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書記注重工作的計劃性和戰略性”

採訪對象：戚信總，1953年11月生，福州人。1986年初到福州市委企業工作部工作。1988年到市委辦公廳經濟科工作，1990年任副科長。1994年任市委政研室農建處處長。1998年后任市政協研究室副主任、主任。2014年3月退休。

採 訪 組：邱 然 黃 珊 陳 思

採訪日期：2017年6月2日

採訪地點：福州市芳沁園

採訪組：戚信總同志，習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書記時，您在市委辦公廳和政研室工作。請您講講對他的最初印象。

戚信總：我1988年到福州市委辦公廳經濟科工作，習書記是1990年來福州當市委書記的，他的辦公室就在我樓上。從那時起，我們就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

我們辦公廳直接服務市委領導開展各項工作，是市委和市裡各項工作的參謀和助手。當時，經由我們起草的文稿及協調的事務都比較多，因此和習書記的工作聯系就多一些。

習書記很隨和，平易近人，平時話語不多，但總能使用最恰當的方式來表達他的意思，我們接受起來就感覺非常清晰，很好理解。在習書記身邊工作這麼多年，沒見過他發火、訓人，他有時輕聲說重話，就能讓我們警醒受益。習書記工作計劃性相當強。他會把大小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條，很細致，所以我們處理起來就很少出“故障”。即便遇到什麼事情，他也不急不躁，很快就能用最妥當的方式解決。

有這樣的好領導，我們工作起來就很有安全感，做事很有信心，干勁十足。回想起來，在習書記領導下工作的那段時間，是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也是我進步最大、收獲最多的幾年。

採訪組：您剛才談到您所在的辦公廳負責文稿起草工作，請您講講在這個過程中，都與習近平同志有過哪些交流？他給過你們哪些支持和幫助？

戚信總：我們科室主要負責經濟建設、科技、城建、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當時，經濟工作剛剛開展起來，會議很多，稿子也很多。我們做的工作中，各種講話和文件的初稿起草，佔了很大比重。

習書記是從基層一步一步干上來的，他自己又非常注重學習，所以他的文字功底很深，對文字工作非常熟悉。有一次，我寫了一個稿子，交給他審閱。習書記拿到稿子就看了起來，我怕打擾他工作就趕緊離開了。我剛走到門口，他就把我叫了回去，然后拿起稿子指出兩處給我看：“你看，這兩個地方是不是重復了？”

我仔細一看，果然——文稿中的這兩個地方，雖然遣詞造句不甚相同，但表達的意思確實是重復了。如果不仔細看，只是泛泛地讀一遍，是發現不了的。雖然這樣交差也勉強說得過去，但整個稿件就顯得啰嗦、不夠嚴謹。習書記雖然沒有批評我，但是他切中肯綮地指出了文稿中的問題，讓我既感到慚愧，又敬佩習書記的文字功底和個人涵養。這件事情之后，我對他輕聲說重話的風格有了更切實的體會，從而對日常工作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和主動自覺。

剛開始給習書記寫稿的那段時間，我們都有種感覺，就是經常跟不上他的思路。有些重要文稿寫作前，習書記還會先跟我們談一下基本思路，然后再讓我們動筆。寫好以后，習書記還耐心地指出來，哪些內容展開得不夠充分，哪些內容概括性不夠強，還有哪些內容表達不夠准確，就這樣具體地指導我們。在改稿子的時候，他還會充分發揚民主，讓我們發表意見，展開討論。這是一個群策群力、集思廣益的過程。有時候他還親自動手改，改好之后，再給我們講一講，教給我們提高寫作質量的方法。在這個過程中，不僅讓稿子更加精准凝練，也讓我們不斷得到鍛煉與進步。我們從初稿開始改，改四五稿是常有的事，有時候會改到七八稿。在習書記直接指導下，我們寫出的稿子都很精要，通過他的嚴格要求和不斷傳道解惑，我們的進步都非常快，寫稿子也越來越順手。跟著習書記長本事，這一點讓我受益終生。

習書記是一個自身水平很高、對部下要求也很高的領導，他對工作負責任，對我們負責任，也特別關心。記得他在市委書記任上，還專門提出市級的先進工作者要享受同級勞模的待遇，我也是其中一名受益者。雖然類似級別的評選我沒有少遇上，但是享受勞模的待遇也就隻有習書記倡導執行的這一次。從點滴事情看，習書記確實是一位讓人安心暖心的好領導。

