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書記教我敢擔當善作為”

採訪對象：林愛枝，1940年2月生，福建永泰人。196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1968年在四川成都新都機械廠工作。1970年到福建日報社工作，先后任編輯、福州記者站站長、總編輯助理、記者處處長、編委。1989年任福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1995年調任福建省新聞出版局局長、黨組書記、版權局局長、出版總社社長。2008年退休。

採 訪 組：邱 然 陳 思 黃 珊

採訪日期：2019年6月11日

採訪地點：福建省西湖大酒店

採訪組：林愛枝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書記期間，您任福州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部長，請您講講你們工作上的交集。

林愛枝：1989年夏天，我到福州市任市委宣傳部部長。半年以后，習近平同志來福州任市委書記。上任伊始，他就同市委班子裡每一位同志都一一談話，了解各人負責領域的工作情況。他找我了解福州宣傳工作的情況時，我說：“習書記，我剛來半年多，對工作了解得也不是太細，隻能說說大的方面和目前存在的比較明顯的短板。”當時福州市的底子比較薄，全市每年的宣傳經費隻有7萬元，作為沿海省會城市，甚至沒有一份完整的機關報，等等。

聽了我的匯報，習書記耐心地說，我剛從寧德來，寧德是比較落后的地區，福州作為省會也不見得很好。目前我首要的工作是抓經濟工作，對宣傳工作也要抓，但可能抓得沒有經濟方面多，宣傳工作的重擔就都交給你了。咱們定個規矩：你在年初定個全年的工作計劃，然后上常委會討論通過，后續工作就按照討論通過的來做。在工作中有什麼重大事項，你覺得有必要上常委會研究決定的，就隨時告訴我。也就是說，任何工作，無論有多大困難，分管常委都要先克服，實在解決不了的你隨時找我，我會幫助你。這就叫“年初得令而去，年終交令而來”。

習書記的態度很誠懇，講的話也很實在。聽了他這一番話，讓我心情大不相同。在感到沉甸甸的責任和壓力的同時，更多的是激發出了工作的熱情。上級領導給予我充分的自主權，放手讓我做工作，我還有什麼理由不干好呢？！懷著這樣的心情，我放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原本我以為習書記真的是不怎麼管我，由我去折騰。后來我發現，他那麼說，是為了讓我鼓足勁頭，勇於擔當。真到了工作中，隻要我有事找他，向他請示、請教，他即使手頭很忙，也都會熱情地幫助我，身體力行地啟發我做工作，幫我解決問題。

採訪組：后來您又向習近平同志補充匯報了宣傳工作的情況了嗎？

林愛枝：是的。我回去做了功課，專門找了一個時間向習書記匯報了福州市宣傳工作的基本情況，直言不諱地談了工作中一些問題，這次談得比較細。

舉例的時候，我就拿我熟悉的報紙來說了。我說，作為省會城市、開放城市，福州至今沒有一張像樣的機關報，這是很不應該的。現有的《福州晚報》盡管是市委機關主管主辦的報紙，但辦得不夠大氣，搞得像個小報，給人印象很不好，省會城市的機關報怎麼能辦成這樣呢？這是市委宣傳工作的一個短板，現在應該考慮擴版、增加欄目、充實內容。否則，就和省會城市報紙的地位不相稱。

我說：習書記，之前我已經想了很長時間了，《福州晚報》不僅要擴版，風格也要有所變化。我們應該堅守黨報的性質，同時也要具備一些晚報的特點，這樣我們就更能貼近群眾生活，為廣大老百姓提供知識和服務。

習書記聽了我的思路很高興。他說：對，就這樣做。你分析的都符合實際。福州是省會城市，現在又面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各方面工作都應該緊緊跟上，和省會的新時期新任務相配合。擴版考慮得很好，應該適時提上議事日程。你們先研究出一個詳細方案，到時上常委會討論決定，再進行實施。

