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同志是具有成熟戰略遠見的政治家”

採訪對象：翁福琳，1941年7月生，福建福州人。1983年到福州市農委工作，歷任副主任、主任、書記。1988年任福州市副市長，1992年任常務副市長，1996年任市長。2001年退休。

採 訪 組：邱 然 黃 珊 陳 思

採訪日期：2017年6月2日

採訪地點：福州市芳沁園

採訪組：翁福琳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書記期間，您與他一起工作近6年時間，請談談您對他的印象。

翁福琳：我第一次和習近平同志見面，是1990年他來福州任職的時候。那一次，他給我的印象很好，我感覺他年紀雖不大，卻很穩重，話不是很多，但出口很實在、很有分量。當時，我是福州市分管農業的副市長，和他見面之前，事先准備了福州市農業基本情況匯報材料交給他。他看了以后，跟我講：“省會城市的農業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民以食為天，農業搞得好不好，涉及城鄉家家戶戶，關系到社會安定和民生穩定。”

后來，通過工作接觸，我發現他確實對農業非常重視。他下鄉做農業調研的時候，一般都讓我陪他去。現在回顧起來，我當時跟他共事近6年時間，他對農業各項工作的指示和具體做法，都非常具有預見性和前瞻性。現在，福州農業工作所取得的各項成果，都與他那時打下的基礎有密切關系。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當時是如何謀劃福州發展的？

翁福琳：習書記來到福州以后，通過密集的、高強度的調研熟悉了福州的情況，又通過大量征求意見和積極探索，對福州發展有了系統思考，對福州未來3年、8年、20年的發展進行了科學規劃。

在此之前，福州市的領導班子還未提過20年這麼長遠的規劃。

習書記主政福州期間，還提出了“海上福州”的規劃。這個規劃，是根據福州的地理位置、地緣情況、通商歷史、與海外華僑的密切聯系，以及諸多自然條件的特點提出來的。福州的經濟發展，確實不能僅僅局限於陸地，豐富的海洋資源是不可忽略的。我參加了習書記組織並主持的“海上福州”研討會，會議地點在平潭縣。我記得當時還出了一個文件，提出了福州將來如何開發海洋等規劃。

習書記還為福州提出了一個“建設大都市”的發展遠景。現在，20多年過去了，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習書記當初並沒有“高估”福州，也沒有“低估”福州，他對福州的預估是恰如其分的，對福州的定位和未來發展，都把握得非常准確。在習書記規劃的發展框架下，福州這些年發展順利，城市規模不斷擴展，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科學技術不斷進步，宜居環境得到有效落實，政府的辦事效率、市民的綜合素質都在大幅度提升。現在，很多重量級外商到福州投資，很多國際會議也在福州舉辦。許多出國旅游的市民回來后感言，福州越來越有“國際范兒”。大家都有目共睹，福州正向著習書記當年規劃的“國際化大都市”邁進。福州在古代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出發點之一。現在，習總書記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又把福州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緊密連接在一起。

他的這些思想，全部都是很現實也很扎實的，對福州有一個非常清晰的定位。如果不發展成國際化大都市，怎麼能撐得起“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出發點這個定位呢？所以，回顧習書記20多年前的規劃和現在的契合點就會發現，他確實是具有戰略遠見的政治家。

採訪組：請您談談習近平同志是如何推動福州發展的。

翁福琳：上世紀90年代初，“改革開放”這個詞在福建已經提了將近10年了，但福州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做到“請進來，走出去”，我個人認為，還是習書記來了之后才有了比較明顯的效果。他主政福州期間，福州開始有了跨越式的大發展，走得比較快，也比較穩。

先說“請進來”。當年，福州引進的幾個大項目，如冠捷電子、東南汽車等，還有幾個大的經濟開發區，都是在他手裡辦的。

再說說“走出去”。我就舉一個我分管的漁業工作的例子。

當時，隨著漁業快速發展和技術進步，福建沿海的漁業資源因為捕撈過度而瀕臨衰竭。漁民都處於待業狀態，他們無所事事，船隻大量閑置。我們都在考慮，漁業怎麼辦？未來怎麼發展？為了解決這個難題，習書記派我到海南考察，之后又讓我帶隊去印度尼西亞考察。那次，我帶了2個縣的縣長，還有漁業局長、船長，到印尼的伊裡安島實地考察。

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島國家，島嶼眾多，漁業資源非常豐富，但缺乏捕撈技術和船隻。這種情況正好與我們形成互補。

為了完成好習書記交代的任務，我3次到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去見錢永年大使，匯報漁業合作的具體情況。錢大使說：“你這個項目應該可以搞得成。北京已經批了3支隊伍，但都未落實，主要是因為印尼情況比較復雜。你們福建的華僑多，與當地關系比較融洽，有條件做得成。我這邊跟北京有關部門通個氣，你們也抓緊商議並報批。”

我馬上把這個情況跟習書記匯報了，他第一時間回復說：“做啊！要做好，要處理好各種關系，使合作能順利進行。”於是，我們馬上就開始做了。很快，雙方經過一些必要的籌備，順暢地達成了漁業合作的共識。

