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書記為福州人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採訪對象：方慶雲，1936年1月生，福建閩侯人。1983年12月任長樂縣委書記兼人大常委會主任、縣武裝部黨委第一書記。1987年10月任福州市委常委兼政法委書記，1988年3月兼任市紀委書記。1993年2月任福州市委副書記。1995年9月任市委正廳級巡視員。1996年退休。

採訪組：邱然 陳思 黃珊

採訪日期：2019年6月6日

採訪地點：福州市西湖大酒店

採訪組：方慶雲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間，您一直都是班子成員。請您談談他初到福州任職時的情況。

方慶雲：1990年4月22日，這是習書記到福州市就任市委書記的第一天，他還沒來得及去辦公室，就直接到福州一個消防訓練基地觀摩消防演示。我當時是市委常委、紀委書記、政法委書記，也在演示現場。我就和習書記彼此打了招呼，簡單聊了幾句。觀摩中間，因有突發性事件告知我，我就趕去現場處理了，這就是我和習書記匆匆的第一次見面。

第二天上午，召開四套領導班子見面會，習書記和大家見面熟悉一下，有關同志簡單介紹了情況。下午，在市委禮堂召開全市領導干部會議，區縣及各部門領導都來了，習書記與大家見面並作了講話，他表示要和全市廣大干部群眾一起，共同努力，把福州建設得更好。我正式向習書記匯報工作是在5月10日晚上7點到10點，那天我主要匯報了個人的工作以及我分管各部門的基本情況，讓習書記更全面地了解福州政法工作。習書記聽得很認真，還時不時有針對性地提一些問題。

匯報之后，我說：習書記，您到福州來，我會全力支持、積極配合您做好各項工作。習書記說：“作為省會城市，福州的工作做得好壞，對福建全省都有很大影響。我下決心把福州的工作做好，能夠在全省起一個帶頭的作用，但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具體怎麼做，怎麼抓，我還要花一點時間搞搞調研，在調研基礎上再召開會議，征求大家意見，制定規劃。”

習書記真就是按照這個思路開展工作的，上任之后就下基層搞調研了。他主要帶了辦公廳的同志一起去，然后根據調研的重點帶相關部門的工作人員。比如，到農村調研，就帶農村、農業部門的工作人員﹔到工廠調研，就帶工業、經濟部門的工作人員。習書記每到一個地方，都會聽取領導干部的工作匯報，這樣，該地區或部門有什麼想法、思路，當前做什麼、今后做什麼，他就有了一個全盤了解。接下來，習書記會對此發表自己的看法，提出一些工作意見。匯報中符合中央精神和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的思路、舉措，他會支持﹔值得商榷的或不明晰的設想和規劃，他也會指出來請大家注意，並進行研究討論﹔工作中有什麼困難，面臨什麼問題，他也鼓勵大家盡量都講出來，然后再研究如何解決。

習書記到我分管的紀委、政法部門包括公安局、法院、檢察院調研，我都會陪同他。在習書記專門安排時間到紀委調研時，我把當前工作情況、重點工作、新的想法以及當前面臨的困難，都向他作了匯報。當時紀委的辦公空間緊張，隻有三四間辦公室，工作條件比較差，十幾個人擠在一起，連會議室都沒有，這個問題拖了很久。有一次，中央紀委的領導來，我們隻好把辦公桌全拼起來，拼成一個臨時的會議室開會。習書記了解情況后，很快就幫助我們解決了辦公室問題。

在習書記上任之初，調研工作花了他相當長一段時間。他廣泛了解各地各領域情況，悉心聽取大家意見，對福州市的了解逐漸加深。同時，他也經常加班加點完成市委的日常工作，有什麼請示、匯報，我們隨時都可以找他請教。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倡導什麼樣的工作作風？

方慶雲：習書記到福州任職后，著手整頓機關工作作風。當時福州市機關存在紀律渙散、辦事拖拉等現象，基層單位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這對福州市經濟社會發展形成了制約和干擾。習書記上任后，針對作風問題開展整頓，直截了當提出問題，要求從上到下各個部門加以重視，解決問題，改變作風，抓好落實，尤其提倡“馬上就辦”“真抓實干”。習書記親自督促各層級各部門改變工作作風。如果有做不到“馬上就辦”的，或做得不到位的，他會要求限期整改。在習書記督促下，機關作風在較短時間內有了比較大的好轉，並且隨著工作的不斷深入和督促不斷加強，逐漸做到了高效、廉潔，群眾滿意度不斷提高。

習書記為了促進機關提高辦事效率，提高群眾辦事的便利性，開創了“一棟樓辦公”的先河。他在調研中了解到，老百姓或企業辦事很不容易，往往要一個部門一個部門地跑，今天去這裡蓋章，明天去那裡辦手續，往往是精疲力盡了還沒辦好、沒辦完。比如，創業者想要辦個公司，基本上要跑遍全城，蓋幾十個印章。這種情況下，群眾辦事不但非常不便，而且阻礙重重。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習書記提出在福州市建一棟辦公大樓，讓老百姓辦事需要接觸到的部門都在大樓裡面派駐一個窗口，比如農業、衛生、政法、工商、民政等各個部門都有派駐。這樣一來，大大方便了群眾辦事，節約了群眾辦事時間。在習書記的規劃下，市委、市政府還給各部門提出硬性規定。比如，其中有一條：如果群眾辦事的手續不全，必須一次性告知群眾需要補什麼，讓一次性補清楚，這樣群眾第二次再來，就能把事辦好，避免反復跑路。現在，這個“一棟樓辦公”的規模更大了，而且很好繼承了以前的傳統。