很快，市委常委會討論通過了《福州晚報》擴版的決定。於是，這件事就列入了市委的重要工作日程，成為市委宣傳部的重點工作。消息在晚報社傳開后，全社上下熱情洋溢，大家都認為這是《福州晚報》發展的新開端，都希望自己能為報紙更上一層樓出一份力。於是，如何做好報紙的擴版工作成為熱門話題。報社的同志們時常三三兩兩聚在一起，大家在一起議論的、爭論的都是擴版工作，提出了不少好主意、好辦法、好建議。切磋業務、提高自身能力成了報社同志的自覺言行。擴版，成為激發大家積極性的良好契機。

每當擴版工作遇到重要關節和難題，我就及時向習書記匯報，請他定奪。習書記總是不辭辛苦，親力親為，和我一起對每一個版的特點都進行仔細分析。習書記對我說，報紙是面對讀者的，在改革開放年代，在市場經濟形勢下，必須以報紙本身去贏得讀者，也就是說，擴版后的報紙要最大限度減少行政發行手段，盡力適應市場，提高報紙自身質量，讓讀者願意訂閱。他還說，《福州晚報》所擔任的機關報任務，就由一二版全權負責，這兩個版面必須有質有量地擔當起來，及時地、充分地傳遞市委、市政府的重要信息和工作部署，讓全市所有單位工作有指向，讓全市人民了解全市的工作情況﹔其他各版，則要按各自的業務定位辦出自己的特色，讓讀者翻開報紙就能找到自己喜歡閱讀的內容。同時，整張報紙風格要和諧，有趣味性，有知識性。

習書記還針對體育版提了個建議。他說，我們報道全國性的重要賽事，自然要及時、准確，避免疏漏，但在此基礎上，也不要只是講干巴巴的結果：這個運動員得了冠軍，那個運動員得了亞軍。我們也要把平時教練員艱苦奮斗、運動員刻苦訓練的故事挖掘出來，展現給讀者，這樣才會引起大家的興趣。

另外，習書記還建議我們開設一個理論版。他說，一個機關報，沒有理論支撐，這個報紙的分量是不夠的。好的理論文章可以提升晚報的學術水平，也能提高黨員干部學習理論、運用理論的興趣和能力。

關於我們計劃的“蘭花圃”副刊，習書記出謀劃策說，你最好找幾個知名的作家來當副刊的“台柱子”，把作品的水平帶動一下，增加可讀性。這樣一來，大家看了你的副刊，才會覺得這確實是一個堅實的陣地，有利於進一步培養我們的通訊員、專欄作家。

採訪組：擴版后來進行得順利嗎？擴版之后的效果如何？

林愛枝：我們當時擴一個版要投入兩三百萬元。關於這些問題，習書記很痛快地說，你去做就是了，怎麼想的就怎麼做，有困難來找我。習書記這麼支持我，讓我很激動。我干脆地說，好的，習書記，我馬上進行擴版籌備！

《福州晚報》在1991年1月開始擴版，擴版完成后，報紙的各項工作都有序開展。《福州晚報》從那時起正式形成了“黨報性質，晚報特色”的辦報方針，這在當時的全國晚報家族中是獨一無二的。《福州晚報》的辦報宗旨是：宣傳黨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反映社會特點，反映僑鄉、對台、文化名城特點等。辦報思路是：立足福州、輻射八閩、面向全國、放眼世界，融思想性、新聞性、服務性、知識性、趣味性為一體的開放型機關報性質的晚報。編輯方針是：宣傳政策，准些再准些﹔反映現實，快些再快些﹔傳播信息，多些再多些﹔聯系群眾，近些再近些﹔珍惜筆墨，短些再短些﹔版面編排，精些再精些。

我們積極採納習書記的建議。如“蘭花圃”，我聘請名家為我們寫專欄，以提高質量，像秦牧、郭風等知名作家都給我們定期供稿，使文藝副刊的作品文學性更強，水准更高﹔同時我們還廣交作者，豐富稿源，上海、吉林、天津、江西、四川、山東等都有作者投稿。如體育版，讀者面廣，講究新聞時效，及時報道各種賽事情況、體育活動動態。不僅報道賽事結果，還積極反映運動員、教練員的精神面貌、賽場風格、吃苦耐勞精神等等。

