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書記讓辦公廳充分發揮總樞紐的作用”

採訪對象：陳倫，1953年12月生，福建福州人。1984年至1993年任福州市委辦公廳副主任、主任、市委副秘書長，1993年任福州市郊區區委書記，1995年至2003年任福州市副市長、市委常委、紀委書記、市委副書記，其后任福建省紀委副書記、省監察廳廳長，吉林省委常委、紀委書記，福建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採 訪 組：邱 然 黃 珊 陳 思

採訪日期：2017年6月9日

採訪地點：福州市芳沁園

採訪組：陳倫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調任福州市委書記時，您是市委辦公廳主任，您當時去接他了嗎？

陳倫：是的。習書記從寧德過來就直接到市委這邊了，我作為市委辦公廳主任，肯定要去迎候他的。當時我們就三五個人，一起把他接進辦公室。

他來之前，我們大家還想著，他是中央領導同志的子弟，才三十七八歲就已經到了這麼高的位置，按照這個年齡段來講，性格一般都會比較外露一點。我們想，他這個人會不會難以接觸？以后在他手下工作會不會順利？心裡還是比較忐忑的。但第一次見面，我們就感覺他這個人非常朴實、平易近人，有很好的涵養。這樣，我們才放下心來。

1990年的時候，福州雖然是省會城市，但辦公條件比較差，辦公樓很簡陋，也沒有什麼像樣的車。習書記是首都北京來的，我們以為要講究一些，但他不僅對辦公條件不講究，衣食住行也都很簡朴，從不要求什麼高規格的待遇，還主動要求勤儉節約，能省則省。

習書記是我在市委辦公廳任職期間服務的第五任書記。其他書記各有特點，但我總覺得習書記和別人不大一樣。他很朴實，很平易近人，處理問題的方式很獨特，我們都很尊重他。這種尊重，是受他人格魅力的感染，是對他從容、淡定、睿智的佩服。我們總覺得他給人一種不一樣的感覺，他有自己的獨特之處。

採訪組：您剛才談到習近平同志處理問題有獨特之處，能展開講講嗎？

陳倫：他能把“舉重若輕”和“舉輕若重”結合得很好。

在很多大事的處理上，他舉重若輕，鎮定自若。

福州是省會城市，人口集中，資源集中，部門集中，產業集中，同時又是東南沿海城市。多種因素綜合在一起，就會有很多敏感問題、重大問題和一些突發事件。比如，自然災害、生產事故在那個年代是經常會發生的，但習書記在處理這些問題時從容不迫，有條不紊，具有過人的領導定力。

作為他的部下，我們在這個過程中確實會受到很多感染。福州夏秋兩季經常刮台風，有的時候是帶有毀滅性的強熱帶風暴。那個時候，福州的海水養殖才剛剛開始起步，相關設施和措施都不夠完善，所以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還很弱。沿海漁民搞網箱養魚，把網箱放在淺海，靠近灘涂，但離海岸還有一段距離。為了照料起來方便，漁民在網箱上搭起帳篷，作為臨時住所。可以說，海上的這些財產，就是這些漁民的全部家當。

養魚是高投入、高風險、高收益的“三高”產業。遇到台風來襲，如果不能提前把這些漁民安全地帶到岸上來，很容易發生人員死傷事故。台風一來，摧枯拉朽，有時候能將漁民的家當全部毀掉，甚至能把他們賴以生存的小帳篷全部卷走，這是非常可怕的。在處理這些突發事件的時候，習書記很有定力，總是要求各級干部把人民生命放在第一位，採取切實可行措施，避免了很多事故的發生。

再舉一個例子。當時，福州市和省直各部門之間，都是正廳級建制，相互之間要打很多交道，有時想法不一致，做事方式方法也不一致，難免會發生一些摩擦，彼此關系並不是很融洽。習書記到福州以后，了解到其中的問題，處理得非常好。他遇到事情就主動協調，經常跟省廳溝通，經常主動將福州的一些情況跟省廳負責同志進行通報，有時還邀請省廳負責同志下來走一走。這樣，省直部門的同志會覺得福州很尊重他們。慢慢地，大家的關系也就緩和了。其實，很多矛盾和成見，未必一定要分出個你對我錯。習書記能夠在有效溝通中把問題化解掉，是很有智慧的。這都是他舉重若輕的一些做法，我覺得非常好。

