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同志總結提出寶貴的‘晉江經驗’”

採訪對象：施永康，1945年1月生，福建晉江人。1968年從廈門大學經濟系畢業后到江西工作，1982年調回晉江，歷任晉江縣委組織部干事、副縣長、縣委副書記、縣長、縣委書記。1992年起歷任泉州市委常委、晉江市委書記、泉州市委副書記、泉州市長、泉州市委書記。2008年12月退休。

採 訪 組：邱 然 陳 思 黃 珊

採訪日期：2019年8月31日

採訪地點：福州市西湖大酒店

採訪組：施永康同志，您好！上世紀90年代初，習近平同志在福州任市委書記期間，您在泉州市任市委常委、晉江市委書記。你們當時是如何認識的？

施永康：1992年，習近平同志是福州市委書記，我是泉州市委常委兼晉江市委書記，之前我們在工作上沒有什麼接觸。那一年，去北京參加黨的十四大時，我們兩人都是黨的十四大代表，同在福建代表團，就在會上認識了。

我對我倆最初認識的場景印象很深刻。在人民大會堂，一次會議結束后，習近平同志很親切地對我說：“永康同志，晉江發展得很快，很好，你們在第一線很不容易，很辛苦。”他很魁梧，個子比我高了一截，我仰著頭說：“是啊，晉江風風雨雨的，事情也很多。”當時，晉江出了一個藥案，影響很壞，我們組織查這個案子下了很大力氣。但是，當官為民辦事，干起工作來哪有什麼輕鬆的呢？想到這裡，我說：“習書記，您在寧德老少邊窮地區工作過，也很辛苦，很不容易。”寧德那個時候的狀況和泉州截然不同，單從經濟來說，福建省9個地市有6個地市的財政收入都不如一個晉江縣，寧德作為老少邊窮地區，更是差得很遠。習近平同志說：“是啊，有機會我帶干部到你們那邊去學習取經。”我說：“好的，歡迎來指導。”

后來，我聽福建代表團另外一位同志說，在會議期間，習近平同志對晉江的情況非常關心，聽到有人討論晉江的問題時，他會非常專注地聽。我們第一次見面，習近平同志給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年輕、成熟、穩重、睿智、干練、務實，待人和藹親切。

我們既然認識了，彼此印象又都不錯，回到福建以后打交道就多了起來。特別是他調到省裡工作以后，我們在省委全會上經常見面，之后都會聊聊天。他一直很關心晉江的情況。我們一見面就談工作，他向我了解晉江各項事業的發展，我也經常把工作中的煩惱向他匯報。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為什麼一直關注晉江的發展？他當省委副書記后對晉江有過哪些支持？

施永康：晉江本來在福建也是比較有名的地方，7000年前就有人類在這裡居住，歷史悠久。春秋戰國時期，晉江是古越族人繁衍生息的地方。到了南宋時期，北方戰亂，晉江也成為南渡漢人的一個重要落腳點。到了清末和近現代，晉江的海外移民越來越多，又成了重要的僑鄉。所以，晉江在改革開放后的繁榮發展，有歷史文化因素，也有自然地理因素，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改革開放后，晉江群眾自發嘗試過多種生產發展路子，其中代表性的有兩種。第一種是磁灶模式。磁灶鎮在歷史上就生產陶瓷遠銷海外，已經開拓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市場需求。這種模式的路子是：原材料—技術—市場。第二種是陳埭模式。陳埭鎮處於肥沃的晉東平原，工業企業沒有基礎，他們組織生產當時中國社會短缺的肥皂、火柴等日用品，填補國內市場空白。這種模式的路子是：市場—技術—原材料。敢想敢干的晉江人充分發揮這兩種模式的經驗，走遍全國去做市場調查，了解市場需求，回來之后就組織原材料，再聘用工程技術人員針對市場需求進行生產。后來，晉江生產的服裝鞋帽、日用品等豐富多彩的商品，遠銷全國各地甚至海外，形成了晉江整體的一種發展模式。

20世紀90年代初，我們國家經過十幾年的改革開放，面貌有了很大變化。特別是廣大農村，變化更是天翻地覆。我國社會學和人類學奠基人之一費孝通先生走遍大江南北，考察廣大農村發展情況，自北而南總結出了蘇南模式（指蘇南的蘇州、無錫、常州和南通等地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實現非農化發展的方式）、溫州模式（指浙江省東南部的溫州地區以家庭工業和專業化市場的方式發展非農產業，從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場的發展格局）、耿車模式（江蘇省宿遷市耿車鎮在中國不發達農業地區發展鄉鎮企業的一種模式）、晉江模式。自此經濟學界和理論界紛紛展開研究。其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陸學藝研究員自北而南系統考察了中國廣大農村，最后提出蘇南模式、溫州模式、晉江模式、珠江模式，是中國農村發展的代表模式。