《福州晚報》還首次設立了文藝評論專頁。都說創作與評論是文學事業的兩翼，如果有一翼軟弱無力，那是飛不起來的。因此，我們在這個專頁上組織本省社科院、高校及全省文化工作行業的文藝評論工作者評介本省作品，也推介在全國有影響的作品，借以提高專版的質量，也提高讀者的閱讀欣賞水平。

第一次擴版后，《福州晚報》贏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奮起直追，從一個不起眼的小報發展成為全國晚報家族中成績名列前茅的一員。

《福州晚報》順利擴版，並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經歷了這件事，我們對習書記更是刮目相看了。他對宣傳口工作的熟悉程度，他對辦報辦刊有如此清晰的思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其實，地方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隻要領導干部有一個完善的大局觀，有一個長遠的戰略規劃，各項工作的目標有一個統一性，那麼他就能對各個部門的工作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

採訪組：《福州晚報》二次擴版也是在習近平同志鼓勵之下推進的，請您講講這個過程。

林愛枝：《福州晚報》1991年初正式開始擴版期間，報社的硬件和人員都要適應一個大報的要求，顯得非常局促。報社的編輯部就那幾間小小的辦公室，印刷廠隻有那一點點地方，廠房不夠用，還借用了農委大院一塊地方。

1992年春天，《福州晚報》擴版后順利運行了一年多，各項工作進展都很順利。我覺得辦公條件的問題有必要跟習書記反映一下。於是，我找了個機會對習書記說，現在報社的編輯部、印刷廠地方太小了，辦公和印刷條件都不行，擴版以后跟不上形勢了。以后給報社蓋個樓才能解決。您有空可以去報社看一下。習書記爽快地說，好，我去看。

很快，習書記就抽時間去報社考察。他看了辦公空間、廠房，確實是捉襟見肘。他對我說，我了解情況了，很快給你答復。

不久，我跟習書記出去檢查衛生城市創建，途中他跟我談起工作的事。他說，你們不是一直申請要蓋晚報辦公樓嗎？好，我同意蓋樓，但有個條件，就是你要進行第二次擴版，這樣我就批准給你蓋樓。咱倆交換。

我聽了以后大笑，說：習書記，原來你打這個主意啊！

習書記說，是啊，最遲明年，《福州晚報》就要考慮再次擴版，不要等形勢逼迫我們了再手忙腳亂往前趕，那樣工作就滯后了。

我說，習書記，您的指示我記住了，我回去馬上跟晚報商量一下，盡快向您匯報。

那時我的心情比較復雜，也有點兒矛盾。習書記指示《福州晚報》二次擴版，說明對我們的工作非常重視，對晚報的發展無疑也是好事。但我高興的同時，也覺得壓力太大了，第一次擴版我就覺得很不容易了，上了一個大台階，費了大力氣，搞得滿頭大汗，再搞第二次擴版，發行、經營都會面臨更大壓力，我很擔心連續擴版會力不從心。

我下來就找晚報兩個老總商量，他們也不像第一次擴版時那麼熱烈響應了，而是有所顧忌。連續兩年擴版，發行壓力比較大，現在還不像以前，虧本了財政會給補貼，我們擴到多大，就要做多大的生意。之后，我又跟宣傳部副部長研究了一下，他也不好說什麼。他說，習書記提出來了，不擴行嗎？我說，習書記既然提出來了，自然有他的考量。究竟擴版有什麼好處，不擴版有什麼壞處，我們都分析清楚，自然就能作出決定了。

