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同志提出要‘進萬家門，知萬家情，解萬家憂，辦萬家事’”

採訪對象：王文貴，1941年2月生，福建福清人。1984年10月任福州市委常委、組織部長。1993年任福州市委副書記。1996年任福州市委副書記兼政協主席。2000年任福州市政協主席。2006年退休。

採 訪 組：邱 然 黃 珊 陳 思

採訪日期：2017年6月2日

採訪地點：福州市芳沁園

採訪組：王主席，您好！1990年，您是福州市委常委、組織部長。習近平同志當時從寧德調到福州工作，這個過程您最熟悉，請您講一講。

王文貴：1990年，我在福州市委常委、組織部長任上，有一天福州市長通知我說，近平同志從寧德地委調到福州市工作，讓我去接他過來。於是，1990年4月22日，我和我的秘書，還有市委一個副秘書長，3個人坐了一部車到了寧德。在賓館住下之后，我給近平同志打電話，想約個時間去拜訪他。他說：“目前還有點交接的事情在處理，我們明天早上在路口會合就行了。”

當天下午快4點的時候，近平同志大概是把事情處理得差不多了，他給我打電話說：“老王，我現在有時間了，要不你過來坐一下？”我就到他宿舍去了，坐了一會兒，談了一下。他向我詢問了一些福州的情況，我大致給他作了介紹。

談到工作方法時，我很坦誠地提了一條建議。我說：“我們希望以后每周有一個工作計劃。原來的時候，每周都沒有計劃，所以從星期一開始，就會碰到很多具體問題。比如，組織部本來今天已經安排了開會，突然間市裡又有會要開，我們這個會就隻能取消了，可是人都已經通知到了，怎麼辦呢？又有的時候，我通知開會，200多人來了，書記又突然通知開常委會，我又不能不去。時間上的沖突給工作造成了很多不便。沒有計劃，就造成了統籌方面的很多問題，造成了我們沒有任何自主權。工作安排不好，最后還是要怪我們。”

近平同志聽后，點點頭說：“各人有各人的領導風格。”后來，他到福州以后，每周都會制定計劃，提前安排好一周的工作，我以為他是採納了我的建議。后來我了解到，其實他在寧德一直都是這樣做的。

第二天是4月23日，我們就要啟程去福州了。近平同志也不知道是定在這天走，而且之前他也沒有跟寧德的社會各界說他要調走的事，他怕很多人來送他。但消息還是不知道通過什麼渠道漏出去了，我們離開寧德市委的時候，發現門口已經聚集了很多老百姓，有的人還拎著一籃子紅色鴨蛋送給他。這個地方有個風俗，給出遠門的人送行，要給他帶染成紅色的鴨蛋，圖的是吉利、平安。

近平同志和送行的老百姓握手道別，老百姓依依不舍，祝福他一路平安，很多老人就像他的長輩一樣，叮囑他好好干，多多注意休息、保重身體，關切之情溢於言表。我那時候已經當了五六年的組織部長，迎來送往的官員有很多了，但是這種情況，我是從來沒有見到過的。那個時候，我也深深地被他和老百姓之間真摯的感情所打動。

我們到福州市的招待所住下，市長來和近平同志見了面，下午就召開了福州市干部大會，處級以上干部，各民主黨派人士，還有一些老同志參加會議，會上宣布了省委組織部任命近平同志為福州市委書記的決定。隨后，近平同志即興作了講話。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近平同志在講話中說：“大家不要期待我提什麼口號，我也不提口號。各機關部門就按工作的正常情況干。”此外，他還對老同志們、對福州過去的工作作了充分肯定，並對廉政工作、老干部工作提出一些具體要求。

晚上，近平同志和我們市委幾位領導一起吃了便飯，參加的有市長、副書記、我、市委秘書長、接待辦主任，我們幾個人吃的是四菜一湯，邊吃邊談工作，氛圍很好。福州市當時的情況是，前面的書記剛剛調走，市委市政府面臨換屆。因此，近平同志來到福州以后，就要籌備換屆小組會，再加上日常的事情很多，調研工作也很多，擔子很重。班子商議，接下來由我協助安排近平同志的住處，之后陪他下去調研。

採訪組：給習近平同志安排住處的過程是怎樣的？請您具體講講。

王文貴：近平同志來福州以后，市長跟我商議給他安排住的地方。剛好在他來之前，市裡蓋了一個小區，其中有幾座樓拿給市委安排，市委的各級領導和很多同志已經全部安排住裡面，市長就叫我帶近平同志到這個小區看看。