1994年，中國農村發展道路（晉江）研討會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及福建周邊十個省的“三農”問題專家參會，把各地的發展模式放在一起交流比較。晉江模式和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都不一樣。晉江模式以市場調節、股份合作制、外向型經濟為主，同時兼顧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由於晉江模式特別適合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尤其是高度適合晉江本地的實際情況，因此得到費孝通、陸學藝等專家學者的高度重視。

1995年，習近平同志擔任福建省委副書記，開始分管全省的“三農”等工作。上任后不久，他就來晉江調研，聽取我們的工作匯報。我匯報說，晉江農業的比重隻剩下百分之三點多。習近平同志對這個情況很重視。他說，晉江這些年發展得比較快，取得了可喜成績，但我們國家始終是農業大國，還是要更加注重農業的發展，否則恐怕會導致發展不平衡。鄉鎮企業確實給地區發展帶來了巨大貢獻，但不是大家都要到鄉鎮企業中來。無農不穩，在產業結構裡始終不能忘了農業這一環。

之后，有一次我匯報了整個泉州市的扶貧工作。習近平同志就問，泉州現在還有多少個貧困村？情況怎麼樣？我回答說有259個，並列舉了一些數據來說明這些村的情況。習近平同志說，與很多地方對比，你們不能叫貧困村，應該說是發展滯后村。我繼續匯報說，泉州市委市政府實行嚴格的責任制，市長跟隨省長抓唯一一個國定貧困縣，三個副書記分別挂鉤抓3個貧困鄉鎮，四套班子全部成員責任到人共同抓這259個發展滯后村。我們實行“一村一策”，對每一個村都進行過實地調研，針對各村的實際情況拿出切合實際的方案來加以扶持，提供合適的項目來幫助他們，現在的效果還在繼續跟蹤。習近平同志對我們的這些做法表示肯定。他說，扶貧脫貧不容易，有的老百姓已經脫貧了，或許會又因災因病返貧，所以我們的工作一定要扎實，一定要注意跟蹤，注意兜底。

習近平同志強調農業的重要性，同時對泉州的工商業也很重視。他強調“無工不富，無商不活”，在招商方面經常給我們以支持。泉州市比較發達，特別是晉江這樣發展快速的地方很受投資者青睞，習近平同志原來工作過的陝西、河北、寧德等地的同志有很多項目想到泉州尋求合作，他就專門介紹這些同志到泉州來找我，他都會事先跟我聯絡，要我好好接待、協助招商。這對這些地方和泉州的發展都很有積極作用。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是怎樣提出“晉江經驗”的？

施永康：習近平同志對晉江有很多指導和幫助，對晉江的發展始終予以關注和研究。他經常到泉州來，走遍泉州所有的縣、市、區，每個縣、市、區起碼都走過4次以上，特別是在省委省政府工作的6年中7次到晉江調研。他認為，晉江的發展模式簡單歸納起來是“三為主一共同”。“三為主”就是市場調節為主、外向型企業為主、股份合作制為主﹔“一共同”就是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這種模式后來鋪開到整個泉州，再之后對整個福建乃至對全國的農村經濟發展，都具有借鑒價值。他評價說，晉江通過鄉鎮企業來生產一些人民群眾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自己探索出了一條符合地區實際的發展道路。他這個評價，實際上就是“晉江經驗”的最初總結。

2000年，我們出了一本論文集——《大泉州發展戰略研究》。這本書主要是我隨習近平同志在泉州長期調研、向他請教、學習心得匯集的五篇文章，闡明了大泉州發展戰略的三大重點工作，即發展經濟、弘揚文化、建設城市。此外，圍繞五篇文章，展開泉州繼續發展的大討論，泉州轄區內除金門縣外的11個縣、市、區書記和縣長都有一篇文章。此舉對全市進一步開放搞活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我們請時任省長的習近平同志為我們寫序言，他欣然應允。