採訪組：您覺得習近平同志的文風有哪些特點？

戚信總：很有文化底蘊，很有文化底氣，很有文化自信。這是我那個時候對他文風產生的強烈印象。

文化自信是思想自信和理論自信的反映。去年，習總書記提出文化自信，這是他治國理政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一點在他福建工作期間就有深刻的體現。舉一個例子，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非常熟悉，經常引經據典。我記得第一次寫福州市黨代會報告時，習書記在稿子裡面用了毛澤東的“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后來，我們注意學習這個特點，寫稿的時候也會注意用典。直到現在，我還是會非常認真地看他最新的講話和文章，感到很親切、很受用。

習總書記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他在提出全面依法治國的同時強調“以德治國”，要求發揮好道德的教化作用，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這實際上也是文化自信的一個重要方面。近幾年，習總書記要求領導干部做到“三嚴三實”，講究“親”與“清”的健康政商關系，都是從道德層面提出來的，是文化自信的具體體現。

為什麼習總書記強調思想道德、情操品德的重要性呢？這是因為，我們的優秀傳統文化，中華民族的道德觀、價值觀，有很多值得繼承和發揚的地方，可以很好地配合法治建設，讓干部和群眾對所要遵循的行為准則有道德上的認同。習總書記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干部隊伍建設和為全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固本培元，讓中國社會更加健康發展。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主政福州幾年間，城市建設和管理取得很大成就。您作為見証者和執行者之一，請談談您所了解的情況。

戚信總：習書記剛來福州時，福州的基礎條件比較差，市裡很多地方的面貌跟縣城，甚至跟農村差不多。他剛任職不久，有一位中央部委的領導到福州，習書記親自去接機，車輛從城外進入市區以后，那位領導同志還在問習書記：“咱們快進城了吧？”其實那個時候我們已經到市中心了。這對習書記觸動很大，他回來之后還講過這件事情。

習書記在福州任上，對城市建設和管理抓得非常扎實，對城市文化建設付出了很多心血。

福州市的二環路就是在他手上建設起來的，這條環路把福州市的整體格局塑造出來了。考察二環路建設的時候，我跟習書記一起到的現場。放眼望去，四周都是農田，要在農田上建成城市快速路，在平地上建起大廈林立的城市，在當時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習書記想得很遠。他說，不僅要建二環路，以后還要建三環路。那個時候的福州，城市面積很小，而現在的福州正在向現代化大都市邁進。回想起習書記當初建設二環路的決定，實在是太有遠見了。二環路的建設，是福州城市建設歷史上的一件大事，為福州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對緩解福州交通擁堵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過去的福州，晚上漆黑一片。習書記開創了“亮燈工程”，通過大力發展城市景觀燈光，讓福州亮起來，盡可能地把城市打扮得漂亮一些，使福州干部群眾的精神高漲起來。

“三坊七巷”的保護開發是習書記為福州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三坊七巷”是福州的歷史之源，也是福州的文化之根，早在晉、唐時期就已形成，近代達到鼎盛，有“一片三坊七巷，半部民國史”的美譽。“三坊七巷”裡有林則徐祠堂、嚴復故居、林聰彝故居、王麒故居、林覺民故居等等，曾經在舊城改造時要被拆遷。習書記及時發現了這個問題，他明確要求保護下來，這為隨后的“三坊七巷”整體保護開發奠定了基礎。經過多年努力，“三坊七巷”景區裡面的諸多名人故居修復起來，“三坊七巷”已經成為國家5A級旅游景區，是福州市的文化名片，承載了福州文化和歷史的精髓。我就是在林覺民故居附近的一條巷子出生的，對那個地方有著很深的感情，那裡就是我的“鄉愁”棲息地。所以，從個人角度來講，我非常感謝習書記留住了林覺民故居。

在習書記手上，福州的城市雕塑如雨后春筍一般相繼出現，國際城市雕塑比賽曾在福州市舉辦。福州建設了城建檔案館，記載這座城市的歷史變遷、遠景規劃。在當時來看，這是非常先進的，經常有人去那裡參觀，習書記本人也會帶客人去參觀。