我帶近平同志看了以后，問他：“這房子怎麼樣？”

他說：“還不錯。”

我說：“習書記，你可以看看，但我個人建議你不宜住在這裡。”

近平同志對我這句話感到很奇怪。他說，“老王，你帶我來看，又說我不能住在這裡，這是為啥？”

我說：“習書記，我很為難。市長讓我帶你來看，我肯定要聽領導的話。但是，我個人仍然建議你最好不要住在這裡，因為這個小區的房子在你來之前就已經全都分配好了。如果你突然插進來，整個方案全都會變，最后可能會產生一些矛盾。所以，我認為你不宜來住。”

近平同志笑了起來，他說：“老王，你這個人很忠厚啊！”

我說：“習書記，我就跟你講心裡話。”

他說：“好的，老王，我聽進去了。”他就放棄了這個新建的小區。

后來，我又帶他去看了廳級老干部住的一個小區，那邊有一位老同志搬走了，正好空出來一套房子，兩室一廳，在四樓，沒有電梯，是那種老式的居民樓，條件也比較一般。

我說：“習書記，跟老同志住在一起，不一定方便，我感覺你住在這裡會有個問題——老同志恐怕會有很多事情找你。”

他說：“沒關系，我不怕。”

后來，近平就住在了老干部小區，他在這裡跟退休老同志相處得很融洽。

看房子之后的第二天，我陪著近平同志到市區裡走了一下，熟悉地形，讓他直觀地了解一下福州市。之后舉行換屆籌備會議，召開民主黨派會議、老干部會議，還有部隊的一些事情，下去調研，近平同志就開始忙起來了。

近平同志對民主黨派工作非常重視，做得也很好，這和他父親一樣。他對部隊工作也非常重視，因為他也是部隊出來的，所以和部隊相處得非常好。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經常下去調研，您也曾陪同他一起去過。請您講講你們第一次調研的過程。

王文貴：1990年5月18日，近平同志上午主持召開市委常委會，中午吃完午飯，沒有休息，我和幾位工作人員就開始陪他到縣裡去調研。連著3天，我們走了3個縣。首先到了永泰縣，那個地方當時還不通公路，我們是坐船過去的。永泰和閩清都是貧困縣，條件非常差。閩侯縣因為離福州近，條件還是比較好的。

我從當組織部長開始，就有一個寫工作日記的習慣。日記本上記錄了我們那次的大概行程，我們那次下去一共看了14個鄉鎮，調查了鄉裡面的基本情況，了解了人才培養問題。近平同志調查得很細致、很全面。他到村裡看了村民的生活情況，當時村裡遇到台風災害，他視察了災情，看了一個果園、一個硅鐵廠和一個貿易中心市場。他很關心教育事業，每個縣的一中都看了，小學和幼兒園也都看了，對教師待遇、辦學環境等問題都提出了指導性意見。他還考慮到移民區群眾的生活，親自到移民區跟群眾交流，了解他們的生產生活情況。視察期間，他白天看，中午也不休息，吃完午飯就和縣委書記談話，有時也找主管領導、老干部談。晚上，他就組織五套班子（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紀委）開會。

我們下去的時候，每天都吃得很簡單。當時我也不了解他，不知道他愛吃什麼，而且這方面我也不太懂，不太周到，沒有做任何准備。我們就是按照當時的規定，四菜一湯。那時我想，近平同志既然是北方人，肯定愛吃面食，所以我就要求主食要有米飯，也要有饅頭，或者面條也可以。其他的要求我就不敢再提了，因為我當時對近平同志的工作作風多少有些耳聞，不敢要求安排得太好，怕他批評。我們當時住在縣招待所裡，條件很差。因為招待所都是對外開放的，任何人都可以進來住。

這次調研期間，我們這幾位同志和近平同志就熟悉了。他給我們講他插隊時的故事，他說他那時候最想的事情就是能吃得飽飽的。我當時就想，他小小年紀就獨自一人在陝北插隊，真是不容易。

近平同志在永泰和閩清兩個貧困縣跟干部們座談時，還談到：“我在陝北插隊7年，來到福建工作以后，在貧困地區寧德干了2年。比較深的一點體會就是，越是貧困地區的干部和群眾，越應該淡化貧困意識，增強信心，以自力更生為出發點，搞好工作。”

他還對基層干部說：“在貧困地區工作，你們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不比經濟發達地區的干部少，但你們取得的效果不一定比他們好。所以，我看干部，就是看你們是不是付出。”這些山區的干部們聽了這番話，都很感動。他們覺得，習書記對貧困地區的基層干部非常理解。