在習書記看來，轉變機關作風、為群眾辦實事才是正道，因此他在工作當中注重落實，講求實效，始終堅持實事求是原則。那些為了追求榮譽而搞的“花架子”，他是根本看不上的，自己更是從來不搞。有一件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有一年，全國開展省會城市衛生大檢查，各個城市都希望能評上先進，福州市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市裡就開始為了“應考”而琢磨一些“門道”。比如，檢查組會在食品庫、糧庫等特定范圍檢查是否有老鼠出沒的情況，在窗口等處撒上白色粉末，第二天再來檢查有沒有老鼠的痕跡。為應付檢查，有的單位就找來貓，放在待檢的房間裡，這樣老鼠就不敢出來了，第二天檢查之前再把貓拿走。習書記了解情況后說：我們要實事求是，不要弄虛作假。有的衛生條件比較差的飲食業，為了應付檢查，採取停業關門的做法，看起來干淨利落，檢查組走了再開門，這樣都是沒有意義的。我們這次評不上先進也沒有關系，要承認自己有差距，今后努力就是了。習書記還說，我們福州市臟亂差的現象還很多，接下來進一步把基礎工作做好，道路、管道一點一點梳理弄清楚。我們還有好多設施跟不上，要繼續投資、持續改進。我們做工作不是為了面子，不是為了先進，而是真正為市民創造一個良好環境。他經常提醒大家：“打鐵必須自身硬。”那一年，福州雖然沒有評上先進，但是習書記實事求是的理念深深影響了我們。接下來，我們把精力用在衛生工作上面，福州的市容和衛生得到持續改善，逐漸形成今天的美麗福州。

採訪組：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狠抓黨風廉政建設。其實，他對這項工作的重視是一以貫之的。請您談談他在福州工作期間抓黨風廉政建設的情況。

方慶雲：習書記到福州任職之初，就大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糾正行業不正之風。他強調要加強對黨員干部的教育，建立健全規章制度，防患於未然，避免由小錯釀成大錯。根據習書記的要求，我們還建立了一個“打招呼”警示制度。針對社會群眾舉報某些領導干部有不正之風問題但又不具備立案審查條件，我們主動找被舉報人談話，直接向有關人員打招呼，提示有人反映你有不正之風問題，有則主動改正，以后不要再犯了。如果有錯不改，繼續再犯，構成違紀的，我們就要重點進行查處，該處分的處分，構成犯罪的該法辦的法辦。

在這樣一種制度下，我們既及時對群眾舉報作出了反應，又及時警示干部、挽救干部，避免給工作造成更大的損失。而且，這樣的干部也會納入我們的視線，無論他將來作風是否變好了，我們都有掌握，組織上心中有數。習書記關心支持紀檢部門這個“打招呼”警示制度，這一制度一直運行效果很好，避免了很多干部犯下不可挽回的錯誤。當時，中央紀委領導到福州檢查工作聽取匯報后，也感到這個做法很好，表示肯定和支持。現在中央紀委提出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對苗頭性、傾向性問題進行談話提醒、約談函詢，對一般違紀問題、嚴重違紀問題、嚴重違紀且涉嫌違法的，再分別依法依紀處理，體現的就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干部的嚴管厚愛。

習書記注重對干部的教育。他表示，抓好黨風，教育為主，要求黨員干部自覺遵紀守法，不要犯錯誤。遵章守法首先要學章學法、知章知法。針對習書記提出的要求，我們開展了福州紀檢工作知識競賽，把黨章、條例、法規等精華的東西整理出來，發到基層，讓廣大黨員學習，在普遍學習的基礎上開展黨風廉政知識競賽，取得了良好效果。

1991年6月15日，在習書記的關心和指導下，福州辦了一個黨風廉政展覽會。這個展覽會辦得很好，每天都有很多人來參觀。展覽會展示廉政建設和反腐斗爭的成果，對廣大干部是很好的警示教育。習書記親自參加這個展覽會的開幕式並發表了重要講話，要求廣大黨員干部一定要以身作則，帶頭遵紀守法，糾正不正之風，不得以權謀私，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個黨風廉政展覽會為期一個多月，還分別到平潭等縣市展出，反響很好，參觀人數達5萬多人次。

在查一些具體案件的時候，我們也得到習書記的大力支持。有時候，案件的調查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一點困難，比如處級以上市管干部是重點對象，需要查處的都要專門匯報，習書記都會及時安排時間聽取匯報，並對如何做好查處工作提出具體要求。他指出，查處案件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原則，以事實為依據，以紀律法律為准繩，避免出現冤假錯案。在查處過程中，遇有困難和阻力，我們都隨時向習書記請示匯報，他都會給我們提供支持。同時，他還反復強調：調查必須依法合規，邏輯嚴密，我們固然不要放過一個壞人，但也千萬不能冤枉一個好人。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一直關注民生、關心群眾疾苦。請您談談他關心群眾的事例。

方慶雲：習書記在福州任職期間，處處以人民為中心，開展的各項工作都是以“關注民生”為基礎的。比如，抓扶貧工作﹔推進城市棚戶區改造﹔深入基層接訪群眾、現場辦公﹔提倡“馬上就辦”﹔提倡執政為民，多做好事、多辦實事﹔每年元旦春節帶領四套班子看望慰問五保戶、困難戶……這都是他關注民生、關心群眾的具體體現。