我考慮得差不多了，又找習書記談。習書記耐心地給我講：《福州晚報》作為一個綜合性的日刊報紙，如果版面不夠多，就難以給市民提供夠用的資訊，資訊量的高低又直接決定讀者對報紙的需求，報紙不擴版，經營工作也上不去。現在，福建省的經濟馬上會進入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福州作為省會城市更是一馬當先，信息的爆炸式增長很快就會和過少的版面承載量形成矛盾。所以，未雨綢繆，先行一步，是大有必要的，能給未來爭取到做大做強的空間。同時《福州晚報》所承載的宣傳作用，也會在擴版的過程中有效地發揮出來，無論算政治賬還是算經濟賬，擴版都隻有好處沒有壞處。你報紙的規模擴大了，人員規模、辦公場所自然也要擴大，我給你蓋大樓是順理成章的事。你說是不是這個道理？

習書記一番話令我茅塞頓開，我當即說：習書記，我明白了。那咱倆就說定了，你蓋晚報大樓，我去組織二次擴版。

習書記還指出，二次擴版，怎麼擴，擴什麼，也要認真研究。要在突出黨報性質的同時，著力增加信息容量，不斷改革版面，爭取把晚報辦得更活潑、更有特色、更具可讀性。

1993年1月，《福州晚報》進行第二次擴版，改成對開 8版的大報，同時又增辦了一些欄目和專版，有了讀書版——“三味書屋”，還有“世象觀園”“科學與生活”等市民喜聞樂見的版塊。這次擴版，不但容量擴大了，報紙質量也提高了，更有利於在報業市場中增強競爭力。二次擴版一年，《福州晚報》各項工作順風順水，大家干勁足，心情好，整個報社一片興旺景象。

在第二次擴版一周年座談會上，與會者了解到《福州晚報》自費訂閱率佔43%多，都很振奮。也就是說，作為一份市委機關報，《福州晚報》有43%是讀者自費訂閱的，這在當時全國眾多機關報中是一個很高的數字。這麼高的自費訂閱率是怎麼來的？福建日報總編輯、我的老領導林振夏一再問我這個問題。其實，也沒有什麼獨門秘籍，我就是按照習書記確定的方針進行了報紙風格的轉變，黨報性質不變，一版和二版傳達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工作部署，如果一二版不夠用，就再佔別的版。其他各版就按照晚報特點來辦，這樣就豐富多彩了——有歷史，有文學，有體育……報紙把黨的機關報和群眾生活報結合起來辦，不要求每個版面都像機關報那樣嚴肅呆板、不苟言笑，而是該嚴肅的嚴肅，該笑該喊也可以盡情揮洒。這樣，一報在手，讀者既不覺得沉重，也不覺得膚淺﹔既可以了解黨和國家大事，又可以讀到自己喜歡的內容。內容有趣有益，貼近群眾生活，人們自然願意花錢購買和訂閱，自費訂閱率高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這次擴版還鍛煉了整個報社隊伍，客觀上給採編人員一次展示自己、提高自己的機會。隨著擴版，幾位中層干部進入社一級領導班子，還有一批業務骨干也成了獨當一面的中層領導。如今，他們都成了全市新聞媒體的頂梁柱。

二次擴版成功並取得豐厚成果后，我深感習書記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他眼光長遠，做事果斷，為《福州晚報》支了妙招，蓋了大樓，也為《福州晚報》的未來發展爭取了主動。

採訪組：福州市電視台也是福州市宣傳工作一個重要陣地，請您講講習近平同志對電視台工作的指導和支持。

林愛枝：上世紀90年代初，福州市的電視宣傳很薄弱，經費匱乏，設備短缺，人手不夠。一般情況下，省會電視台每晚必播的15分鐘新聞節目，福州市一周隻能播4天，還有3個晚上空著，因為沒錢，一周連45分鐘的新聞節目都沒有能力錄制。如遇突發事件，更是捉襟見肘。我記憶最深刻的是1991年18號台風來襲的時候，市委、市政府領導紛紛赴第一線指導抗災，電視台的設備傾巢而出，進行現場報道。台長對我說，萬一有一台設備“罷工”，我就得去借機器了。