近平同志還講到：“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你要想當官，就不要想發財﹔你要想發財，就不要想當官。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他講話很朴素，很容易讓人接受，不講很多理論，不擺大道理，說的都是實實在在的話。而且，他在3個縣講的話都不一樣，都是結合各地的特點來講的。

在永泰縣，是我第一次聽近平同志講到“綠水青山”四個字。他說：“永泰的地理環境就是山區，是福州的后花園，你們一定要咬定青山不放鬆，必須保護好環境，一條河也不能污染。山上的樹林、果樹要管理好。你們永泰的發展方向就是綠水青山。”

現在，在近平同志當年清晰的定位下，永泰的自然生態環境非常好，旅游業發展得也非常好。比如青雲山，就是永泰比較早的旅游景區。農業和林業方面，永泰有李子樹，有毛竹，還有其他樹木，林業資源很豐富。而永泰的企業就是和農業配套的，一直沒有什麼大的工業。

初次和近平同志在一起工作，他給我們留下的印象很好，工作細致深入，生活簡朴，作風扎實。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來福州工作前后，您是組織部長，請您講講他做干部工作的方法。您自己有什麼體會？

王文貴：近平同志配備干部能做到知人善任，要求我嚴格把握組織原則，嚴守全面考核干部關。近平同志主政福州的時候，我這個組織部長非常好當，沒有一個人來找我走后門，風氣非常好。其實越是這樣我就感到責任越重。

近平同志對提拔干部非常講規矩。他到福州以后，就定了一條：所有的干部提拔，配備到哪個班子，他都不會干涉提名，但是組織部必須拿出3個符合條件的人，把名單拿給他。這3個人，近平同志會一個一個和他們談話，談完以后，又把我們叫過去討論。這個人怎麼樣，有什麼特點，適合不適合。

而且，近平同志不僅和提拔的干部談話，我們市裡所有的正處級以上干部，無論是提拔還是犯錯誤、退休，他都會和他們談話。這在之前是沒有過的，提拔的干部，大家搶著談﹔犯錯誤的干部，沒人願意談。以前，我作為組織部長，是很苦的，凡是提拔的干部，會一開完，領導都已經和他們談好了。但是，犯錯誤的干部，都沒有人談。離退休干部，也沒有人談，隻有我們組織部撿“剩下”的談。到了近平同志這裡，他把這個狀況都改變了。平時的時間安排不過來，他還會抽出業余時間，下班后或星期天，和退休干部談話，和犯錯誤的干部談話。

退休干部，經過和他談話，會覺得自己雖然退休了，但書記不僅沒有“人走茶涼”，還親自談話，說明自己還是組織的一員，以后還能發揮作用，這樣他們的失落感相應地也就減輕了。

干部犯錯誤，近平同志都是把他叫來，很細心地找他談話，講到人心裡去，讓人心悅誠服。犯錯誤的干部，和近平同志談過話以后，都有良好的表現。近平同志把他們為什麼犯錯誤、哪個方面對自己要求不夠、今后要怎樣做，都幫助他們剖析清楚，督促他們進步。這也讓他們覺得，組織還是很重視自己，並沒有拋棄他們。

近平同志來之前，我當組織部長有許多為難之處。我執行組織的決定，調動干部，都要我自己出面，所以誰不滿了，都可以罵我。近平同志來了以后，凡是班子裡作的決定，他從來不讓我出頭，都是他自己出面做工作。所以，在他手底下工作，我最有安全感。像他這樣的一把手，實在是可遇不可求。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后，市委班子在他的帶動下，形成了“馬上就辦、真抓實干”的工作作風。請您談談這方面的具體情況和事例。

王文貴：市委形成“馬上就辦、真抓實干”的工作作風，和近平同志的工作特點是分不開的。他非常勤政，每周安排完工作以后，會盡可能按照計劃來做工作。批改文件，包括處理一些很麻煩的問題，他都是及時完成。當天的事，他一定要當天做好，絕不拖延。另外，他做事很有規律。舉個例子，如果有干部約他談話，他一時沒有時間處理的，就會叫秘書把人名全部記下來，每周日休息的時候，再拿出半天時間，約這些干部談話，有時候一口氣談一二十個，事情簡單的，幾分鐘談完﹔事情復雜的，談得久一點。所以，干部們對他的評價非常高，認為習書記從不推諉，即使當時沒時間，他也會一直記著，主動約請，從不“欠賬”。

