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書記在上海基層調研的第一站就選擇浦東新區”

採訪對象：陳高宏，1956年2月生，安徽蚌埠人。2004年6月起先后任浦東新區區委常委、區委辦公室主任、區委宣傳部部長。2010年10月起先后任徐匯區委副書記、區委政法委書記，區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主任。2017年3月任上海交通大學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長。2019年4月退休。

採 訪 組：田玉玨 李 政

採訪日期：2018年1月6日

採訪地點：上海市東湖賓館

採訪組：陳高宏同志，習近平同志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期間，您是浦東新區區委辦公室主任、區委宣傳部部長。我們了解到，習近平同志到浦東新區調研時，您在展覽館為他作了介紹。請您談談當時的情況。

陳高宏：那是2007年3月31日，習書記就任上海市委書記后，基層調研的第一站就選擇到浦東新區。因為我從1993年浦東新區成立之初就在這裡工作，對整個情況比較熟悉，區委就安排我首先為習書記作介紹。

調研安排在那天下午，陽光和煦，春意很濃。習書記一行乘坐中巴車，跨過黃浦江，來到浦東新區展覽館。這裡有我們常設的一個展覽，位於展覽館二層。習書記拾級而上，走進展館，區委書記把我介紹給習書記，說：“這是我們區委宣傳部長，由他給您作介紹。”我很榮幸能承擔這個任務，可心裡多少還是有點緊張。沒想到習書記迎面有力地握住我的手，微笑地看著我，使我的緊張心情很快緩和下來。

我首先將習書記引到鄧小平同志的名言牆邊，上面書寫著“抓緊浦東開發，不要動搖，一直到建成”。就在這句話下面，我向習書記介紹了浦東新區的“前世今生”，從開發決策前的背景到飛速發展的面貌。習書記聽得很認真，邊聽邊問，入神地在鄧小平像前駐足良久。

我介紹說，1995年，浦東開發剛剛度過起步階段，有些人擔心政策會變，甚至出現一些投資觀望傾向。當時中央就提出了“三個不變”，即：浦東開發的基本政策不變、目標不變、決心不變。習書記仔細詢問：“中央是在什麼時候提出的‘三個不變’？”我向他介紹，這是1995年3月8日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期間，由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同志提出來的。習書記聽了點點頭。

講到自主創新時，我給習書記舉了好幾個小微企業創新的例子，比如做心血管支架、手機芯片的一些企業。習書記問我：“這些企業團隊都是由哪些人組成的？”我說都是以我國的海外留學生為主，他聽了以后很肯定，強調創新發展引進國外技術固然重要，但原創性的創新更為關鍵。

在參觀浦東新區沙盤時，他主要看了陸家嘴地區的規劃。我當時介紹說，陸家嘴的規劃是向全世界招標的，有五個國家的設計單位參加競標，歷時將近兩年，經過層層優化、比選，下了很大的功夫。習書記聽完說，一個地區的開發，規劃要先行、先導、先進，還要堅持。規劃是為整個地區開發引路的，要先研究，要具有國際視野，還要把規劃一以貫之地堅持下去。習書記這些話都講得非常懇切，這也是浦東新區開發開放過程中一直堅持的理念。

走到“浦東為全國服務”的板塊前，我介紹說，浦東的開發不僅帶動上海發展，同時也對長三角、長江流域乃至全國各地的開發起到了示范作用。習書記聽得很仔細，他說：“浦東開發要從全國的布局來考慮，要為全國作貢獻，要發揮窗口和示范作用。”

我還向習書記介紹了浦東新區在開發開放過程中總結的黨建工作經驗。上海作為經濟中心，資金流動很大，浦東新區如果不抓廉政建設，就會出現“大樓建起來、官員倒下去”的局面，所以就要用一流的黨建促進一流的開發開放，正如我們在展覽中突出的一句話：“開發到哪裡，黨的建設到哪裡。”習書記聽了非常贊同。

介紹接近尾聲的時候，我作為一個長年在浦東新區工作、見証浦東變遷的親歷者，向習書記作了一個總結性概括：浦東開發開放取得的成就，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國家的意志、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和人民群眾的願望有效整合，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大型城市改造的跨越式發展。習書記聽了，頻頻點頭。