在序言中，習近平同志對泉州的發展評價很高：“改革開放以來，泉州這塊曾經創造了燦爛文化的古老土地再次煥發出蓬勃生機，成為福建省經濟發展最快、最具有活力的地區之一。”他對泉州的發展狀況如數家珍，指出：1999年，泉州市實現國內生產總值952億元，財政收入48.32億元，分別是1977年的47.2倍和89.8倍，平均遞增分別達19.2%和22%，經濟總量約佔全省26.2%、全國1.14%，所有縣（市）再次分別進入全省經濟實力十強縣（市）或經濟發展十佳縣（市）行列，晉江躍居全國百強縣第五。字裡行間，飽含著習近平同志對泉州的褒揚。他把泉州那些年的快速發展稱為“泉州現象”。泉州的迅速崛起，為全省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為建設海峽西岸繁榮帶，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作出了積極貢獻。

習近平同志在序言中對我們在戰略研究方面的工作給予充分肯定，並對泉州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寫道：世紀之交，面對日趨激烈的國際國內競爭，要進一步提高參與國際國內競爭的綜合競爭力，爭創發展新優勢，首先必須要有一個好的發展思路。泉州的同志經過深入、系統的研究，形成了《大泉州發展戰略研究》這本書。永康同志在整理完善泉州歷屆黨政班子工作思路的基礎上，提出了大泉州發展戰略，闡述了實施大泉州發展戰略的三大工作范疇，即發展大泉州經濟、弘揚大泉州文化、建設大泉州城市。各縣（市、區）的黨政負責同志也圍繞大泉州發展戰略這一總原則，提出了切合各地實際的發展思路。整本書體現了以下幾個特點：一是有泉州特色﹔二是有時代氣息﹔三是貫穿了黨中央、國務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重大戰略決策﹔四是可操作性較強。可以看出，泉州這次戰略研究下了很大的功夫，總體思路不錯，比較系統且有一定深度，較好地體現了創新精神和科學態度。這必將對泉州未來發展起到實際指導作用，對其他地區也有借鑒意義。善於通過務虛理清發展思路，是黨政主要領導干部應具備的領導素質之一，希望今后繼續保持和發揮這一優勢。未來20年是福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重要時期，把一個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科教先進、環境優美、文明開放的福建帶入下個世紀，是全省人民的共同願望。我們殷切希望，泉州堅持按照鄧小平同志“三個有利於”的標准，在黨中央、國務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領導下，大膽嘗試，勇於實踐，奮力開拓，銳意進取，通過增創經濟增長、體制創新、對外開放、軟硬環境、科教人才、精神文明新優勢，成為在全省乃至全國有重要位置和影響的經濟、文化、科教強市。

那時候，晉江在全國發展突出，大家都在研究晉江，既有費孝通、陸學藝等全國知名的專家，也有好多我們省裡的同志，是稱為模式還是經驗，存在著不同的看法。習近平同志有一次和我談話說，不要叫模式，模式相對來說比較死板，還是叫晉江經驗比較好，經驗是可以靈活借鑒的東西。

還有一次，習近平同志率福建省經貿代表團訪問香港、澳門，我們隨他去招商，工作之余又談到這個問題。他說，費孝通、陸學藝等老一代社會學和經濟學家把很多地區發展的模式形成了理論系統，以蘇南、溫州、晉江、珠江四種模式來指導中國農村發展，並總結出了成功經驗。除了晉江這種模式以外，其實泉州所有縣也都在借鑒“三為主一共同”的思路，但在借鑒過程中又各有各的發展特色，並不是照搬晉江原有的模式，以后其他地區再來借鑒這種思路，也不會照搬模式。所以我們還是叫“晉江經驗”比較好。

習近平同志非常注重戰略研究的科學性、嚴謹性，大家對他的看法都很贊同，在戰略研究上都比較傾向於他倡導的“晉江經驗”的提法。這樣，“晉江經驗”慢慢在學術界，特別是在經濟研究領域流傳開來。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深入泉州的基層調研，對泉州的發展戰略作過充分研究，請您講一講這方面的具體情況。

施永康：習近平同志任省委副書記和省長期間，走遍了泉州的山山水水，走遍了泉州所轄各縣、市、區，尤其是這期間，他6年中7下晉江，到企業、進社區、訪農村、走基層，在實地調研中總結提出“晉江經驗”。他每一次來，我都陪他，那段時間我們交流很多，我十分有幸跟隨和見証他全過程全方位的調研活動，深受教育。

在充分肯定晉江發展成績和經驗的同時，習近平同志發現晉江發展中存在著一些不足，主要是：企業雖不少，有影響力的大企業卻不多﹔產量雖不低，產品的技術含量卻不高﹔鞋帽服裝飾品企業多，高精尖技術卻稀少﹔工業化發展熱氣騰騰，城市化發展卻相對滯后……“面對新形勢、新世紀，晉江經濟發展下一步該怎麼辦？”在1999年的一次晉江調研中，他就提出了這個極具前瞻性的問題。