他親自抓全市最貧困的永泰縣，這個縣也是全省23個重點貧困縣之一。他經常深入到永泰縣的貧困鄉村，具體指導開展扶貧工作。根據永泰山區地大、林多、溫泉豐富的特點，習書記提出“咬住青山不放鬆”，以發展旅游業作為重點。永泰縣經過多年努力開發，現在已經成為旅游重點縣，被國家列為中國首批“天然氧吧縣”。永泰縣的12萬畝林區作為全國首批林業特色小鎮，通過科學設計，合理布局，建成設施齊全、基礎設施完備、服務功能完善，以提供森林旅游觀光、休閑度假、運動養生等為主要特色，成為融合產業、文化、社區功能的創新發展平台。永泰縣從習書記制定的發展戰略開始，根本改變了貧困縣的面貌。

在習書記手上，大力推進了提升福州人民居住條件的棚戶區改造工程，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事例。習書記到福州任職之初，就深入街頭巷尾、市民家中，了解群眾住房情況。在調研中，習書記了解到，福州這個地方，因為地理環境的原因，再加上防洪抗災條件差，閩江幾乎每年都會泛濫，洪水都會涌進街巷。千百年來，群眾都在這種條件下生活，因此大部分房屋不能用遇水浸泡就膨脹粉化的磚頭建造，隻能用木材搭建，而老百姓又沒有條件購買好的大塊木料，都是用很薄的木板搭建，房子在這種條件下也不能蓋得很高，過去福州的房子基本就是一層半的結構。當閩江泛濫的時候，水涌入街道，老百姓就會把門打開，把水放進屋裡來，否則薄木板牆承受不住壓力會傾倒。等洪水退了，再清理一下地面。福州的木板房每年都經歷這樣的浸泡，時間久了就東倒西歪，木板之間的縫隙到處都是，不僅漏風，蚊虫進入房間也會暢通無阻。於是許多老百姓就用報紙把裡面糊起來，經年累月，一層一層，整個房子都成了紙糊的。所以福州過去也有個外號，叫“紙糊的福州”。習書記到老百姓家中，看到很多家庭住在這樣東倒西歪的木板房裡，幾代人擠在一個小小的房子裡，既沒有衛生間，也沒有自來水，群眾居住的環境破爛不堪，衛生條件很差，祖祖輩輩天天早上倒馬桶，生活十分艱苦。習書記經過調查后，認為這是關系到千家萬戶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大事，一定要幫助老百姓解決住的困難。他多次與城建部門一起開會探討，提出治理閩江泛濫和棚戶區改造兩個項目要同時上馬。第一，不能讓洪水再漫入市區，要解決防洪堤問題。第二，市民要住上像樣的房子。

首先，習書記決定加高、加固防洪堤，使閩江福州段境內153公裡從頭到尾形成堅固的鋼筋水泥的防洪堤，建成共投資了46億多元，一舉解決了千百年來的泛濫問題，加強了防汛安全，群眾再也不怕“水漫金山”了。但涉及棚戶區改造，就不是短時間能做好的事了。習書記統籌各方資源，對棚戶區分期分批進行改造。當時福州的條件不行，除了不多的高樓、機關單位、“三坊七巷”以及一些地勢高的地方之外，幾乎都是棚戶區，要佔到整個福州城的百分之七八十。而當時市裡又沒有那麼多錢一下全都改過來，所以隻能根據規劃逐步推進。在習書記任上，有大量的棚戶區改造完成，政府幫助規劃，群眾重新建房，一批一批這樣改造下來，一座一座條件比較好的房屋建設起來，水、電、下水道、衛生間等配套設施也具備了，居住條件得到巨大改善。在習書記到省裡工作以后，福州市還是按照規劃一步一步推進，最終福州市的棚戶區幾乎消失了。這個規劃解決了千家萬戶居住的問題，使絕大多數市民有了好的居住條件。歷經了這些年的變遷，福州市舊貌變新顏，群眾對政府的工作評價很高，對居住條件的改善非常滿意。

習書記到福州任職不久，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關心群眾疾苦，提出“四個萬家”：“進萬家門，知萬家情，解萬家憂，辦萬家事。”他不僅提出深入基層開展調研的工作方法，還身體力行去做，組織干部去做，不斷了解群眾的生產生活情況。習書記在調研中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在社會治理方面取得良好效果，群眾口碑大大提高，干部們也由此體會到為民做事、為民造福的成就感，工作積極性大大提高。由此，“關注民生、關心群眾”理念也就更加深入人心，形成了良性循環。

在一時一事之中形成一個好的作風是容易的，但持之以恆堅持下去就沒那麼容易了。在習書記領導下，福州的干部真正把“以人民為中心”作為指導思想，以“為民服務”作為工作方法，並且在各個部門、各個層級都強化這個意識，不斷推動福州經濟社會發展。

