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的林權制度改革是習近平同志親自抓起、親自推動的”

採訪對象：黃建興，1948年11月生，福建閩侯人。1989年8月任福州市林業局副局長，1990年5月任市政府副秘書長，1991年1月起歷任福建省委辦公廳行政處副處長、處長，1998年4月任省委辦公廳副主任，2002年5月任省林業廳黨組書記、廳長，2008年1月任省人大常委、農經委主任，其間借調國家林業局任集體林權制度改革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2011年1月退休。

採 訪 組：邱 然 陳 思 黃 珊

採訪日期：2017年6月4日初訪，2020年1月5日核訪

採訪地點：福州市黃建興家中

採訪組：黃建興同志，您好！上世紀90年代初，習近平同志調任福州市委書記，您也在這一時期調到市政府辦公廳工作，90年代末你們又在省委一起共事。請您談談你們一起共事的情況以及您對他的印象。

黃建興：習近平同志1990年調任福州市委書記。那時，福州市有五區八縣，農村工作佔到很大比重。他十分重視“三農”工作，為了加強市裡對農村工作的協調和推動，提出讓一位農村基層工作過的干部任市政府副秘書長，協助市領導工作。經過市委組織部推薦，我於1990年5月就任此職。從那時起，我與習近平同志有了工作接觸。

在工作接觸中，我深刻感受到人民群眾在習近平同志心中的分量，感受到為民情懷已經深深融入習近平同志的血脈。這裡列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妥善處理1990年連江縣琯頭鎮官岐村發生的“8·2”惡性群體性事件。當時，福州久旱不雨，鎮上派工作組到官岐村協調分水灌溉工作，有名干部發現一位農民私自擴大農田進水口，大發脾氣，爭執當中把群眾推倒在水田裡。事情發生后，圍觀群眾越來越多，群情激憤。這名干部見勢不妙，跑離現場向鎮黨委負責同志匯報，說官岐村農民造反，應馬上派人教訓一下。鎮領導沒有認真細致了解情況，頭腦一熱，當即組織幾十個人把村子圍起來，打罵群眾，沖到村民家中打砸家具，造成的影響極其惡劣。琯頭鎮是僑鄉，海外華僑遍布世界各地，僑民知道這件事之后都很生氣，組織人到市裡反映，要求嚴肅查辦。他們手頭掌握了一份記錄現場過程的錄像，表示：“如果市裡不能解決，我們就到省裡去告。如果省裡還不能解決，我們就通過僑界告到中央去！”事態進一步惡化。

這件事發生的時候，習近平同志剛到福州市任職不久。他對這件事很重視，但處變不驚、非常沉穩。經過初步了解，他指出：“群眾是佔理的，干部野蠻行為是不能容忍的。”他當機立斷組織調查組進行核實，然后做好安撫工作，再根據實際情況研究處理。這個調查組由公檢法等部門的十多位同志組成，讓我帶隊。臨走前，習近平同志特別叮嚀我下去之后不要搞官官相護，要多聽群眾意見，實事求是依法辦事。經過一個月認真細致地工作，調查組穩住了局面，掌握了真實情況，回來后向習近平同志主持的市委書記辦公會作了匯報。他聽取匯報並看了相關錄像，嚴肅指出：“這件事情處理的宗旨，就是為民伸張正義。對欺壓百姓的官員，一定要嚴懲不貸，絕不姑息。”

市委秘書長林文斌同志向連江縣委縣政府傳達了習近平同志的重要指示。縣裡及時處理了毆打侮辱群眾的干部，並安撫了受害者。由於事情處理得公正、合理，得到了官岐村群眾的諒解。調查組離開時，村裡的老百姓夾道歡送，還放了鞭炮，連江縣的海外鄉親也口耳相傳，大家都稱道習近平同志是“包青天”。

通過這件事，我對習近平同志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也印証了我之前聽到的他在寧德地區留下的良好口碑。他那麼年輕，卻敢於擔當，能夠秉公處事，替老百姓伸張正義，實在令人欽佩。