隨后，習書記又調研了上海光源工程和中科院浦東科技園建設情況。他在上海光源工程建設現場，聽取了工程進展情況介紹，察看了工程主體建筑外觀、“真空與機械預准直”實驗大廳、直線加速器、增強器和工程總體規劃模型等。他肯定上海光源對於科技創新的巨大作用，鼓勵科研團隊要更好聚焦國家戰略、服務國家戰略，努力實現優勢領域、關鍵技術的重大突破，為建設創新型國家多作貢獻。

採訪組：我們能感覺到，您當時的這番講解不同於一般性講解，道出了您理解的浦東新區成功之道。當時您是怎樣解釋這一成功之道的？

陳高宏：因為考察日程很緊湊，我邊引導觀看展覽邊向習書記解釋，大致從三個方面對浦東新區開發開放的階段性成果作了說明。一是規模總量超出預期。上世紀90年代初，浦東剛剛起步，整個浦東地區的生產總值隻有60億元，稅收才5億元。當時我們立下雄心壯志，希望“到2000年，浦東地區國內生產總值預計超過200億元，比1990年增加2.5倍”。最大膽的預測也只是提出“2000年爭取達到500億元，相當於再造大半個上海”。結果，實踐的步伐把最大膽的預測也遠遠拋在后面：到了2000年，浦東新區產值已經將近1000億元，2006年，超過2300億元，是1990年上海全市總產值的3倍多。這是一個奇跡般的速度。可以說，我們中國共產黨領導改革開放的成就是值得驕傲的。

二是發展質量交出滿意答卷。首先，浦東的產業結構好、層次高，主要是先進制造業，金融、貿易等現代服務業。其次，投入產出比小，不僅區域開發實現了出形象、出功能、出效益的統一，中外投資者在浦東新區也獲得了較好的回報。據統計，截至2006年底，社會總投入6700億元，而2006年全口徑稅收就超過1300億元。同時，社會事業如環保、教育、醫療等也以超常規的速度實現跨越式發展，浦東被評為全國文明城區、全國環保城區，還獲得了聯合國人居環境示范獎。這些指標都充分說明我們的發展不僅規模超預期，而且質量超標准。

三是輻射能量深遠。浦東開發開放不僅帶動了上海老企業重組、老職工再就業、老城區改造，而且為長三角地區乃至全國的發展，提供了人才流、資金流、技術流、信息流的輻射和支持，更重要的是，通過浦東開發開放這一窗口，展示了我們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利用國際資源，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道路。還記得浦東剛開發的時候，台灣地區同步啟動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叫做“亞太營運中心”，意圖依托高雄建設國際化大都市。但10多年過去了，浦東生機勃勃，而“亞太營運中心”早已偃旗息鼓，這充分說明制度優勢對經濟發展帶來的強大支撐力。縱觀浦東開發歷史，無論是資金投入、土地動遷，還是勞動力安置，每一道難題的解決無一不依靠黨的堅強領導。

採訪組：您講到浦東的歷史，可以給我們簡單作一回顧嗎？

陳高宏：講浦東的歷史，不能脫離上海的發展史。上海的發展是從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對外開放開始的，作為一個自由港，上海短時間內就接納了大量資本和人才，金融業十分繁榮，成為遠東國際大都市。新中國成立后，在計劃經濟布局下，上海成為工業基地，重化工、制造業、加工業興旺壯大，基礎設施建設初具規模。按照經濟學規律，通過人才資金集聚達到工業集聚，基礎設施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又保障了新一輪工業的加入。因此，上海成為新中國的工業標兵，稅收佔全國稅收總額的1/6，隻要講到工業產品，“上海”就是時髦的代名詞，如上海包、上海手表、上海收音機等。但這是由國家調撥原材料，由上海加工，是通過計劃手段整合資源的結果。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開始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海作為工業重鎮、國家重量級城市，是中國計劃經濟運行的工商業樞紐。談及改革，處於特殊地位的上海當時不敢輕舉妄動，凡是帶有市場取向的動作都比其他城市晚一拍，而有些城市則開始大膽先行先試，比如江浙地區的鄉鎮企業迅速興起。市場經濟體制下，價格杠杆發揮作用，上海失去了原有的大部分原材料供應，日子有些不好過了。還記得1987年，黨的十三大剛剛召開，上海市委就收到群眾來信，反映在市場上買不到豬肉，日常消費供應出現緊張﹔上海焦化廠煤炭庫存告急﹔1987年發生陸家嘴碼頭踩踏事故，造成66人死亡﹔1988年甲肝大流行，一個月病倒30萬人……接連幾件轟動全國的大事都指向一個危機性問題：上海已經嚴重老化。一位老領導曾這樣形容：“上海像一個進入了晚年的老頭，老態龍鐘，精疲力竭。”從舊中國的明星城市，到新中國工業建設的主力部隊，后來變成改革開放的后衛，上海開始痛定思痛，積極思考如何擺脫這個窘境。最后，上海選擇浦東開發作為復興的重點，黨中央又將其上升為國家戰略，給了浦東很多優惠政策和先行先試的權力。可以說，黨中央把浦東開發作為國家戰略是十分英明的，體現了對政治大局、經濟大局和時代大局的敏銳把握。