在某些具體問題特別是一些重大問題上，習書記又能舉輕若重，注意細節，講究方法。有一些事情很小，但他會處理得非常到位，對整個大局也會產生很大影響。這樣的事例是很多的。比如，習書記當時提出“馬上就辦”，就是因為他發現工作中有很多小事情沒有重視起來，后來出了問題。所以，他要求大家把一些看似不重要的小事重視起來，馬上就要辦好，不能拖拖拉拉。“馬上就辦”的要求在福州各級單位推行，對提高政府辦事效率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政府辦事效率提高了，企業辦事就方便了，可以節省出大量的時間用於生產和發展。

福州是1984年國務院批准的首批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福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是1985年國務院批准設立的14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之一。福州經濟技術開發區設在馬尾，在興辦之初，體制比較僵化，改革力度和開放力度都不夠。當時，有一些公司在馬尾發展得不太順利，經常遇到各種問題，市委不斷收到這方面的反映。所以，習書記認為馬尾開發區各機關部門的工作需要改進，一定要打破現有體制的束縛。他把反映馬尾問題的文件批給我們辦公廳和其他相關部門督辦。我們在督辦過程中發現，不是機關部門不辦事，而是程序太多。按程序來，就必須走這麼長的時間，很多關都繞不過去。習書記就抓住一些典型，到馬尾現場辦公。在現場辦公的時候，他就說：“你們馬尾一定要特事特辦，必須加大改革的力度，必須簡化行政審批，不能像老城區那樣。”

所以，“馬尾的事，特事特辦，馬上就辦”，就是從那個時候說起來的。無疑，這對推動馬尾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其實，在我印象當中，習書記剛來福州時就強調工作效率問題，他對我們講過：“今日事今日畢”，也就是當天的工作，當天必須完成。當時，“機關效能”這個詞還沒出來，這個詞是上世紀90年代末才成為一個概念的。但“馬上就辦”“今日事今日畢”，講的就是“機關效能”。習書記的領導方法和領導藝術，也在這些具體事情和細節中得到體現。

採訪組：您認為習近平同志當時在工作上有什麼特點？

陳倫：習書記為人朴實，待人真誠，是非常穩健的一個人。很多事情他處理得非常沉穩，胸有成竹。他的最大特點，就是從來不搞臨時動議。

習書記善於學習，非常勤奮。我們給他寫材料都特別忐忑，因為有時候我們自己都察覺不到的一些破綻，他一眼就看出來了。他的文字功底很深厚，遣詞造句非常講究，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他考慮問題的高度，也是一般人難以企及的。他站位很高，考慮問題的維度和別人不太一樣。一般人考慮問題很容易就事論事，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而習書記能夠從一件事情伸展開來，將同類事情都考慮進去，思考和處理問題都很周密。我想，這一點跟他的閱歷有很大關系。

舉一個典型例子。上世紀90年代，福州的舊城改造進入實質階段。中亭街是福州一條著名的商業街，當時在舊城改造時就碰到保護與開發相互矛盾的問題。當地政府往往考慮開發利益多，保護意識少。於是市委決定開會研究這個問題，以期引起各級重視。習書記講話從全局高度與歷史維度展開，強調開發是勢在必行的，不開發肯定不行。開發當中一定要注意保護。保護文物古跡就是保護歷史。不能隻顧開發，不顧保護。否則，這個城市的歷史就蕩然無存了。

習書記在處理歷史和現實、開發和保護的關系時，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在習書記關心重視下，福州舊城改造保護了很多東西，也開發了很多東西，林則徐讀書處、出生地，林覺民故居，冰心故居等一些歷史古跡都保留了下來。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工作非常嚴謹，請談談您所了解的情況。

陳倫：從我們辦公廳的角度來看，習書記工作確實非常嚴謹，很講規矩、講程序，使得我們在處理事情時都能做相應的准備，而不至於手忙腳亂。比如，原來市委開常委會，經常是不定期的，說開就開。這樣的話，參會者的時間很不好協調。習書記來了之后，除一些特別重大的事情臨時動議外，常委會一般都是定期開的。

我剛才說過，習書記來之前，我在辦公廳已經工作了10年，服務過幾任領導。我們之前從來沒有主動考慮和安排過市委工作的方案，都是被動地圍繞著領導轉，因為計劃跟不上變化，領導安排什麼，我們就做什麼。

習書記要求市委辦公廳每周都要制定嚴格的工作安排。當然，這種安排可能也會在特殊情況時作一些臨時調整，但總體讓大家都感覺有章可循。他常說：“長計劃短安排，做事要有程序性、規范性，力求能夠使得每一項工作都能夠有所准備，特別是一些重大的事情，要有足夠的時間做准備，這樣才能避免倉促決策、臨時拍板。”

他在福州工作期間，每年都搞下一年的工作思路調研。他1990年4月來的福州，大概到10月份，他就給我們下達任務，要求我們盡快組織調研組，對來年的工作思路進行調研，拿出一個意見。