第二個例子發生在1998年，那時習近平同志在省委工作，我也調到了省委辦公廳直接為他服務。有一次我陪他到福清市調研，晚上8點多返回福州市區途中，遇見一起卡車和摩托車相撞事故。習近平同志看到騎摩托車男子倒在血泊中，要求立即停車下去看看。我們都勸他，交警已經到位了，就不用管了，還是繼續趕路吧。習近平同志嚴肅地對我們說：“倒在那裡的如果是你們的親人，你們會不會下去。”他下車察看后，馬上叫人撥打120，接著俯下身握住傷者的手安慰他：“不要怕，我們周圍有這麼多人幫忙呢。”10分鐘后，救護車趕到，等傷員上了救護車，習近平同志反復叮囑一定要搶救過來，然后才回到車上。在返城的車上，他一句話也沒有說，看得出來心情很沉重。車上靜悄悄的，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我想，習近平同志之所以堅持下車去看望傷者，是因為他確實把群眾當作了親人，十指連著心。

習近平同志還真誠愛護著身邊每一位工作人員，我對此也深有體會。1987年，省委辦公廳要調我去工作，但是因為家庭原因，我一直沒去。1988年夏天，我忙於抗洪，疏於照顧家中孩子，耽誤了醫治時間，17歲的兒子在生病17天后突然離世。這個令人無法接受的現實，給我造成了非常沉重的打擊。那段時間，我的精神幾近恍惚。1990年下半年，省委辦公廳又動議調我去，這次是通過習近平同志做我的工作。

1990年12月26日，是我至今難忘的日子，習近平同志請我到他的辦公室談心。我說：“習書記，我不想去省裡工作了。”習近平同志說：“建興，你為什麼不去？怎麼想的，跟我說說。”我說：“我連孩子都沒有了，對我來說，一切都沒什麼意思了。”沉默了一小會兒，習近平同志說：“建興，你所遇到的這種打擊，是一般人難以承受的。但是，過去的事情誰也無法改變了。你作為一個男子漢，千萬不要消沉下去，一定要振作起來。你調到省裡面，工作忙一點，還能分散你的注意力，對你也是有好處的。”我說：“您這麼理解和關心部下和百姓，我很佩服。我什麼地方都不去，就想跟著您好好工作。”他對我說：“你先去吧，以后日子長著呢！說不定我們還有機會在一起共事。”

其實，直到這個時候，我和習近平同志接觸也並不多，但他這麼大的領導，在百忙中還抽出時間跟我聊家常、談心事，不擺任何架子，字字句句都是貼心體己話，都講到了我的心坎上，讓我心頭一熱，眼淚奪眶而出。習近平同志馬上拿出抽紙遞給我，讓我擦眼淚，臨別時又緊緊握住我的手，給了我無限的力量。我一個勁地重復著說“謝謝、謝謝”。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期間，一直思考和推動生態省建設，您先是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后來又到省林業廳當廳長，了解他的初衷和想法嗎？

黃建興：習近平同志任專職省委副書記時，主管農業農村和統戰雙擁等幾塊工作，我在省委辦公廳為他服務。那個時候，他對生態省建設就有很多思考，曾說過：“生態資源是福建最寶貴的資源，生態優勢是福建最具競爭力的優勢，生態建設應當是福建最花力氣的建設。”

1998年11月，習近平同志帶我們到武夷山市調研生態保護，在車上利用空隙時間給我們上生態課。他舉了一個例子，說是美國夏威夷島當地政府想利用優越自然環境發展農牧漁業來繁榮經濟，當地議員和專家學者提出反對意見，認為要利用這個自然優勢，把生態環境文章做足才是真正出路。最終，政府採納了這個意見，退耕退漁去牧，由此才使夏威夷島成為世界著名的旅游勝地。習近平同志說，這個例子告訴我們，武夷山應該把自然生態保護好，這是關系武夷山前途命運的大問題。當年，生態建設還是一個新名詞，但在習近平同志的頭腦中，生態理念已經根深蒂固，而且愈加強烈。