2002年6月16日，在泉州市委市政府的匯報會上，我向習近平同志匯報了改革開放大潮中，關於晉江模式、晉江速度、晉江效益、晉江精神等一系列提法和問題。習近平同志經過多年考察研究、深入調研、問計於民，以政治家高瞻遠矚的視角與洞察力，在會上系統闡述了“晉江模式”發展的四個階段，並第一次正式提出“晉江經驗”這個概念，第一次明確總結整個泉州發展模式都是“三為主一共同”的“晉江模式”之后，他又系統提出了六條“晉江經驗對福建經濟發展的啟示”，要求全省各地認真學習借鑒。同時，從五個方面提出要求，要晉江、泉州“探索、創造新的經驗，為加快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偉目標作出新的更大貢獻”。聽了習近平同志那次講話，我心潮澎湃，很受鼓舞，專門作了一首五言律詩《刺桐清和》表達我那時對泉州未來發展激情滿懷的心態：

榴月菖蒲雅，溫陵日正東。蟬鳴桐樹上，景入畫圖中。晉水舒長袖，泉山冀泰鴻。民心惟古國，九域共亨通。

在長期調研和深入思考基礎上，習近平同志總結提出了寶貴的“晉江經驗”。2002年8月20日，《人民日報》刊發他的《研究借鑒晉江經驗加快縣域經濟發展》一文。10月4日，《福建日報》刊發他的署名文章《研究借鑒晉江經驗加快構建三條戰略通道》，新華網次日全文轉發。

“晉江經驗”最為鮮明的特色，就是緊緊咬住實體經濟發展不放鬆，核心動力是改革創新，核心內涵是全面發展。習近平同志在調研中多次強調，要注重發展品牌，注重創新，走自主發展之路。習近平同志的文章和講話，帶動了大家對晉江經驗和泉州現象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思考。2003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中共泉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泉州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文集《晉江經驗與泉州現象》。

人們高興地看到，當年聞名全國的“晉江經驗”至今依然青春煥發，正抒寫著“全國百強縣”“福建第一縣”“中國品牌之都”等可喜可賀的篇章。風靡八閩大地的“泉州現象”依然活力洋溢，經濟總量居全國可比212個地級市前五名，位於全省“發展第一層面”，成為“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中國品牌經濟城市”“海峽西岸經濟區現代化工貿旅游港口城市”，泉州的發展活力十足，發展前景更為廣闊。

採訪組：您和習近平同志同在福建工作多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施永康：在習近平同志領導下工作的那段時間，是我人生的一段寶貴經歷，給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很多。

我們泉州有一所仰恩大學，是緬甸華僑吳慶星先生回國投資創辦的。大學興辦之初，有些事情跟教育部門總是協調不好，市裡和省裡也協調多次，都談不攏，搞得很僵。當時習近平同志是省長，我是泉州市市長，他帶著我們幾個到吳慶星先生家裡拜訪，他們兩位一見面談話就很投機。吳慶星先生請我們一起吃了便飯。吃完飯以后，大家坐下來，習近平同志說，請給我一個便簽和一支筆。旁邊工作人員就遞給他一張仰恩大學的便簽和一支鉛筆。習近平同志拿著便簽和筆，問道：吳先生，你還有什麼問題，還有什麼意見，你跟我說。吳慶星一五一十地說完，習近平同志全都一一記了下來。他問，還有嗎？吳慶星笑笑說，沒有了。然后，習近平同志一條一條跟他說，這個問題怎麼解決，什麼時候解決，你們要配合做哪些工作……很短的時間，把所有問題交代得清清楚楚，吳慶星再也沒有異議，雙方都很高興。那個時候，我就對習近平同志佩服得五體投地。

習近平同志的知識非常淵博，我們有一次隨他出訪土耳其、埃及、墨西哥，途經古巴，住在海岸邊的一個旅店裡。那個旅店正是海明威寫《老人與海》時的住所。習近平同志跟我們談到了海明威，講到了他的著作《乞力馬扎羅的雪》《永別了，武器》，還講了《老人與海》這部不朽名著的整個故事梗概。由大海這個話題發散開來，我們還談到高爾基的《海燕》，習近平同志興致很高，還給我們富有感情地背誦了《海燕》主要段落。我們平時交談的話題大多是工作，這次聽習近平同志談起文學藝術，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內心也非常佩服。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離開福建以后，你們還有聯絡嗎？