我向習書記匯報這個情況，他問了許多具體問題，最后問我：“怎麼解決？”我說：“政府要投資一筆錢。”“要多少？”“要300萬。”這個數目作為電視台一個重要項目的投資，在今天看來不算什麼，但對當時福州市並不寬裕的財政來說，還是很大一個數目。

習書記說：“這樣，你擬一份計劃，打個報告給市委，咱們上常委會研究。”

我讓電視台收集許多資料，特別是華東各省電視台的規模、節目的設置等等，資料幾大摞，看得我頭暈腦脹。后來我突然想到：這次會議為的是解決新聞節目每日全部制作播放的問題，既然目的明確，就應該進行逆向思考：全國的省會電視台每晚新聞欄目不能全部制作播放的有幾個？我問了電視台負責人，回答是3個：拉薩、西寧、烏魯木齊。

在市委常委會上，我講了福州電視台目前的尷尬現狀，我們作為沿海城市、省會城市、開放城市，電視台的規模無法與形勢任務相匹配，隻能與人口少、基礎設施薄弱、地處邊遠的西北三省比肩。

習書記說：“我看這事就不要多討論了，很明顯的問題，條件跟不上，工作難免后進。給你錢，就這麼辦吧。”

採訪組：當時福州市電視台的行政級別是不是設置得也很低？

林愛枝：是這樣的。不過，這個問題習書記也積極幫助解決了，不僅是電視台，還有福州市社會科學研究所、福州市新華書店，一共三個單位解決了級別設置問題。這可不是一時半會兒的權宜之計，而是有長遠意義的大好事。

那個時期，福州市電視台、福州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向我反映的問題幾乎一模一樣，他們參加全國各大省會的會議，根本不敢坐前排，也不敢像其他市的台長、所長那樣積極踴躍接會，因為外省同樣單位的級別都是處級，他們的行政級別只是科級，沒有辦法按省會規格辦會。也是因為矮了人家半截，連對等交流都很難，很多好的機會就白白浪費掉了。

這是個我從未遇到的新問題，隻好先回答：“沒關系，下次去開會就積極接會，回來后市委宣傳部幫你們辦。”

不久，福州市新華書店經理也來向我反映，之前新華書店屬省委宣傳部領導，是副處級單位，到福州市管轄，就降為科級單位。他們也想接辦全國省會店經理會議，但全國總店經理先行來榕考察后，搖搖頭說：“你這裡各方面條件都夠，特別是營銷這一塊，成績很突出。只是級別低了，我能替你們邀請哪一級的領導來出席會議呢？”結果，會議沒辦成，經理氣得一晚上沒睡好覺。

這些反映也讓我睡不好覺了。我想到，機構級別也是一種工作條件，應該予以解決。絕不是大家不安分，爭什麼待遇。而且，這些單位每次參加全國會議回來都會說這個事，要求解決的呼聲越來越高。

我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后，把這個問題向習書記作了匯報。習書記的回答著實讓我始料未及，他說：“隻要對工作有利，又不違反政策，你就放手去做，我都支持。”

聽了這話，我竟然不知道該說什麼了，愣了好一會兒。我事先考慮好的，准備說服習書記的那些話統統都用不上了，原本以為需要費一番唇舌的事，習書記居然在幾分鐘內就給我搞定了。這種得到上級理解、支持和信任的輕鬆、愉悅，至今仍然讓我記憶猶新。什麼是擔當？這就是領導干部的擔當。

得到習書記的支持，事情辦起來就一帆風順了。后來，我與省市人事部門磋商，為五個單位要麼恢復了級別，要麼升了級、定了級，為他們創造了較好的工作條件。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市工作期間非常注重文藝事業的發展，也積極推進了文藝團體的制度改革，請您講一講這方面的情況。