1999年上半年，習近平同志帶我們到平潭考察沿海防護林。當走到蘆洋鄉洋中村時，知識淵博的習近平同志跟我們講起乾隆十四年當地發生的“一夜沙埋十八村”史實，當時全村無人幸免於難，隻逃出一隻小豬。隨行同志聽了之后，都笑了出來。他立刻嚴肅批評說：“你們還笑得出來，這是慘痛的歷史教訓，我們應該在這裡建立一個生態環保的反面教育基地，讓子孫后代都明白生態保護就是我們的生命線。”后來，我到省林業廳工作，根據他的指示精神，在當地建立了十八村森林公園。

2001年，擔任省長的習近平同志著手抓生態文明建設，親自擔任福建省生態省建設領導小組組長，前瞻性地提出建設“生態省”的戰略規劃。2002年，習近平同志在省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建設生態省的戰略目標。同年8月，國家環保總局批准福建成為全國首批生態省建設試點省份之一。從此，福建啟動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生態保護工程。此后，福建作為樣板，帶動了全國十幾個生態省的建設。

習近平同志一貫重視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我講一件至今記憶猶新的往事。2002年6月21日，習近平同志帶著我們從福州前往武平縣調研。車過閩侯縣祥謙鎮五虎山下時，我向他介紹了五虎山的神奇之處，其山頂平如桌面，五個山頂就是五個桌面，無論是山體面貌還是生態環境，都堪與隻有一個平台的世界名山南非開普敦的“桌山”媲美。習近平同志非常感興趣，立即交代司機慢慢開，邊看邊感嘆：“這五個山頭虎虎生威，真是神奇之山，離市區又這麼近，以后將是福州百姓的好去處。”他還說：“我在福州工作時，請新加坡專家參與制定福州市總體規劃，以八一七路為中軸線，延伸到這裡，應該是福州南向最大的案山。”他對我說：“這是自然形成的東西，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你們林業廳應把這一帶的生態環境保護好，決不能被破壞掉，否則大自然不會答應，人民也不會答應。”根據習近平同志的囑咐，我出差回來后立即組織有關專家進行論証和規劃。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五虎山2004年就被列為省級森林公園，之后又被列為國家級森林公園，方圓4萬多畝的生態風貌被完整地保留下來，成為福州市民走進森林、親近自然、接受生態教育的重要基地。如果沒有習近平同志當年的高瞻遠矚，以五虎山的環境優勢和區位優勢，不知道有多少人盯著要大興土木搞大建設，估計早已面目全非，至今想起來還后怕。前不久，閩侯縣學習借鑒尼泊爾的經驗，決定在五虎山啟動實施“國際百裡徒步線路建設計劃”，保護發展五虎山迎來更大機遇，將為福州和全國人民生態體驗、休閑度假和環境教育提供廣闊空間。

2002年6月26日，習近平同志在三明調研視察特大洪災災后恢復情況時指出：“現在看青山綠水沒有價值，長遠看這是無價之寶，將來的價值無法估量。”

在“生態福建”戰略構想基礎上，福建創新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價值導向。特別是2014年，福建有34個縣（市）不再把GDP納入考核范圍，而是把林業的“雙增”目標納入年度考核，將森林覆蓋率作為重要指標，這在全國還是首創。同時，福建還建立了森林資源保護問責機制，對責任主體實行一票否決。

在生態省建設中，福建不斷加強自然保護區、沿海防護林、重要濕地等生態功能區的保護，同時也加大了林業自然保護區、濕地公園、森林公園的建設力度。福建在全國率先開征森林資源補償費，並且逐步完善了森林生態的補償機制。習近平同志提出的“生態福建”戰略構想，和他2005年任浙江省委書記時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是一致的。福建的生態文明建設，不僅起步早，而且力度很大。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提出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的生態文明建設、新發展理念中的綠色發展，都與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和浙江工作時的生態理念一脈相承。

採訪組：福建林權制度改革是習近平同志親自抓起、親自主導的。當年，他是怎麼提出這項制度改革的？

黃建興：林權制度改革是習近平同志最早提出來的。他任福建省委副書記時，就開始考慮這個問題。1996年5月26日，習近平同志到沙縣調研奔小康和農業農村工作時指出：“要考慮林業產業化問題，既然沙縣是林業大縣，除了要一個林業生態效益外，還應該要林業的經濟效益，真正把林業當成產業來辦。我省是全國的林業大省，林業也是我省的支柱，這個文章大家要共同來做好。”這個提法與當前習近平同志為福建提出來的“生態美、百姓富”的要求是一致的。