採訪組：上世紀90年代初，福州市有大面積的棚戶區，居民生活非常困難。習近平同志用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做棚戶區改造工作，請您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戚信總：90年代初，福州的房子太破了。那時候，民間有句俗話形容這座城市，叫作“裱褙的福州城”，意思就是“這個城市是紙糊的”。現在大都市的年輕人，可能想象不出來福州當時是什麼樣子。以我家為例，我住的破房子，人坐在房間裡吃飯，老鼠就從一邊跑進來，然后若無其事地從另一邊跑出去。我們吃喝拉撒都在黑漆漆的破房子裡，每天還要倒馬桶、燒煤、挑水，幾代人都是在這種惡劣的環境裡出生和生活。我有時和朋友、同學一起閑聊，他們開玩笑說：“如果我家著火了，隻要人沒有危險，你們千萬不要過來救火。”

習書記上任以后，大力抓棚戶區改造，福州市大片大片的棚戶區被拆除了，改建成居民住宅區，老百姓告別了悶熱、潮濕、狹窄的木板房，住上了整潔寬敞的單元房。作為一名工作人員，我是參與具體工作的執行者﹔作為棚戶區的老百姓，我是直接受益者。

習書記通過舊城改造提高了福州居民的生活品質，包括我周圍的人，住房條件都有了很大改善，都非常開心。我是市委辦公廳的工作人員，也是個普通老百姓，也有衣食住行之需。所以，棚戶區的改造，我是發自內心地感謝習書記、感謝市委、感謝黨。

我更喜歡從老百姓的角度來談這座城市的變化，談我們生活的變化。福州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真不容易，從市委到政協工作期間，我參與編寫了三本畫冊，宗旨就是用圖片說話，主要反映福州舊城改造的昨天和今天。其中，第三本叫《光影話福州》，裡面有一個圖注，我引用了艾青的一段詩：“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這句話非常貼切地表達了我們百姓對福州舊城改造的感激之情。

在習書記的施政理念中，城市管理佔了相當大的比重和分量。這麼多年來，他重視城市管理和規劃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2015年12月，中央召開城市工作會議，習總書記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分析了我國城市發展面臨的形勢，明確做好城市工作的指導思想、整體思路、重點任務。時隔37年，城市工作被提升到中央層面進行研究和部署。這次會議提出了許多新理念、新模式，這也意味著我國的城市發展將有頂層設計的規劃，會讓城市更宜居，讓更多城市居民受益。這對我國城市的良性發展和科學管理意義重大。

採訪組：您曾在習近平同志直接領導下工作，耳濡目染，您覺得他的工作方法有哪些特點？

戚信總：在習書記身邊工作期間，我留心觀察，注意學習。我覺得他的工作方法，總括起來有這麼幾個特點。

一是“馬上就辦，真抓實干”。這是習書記主政福州期間對政府施政、對領導干部提出的工作總要求，后來我們一直繼承下來了，大家形象地稱之為“馬真精神”。

督查室是在他手上成立的。督查室要隨時檢查領導交辦的事情，進行督辦。在督查室監督下，領導的批示要落實。這就是“馬真精神”的機制化建設。

在習書記來之前，福州市內的河流基本上都是臭水溝，很多年都沒有徹底解決，群眾反映強烈。他來了之后，很重視這件事情，把內河整治提上重要議事日程。可喜的是，按照習書記經常講的“工作要一任接著一任干”的要求，福州市對內河整治常抓不懈。如今，河清水暢的願望正在變成美好現實。

我們福州的“雙擁模范城”稱號，是在習書記任上獲得的。他對部隊非常關心。記得有一次，我們跟他到平潭縣慰問部隊。在和士兵聊天過程中，有一位士兵跟習書記說：“我們這裡生活很好，就是業余生活單調了一點。”習書記問他：“有什麼需求？”那位士兵坦率地說：“如果能有樂器就好了。”習書記回去以后，馬上讓文化局給平潭的部隊提供了樂器，用以豐富士兵們的業余生活。

二是注重調查研究，充分聽取意見。作為市委書記，他平時工作那麼忙，怎麼做調查研究呢？他和我們探討過這個問題，讓我們就這個問題寫了一篇文章——《領導干部怎麼做調查研究》。后來，這篇文章被蘭州一個刊物發表了。

習書記平時經常下基層，他不是腦子裡沒有想法就盲目下去，而是帶著問題下去，在現場能解決的就當即解決，當場不好解決的就拿回來研究解決。

在形成決策之前，他都是反復征求意見。有時候通過調研，有時候通過座談會。特別需要提到的是，他不僅向黨內同志征求意見，也向社會各界特別是民主黨派征求意見。習書記對民主黨派很尊重，在決策過程中積極聽取他們的意見。在開會的時候，他經常會主動要求民主黨派的同志發表意見和看法。所以，很多重要決策，都是習書記聽取和吸收各方面意見之后形成的。