習書記主持福州工作期間，為了幫助群眾解決疾苦和困難，下訪制度也有效建立起來。他每年組織人員，親自帶隊，到基層去接訪，主動為群眾排憂解難，解決問題，深受群眾稱贊。一直以來，許多領導干部怕群眾上訪，上訪到自己門前，避而不見，擋回去，上訪到北京，派人截訪，採取了好多“防訪措施”，反而激化了矛盾，讓問題越積越多，愈演愈烈。習書記的態度截然不同，他就這個問題強調指出：領導干部不要怕群眾，要關心群眾。群眾之所以上訪，就是因為他們有苦、有難、有問題要解決，他們找到政府，找到領導，是因為相信我們能夠秉公辦事，能夠提供幫助。習書記明確要求，我們不僅要積極接待群眾上訪，還要制度性“下訪”，主動去了解群眾的訴求、委屈、願望，幫助群眾解決問題、排憂解難。

習書記組織下訪，會帶各個部門一起參加，經濟、政法、土地、民政、教育、衛生等與群眾關系密切的部門都派領導跟著下去，每個部門管一攤，接待不同訴求的群眾。每次下訪之前，為了讓群眾知道，提前十天發布告示，告訴群眾接訪的時間、地點，以便讓群眾做好准備。我每次都跟習書記一起下訪，每次安排一天時間，各部門分成不同的組接待群眾，部門領導親自接待群眾。對群眾反映的問題能當場解決的就當場解決﹔當場解決不了的，帶回來限期解決。如果有的群眾要求確實達不到或者不符合政策辦不了的，也要跟群眾解釋清楚，取得群眾理解。每次下去接訪情況和限期解決落實的結果由信訪部門負責督查，並將結果寫出報告。

在接訪過程中，群眾反映的有些困難需要解決，但確實不符合當時的政策，習書記就綜合考慮，靈活處理，有的則特事特辦，盡力幫助群眾解決。那個時候由於種種原因，比如有的因重男輕女，有的因未婚生育，有的因新生兒有某種缺陷或其他原因，把生出來的孩子扔在公園、路邊。社會上有的好心人發現后就把這些被遺棄的孩子撿回來養大。但是這些孩子因為親生父母身份不明，一直無法上戶口，他們長大到了入學年齡就無法接受教育，甚至有的孩子長到20多歲還沒有戶口，無法工作。按照政策，這些孩子確實是沒有辦法上戶口的，我當時管政法，也跟公安局的同志研究過，結論就是確實不符合當時的政策，沒辦法辦。后來，在接訪過程中遇到此類問題，我們直接向習書記作了匯報。習書記說，這種事雖然不符合政策，但還是要特事特辦，這些孩子雖然來歷不明，但他們都是社會大家庭中一個成員，我們不能輕視他們的生存權、受教育權，他們與養父母已經一起生活多年，家庭關系是客觀存在的。而且，養父母當初收養他們是出於愛心做好事，我們還是應該幫助他們解決戶口問題，這樣讀書工作之類的事情才能隨之解決。習書記在福州市工作的6年期間，起碼有5000多個這樣的孩子解決了戶口問題，得以開始正常的生活。此事解決后，有時我碰見他們的養父母和本人，他們都表示說，要感謝習書記當年為我們辦了一件大好事，不然就永遠成為“黑人”了。現在，這些孩子起碼都有30多歲了，其中很多人已成家立業，不少已成為社會的棟梁之材。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開展工作歷來注重戰略規劃和整體謀劃，請您談一談他對福州發展的整體戰略構想。

方慶雲：習書記對福州的工作，既立足現實腳踏實地，又高瞻遠矚有長遠謀劃。1990年他剛到福州工作時，沒有搞“新官上任三把火”，也沒有一來就發號施令，而是先安排一段時間深入基層和有關單位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結合福州的地理、社會、自然條件，提出了眼光長遠的“3820”工程，讓福州市的發展從那時起就開始逐步向國際化大都市方向邁進，為福州的經濟社會發展指明了方向。

“3820”工程是習書記調動社會各方面力量做出來的。他在工作上從不獨斷專行，講求科學方法，作風民主，特別注意虛心聽取各方面意見。為了廣泛征集各方意見，他還牽頭專門成立了一個顧問團，這個顧問團邀請省裡的、北京的、社會上的、海外的各方面專家學者參加。習書記會根據工作需要請顧問團的成員來，請他們對福州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城市規劃等問題出謀劃策。專家學者們也會對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見建議，市委、市政府會選擇其真知灼見作為決策參考。可以說，習書記成立的顧問團為形成“3820”工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3820”工程的內涵即是制定面向未來3年、8年、20年福州的發展規劃，作為全市發展的目標。一般情況下，一個領導任職也就幾年時間，是不會考慮一個地區20年后的事情的。但習書記不僅考慮自己主持工作期間如何干的事情，還從福州市長遠目標著手來進行全盤統籌考慮。如何實現近期目標、中期目標、長期目標，習書記都提出了很多具體規劃和措施。比如，他謀劃了發展“海上福州”的思路，採取了“東擴南進”的措施，提出了開發“閩江口金三角經濟圈”的戰略。在這種戰略框架下，福州市總的目標很明確，為實現近期和長期目標所實行的措施也很得力，而且中短期發展與長期發展各有所求，不會產生沖突，也不會顧此失彼。