關於近平同志“馬上就辦、真抓實干”的實例，那幾年確實太多了。我印象比較深刻的一件事是：有一年，省委、省政府在開發區開了一個現場會，對一些具體工作提出了要求。中午的時候，剛剛吃完飯，近平同志不休息，就把大家召集起來研究如何貫徹省委、省政府關於開發區發展問題的決定，並且以極高的效率，在當天的中午就形成了一個文件。近平同志干工作的節奏就是“今日事，今日畢”。今天能解決的事情，他絕不會拖到明天。

還有一個例子。1991年，連江有一個部隊要搬到福州來，涉及很多具體問題。比如，部隊駐地前面的那條路排水能力不行，一到下雨天就成了一條河﹔隨軍家屬的安置問題、子女就學問題，等等。問題反映到近平同志那裡，他馬上就到部隊調研，把問題全都調查清楚之后，在很短的時間就全部辦好了。他表示，部隊的事情要特事特辦。

后來，他在福州市辦的3個經濟開發區，也都以馬上就辦的原則，有什麼事情立刻解決，絕不拖沓、絕不推諉，所以開發區的建設和發展都非常快。

這3個開發區，是3種發展模式。馬尾經濟技術開發區是政府主導辦的，福清經濟開發區是華僑主導辦的，還有一個福興經濟開發區是農民主導、鄉鎮辦的。后來我們發現，農民主導的開發區，建設速度最快，發展也最快。1991年，近平同志在馬尾開會的時候，就以這個話題談了開發區建設的事情。他表示，開發區的事情也要“特事特辦”“馬上就辦”。

近平同志提出“真抓實干”，是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前。他要求我們真抓實干，他自己首先做到了，他在工作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是真抓實干的。

舉個例子。近平同志到福州以后，需要面對的以前積累的問題很多，上訪的人很多。他針對這個問題作了一個變革，把老百姓上訪改成了官員“下訪”。他考慮，如果按照目前這種情況，一個人一個人、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去解決還不行的話，就要形成長效機制。

他規定了一條：每個月，由領導分工，到縣區去負責接訪。而且這個事情，他不只是安排下去，他自己也帶頭搞，帶各個部門的人到下面去解決問題。他這樣一做，層層都效仿，所以在他任上，上訪的人就很少，即使有，很快都解決了。

近平同志還提出來：要經常去了解群眾的事。怎麼了解呢？他提出了四句話：進萬家門，知萬家情，解萬家憂，辦萬家事。他要求所有的領導干部，都要照此去做，把群眾的事情在基層解決好。

近平同志到福州以后，發現有關部門特別是一些權力部門“吃拿卡要”成風，有好處就辦，沒有好處就不辦。而且，有的事情辦起來很繁瑣，比如房地產開發，前前后后要蓋將近200個公章，跑很多部門才能辦成。

為了有效杜絕“吃拿卡要”，也為了方便市民辦事，他於1990年下半年提出並開始實施“一棟樓辦公”——把20多個單位都集中安排進一個服務中心大樓裡，每個單位都設一個服務窗口，所有的項目、所有的手續，在一棟大樓裡就能解決。這樣，就有效縮短了辦事行程，大大提高了辦事效率。服務中心建立起來以后，近平同志還多次去視察，他看到哪個窗口排隊人多，就會了解情況，問相關領導為什麼這裡排隊的多，是什麼原因導致的，找出問題症結，馬上調整改進，提高辦事效率。

近平同志建起的這個服務中心，剛開始很多有權的單位不願意進去。因為在自己獨立的“一畝三分地”上，很多項目是否收費、收多少費，都是自己說了算，可以揩不少油水，市民不交就辦不成事。比如辦個証，工本費要多少﹔辦個手續，收多少錢﹔搞個圖紙，圖紙要收多少錢。搬到服務中心，都在統一的平台上，受到統一的監管，就收不到那些不合理的費用了。不過，他們不願意搬進去也不行，就像在寧德堅決清理違規建房一樣，為了維護群眾的利益，近平同志毫不妥協。從那時起，我們福州的同志，見識了他的敢於擔當，見識了他堅強的黨性原則。最后，在他的督促下，該搬進去的部門，全都搬進去了。這個服務中心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建立，到現在規模更大了，成為全市的服務中心。