我當時是市委辦公廳主任，就組織辦公廳、政研室，還有一些其他綜合部門，分幾個組進行調研。習書記和常委們帶頭深入調研，調研之后形成新一年的工作思路。市委新一年的工作要點，不是哪一個領導拍腦袋拍出來的，而是深入調研之后形成的，有非常扎實的實踐依據。

再舉一個例子。“3820”工程的制定是一個非常嚴謹、扎實的過程。1989年政治風波后，改革開放要不要繼續下去？怎麼搞？中國的路朝哪裡走？怎麼走？很多人心中沒數。鄧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談話之后，習書記組織市委一班人認真學習談話內容，跟大家一起討論。經過縝密的思考和研究，習書記決定做一個福州市20年經濟社會發展規劃。

其實，一任市委書記也就5年時間。習書記卻做20年的發展規劃，這就說明他完全不是為了自己的政績，他是一位能夠對歷史負責、對后代負責、敢於擔當的領導干部。

在習書記領導下，制定發展規劃的班子組建起來了。我們抽調十幾個精干的同志到這個班子。規劃涉及面很寬，涉及的人也很多，當時我們走了群眾路線，可以說發動了整個福州的干部群眾來做這件事。我們在《福州晚報》刊發了一個調查問卷，詢問市民對福州20年的發展是怎麼想的。這樣的問卷，起到了動員的作用，做到了群策群力。當時有幾十萬市民參與了這個活動，我們就把這個活動稱為“萬人問卷”。

還有一個活動叫“千人調研”。除了市裡直接抓這個事，我們也要求縣（區）和市直相關部門必須參與。當時調研的題目就有五六百個之多，形成了千人調研的局面。可以說，福州的干部、群眾都在思考福州今后20年的發展問題。

我們這個班子十幾個人，除了在福州調研之外，還派出兩支隊伍：一路北上，去上海、江蘇、北京、山東，另一路南下，去深圳、珠海、廣州等地，主要目的是學習借鑒別人的經驗。我們的調研活動開展了半年左右，習書記這期間多次聽取匯報，多次開會討論，還請各方面的專家、學者，以及縣（區）一線工作的干部一起來論証思路方案。所以當時我們制定規劃有“萬人問卷”“千人調研”“百人論証”之稱。

為什麼叫“3820”工程呢？這是從規劃的時間跨度來講的，從1992年至1995年是3年，從1992年至2000年是8年，總的跨度是從1990年至2010年，正好20年。規劃的3個時間段分別是3年、8年、20年，所以就簡稱為“3820”工程。

“3820”工程制定出來以后影響非常大，收效也十分明顯。2010年，我召集當時參加這項工作的同志，對“3820”工程做了一個總結。雖然當時有一些人已經離開了福州，也有不少人已經退休了，但我們都覺得能參與這件事很榮幸。我們總結了一下，“3820”工程提出的工作目標，除了一兩項二級指標外，其他指標全部如期完成。20年的發展實踐証明，“3820”工程制定的指標，非常符合實際，都是十分科學的。

特別要提到的是，2010年的各項指標跟“3820”工程提出的指標非常吻合，基本上都是恰好達到，或者超出一點點，沒有高很多的情況，也沒有低很多的情況。我想，這與“3820”工程在規劃之初就追求的科學性、務實性是分不開的。當時提出的指標，都提得特別具體、特別實際。堅持求真務實，是習書記一貫倡導的理念。我特別敬佩習書記工作的嚴謹性，他考慮問題都是未雨綢繆，都有建立在科學論証基礎上的前瞻性，不是就事論事，不是做一件事就了一件事，而是有長遠眼光，做長期准備。這些都為繼任者樹立了標杆，打下了很好的工作基礎。

我們2010年總結的時候發現，真正給福州的發展打下堅實基礎的，實實在在就是在習書記在任的那幾年。而且，現在福州發展得好的企業，都是他在任的時候引進的，像東南汽車、冠捷電子，到現在也都是排在前列的。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工作非常務實，請您列舉一些具體的事例。

陳倫：習書記在引進企業這個問題上就非常務實。當時，福清、馬尾是福州對外開放的排頭兵。福清華僑多，林紹良、林文鏡都是福清人，又都是印尼華僑，在印尼有很多產業，在東南亞和台灣地區也很有影響力。習書記多次去印尼做林紹良、林文鏡的工作。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他們被習書記的真誠所感動，就來福州投資興業，而且主動和台灣地區很多大企業聯系，比如東南汽車、冠捷電子、中華映管等台資企業，這些企業因為和兩位林先生的關系很好，對大陸和福州慢慢有了了解，就到福州來投資辦廠。實際上，習書記當年做的這些事情，不僅促進福州經濟發展，而且對兩岸關系向前發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兩岸關系因此更加融洽起來。