他曾對我說：“福建林業曾經輝煌過，隨著形勢的變化，各種矛盾的積累越來越多。如果不改革，總有一天矛盾會大爆發，必須首先在林業經營體制上動手術。我們干林業，不能隻見林不見人，林是人造出來的，首先要研究造林的人對林子的利益關聯度和關注程度，千方百計調動農民造林護林的積極性，這是林業發展的內在動力。”

我2002年5月任省林業廳廳長，他專門找我到辦公室深談了一次，談話的主題就是集體林經營體制改革。他說：“集體林本身就是村民集體共有的，應該還山於民、還權於民、還利於民。能不能把林地當成農田一樣家庭承包到農戶去？”我當場表示：“這個想法很好，我上任后的這段時間，主要花時間找省、市、縣三級林業干部了解情況，征求意見，他們的共同意見，就是林業要發展必須做到山有其主、主有其權、權有其責、責有其利。武平縣委縣政府今年4月已經出台了關於林地林木產權制度改革的文件。”

習近平同志說：“好，我們近期抽時間到武平調研一下，先搞試點。”他還提醒我：“此事要慎重，因為80年代林業‘三定’時，有些地方出現了亂砍濫伐的局面，所以中央暫停分山到戶。到現在，能不能分山到戶，中央還沒有明確的態度。我們隻干不說，試完再說。”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為什麼要在福建大力推動林權制度改革？有哪些重要的動因？

黃建興：習近平同志分管農村農業工作時，經常深入山區林區調研，十分了解福建林業面臨的困難和群眾的期盼，這促使他下決心推動林權制度改革。

林權制度改革的第一個動因，就是“形勢所迫”。當時，福建在林業方面有五個困難：一是造林難。群眾有句順口溜：“年年造林初二三，造在家的后門山，年復一年還是一片光頭山。”二是防火難。群眾不但不擔心森林火災，反而還盼著等火災后上山砍燒火柴，通常就是“干部打火，群眾觀火，領導惱火”。有一位鎮黨委書記對我說，山林著火了，干部火急火燎趕過去，群眾在旁邊看著，沒有一個幫忙救火的，還說風涼話：“你們怎麼來得這麼慢！”每場森林火災，部隊上去了，干部上去了，群眾卻袖手觀火，這是多麼令人悲哀的情景啊！三是亂砍濫伐嚴重。當時全省規模不等的亂砍濫伐事件，一年高達萬起左右，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年採伐量超過生長量的現象。四是技術推廣難。幾十年來，我們林業科技部門投入大量資金，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但農民沒有造林積極性，即使有了技術，也難以推廣。五是干群關系處理難。農民常說：“集體林干部林，群眾收入等於零。”這句話並不夸張，事實也確實如此。哪怕是重點林區的村，農民從林業得到的收入也微不足道。所以，農民稱“村裡面的林業收入是補不完的干部補貼，是花不完的干部接待，是辦不完的‘公益’事業”。一個時期以來，涉林腐敗案件頻發，干群矛盾加深。正像習近平同志預判的那樣，如果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矛盾總有一天會大爆發。

林權制度改革的第二個動因是“百姓的期盼”。福建的地理特點是“八山一水一分田”。自古以來，福建人靠山吃山，有山有林的地方自古都很富庶，山林也被譽為“綠色的金庫”。但新中國成立后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福建很多地方反而變成了“靠山不能吃山”，端著金飯碗過著窮日子，這讓老百姓怎麼辦呢？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土改，福建人盼著“分山到戶”，卻沒有盼到。當時土改主要是改田，改山卻改不下去。“文化大革命”之后，林業實行“四固定”，其中之一是固定了集體林，所以老百姓盼著分山，也沒盼到。到了80年代，林業“三定”劃定自留山、確定責任山，但是也沒有搞徹底，那時候很多人有山無証或者有証無山。后來，兩山並一山，逐漸演變成了“干部林”，使群眾又一次失望。老百姓說：“千年鐵樹開了花，田地回了家（指80年代家庭承包分田到戶），何時鐵樹又開花，林地回到家。”可見，老百姓是多麼急切地盼望林權制度改革。