在項目推進的初始階段，與我們合作的印尼華僑黃先生對我說：“翁先生，我初次跟你們合作，如果出現了問題，我有事情找誰去解決呀？這個問題我不能不考慮。所以，我們合作創辦的公司，要有一名你們那邊的領導來任職，幫助解決問題。這個人，我看你就是最合適的人選。我當董事長，你來當名譽董事長。”

我說：“你有事情找我，我絕對負責。但是，我不能做名譽董事長，因為中國有規定，在職領導干部不能在企業兼職。”

黃先生說：“那好！你不做，我也不做了。”

我趕緊把這件事跟習書記報告了，他說：“你可以做這個名譽董事長，上市委會議研究確認就行。”很快，這件事就在會議上確定下來了。記得當時明確了“三個不准”，我現在還記得其中的兩條：第一，不能有工資。第二，不參與公司具體事務。這件事情說明習書記非常靈活，也非常務實。

不久之后，連江縣的20艘漁船出航，這是他們第一次進入印尼海域進行捕撈作業，也是福州漁民進入遠洋捕撈的第一支船隊。隨后，進入印尼海域的遠洋捕撈作業就大規模展開了。很快，漁民在印尼的收成大都運回福州，這不僅解決了漁民“火燒眉毛”的生存問題，也豐富了福州市民的“菜籃子”，解決了福州市場需求的大問題。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當年講“馬上就辦”，也講“真抓實干”。您剛才講的情況，就屬於“馬上就辦”，那麼他是如何“真抓實干”的？

翁福琳：習書記提出真抓實干，不是蠻干，也不是盲目地干，而是首先進行深入調研，採集信息，再科學謀劃，科學地干。

習書記調研的渠道多種多樣。比如，他經常向一些老干部、老同志請教。他一貫對老同志非常尊重，對他們的意見和建議也非常重視。他這種請教，不是隨意的，而是有制度保障的。他到福州以后首創了老干部“季談會”。顧名思義，在每一個季度，都召開一次老干部座談會。他把市裡的離退休老干部請來，把剛剛過去的那一季度福州市的各項工作、各個行業的發展情況，向他們介紹一下，並聽取他們的意見——市委、市政府工作有沒有問題？哪裡不足？哪項工作做得不夠？社會上有什麼反映？針對這些問題的建議，都可以在“季談會”上談。

老干部們也非常願意參加這個“季談會”。他們退下來以后，就有充分的時間廣泛地接觸群眾。在街頭巷尾，他們不斷地和群眾交流，傾聽群眾的聲音，而習書記創辦的這個“季談會”，可以充分地把這些聲音直接收集上來，效果非常好。

習書記不僅創辦了“季談會”，而且每一次都堅持參加，認真傾聽，認真對待每一個問題。在我主持政府工作期間，我也都參加“季談會”，所以我很了解他對這個會的重視程度。

20多年過去了，福州的“季談會”仍繼續開展，效果一直很好。我現在也退休了，有很多時間收集群眾的意願，並把群眾的意願傳遞給現在的領導班子。繼續為黨、為革命發揮余熱，這不僅讓我們的退休生活更充實、更有意義，也能讓我們的領導班子“耳聰目明”。

習書記還在福州創設了“下基層接訪”制度。上世紀90年代初，正是社會變革時期，各類問題越來越多，群眾上訪的人次也相應地越來越多。面對這個狀況，習書記首先抓制度變革，改“群眾上訪”為“干部下訪”，他帶領干部到基層進行“下訪”，到老百姓家門口去服務。因為我當時是管農業的，所以每次下農村我都會去。下基層前要提前3天在縣城及各鄉鎮貼布告，布告上寫明，市委、市政府在某日要在本縣的某某地方開接訪會，市領導及有關部門領導都會來，大家有什麼需要向市裡反映的，都可以當面與領導溝通。

接訪開始之前，各部門的領導分別到各個辦公室接待群眾。群眾來上訪，要反映什麼問題，有什麼事情，直接找對應的部門領導去談，比如土地、規劃、民政、農業、公安……各個方面都有，群眾隻要有事反映，肯定能找到主管這一攤的領導。遇到大的事情，由習書記親自處理。

這樣一來，效果非常明顯，上市裡來告狀的老百姓一下就少了很多，“群眾上訪”的現象變少了，群眾對政府的滿意度提高了。而且，大量問題在“下訪”之前都被基層干部突擊解決了，免得到時候讓市裡領導看到這麼多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下訪”也是一種推動工作的倒逼機制。

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我陪習書記在閩清“接訪”時，有農民過來反映種的西紅柿賣不掉。

習書記當時就給農民們承諾：市裡會馬上研究，幫助你們解決！

習書記說：“出現買難、賣難問題，是我們考慮不周。政府應該搞一個批發市場，並引導組建收購隊伍，讓買賣雙方在市場內自由交易。”根據習書記的指示，政府部門立即進行專題研究，決定建設亞峰蔬菜批發市場，實現產銷一體、城鄉聯動，從根本上解決買難、賣難的問題。