採訪組：請您談談習近平同志當時對辦公廳工作的要求和看法。

陳倫：習書記對辦公廳工作非常重視，而且很信任。我在他身邊工作了幾年，對此非常清楚，深有體會。他對我們非常信任，把很多重大的事情交給我們來做，比如前面講的“3820”工程、市委常委會每年工作要點的調研等等。

習書記還注重發揮辦公廳在市直機關的樞紐作用，他的大多數決策是通過辦公廳這個渠道出去的。下面的匯報通過辦公廳上來，他的指令也通過辦公廳下去。辦公廳發揮了總開關、總樞紐的作用，工作特別順暢。

有一次，我向他征求意見。我說：“習書記，我這辦公廳主任工作做得不夠，請您多批評。”他聽后既不表揚，也不批評，說：“盡心盡職就好。”我聽到“盡心盡職”這四個字，有點頓悟的感覺。

幾十年過去了，我一直記得這四個字，在后來任何崗位上，做任何事情都做到“盡心盡職”。我回過頭來想，覺得習書記這個人很深刻，很有內涵，他當然可以當場表揚你一通，也可以指出你不足的地方，但效果遠不如“盡心盡職”這四個字來得好，表現出一個領導對下級的鼓勵與期待。

他對辦公廳的關心、重視、信任，不是所有領導都能做到的。我們在這個過程中能學到很多東西，也能感悟到很多東西。我后來的成長，跟這幾年的經歷有很大關系。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當時經常下鄉做調研，您能講講在調研中發生的一些讓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陳倫：習書記下鄉調研是經常的事。調研基本上就是他工作的主旋律。他做的決策之所以比較實際、比較科學，跟他非常了解基層的情況有很大關系，而且他了解的都是第一手材料。

習書記很親民。他的親民都比較注重實效。有幾件事，我覺得習書記做得很成功，效果很好。這是他服務基層和親民的直接表現。

比如，他在福州的時候，實行基層現場辦公和現場接訪。他要求市一級領導半個月或一個月必須到縣（區）接訪群眾，這樣做效果非常好，在那一段時間形成了制度。反觀前些年，老百姓上訪難，都變成一種頑疾。老百姓的很多問題，跟某些基層干部的作風不實有很大關系。

上世紀90年代初，他推行的現場接訪，直接夯實了基層干部親民為民工作。比如說，市委書記每個月要到某個縣（區）去接訪群眾，那麼縣（區）的干部就必須做好足夠的准備。他們在市委領導下來之前，必須對近期群眾反映的問題做一個梳理、清理、了結，必須扑下心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解決好了，群眾也就不會再反映上去了。這就形成了一種倒逼機制，基層干部解決的實際問題越多，遺留的上訪問題就越少，這就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

那時候，我曾陪習書記去接訪，在現場會碰到一些問題，但相當多的問題已經在這之前解決掉了。實行現場接訪之后，縣（區）干部就會化被動為主動。如果當時不這麼做，群眾的問題肯定會越積越多，人心就不穩定了。

習書記能夠這樣做，是他真正為民著想。他知道，老百姓肯定有很多問題要反映，而現場接訪是推動領導干部俯下身去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

習書記當省長的時候，上任不久就提出“要牢記政府前面‘人民’兩個字”。這是他發自內心的話，讓我感觸很深，記憶猶新。

採訪組：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在治國理政方面做了很多事情，請您談談自己的認識。

陳倫：黨的十八大以來，正如大家都看到的，習近平總書記在治國理政方面的表現和成效，証明他確實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未來歷史對他功績的評價，肯定是不同一般。

習近平總書記主政剛好碰到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有很多成功的地方，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這個時候由他來領導黨和國家，我認為這是黨的幸運，中國的幸運。

說實在話，前些年，很多黨員干部對黨的信心是不足的，擔心黨和國家到底要走到哪裡去，包括我這一級的干部，都有一些人為此憂心忡忡。我們都很擔心，畢竟腐敗形勢嚴峻復雜，腐敗治理是世界性難題。黨的十八大以來，這一情況大為改觀。可以說，我們黨是在歷史的關鍵時刻選擇了習近平總書記來領導。他現在的執政理念非常符合中國實際。他當年在福州所考慮、所做的一切，也為他如今的治國理政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福州是他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發源地之一。他現在治國理政的很多理念，都可以在福州工作時期找到一些痕跡。

現在中國的前景越來越明朗，全黨全社會的信心也越來越足。我認為，他這些年做得非常成功，也相信他會做得越來越好。我們衷心期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