用人去找錢”，充分發揮黨員干部的作用。這個思路在當時也是很超前的。

採訪組：請您具體談談，為什麼這些外資企業會如此相信共產黨的干部，願意請黨員干部來管理自己的企業？

洪永世：說到這一點，就要講講習書記和這些外國企業家們的接觸與交往。習書記與日本實業家塚本幸司的交往，就很好地體現了共產黨員的作用。

習書記一共兩次到過塚本幸司家。第一次是他1990年去日本訪問的時候，因為我在福州的時間比較長，跟塚本幸司先生認識得比較早，我就推薦習書記到他的企業去看看。一方面是因為這個企業給我們培養了人才，我們有十幾個工人在那裡學習﹔另一方面是因為塚本幸司非常熱愛中國，是中日友好的代表，對中國很有感情。習書記到日本考察了當時城市的發展，走訪了一些大企業，主要想考察市民、工人、農民的生活情況。這是他當時跟我講的，所以我當時就如實告訴了塚本幸司先生。

第一次去的時候，在塚本幸司家裡，他就問了習書記一些很尖銳的問題，習書記回答得很好。在吃飯的時候，塚本幸司就問習書記：“您對儒商怎麼看？”因為塚本幸司先生喜歡讀《論語》，崇尚“半部《論語》治天下”。習書記曾在廈門工作，很了解陳嘉庚先生，就引用了陳嘉庚先生的例子，回答說：“作為儒商，陳嘉庚先生高明之處在於，他深知經商與做人一樣，要講究德行。在生活上要崇尚簡朴，在商場上要重信義、守信用，以誠立事。他也深知天時地利人和的道理，使企業充滿祥和的瑞氣，並以仁愛之心對待比自己困難、需要幫助的人。儒商還要敢於拼搏，要有屢仆屢起、永不言敗的精神，體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儒家氣質。”這段對話是當時現場的日語翻譯記錄的。塚本幸司還問他：“此行感想如何？”習書記說：“日本的先進科技、高樓大廈、設備齊全的工廠、現代化的物質文明，對我來說並不很感興趣，這些東西隻要發揮人的能動性，都可以實現，不久的將來相信就能在中國見到，而且我們的產品還會出口到日本。但有一點我感觸很深，看了幾家工廠，日本員工的工作態度都異常認真，根本看不到偷懶或無所事事的人。日本農民也十分勤勞。日本現在能夠建設得這麼好，經濟發展這麼快，主要是靠各個階層的勤奮工作，這是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塚本幸司對習書記不俗的談吐非常欽佩。

塚本幸司的夫人也談到，在見到習書記之前，本以為共產黨人都是“洪水猛獸”，但當看到時年37歲的習書記彬彬有禮、落落大方、笑容可掬，講話既有條理又有哲理，不乏幽默感，而且富有經濟和商業意識，覺得他是做大事的人，從此一掃心裡“共產主義妖魔化”的陰影，對習書記心懷敬重、滿心稱贊。由此可見，習書記的人格魅力、領導能力、學習精神，在上世紀90年代就突出展現出來，這都是有資料記載的。

習書記第二次去的時候，把文壇泰斗冰心寫的字——“中日友誼源遠流長”送給塚本幸司。習書記當時跟冰心介紹活動房引進和塚本幸司先生的種種友好言行時，談到塚本幸司主動向福州市委“討”專職書記監督企業一事，他說：“可謂旁觀者清。這件事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們的共產黨員絕大多數是好的，能在人民群眾中起先鋒模范和帶頭作用，至少福州市建工局及榕東公司的共產黨員們是受日方信任和尊敬的，否則塚本幸司先生就不會提出招工時要多招聘共產黨員，認為公司裡共產黨員多了能辦得更好，更不會再三提出要設專職的黨支書。”習書記說的這一番話，反映出他當年對黨建工作和黨員作用的思考。他在跟這些外國友人的交往中，了解了國際上對我們的看法，也反觀我們自己應該做些什麼。

習書記當年給塚本幸司頒發了福州榮譽市民証書。塚本幸司一直把証書挂在家裡，讓兒子、孫子把中日友好精神傳承下去。塚本幸司的兒子從日本有名的大學畢業，原先在三菱工作，后接手家族企業，每年都會來廈門看望我，我也問候他父親安好。

記得是1991年，長江發洪水使安徽受災，塚本幸司提出要給他們捐贈活動房。習書記說：“你們企業剛剛起步，不要送太多，量力而行吧。”習書記這種通情達理的做法，讓塚本幸司很感動。

1993年，塚本幸司給習書記、我和當時的組織部長王建雙三人寫信，希望把他一生的積蓄捐給福建省委組織部作為培養干部的基金，折合人民幣8000多萬元。這8000多萬元不是一次捐的，當時外匯管理很嚴，他隻能分很多次用箱子一點一點地帶過來。有時候自己帶，有時候讓工人幫忙帶。他支持干部到世界各地調研、學習，還說這個錢雖然是從日本來的，但不需要都用到日本調研，可以到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去學習管理和治理經驗。這筆錢當時幫助了200多名干部，他們不僅去了日本，還去了新加坡、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調研。后來省委組織部建立“富閩基金會”，到現在一直運作下來，專門用來培養干部。

採訪組：請談談您和習近平同志之間的交往。

洪永世：從我們一開始結緣認識，到后來在福州一個班子裡共事近3年，再到后來我去他曾經工作過的廈門任職，彼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在福州工作時，我們茶余飯后都會對一些問題交流看法，當然是以工作為主，很容易形成一致的意見。我印象中，他非常愛讀書，博聞強記，出門就帶著書，人文的、歷史的、科技的都會有。他工作非常繁忙，都是利用點滴時間來學習。

1990年5月，習書記到福州當書記，他馬不停蹄地下去調研，了解情況。沒想到，我們9月一起外出調研的時候發生了一次車禍。我們那個時候下去調研都是坐中巴車，那天我和他還有隨行的4個市級領導一起，先在福清調研，午飯后又趕到平潭。回福州的時候，我們分乘兩輛車。可能司機沒有休息好，我乘坐的那輛中巴車突然撞到前面的貨車上。我當時坐在第三排，雖然沒有外傷，但得了腦震蕩。習書記冷靜處置，井井有條地指揮善后工作，安排治療、搶救、恢復交通秩序等等。事后，習書記對我非常關心，經常來看望我。

工作之外，習書記對我和我的家人也十分關心。比如我夫人生病的時候，他特意讓彭麗媛老師來看望。1992年12月，省委臨時決定要把我從福州調到廈門，想到夫人當時身體不好，自己又要離開福州，我當時猶豫了好幾天，有點小情緒。有一天晚上，習書記和彭麗媛老師專程來到我家裡說：“你家屬剛做完手術還在恢復期，就留在福州，有什麼困難我幫你解決。”1995年，我夫人在北京天壇醫院做腦部手術，因為我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他知道以后，就叫彭麗媛老師到醫院去看望我夫人。2010年他到廈門來，一見到我就問我家裡的情況，詢問我愛人的身體恢復得怎麼樣。

在和習書記交往的過程中，我能感受到他的坦誠與發自內心的真誠和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