林愛枝：我們福州有幾個“吃皇糧”的文藝團體，分別是閩劇一團、閩劇二團、歌舞團、曲藝團等。按照當時的國家政策，他們是常年吃不飽的，隻好接一些民間的演出合同。這種情況下，他們就時常和市裡組織的演出時間沖突，導致每年的宣傳任務都不能完成。有兩次，我給團長打電話，讓他們立即組織人回來完成市裡的任務。他卻說，部長，不好意思，我們回不來，我們跟人家定的合同，才演了一半，怎麼回去呀？

針對這個問題，我找習書記請示：我們能不能給福州這些演出單位制定一個地方政策，我們給足他們基本口糧，讓他們能夠完成市裡布置的任務。在保証市裡任務的前提下，再放開讓他們對外經營。

習書記對這個問題很重視，他幾次親赴演出單位調研，和團裡的領導、“台柱子”都進行過認真細致的談話。那幾次去調研，習書記都是直接去的，沒有找我陪同，也沒找任何人陪同，他熟悉的事情不用人陪，他也不搞那個“花架子”。團裡的領導還給我打電話說：“習書記來了。”言外之意是你還不快來陪同？我說：“習書記的作風你是清楚的，你們有啥說啥，想說啥說啥，充分匯報。”

調研過后，習書記把我叫去，對我說：你說的問題我都了解了，你說得對，就按你說的辦。我們把文藝團體的“地方糧票”增加到“四菜一湯”。此外如果再要增加“一菜一湯”，就讓團裡自己去掙。就這樣，習書記干淨利落地把事情解決了，完成了機制改革。

以后，文藝團體每一年的基本工資都得到提高，日常生活不愁，就有時間擔負起市委、市政府的宣傳任務，同時也適當承接一些民間演出合同，那些收入全部由團裡自己分配。以后我再給團長打電話讓他們完成市裡的宣傳任務，他就不會再推諉了，積極優先地為市委、市政府服務。

我們福州這幾個演出團體后來發展得非常好，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那段時間，那幾個演出單位的工作氛圍完全可以用熱火朝天來形容。我們承辦了全國第三屆戲劇匯演，福州閩劇團榮獲了全國的文化大獎，幾個主演、創作者也分別獲得了各種榮譽，還得了文華獎、梅花獎，使福州市的文藝事業邁上一個大台階。

採訪組：請您再簡單談一談習近平同志在主持市委工作時有哪些特點，對您有哪些啟發？

林愛枝：習書記在市委常委會上溝通、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是非常講究方法的。他老成持重，沉穩干練，在會上非常講究與班子成員溝通的方法。有的時候，常委們因為一個工作問題會爭執得很厲害，但習書記從來都是不急不躁，有理有據地分析問題。實在爭執不下的時候，習書記會主張先把事情放下，擱置爭議，后面經過進一步調研再作出決定。但他這絕不是“和稀泥”，而是讓有意見的雙方下基層調研，把事實調查清楚，把問題擺在明面上，把怎麼開展工作分析透徹，下一步工作自然就有了方向。

我作為市委宣傳部部長，在習書記直接領導下工作了5年時間。我很佩服他的一點是，宣傳口方方面面的工作，習書記始終都很關注，始終都全面掌握情況，所以我有時也就“偷懶”，不會什麼事都給他作詳細匯報。遇有重大的事情，我才會向他請示。而且，每一件事隻要我事先做好了功課，考慮透徹、條件成熟、合情合理，習書記肯定很痛快地就答應，全力支持我把事情做好。

在習書記的直接領導下，我做的工作比以前多了幾倍，卻感覺到前所未有的輕鬆和舒心。我從一個抵觸當宣傳部部長的人，成了一個主動工作、熱愛工作、以做好工作為最大快樂的人。那幾年，也是我進步最快、成績最好的幾年。

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感慨：有一個全力支持你，為你著想，幫你出主意，為你擔當，同時又鼓勵你擔當的好領導，實在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件事。