在科學的戰略構想下，習書記要求各級領導干部進一步解放思想，積極引進外資，從而為福州的改革開放打下了堅實基礎，打開了良好局面。長期以來，由於福建東南沿海前線的特殊地理位置，國家一直沒有在福建沿海投資建設大的工業項目，導致經濟基礎薄弱。我記得1987年夏季的時候，福州市委在鼓嶺專門召開全市縣以上領導干部會議，提出全市工農業總產值向“100億沖刺”，當時全市的地方財政收入才4億多元，根本無錢投入經濟建設。1990年，習書記到福州主持工作后，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解放思想，採取“走出去、引進來”的辦法，大力引進外資，發展經濟。他還根據福州華僑多、離台灣近的優勢，提出要打好“僑牌”和“台牌”。他不辭勞苦，親自出馬，帶領有關部門和縣區領導赴東南亞考察，廣泛接觸僑胞、台胞和外商，歡迎他們到福州投資建設。在習書記的努力下，冠捷集團、三菱汽車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知名企業在1990年至1995年間分別在馬尾、福清和閩侯青口落戶，加上福州長樂國際機場建設等項目的先后建成，為福州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起到了重大的帶頭和帶動作用，大大改變了福州經濟落后的狀況。應該說，福州經濟就是從那時開始正式起飛的，爭取了高速發展的寶貴機遇。到2017年，福州全市生產總值達到7104億元，是原來的70倍，財政收入達到1005億元，是原來的250倍。這樣的突飛猛進，從根本上改變了福州的歷史地位。

現在回過頭來看，福州2011年的經濟規模與習書記當時制定的“3820”工程的目標相差無幾，各項指標要麼多一點點，要麼少一點點，差別非常小，這也可以証明當時規劃的科學性。從2011年到2019年這8年多，福州進一步加快了發展步伐，現在的經濟規模則是遠遠超過了2011年。習書記當年就看清了福州的資源、特點、潛力，以及整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大勢，作出了科學規劃，讓福州從上世紀90年代初就一直沿著正確方向前進，近30年時間裡都在他親自制定的規劃中發展，沒有走彎路。所以我常說，福州，確實是一個“有福之州”。

採訪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福州是偷私渡現象比較突出的地方，解決偷私渡問題促成了我們與台灣當局的“金門談判”。作為談判的親歷者，請您回顧一下這段歷史以及習近平同志在這個事件中所起的推動作用。

方慶雲：由於特殊的歷史和地理原因，福州的海外華僑很多，與台灣則是一水相連。我在從事政法工作中經常遇到偷私渡案件，像長樂、福清、平潭、連江、馬尾的部分家庭都有海外關系，有的在日本，有的在美國，有的在東南亞，有的在台灣地區。偷私渡人員到了國外可以投親靠友。有了這個便利條件，再加上當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出去打工賺錢比國內收入高得多，所以偷私渡現象屢禁不止。那個時候，美、日和東南亞給福建省每年出國定居的名額有限，台灣地區則根本不讓大陸人定居。這也是引起偷私渡泛濫的重要原因。還有國外的“蛇頭”跑到大陸來引誘招攬偷私渡客，不少人上當受騙。在這種情況下，偷私渡已經形成了灰色產業，相當一段時間難以禁絕。

1993年11月23日，我帶了5個人到美國考察，學習機場建設經驗。當地的僑領就找到我說：現在福州的偷渡現象給我們華僑也造成了不好的影響。你能不能到美國有關部門去，就福建偷渡的情況溝通一下？過了幾天，習書記隨福建經濟考察團恰好也到了美國，我把這個事情向他匯報請示。習書記說，老方，那你就去溝通一下，現在美國方面有些媒體總在說我們福建省的有關部門在有意放開偷渡，造成一些很不好的影響，向他們解釋清楚是很有必要的。於是，我就在紐約的使領館支持下，安排了一個下午的時間，與美國警方進行了一次溝通，把偷渡原因做了一些解釋和說明，得到他們的理解。最后我們商定，雙方密切配合，共同採取措施，制止偷渡的發生。美國方面把“蛇頭”管好，中國大陸把源頭管好，雙方共同努力，多做工作，逐步減少偷渡現象。90年代以后，由於國內經濟發展迅速，不但偷渡現象極少發生，還有很多人返回國內投資興業。

還有一件事。1994年國慶節，有個美籍華人女“蛇頭”跟著國際觀光團混到北京來了，北京方面也不知道情況。后來這個“蛇頭”回到福州來，她表面上是個商界有頭有臉的人物，還參加了福州市的一些活動，但被有關部門發現了。因為她是美籍華人，我們比較慎重，專門向習書記作了匯報。習書記非常重視，指示公安部門採取措施。公安部門對這個“蛇頭”依法採取措施，經過審查后遣返回了美國。在美國，這個“蛇頭”被判了刑，受到法律制裁。

福州與台灣地區同宗同祖，語言相通，生活習慣相同，歷史上就有許多人赴台開發，而且金門、馬祖過去就分別屬於廈門和福州管轄，大陸許多人都有親友在台灣，由於歷史上的人為原因隔絕了聯系往來，他們之間欲見心切。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提倡兩岸三通，來去自由。公告發表后，對台灣和大陸產生了很大影響，但是台灣當局拒不接受，堅持“三不”即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就這樣，雙方隔絕到90年代初，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已經有40多年斷絕了聯系。與此同時，我們沿海的漁民和台灣的漁民一直在保持聯系，台灣海峽上沒有界限，漁民們在海上經常在一起，來去自由，甚至接近對岸也是常有的事。這樣一來，大陸就經常有人員私渡到台灣地區，有去認親戚的，有去打工、做小生意的。但是這些人到台灣后被當局發現就抓起來，關進監獄，再集中到一起，用被抓的大陸漁輪遣返回來。由海警押送到大陸附近，他們再返回。