今天回顧起來，近平同志主政期間，福州的發展速度是最快的。因為辦事效率高，項目引來的多。這個“一棟樓辦公”的服務中心發揮了巨大作用。近平同志給服務中心裡面辦公的所有部門規定：無論市民還是外商，無論找哪個部門辦事，隻要手續齊全，符合規定，限你多長時間內必須解決，沒在規定時間內解決的，就要寫報告解釋“為什麼”。這樣一來，辦事就很順暢。很多外商到了這個服務中心，因為相關部門都在，找誰都找得到，該辦什麼事都可以辦，效率自然就高了，人們心情也舒暢了。

回顧我和近平同志共事的這幾年，總體感覺就是，他的思想很開闊，看問題很有前瞻性。他提出的“3820”工程，在我們最初看來，20年的規劃實在是太長了，可能是后幾任領導才會面對的問題，但他卻為此花了很大力氣去規劃，搞問卷調查，與各方面專家座談，還在街道發放了10000多份問卷，做了1000人以上的調研。

現在，20年已經過去了，福州全面實現了“3820”工程的規劃目標，每一項指標都是剛好達到或非常接近，沒有相差或超過很多的情況。可見近平同志當時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切合實際，也是非常科學准確的。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當時與外資企業是如何打交道的？如何協助他們落戶福州，又是如何堅守原則的？

王文貴：在近平同志任職的幾年當中，福州年均經濟增長速度超過20%，引進的很多項目都是他親自談的，因為我當時分管改革開放工作，所以他談的這些項目我都參與過。比如東南汽車、冠捷電子、南方鋁業等。

上面講的這幾家企業落戶在福州，直接能解決萬人以上的人口就業，間接帶動的就業，估算起來就是幾倍的量了。比如東南汽車一來落戶，后面陸陸續續建起了70多個配件廠，同時倉庫、物流、產業鏈全都帶動起來了。

為了讓外商投資更加順暢，近平同志每個月都要召開外商台商現場會。並且，他把每一個項目都分配到一個副市長或一個常委來負責，責任到人。比如分給我的是冠捷電子，企業有什麼事情都會來找我，我們能解決就解決，不能解決就到會上進行討論。

近平同志對外商很講原則，他經常說，能給你辦的，一定給你辦，誰不給你辦都不行﹔不能做的，一定不能做，說破大天也沒有用（說破大天：北京話，說到天上去）。比如稅收問題，已經在政策上有優惠了，但是不能低於國家規定的幅度﹔有的項目可以免3年的稅收，有的項目規定是5年，但超過額度就不行了，否則，福州也貼不起。地價可以給外商便宜一些，但是也不能低於國家的規定，況且福州市還要付給老百姓征地補償。

還有很多問題，近平同志都堅守底線。在環保問題上，他從來不讓步，比如我們有一家外資企業，生產過程中會產生很多苯，這種東西會影響人體健康，近平同志就要求這家企業必須達到環保標准，對工人也要做好防護，對他們的健康不能產生任何危害，如果做不到就得停產。再有，工人的工資都要有保障，嚴格監督執行，不能低於一定的標准。還有，外商裡面有很多華僑，他們會提出一些干部提拔的意見，甚至試圖影響人事問題，近平同志對此是絕對不允許的。

採訪組：您和習近平同志既是老同事，又是好朋友。請講講您和他之間交往的一些小故事。

王文貴：近平同志完全沒有官架子，絕不高高在上，他既是我們的好領導，又是我們的好同事，和大家的關系一直很融洽。1992年，近平同志還到我老家去過。我的老家在鄉下，他到我家很放鬆，一點也不拘束。

1993年，我到深圳辦事，拜訪習老。老人家留我吃飯，飯前閑聊，我說：“習老，我看您這麼大年紀，身體還這麼好！”習老很幽默，也很直爽，他站起來說：“我一輩子沒有整過人，沒有害過人，當然身體很好了！”老爺子這麼幽默，逗得我們在場的人都哈哈大笑。

吃完飯之后，習老很開心地跟我合了影。之后，習老對我說：“你是市委組織部長，平時要好好教育習近平，督促他好好工作。”

我笑著點頭答應，心裡想：“我雖然是市委組織部長，但也不好教育市委書記吧！”

回到福州之后，我把習老的話轉述給近平同志。近平同志一聽，笑了起來，他說：“我爸爸這話說得對，如果有什麼該說我的，那也不該客氣啊！”

近平同志調到浙江以后，我隻要到浙江，就會去找他，他都樂意見我，敘敘舊，談談心。他到上海工作以后，我們也有聯系，時不時談談工作和生活。

他到中央以后，我主動和他聯系就比較少了，特別是他當了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以后，我覺得就更不能打擾他了。現在，他日理萬機，他的時間就是給全國人民服務的時間，耽誤一點可了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