採訪組：您和習近平同志共事多年，在平時的工作和生活當中有什麼有趣的小故事同我們分享嗎？

林愛枝：有一次，我把全市的宣傳工作會議放在羅源縣開。我對習書記說，全市的宣傳工作會議，您是不是要參加一下？習書記很痛快就答應了。

那天，我們趕到羅源縣，開完會吃晚飯的時候，習書記跟我們宣傳部的幾位同志一起聊天，我們談到了知青生活。大家都知道習書記當過知青，就問起他這方面的事。習書記笑笑說，人家當知青是敲鑼打鼓送去的，而我是逃出北京的。

當時，國內正在流行幾部關於知青的電視劇。我說，習書記，近期反映知青生活的電視劇您看了沒有？習書記說：有一點了解，你覺得這些電視劇拍得怎麼樣？我說：我感覺這些電視劇沒能反映當年知青生活真實的情況。因為我家裡也有人當過知青，據我了解，知青生活不一定都是消極的，絕大多數地方的當地老百姓都是友好的，但是電視劇集中反映矛盾，反映沖突，這就太片面了。習書記點點頭說：是的，我的看法也是這樣，如果知青和農民兄弟姐妹之間全都是矛盾，日常生活都是陰暗面，我們知青就成長不起來。真實的情況是，絕大部分當地老百姓對知青都是非常愛護、感情深厚的。如果我來寫我的知青生活，肯定比別人寫得好！我說：習書記，那你寫啊！習書記笑笑說：我現在哪有時間？留待以后吧！

還有關於彭麗媛的一件小事，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我安排福州市電視台拍了一部對台宣傳的藝術片叫《榕城月》，裡面有一段需要女聲插曲。我當時綜合考慮了很多藝術家，決定請彭麗媛來幫我們唱，我沒有跟習書記打招呼，就直接邀請了她。很快，習書記把我找去了。他問我，聽說你要找小彭唱電影插曲？我說，是啊，怎麼了？習書記說，不要吧，這不合適。我理直氣壯地說，我覺得很合適。我是按照影片的風格、音樂的風格，還有彭麗媛對女高音的駕馭能力等幾方面因素綜合考慮選她的。當今，歌壇女高音誰唱得過她？這是業務問題，並不是因為她是你夫人才選她的，這個事和你沒有關系。習書記一時語塞，竟然沒法反駁我。我說，習書記，這個片子就得找她唱。沒別的事，我就先回去了。

彭麗媛很快就抽時間趕到福州，為影片演唱歌曲。到錄音棚去錄制的那天，習書記正好帶人乘中巴下鄉調研去了，他的專車就在那裡閑著。但彭麗媛說，我不用他的車。我說，你這是給市裡工作，也不能用嗎？彭麗媛說，我還是用你的車吧。於是，我就把我那輛又老又舊的“老爺車”調過來，送彭麗媛去了錄音棚。

那次錄制過程中，彭麗媛付出了很多努力，為電影出色演繹了歌曲，但她應得的報酬卻一分錢也沒有收。她說：福建是近平的第二故鄉，我為福建做點事是應該的。

還有一年，彭麗媛來福州探親，我和她一起去參加一個活動。路上，她和我聊天的時候，提到想放棄藝術生涯，調到福建來工作。我說，你現在發展得這麼好，為什麼有這個想法呢？彭麗媛說，我還是想過那種相夫教子、平淡如水的生活，現在兩地分居，這樣奔波實在太累了，大量的時間都墊到鐵軌下面、撒到天上了。我勸她說，還是先別著急作這個決定吧，舞台對你來說至少還有十幾年的輝煌，真到了告別舞台的時候，也許你跟習書記都調到北京去了。

當時講出這個話，並不代表我能預見到未來，而是代表著我們大家對習書記的一種期望。當年與習書記共事的同志、朋友，大家都有一個共識：習書記將來的發展肯定不會局限在一個市、一個省，他必定是國家的棟梁之材，他有能力為黨和國家擔當起更大的責任。

我很高興在20年以后親眼目睹這個美好的期望變成了現實。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多次指出，責任擔當是領導干部必備的基本素質。他當年在福州就是這樣說、這樣做的，今天我們再聽到這樣的話語感到十分熟悉、無比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