在形成決策過程中，習書記還非常重視進行全市范圍內的問卷調查。他希望通過問卷調查，讓市委的決策能夠充分吸收民意，形成為民辦實事的決策。

當時，福州產學研脫節嚴重，高校做高校的，地方做地方的，沒有做到有效融合，也沒能形成現實生產力。福州大學一位老師給習書記提建議，希望能改進這方面的工作。習書記很重視這個建議，他派市委秘書長去拜訪那位老師，我做隨行工作人員。那位老師具體講了促進高校科研成果轉化的一些建議。回來之后，我們把他的建議匯報給習書記。很快，我就明顯發現，那位老師的一些建議，都體現到了當年的具體工作思路當中。由此可見，習書記對合理的建議和意見十分重視，給他提建議，是不會白提的，隻要是有效的建議，一定會產生效果，不會石沉大海。

還有一個有趣的小插曲。有一次，我們寫一個稿子，寫到“科技貢獻力每年要達到一定的指標”，習書記在這句話后面補充了一句話，其中提到了一個詞：“科教興市”。那個年代，還不流行“科教興國”“科教興市”這種提法，當時常規性的提法都是“科學興國”“科技興市”。所以，我看到習書記寫的“科教興市”這個詞，以為是筆誤，就自以為是地作了修改，結果又被習書記改了回去。沒想到，“科教興國”“科教興市”后來成了權威性的提法。雖然我並不知道習書記當時為什麼使用“科教”這個新鮮詞語，但是從這裡可以看出，習書記的思想和語言是非常先進的，一直都處在前沿。

三是注重工作的計劃性與戰略性。習書記干工作很有計劃性，從不朝令夕改，而且每周、每月、每年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條。在他手下做事，我們也很有條理，很有規律，從來不是東奔西跑，瞎打亂撞。

習書記每年年底都會安排做一本《工作思路》，把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門下一年的工作安排寫進去，每個單位都要拿出“真東西”來，為明年的工作做重要參考。市裡計劃做什麼，各個局計劃做什麼，上面都寫得很清楚。這個《工作思路》連續做了好多年，確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每個部門下一年的工作有了綱領，有了計劃，也就順暢多了。

正是因為習書記的工作有很強的計劃性，才有了“3820”工程。很少有領導干部會考慮自己主政的地方20年以后是什麼樣子，更別提為這個願景做規劃了。所以，習書記的大格局就體現在這裡。

採訪組：在習近平同志身邊工作期間，您自己有哪些收獲？

戚信總：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跟習書記工作這麼多年，收獲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精神追求更加純粹了。

記得在一次市委辦公廳會議上，習書記對我們說：“在辦公廳，你們做了很多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將來你們的名字不會留在文章上，但你們都是無名英雄。”

我們很贊同習書記說的這番話。人民養育了我們，給我們這些國家干部發工資，我們就應該全力以赴，至於能否成為英雄，真的並不重要。跟習書記工作多年，我形成了一個觀念：事情總是要有人做的，隻要把事情做了就好，誰做的並不重要。這顯然得益於當初習書記對我們的言傳身教。

習書記主政福州的這些年，培養出辦公廳同志們的責任意識、職業精神、誠信品格，也培養出了我們對工作百分之百的專注和投入。當時，我們辦公廳的同志，有一股生龍活虎的勁頭，都能切實按照習書記提出的“對黨忠誠、馬上就辦、同心協力、嚴謹認真、無私奉獻”市委辦精神要求自己，並在各自崗位上盡職盡責。

採訪組：請結合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這幾年的發展變化，談一談您的感想。

戚信總：因為我曾在習書記身邊工作過幾年，十八大結束的當天下午，就有一位記者來採訪我。採訪結束后，記者臨走時又問我：“你最希望新一屆中央領導做什麼？”我毫不猶豫地說：“希望黨中央從嚴治黨。”因為當時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確實讓人擔憂。后來，我看到習總書記從嚴治黨，嚴懲腐敗，內心非常高興。這幾年，我們的社會正氣越來越強，黨心軍心民心高度聚攏。習總書記有能力把我們的黨建設好，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把我們的民族引領好。

習總書記的“一帶一路”倡議提得好，他把中國放在整個世界的框架裡去制定戰略。這是中國這幾年發展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現在，我們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進步。我們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制度更加自信了，感覺底氣更足了。我期待著習總書記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有新的更大作為。我相信這也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