1990年7月21日下午，台灣宜蘭方面把60多個大陸的私渡人員裝在一艘漁輪的魚艙裡面，為防他們逃跑，還在魚艙上面蓋上蓋板，用長釘子釘死，送回大陸。由於夏天高溫，魚艙裡不透氣，漁輪駛到平潭縣靠岸以后，打開魚艙后發現有25個人不幸被悶死了。活著的人恢復體力后都跑了，當地漁民在岸邊發現了這艘船和25具尸體。這個時候，他們就向當地邊防和平潭縣報告，平潭縣委就向市委報告，當時習書記接到報告后高度重視，一方面馬上向省委報告，另一方面指定市有關領導和有關部門立即趕赴平潭，妥善處理善后工作。為了弄清真相，習書記又決定專門抽調公安、邊防20多人組成一個工作組下去調查落實。經過詳細調查，搞清楚了事情的來龍去脈。於1990年8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閩平漁5540號”慘案的真相》。為了有效處置兩岸私渡問題，中央決定以紅十字組織的名義與台灣地區就遣返問題進行商談，以避免類似惡性事件再次發生。

8月5日下午，我還在平潭調查處理此事，接到市委辦公廳通知說：“習書記叫你趕緊回福州。”我到福州的時候已經晚上10點了。我趕到習書記辦公室說，習書記，我回來了，是不是匯報平潭的事情？習書記說，老方，先不忙匯報，你明天要去金門參加談判。北京已經來人了，你去了金門，一定要實事求是，把握好原則，嚴格按照中央的精神辦，我們談判的過程不能出現“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表述。雙方要共同本著人道主義精神，妥善解決私渡問題。雙方隻談今后的遣返怎麼做，不談過去的事情。關於協議，你要把握好分寸，談得來就談，談不來的就不談，有不一致的地方追求一致，但實在達不到共識就算了。總之，對台無小事，你們去了一定要把握好分寸，具體什麼時間去，明天你到省台辦會安排。你先回家休息吧，要做好保密工作。

這項任務密級很高，在福州市當時隻有習書記、市長和我三個人知道。8月6日，我到省台辦后，省台辦領導說，你明天就去廈門，北京來的三位同志已經到廈門了。你身上什麼都不要帶，隻帶自己的洗漱用品就行了。7號，我們因台風又耽擱了幾天。11號，天氣轉好，早上我們從廈門東渡碼頭出發，到了海上，台灣方面來接，我們一行人於10點到達金門。談判過程中，雙方就私渡遣返問題進行了商談，重點是就遣返對象、遣返工具、具體做法等細節達成一致。最后協議由台灣方面擬定，我們進行修改補充。我們在審閱過程中發現幾個具體問題，與他們進行了再協商。

第一個問題是協議書上對遣返對象的描述。台灣擬文是：違反雙方有關部門規定入境的居民。我們覺得“入境”一詞不妥，類似於兩個國家的描述。於是我們改成了“進入對方地區”的描述，台灣方面表示同意。

第二個問題是談判的落款名稱問題。如果雙方都用全稱表述，就會出現“兩個中國”的描述，我們當然不能接受。后來經過商定，雙方都以兩岸紅十字組織的名義，隻寫雙方代表的名字。

第三個有爭議的，是用什麼工具遣返。台灣方面的意見是，什麼船來就什麼船回去。我們認為，這種漁船的船艙本身就是裝魚的，人多了在上面不安全，更不能裝在魚艙裡。台灣方面認為有道理，確實不能這樣運了。於是我們提出用登陸艇去接比較安全。對方說，登陸艇是武器，到台灣這邊來無法接受。我們說明，登陸艇是退役的，經過改裝后專門用於運輸人員。經過協商，雙方達成了一致。

還有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就是落款時間。我們提議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紀年，但台灣方面不同意。他們說，前面的爭議我們都妥協了，這個問題還請你們照顧一下，台灣歷來用中華民國紀年。我們后來想了一個變通的方法：他們寫中華民國紀年，我們寫公元紀年。最后我們寫的是“九〇.九.十二”，台灣方面寫的是“七九.九.十二”。

最后，這個協議順利簽署，我們接下來又就接收遣返的地點等細節進行商議，也順利達成了一致。

9月13日回到福州后，我立即把談判過程向習書記作了詳細匯報，習書記很滿意。他說，你后面要繼續做好協議的落實，把遣返工作的細節做好，保証遣返人員能平平安安回家，使他們的生命安全得到保障，這也是有利於兩岸安定穩定的基礎。如果還有什麼困難和需要，我會繼續支持你們。后來，習書記還就這項工作專門安排了一場常委會，聽取我的詳細匯報。這件事不僅為保障私渡人員的生命安全做了一件大好事，也為促進兩岸的和平穩定、推動“三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這就是兩岸關系中的大事件——簽署“金門協議”。中央電視台4套《國家記憶》欄目還特別報道過這件事。

這件事，習書記一直記憶猶新。20年后的2010年9月4日，習書記來到福州視察時，專門安排接見當時的市委常委班子成員。那時他已經是國家副主席了，和我們一起開座談會的時候，習書記提起的第一件事就是1990年的“金門協議”。他說，我在福州工作6年，現在雖然離開了，但是對福州很多事都記得很牢。1990年的“金門協議”，我讓老方參與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從此打破了台灣當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僵局，為改善兩岸關系打下了一個良好基礎，也成為后面實現“三通”的起點。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福州部署了“閩海行動”，大大加強了沿海管防工作，有力維護了福州的海上治安。請您簡要介紹一下當時的情況。