習書記發現產銷失調的問題，進而解決這個問題，依靠的就是變“上訪”為“下訪”的創造性制度。

習書記組織“下訪”是定期的，但他深入基層訪貧問苦、關心基層群眾則是不定期的，這是他日常一直都在做的工作。在我分管的工作范圍內，我了解得更多的是他對農民的關心和關愛，對他們的扶持和幫助。習書記習慣到農村去調研，征求農民意見，了解他們需要政府從哪些方面進行扶持。

注重農村工作的同時，習書記也沒有忽略城市建設。他非常重視保護文化古跡和歷史文物，對福州市很多古建筑的保護、保存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初期，舊城改造對古建筑的破壞可以說是毀滅性的，“舊”的東西，大多都是要拆的，有很多古街古巷在一紙批文之下夷為平地。而在習書記主政時期，他正確處理了發展和保護的關系，保護下來很多古建筑，像“三坊七巷”這樣一批古城街區得以保存下來。現在，“三坊七巷”已經成為5A級景區，游人絡繹不絕。這裡不僅承載著歷史，也成為一張文化名片。習書記保護了祖先留給后人的文化遺產，功不可沒。

採訪組：1992年，福州市發生了嚴重的洪澇災害，習近平同志當時是抗洪救災領導小組組長，您是現場總指揮，一直陪同他在抗洪第一線指揮抗洪，請您談一談那次事情的經過。

翁福琳：福州一年有四五次台風，都是比較“正常”的事情。1992年夏的一天，天氣預報說有暴雨，我陪著習書記沿著閩江岸邊往上走，檢查閩侯那一段的防洪部署情況。到了晚上七八點鐘，我們到了荊溪鎮，聽完匯報並作簡要部署，大約半小時之后，發現國道已被洪水淹沒，情況不妙。習書記說：“趕快！往回走，到中洲島！”他心裡很清楚，福州隻要一發洪水，中洲島肯定先遭殃，洪水來勢這麼凶猛，發展得這麼快，必須先趕到中洲島看看情況。

果然，我們趕到解放大橋橋頭的時候，看到洪水已經快漲到橋面了，中洲島已被淹沒了，島上樓房的第二層已經進水。我們在橋上可以聽見島上的群眾在呼喊。

島上還有人被困在裡面，隔著滔滔洪水，如何把人安全快速轉移出來，是個很大的難題。習書記派人到供銷社找繩子，把繩子拴到島上的牢固之處。同時，他緊急召集的100多名武警戰士也已經到位，武警戰士沿著繩子爬到島上，把被困群眾一個一個地轉移出來。習書記還調用了消防車，用消防臂輔助救援。他還與空軍聯絡，用直升機轉移島上被困群眾。

從部署和檢查防洪設施，到赴中洲島指揮救援被困群眾，直至全市抗洪及善后處置，習書記在抗洪搶險第一線連續奮戰了三天三夜沒有回家。就在這三天，彭麗媛老師正在婦產醫院生產，而忙於挽救群眾生命財產的習書記，沒能騰出一點工夫去看一看妻子和剛出生的女兒。

採訪組：駐榕部隊為什麼能夠如此順暢、默契地配合習近平同志指揮的搶險救災？

翁福琳：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的人民子弟兵全力以赴忠誠履行他們保衛人民的天職，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習書記與部隊交流非常順暢，關系很“鐵”。

一直以來，習書記對部隊工作都非常重視。每一年開擁軍座談會的時候，海陸空軍全部都來，他積極跟部隊交換意見，問部隊需要地方上配合做什麼，對地方的工作有什麼好的建議、想法，部隊有什麼困難需要地方解決。幾年下來，習書記確實為部隊辦了很多實事，比如，基礎設施建設、道路改造、隨軍家屬的安排及子女上學等等。

採訪組：請談談您和習近平同志在福州搭班子的感受。

翁福琳：習書記當福州市委書記的時候，他是我們班子當中年齡最小的。他當“班長”的那幾年當中，班子內部一直非常團結，也非常民主，很和諧。我們都很尊重他，彼此之間經常溝通。

習書記也經常到省裡面各個部門去走一走，談一談。省直單位需要福州幫助解決的事情，還有福州需要省裡幫忙的事情，他都會及時進行溝通。所以，那段時間，福州市和省裡的關系也非常順暢，各項工作開展得很順利。

習書記為我們樹立了標杆，他離開福州市委20多年來，后面的幾屆領導班子，一任接一任延續他“馬上就辦、真抓實干”的作風，現在還是這樣。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大家都感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抓改革、抓發展、抓法治、抓作風、抓黨建，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各方面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特別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非常成功，我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升，很長國人的志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或許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實現，但是我們有信心，因為習近平總書記已經做了長期的謀篇布局。習近平總書記繼續帶領我們踏踏實實干下去，去實現這些藍圖，這是國家之幸、民族之幸、人民之幸。中華民族正行進在偉大復興的路上，中國人民鏗鏘有力的腳步聲，全世界都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