施永康：習近平同志離開福建到浙江工作后，我到浙江去拜訪過他一次。他到上海工作以后，我們還保持聯絡，他的秘書還專門給我他在上海的手機號碼。福建的同志們一直惦記著他，他也時常打聽福建同志們的情況，很關心大家，始終把這些同志當作自己的親密朋友。我想，這就是大國領袖的風范和胸襟。2010年，他已經是國家副主席了，我也已經退休。我花了很大的心血主編了一套450萬字的大部頭著作《大泉州戰略探索》，一共8卷。出版之前，我請求習近平同志對書稿予以指正。一天早晨，我的電話響了，是習近平同志的秘書打來的。他說：“您好，是施永康同志嗎？”我說：“是的。”他說：“習副主席跟您通話。”接著，電話那頭就傳來了習近平同志親切的聲音：“永康啊，好久不見，現在怎麼樣啊？”我聽到他的聲音很高興，半開玩笑地說：“近平同志，我退休啦，還能怎麼樣啊？”習近平同志爽朗地笑了起來，他說：“永康，你能編這麼大部頭的書，我看你威風不減當年呢！”接下來，習近平同志跟我談了談書稿，他很謙虛地說：“我離開福建時間比較久了，很多具體情況都發生了變化，有些內容我不太掌握了。通過你書稿中的介紹，我也了解了一些新的情況、新的戰略構想，書稿立意很好，質量很高。希望你們能繼續加強研究，給泉州未來的發展提出更多更好的戰略思路。”

雖然分別多年，但我心裡一直想著他這位曾經的“老”領導，也在不斷地學習他的講話和思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發行的時候，我第一時間買來閱讀學習。2016年9月4日，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十一次峰會在杭州舉行，習近平總書記出席並致辭，我全神貫注地聽下來，深受啟發。2017年7月1日，他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親情濃郁、義正詞嚴、擲地有聲，引起一陣陣掌聲。2017年8月，《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出版，我也是第一時間買來閱讀學習。2017年10月18日，黨的十九大隆重開幕，習近平總書記作了政治報告，那天我們幾個朋友一起從頭到尾在電視機前聆聽他的講話，系統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受到很大的啟發和鼓舞。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講話，其中很多“金句”我都能背下來。比如，“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借口”“兩岸同胞是一家人，兩岸的事是兩岸同胞的家裡事，當然也應該由家裡人商量著辦”“統一是歷史大勢，是正道”“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終結！”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話，大義凜然，彰顯了至高無上的愛國氣節，令我心潮澎湃。

習近平總書記在百忙之中也沒有忘記我，讓我非常感動。2014年7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南京軍區，陪同他視察的南京軍區司令員親筆給我來函說，習近平總書記和他談話時提到了晉江經驗，還專門向他問道：“施永康同志現在怎麼樣？”司令員在信中還說：“作為領袖和統帥，習主席心中還記著您，我深受教育與感動！習主席偉大的胸襟和情懷，將永遠激勵我們向中國夢、強軍夢奮勇前進！特轉告您。”

2019年3月10日，全國兩會期間，泉州市領導連夜給我來電話說，習近平總書記參加福建代表團討論時又提到了“晉江經驗”，並強調“晉江經驗”現在仍然有現實的指導意義，還特別提到“當時，施永康同志在那邊當書記”。

得知這些消息，我內心很激動。在我年輕的時候，我為泉州人民、為晉江人民做了一點事情，但那都是我應盡的職責，我還嫌自己做得不夠多。

數字是閃光而充滿魅力的：回顧改革開放40年，1978年啟動時，晉江農民人均收入107元，2018年是2.4萬元﹔1978年財政收入1476萬元，2018年是226億元﹔1978年財政補貼252萬元，2018年財政上繳113億元。

多年的從政經歷，也是我不斷完善自我、追尋初心的過程，特別是在習近平同志領導下工作的那10多年，我所學、所獲、所感甚多，內心很充實。這幾年，我雖然退休了，年紀也越來越大了，但心情越來越舒暢，對祖國的未來越來越有信心。中華民族在偉大復興的征途上還會有各種各樣的艱難險阻。但是，隻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全黨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共同應對各種風險挑戰，我們偉大的黨、我們偉大的祖國、我們偉大的人民，必將繼往開來，堅定地在偉大復興的道路上行穩致遠，大展宏圖，劈波斬浪，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