方慶雲：福州市地處東南沿海，全市12個縣（市、區）中，羅源、連江、馬尾、長樂、福清、平潭都屬於沿海，海岸線長達1137公裡。海事糾紛、海上搶劫、販賣情報、非法偷私渡、海上走私等經常發生，海上斗爭十分復雜。改革開放初期，長樂、平潭的走私泛濫一時，大宗的走私物品有香煙、電視機、錄像機、手表以及汽車、汽油、家用電器等，給國家帶來重大損失。

1990年習近平同志調任福州市委書記后，非常重視福州沿海的管防工作，經常強調“海上無小事”。為了加強領導，專門成立福州市海防工作領導小組，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領導和辦公廳、政法委、公安、邊防、海關等有關部門領導組成，下設辦公室（挂海防辦、打擊辦兩個牌子）。1991年4月25日至26日，市裡召開沿海管防工作綜合治理部署大會，習書記親自進行部署，決定從5月份開始，在全市組織開展“綜合治理月”活動，以沿海管防工作為主線，實施以打擊走私販私、偷私渡、資敵參特、海上搶劫和“黃、毒、丑”專項斗爭為主要內容的“閩海行動”。他明確指出，“閩海行動”的主要目的，是進一步促進管防工作成果，落實沿海管理措施，堅持“打防管建並舉、標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針，堅決打擊和制止走私販私、海上搶劫等犯罪活動，維護沿海地區社會治安穩定，改善海峽兩岸關系。

習書記強調，沿海地區領導要採取非常措施、非常辦法，真抓實干，抓好社會治安和沿海管防工作，要在上半年初見成效，年底大見成效。要精心組織，運用政治、經濟、行政、法律、教育等各種手段，實行打擊、取締、整頓、管理、防患、建設等多管齊下，真正做到各級各部門齊抓共管，形成全社會參與“群防、群治”的大局面、大行動、大斗爭。他還親自與沿海6個縣（市、區）黨委書記簽訂“加強沿海防管工作責任狀”。

為了加快“閩海行動”的開展，他以“馬上就辦”的作風，雷厲風行，帶領有關部門深入平潭、福清、連江等地檢查指導。1991年5月、6月、7月3個月時間裡，全市組織1592個行動小組，參與18000多人（次），出動船隻274次，清查重點地區部位和重點對象7865個，重點船隻6952艘，查出各種違法犯罪對象3201名（其中偷私渡“蛇頭”98人、偷私渡人員259名、走私分子89人、海上搶劫126人、賣淫嫖娼271人），收審495人，治安處罰1252人，刑事處理859件（其中重點案件259件），繳獲各類槍支29支，凶器404件，摩托艇28艘，對講機127台。到1991年底，共查處走私販私案件4583件，價值達1.18億元。

在取得初步成效基礎上，習書記1991年10月14日專門到平潭縣檢查指導工作，提出五點意見：一要進一步提高對沿海管防工作重要性的認識﹔二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工作與沿海管防工作密切結合起來﹔三要繼續加強對海上犯罪的打擊﹔四要根據本地實際把經濟抓上去，改變貧困面貌﹔五要大力加強基層組織建設。

由於福州沿海管防工作取得顯著成績，得到上級充分肯定，全國沿海管防工作在福建召開。1992年6月17日，福建省委、省政府專門發出明傳電報《關於做好迎接全國海防管理工作座談會准備工作的通知》，習書記在電報上作出批示，要求做好各項准備工作，並強調要繼續打擊偷私渡、走私販私，7月8月各布置一次，加強指導、檢查、督促。

經過開展“閩海行動”，連續狠抓海上管防和綜合治理后，福州偷私渡和走私販私、海上搶劫等違法犯罪活動逐步減少，海上治安趨於穩定。

採訪組：長樂國際機場是全國首座完全由地方投資的大型現代化國際機場。這座機場在上世紀90年代初能夠順利上馬，離不開習近平同志超前的戰略思維以及他付出的努力。請您講講這座機場是如何誕生的。

方慶雲：福州雖然是省會城市，但到上世紀90年代初期還沒有民用機場。原來的義序機場是軍隊的小機場，軍民共用，規模很小，每年吞吐量隻140萬人次，沒有國際航班，沒有盲降設備，遇到惡劣氣候無法飛行，大型飛機無法起降。1990年，習書記到福州市工作后，認為福州空港交通問題是直接影響對外開放的屏障，外商外資進不來，國內物資出不去，人員往來不方便。他經過周密思考，下決心解決機場問題，並於1991年初提出建設福州現代化大型機場的思路。他的這個想法得到福建省委、省政府領導和福州市廣大干部群眾的支持。隨即先后與中央有關部門聯系，提出福州新建國際機場的要求。但得到的答案是，目前國家沒有安排在福州投資機場建設的項目。習書記知道這個事情后說，機場問題關系大局，等待國家安排，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我們要自力更生建機場，採取地方投資的辦法。於是，以“馬上就辦”精神，在1991年8月正式提出由地方籌資建設新機場的立項報告。這個方案得到國家民航局和國家計委的支持，於1992年6月3日獲得批准，當即著手成立籌備小組（指揮部），迅速開展籌備工作，很快於1993年元旦在長樂漳港工地舉行開工奠基儀式。經過4年多努力，於1997年6月23日正式通航。長樂國際機場從構想、策劃到機構建立、班子人選再到設計規劃、資金籌措、開工興建等等，都是習書記親自決策把關。按照他提出年吞吐量650萬人次的規模，參照新加坡樟宜現代化機場的設備，保証機場使用20年不落后。