以上這兩點，我理解，就是習近平同志推行林權制度改革兩個最重要的動因。

採訪組：當時搞林權制度改革是有政治風險的。請您講一講，為什麼習近平同志有魄力進行改革探索呢？

黃建興：習近平同志有這個膽量，首先來自他對形勢的正確判斷，來自他對土地政治屬性的深刻理解，來自他的“民有所呼，我有所應”的歷史擔當。土地，是政治問題，也是民心問題。

之前分山到戶造成亂砍濫伐，現在搞分山到戶有沒有風險？林改之初，習近平同志反復思考這個問題。他認為，改革20年了，黨的農村政策一直穩定向好，這給群眾吃下了定心丸。農村干部素質提高了，經濟發展了，農民生活水平提高了，這些都是規避風險的重要社會因素。隻要政策制定得好，方法對頭，就是有風險也是可控的。所以，習近平同志對推進這項改革是胸有成竹的。

1998年4月21日，習近平同志在從福州到龍岩調研的路上，跟我們暢談土地關乎民心這個話題。他說，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改朝換代都因土地問題而起，自古以來始終演繹著土地兼並和抑制兼並的歷史發展過程。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我們中國共產黨靠著“打土豪分田地”凝聚了億萬民心，所以共產黨奪取政權靠的是土地政策和百姓支持。他還說，領導干部必須有愛民之心，要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應”，把老百姓的期盼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把老百姓的呼聲作為黨員領導干部的神聖職責。我們一旦對人民承諾了任何事情，就必須兌現。該做的事情不做，就違背了我們黨的宗旨。

當時，我們也為習近平同志捏一把汗，分山到戶是敏感的政治問題，作為年輕的省級領導，敢冒這個風險，隻能說完全是出於“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政治使命和情懷。十幾年過去了，回想習近平同志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敢於挑戰新中國成立以來都沒有解決的林地使用制度這個難題，足見他的膽略氣魄和政治智慧。

採訪組：請您具體講講，福建林改最初是如何搞的試點？

黃建興：從全國來說，林權制度改革當時還沒有先例。習近平同志給我們提的要求是既要慎之又慎，又要積極推進。經過再三考慮，我們選在武平做試點。武平縣位於龍岩市西南部，閩、粵、贛三省交界處，武夷山脈最南端。在林改上先行一步，武平試點得到三條基本經驗。

首先，要解決“山要怎麼分”“山要由誰分”。當時，既沒有紅頭文件，也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循，大家在摸索中進行改革，各種爭論都很激烈。一部分人主張家庭承包，要均山到戶，體現公平優先。另一部分人主張大戶承包，理由是山林跟田地的情況很不一樣，山林的生產周期長、投入大、效益低，隻有大戶承包才能經營好，體現效益優先，採用競標辦法把山賣給出價最高的人。在這關鍵時刻，2002年6月21日，時任省長的習近平同志到武平調研林改，十分有針對性地指出，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那樣從山下轉到山上。他所說的意思就是，農田承包必須堅持家庭承包制度，山地承包也要堅持家庭承包制度。家庭承包是我國在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是黨在農村工作的政治基石。林改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動搖。習近平同志一錘定音地確定了林改的正確方向。

其次，武平破天荒地提出林木林地產權制度改革，這與幾十年來多次的林業改革最大的差別，就是觸及了產權。習近平同志說，多少次的改革為什麼成效不大，因為都隻在管護責任制上兜圈子，沒有觸及產權，就不會觸動林農的心。在他的指導下，林業廳2002年8月邀請國家林業局法規司和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省委政研室、省人大法制委、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等領導和專家就林權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形成了“明晰所有權、放活經營權、落實處置權、保障收益權”的以產權改革為核心的新一輪林業經營體制改革創新模式。后來，這個創新模式被推廣到全省，還被吸收到了黨中央、國務院文件中。福建林改為全國林改樹立了標杆。 習近平同志反復強調健全機制對林改的極端重要性。他說，林改是很難的問題，而且是老大難問題，老大難老大難，老大出來就不難，所以一定要加強黨的領導，由書記親自抓。根據習近平同志的指示，武平提出了“縣直接領導、鄉鎮負責組織、村具體實施、部門積極配合”的林改機制，后來被中央林改文件吸收。武平縣還建立了三級書記抓林改的格局。