這座大型現代化國際機場的建成，凝聚著習書記的心血。一開始他親自帶領有關人員，先后到福清、閩侯等地選址，最后確定在長樂漳港。因為這個地方在海邊，不僅淨空條件好，而且有發展空間，可以延續建設，還可以填海造地。在建設過程中，他經常關心過問工程進展情況，多次深入工地實地考察，幫助解決難題。例如，在建設候機樓的設計中地下夾空層原設計是填方處理，在向他匯報時曾提出是否不用填方，作為地下室利用，可以用於安裝設備、倉儲等。他同意了。這樣地下層多出6萬多平方米的空間，不僅節省了填方的大批人力物力和時間，按照現行的價格計算就有6億多元的經濟價值。長樂國際機場第一期共投資人民幣32億多元，建成4E級大型現代化國際機場，候機樓建筑面積達13.2萬平方米（現已增加到21.4萬平方米），航空貨棧建筑面積1.8萬平方米，停機坪36萬平方米，跑道長3600米，可起降B747—400型等大型飛機。當時有些人還不理解，認為規模太大了，但到2018年機場建設20年的時候，客流量已超過1240萬人次，大大超過了原來設計的容量，已經不夠用了。經過擴建現已增加到2300萬人次。到2017年，已有34家航空公司進入長樂國際機場運行，開辟國內外航線103條，通航75個城市，先后開通了紐約、東京、大阪、悉尼、曼谷、雅加達等12個國際航班及香港、澳門、台北、高雄等航線。

大型現代化的長樂國際機場是國內首座完全由地方政府自籌資金興建的機場，是中國華東地區重要的航空國際口岸，也是重要的航空客貨集散地，被國家民航部門定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門戶樞紐機場，從一般機場上升為國家級門戶樞紐機場，使之成為機場設施互聯互通和打造空中交通走廊的核心節點。它不僅是一項造福福州人民的重大工程，大大推動了福建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同時也為海峽兩岸人民共謀福祉，對實現祖國統一，更好建設“一帶一路”，發揮著極其重要的橋梁和紐帶作用。

採訪組：您與習近平同志共事6年，既是上下級，也是好朋友，請您講講你們在生活上的交往吧。

方慶雲：習書記平易近人，來源於他豐富的生活經歷和博大胸懷。他尊重大家，虛心聽取意見建議，作決策講求科學，從不強加於人。他是領導，我們很尊重他。但平時我們又像朋友、像兄弟，也經常一起談工作、談體會、談生活，有時還組織大家在一起開展文化、體育等有益的活動。習書記曾經談起他的知青歲月，講他在黃土高原的歷練和成長，講他自己和群眾怎麼一起勞動，有不會干的農活，群眾怎麼手把手教他，讓他成為一個合格農民。講到在正定工作的時候，他經常談到縣委領導班子怎麼團結、老同志怎麼幫助他、年輕同志怎麼配合他，等等。

習書記在福州工作期間，平時假日和過年過節的時候，他也非常關心大家。有一年春節，習書記請我們幾位同志到他家裡做客，他親自下廚給我們做飯做菜，他炒的菜是北方風味，味道很好，我們一起過了一個祥和的節日，其樂融融。

習書記對老干部非常重視、非常關心。他不僅關心老干部的生活，還注意聽取老干部的意見。老干部雖然退休了，但因為之前長期在工作崗位上，對各方面工作有一定經驗，他們退休以后有更多時間接觸社會、接觸群眾，兩者結合起來，就有很多發揮余熱的機會。正是考慮到這一點，習書記在福州工作期間建立了一個老干部“季談會”。每個季度請老同志們參會，請他們對當前工作提意見和建議。老同志們暢所欲言，有什麼問題盡管講，講得對不對、好不好、合適不合適都沒關系。該採納的、能做到的，一樣不落，都會做到﹔有些做不到的，習書記也會耐心解釋。這樣一來，既推進了工作，大家心情也很舒暢。

直到今天，福州市仍然延續著這個優良傳統，退休干部“季談會”還在繼續舉行，老干部們聚集在一起，市裡領導把一個季度工作的情況向大家作個通報，有關部門領導也都參加，老同志反映的意見被記錄下來，通過研究，有相當部分意見方法被採納，落實執行。老干部們在這個制度下持續發揮余熱，為福州市的發展貢獻力量。

1996年，我退休了，也已經成為了“老干部”。這個時候，習書記到省裡工作了。從那以后，習書記每年春節都安排省委辦公廳的同志到我家裡看望、慰問。2002年，習書記到浙江任職后，每年春節都會給我寄賀年卡，其中凝聚著習書記對老同志的一片深情厚誼。

這麼多年過去了，回憶往昔，習書記在福州的點點滴滴仍深刻影響著我，也影響著這座城市。他為福州人民留下了寶貴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他的魅力和影響力大大提高了福州的歷史地位和知名度，為福州向國際化大都市目標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