我聽說，2012年3月，已在中央工作的習近平同志看望參加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的福建代表團代表時，還對武平林改給予充分肯定。他說：“我在福建工作時就著手開展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多年來，在全省干部群眾不懈努力下，這項改革已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可以看出，他對此是十分滿意的。

採訪組：您認為福建的林權制度改革為什麼會取得成功？

黃建興：改革成敗要用時間來檢驗。從武平試點至今已十幾個年頭，可以說改革是成功的。林改成功的經驗主要有三條。

第一條經驗是正確的改革道路選擇。在林改前期，我們召集各方面專家召開多場研討會，會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辯論激烈，概括起來主要是兩種對立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改革要徹底就要走林地私有化的道路，不要遮遮掩掩﹔另外一種觀點認為，走老路，“大一統”，現在生態優先，加上勞力外出務工大量增加，還是繼續由村組織統一經營。武平的試點經驗，給我們提供了既不走私有化邪路也不走“大一統”老路的新辦法，在堅持社會主義土地公有制前提下，巧妙地將林地承包使用權和林木所有權從林地集體所有權中獨立出來，視同用益物權，在承包期內，享有對林地的佔用、使用、處分、收益的物權地位，採取家庭承包的方式真正落實到農戶，確立了集體所有與家庭承包新型物權關系。這是武平林改的正確道路，也是習近平同志肯定、支持和引導的林改之路。

第二條經驗是一攬子制度設計。武平調研回來后，習近平同志叮囑我要總結好武平林改的基本經驗，並對全省林權制度改革出台一個指導性文件。這個文件很重要，它就是一張設計圖，就如同好的建筑物離不開好的設計圖，林改要成功，制度設計是關鍵。根據他的指示，在武平經驗的基礎上，我們對全省開展林權改革可能出現的問題進行了調研，提出了對策。在法律層面，我們提出來要按照現行的《森林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農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為依據，依法改革。在工作步驟上，要求先行試點，然后推開。在工作方法上，由省、地（市）、縣、鄉、村五級書記抓林改，省抓縣、縣抓鄉、鄉抓村，實行包片、包村、包戶、包山場地塊的“四包”責任制，層層簽訂責任書，制定獎懲措施。為保証改革效果，政府還成立改革督察小組，對林改開展監督檢查工作，貫穿於改革全過程。在處理林情差異上，根據林農對山林的依賴程度，實行分類指導，因地制宜，因村而異，一村一策，不搞“一刀切”。在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上，堅持尊重歷史，面對現實，依照法律，協商解決。整個改革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我們都有預案，暴露出來的矛盾都及時得到解決，所以這次改革推進很順利，不管武平縣，還是福建省，開展都很順利，風險也都得到有效管控。習近平同志於2002年10月調離福建，但是在他任上已繪就了林改設計圖。我兩次去浙江看他，他還十分關心地問，福建省的林改文件出來了沒有？文件一定要出好，林改才能獲得最后成功。他還指出，確權到戶后，要注意發現新矛盾、研究新問題，比如：“錢從哪裡來？”——一定要考慮如何打通農民和銀行之間融資渠道﹔“樹要怎麼砍？”——一定要改革採伐制度﹔“單家獨戶怎麼辦？”——一定要走聯合道路。根據他的思路，我們深入調研，創新思維，在省委省政府關心和支持下，形成了全國第一個省級林改文件，於2003年9月正式出台。后來，2008年黨中央、國務院10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見》全面吸收了福建林改的經驗。

第三條經驗是充分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習近平同志經常告訴我們，歷次改革大多數是群眾創造的，我們坐在辦公室裡拍腦袋搞改革是搞不成的，安徽省小崗村改革是這樣，這次林改也是來自武平縣農民的首創。這麼浩大的改革，我們一定要走群眾路線，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由群眾當家作主。后來，我們在武平的林改，乃至福建的林改，都堅持了這個原則。我們規定村裡的改革方案必須由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通過，林改的程序、方案、內容和結果都必須向全體村民公開。分田容易分山難，山有好山、壞山，陰坡、陽坡，林有商品林、公益林，幼林、中齡林、成熟林，神仙都沒辦法分好，隻有依靠群眾自己來討論，就讓他們爭吵個三天三夜，最終理由吵明了，人也吵累了，大家都互讓一步，意見統一了，問題自然解決了。現在回想起來，真還有些后怕，當時我們估計這次改革是一場利益的博弈，有可能引起農村社會的不穩定，然而我們採取“群眾的事情群眾辦，群眾的事情自己說了算，不包辦代替”的辦法，形成了和諧改革大環境，全省都很平穩，這就是林改成功的一大法寶。

林改中堅持走群眾路線，不等於各級黨組織甩手不管。我們強調五級書記抓林改，不但不能放棄黨的領導，而且要加強黨的領導，把黨的領導和群眾路線有機結合起來，利用我們黨的政治優勢和巨大組織力，保証了這次林改的成功。

採訪組：怎樣評價林權制度改革的歷史意義呢？

黃建興：林權制度改革不但得到老百姓擁護，也得到國內外專家的高度評價。經濟學家厲以寧同志曾這樣評價說：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給人們最大的啟示是，億萬農民自行創業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了。也就是說，人力資本從此有了極大的活力，它不僅能更好地利用物質資本，創造財富，而且能把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更有效地結合在一起，使社會經濟面貌發生巨大的變化。這正如改革開放初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一樣，還是那些人，還是那些土地，體制一改變，奇跡就產生了。當初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成功主要依靠農民創業積極性的調動，今天，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成功同樣如此。

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也說：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是典型的綠色改革與綠色發展，是在中國大地發生的真正意義上的綠色革命。集體林改基於林業的經濟、社會和生態三大系統，提出了生態、經濟和社會效益三個目標，初步達到了“資源增長、農民增收、生態良好、林區和諧”的目的。國家林業局每年發布的林業改革報告中的數據表明，集體林改實現了經濟、社會和生態三個效益的統一，為深化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礎。規模如此之大、涉及人口如此之廣的改革從試點到全面推開，經過幾年時間已基本完成主體任務，這在中國改革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空前的。

中央黨校教授李興山評價說：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從兩個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是在改革范圍上的突破，從耕地改到林地，形象地講是從平原改到山區。第二是在改革深度上的突破，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是真正意義上產權量化的改革，實現了產權交易。我國592個貧困縣中，有496個在山區。林改在中國怎麼評價都不算高。

有國外專家評價說：中國林改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涉及人數最多，也是最為成功的一場林業改革。

林改，從習近平同志在福建農村搞的試點開始，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十幾年的時間，林改已在全國推開。

我們常說：“山定權、樹定根、人定心。”農民對自己所有的山林產業非常重視，他們把自己的重要証件用布包了一層又一層，打開一看，是結婚証、房產証、林權証。有了林權証，農民就像吃了定心丸。農民過去幾十年都沒有什麼像樣的財產。如今，這山林就是他們重要的財產。俗話說：“人有恆產才有恆心。”隻有老百姓對山林有了自主權，才會真正用心地去經營、管理，並且從山林裡得到更多收入。

林改也讓黨和政府得到了民心。有一個村子，村民自發集資在村口立個大石碑，把林改功績刻在上面。人類有史以來，能儲存最久的信息，就是石刻，它比印在紙上、刻在木頭上的信息都要保存得久遠。所以，習近平同志推行的林業制度改革讓農民有了林權証，這是民心碑、千年碑。從這個角度說，林改的意義，遠遠超過了林改本身。

福建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從醞釀策劃到開展試點到全面推廣，都是習近平同志傾心傾力，親自抓起、親自推動的，尤其是他提出的“山要怎麼分”“樹要怎麼砍”“錢從哪裡來”“單家獨戶怎麼辦”這四句話，體現了頂層制度設計的理念，把握了改革的方向，明確提出四個關鍵問題，針對性地推出改革舉措，為林權制度改革在福建獲得成功、在全國平穩開展提供了根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