一是對政治大局的敏銳把握。1989年政治風波之后，國內外一度出現“中國共產黨能不能繼續堅持基本路線、堅持改革開放”的質疑。針對這個局面，鄧小平同志鮮明指出：“要進一步把開放的旗幟打出去”，“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所以上海的改革開放首先是一個政治決策，表明我們中國共產黨義無反顧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僅不會倒退，而且步子要邁得更大。從實踐上來看，深圳改革是改革開放的破冰之旅，但內地主體部分計劃經濟的堡壘依然存在，上海作為計劃經濟時代的老大哥，浦東開發開放的目的就是要打一場“攻堅之役”，在堡壘區域完成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軌，這意味著要進行經濟體制深層次的改革，在資源配置上要改變多年習慣的計劃模式，主動採取市場的方法，這對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格局至關重要，也為我們以后加入WTO、實施西部大開發奠定了基礎。

二是對經濟大局的敏銳把握。上海作為一個大都市，發展卻存在與大都市極不相稱的巨大反差——如果我們在浦東開發之前從上海上空俯瞰黃浦江兩岸，一邊是繁華的大都市，一邊卻是“聽取蛙聲一片”的農田。這是歷史的遺憾，也是我們發展的空間。浦東——這一片外灘對面的“農村土地”，隻要運用好上海本身的港口優勢、長江入海口的區位優勢等，即可把已有的政治動能轉化為經濟勢能。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敏銳把握住國際產業資本調整的機會：當時信息產業剛剛興起，世界上很多閑置資金在找投資方向，此時推出浦東新區，加上上海本身就有較為成熟的金融基礎、人才基礎，立即得到國際響應，投資意向紛至沓來。

三是對時代大局的敏銳把握。我們黨對時代的判斷直接決定了我國的政策方針。鄧小平同志作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的科學論斷，上海的改革開放也是基於這個重大判斷而展開的，否則上海作為沿海前線，怎麼能將現代化經濟中心放在這裡？作出這個判斷后，上下同心，堅持政治定力，不被任何干擾所惑，不為任何風險所懼，緊緊抓住戰略機遇期，實現了經濟騰飛。

如今，浦東新區已成為舉世矚目、舉世認可的改革開放熱土，其定位非常清晰，就是以浦東開發開放這個龍頭帶動上海成為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和科創中心，把浦東建設成為外向型、多功能、現代化的新城區。總結成功經驗，可以說有三個“三”：一是戰略上堅持“三個先導”，即規劃先導、法規先導、政策先導﹔二是具體操作上堅持“三個先立”，即人才先立、思想先立、基礎設施先立﹔三是產業結構上堅持“三個先行”，即金融先行、貿易先行、高新技術產業先行。

這其中，最具亮點和特殊意義的就是“法規先導”。一個城市有面向未來的發展計劃，就要給人以信心和安全感，這就是法規的作用。浦東新區提倡法規先導，是從開發開放之初就確立的，至今一以貫之。首先，市人大對浦東新區發展規劃進行充分討論，通過后以地方性法規形式確立下來，確保了規劃的權威性和穩定性。其次，浦東新區從上世紀90年代就針對外商和投資者管理問題出台了20多個政策法規。比如，剛開始成立外高橋保稅區時，就制定了《外高橋保稅區條例》，這個《條例》在市、區上下反復討論時，一些條款被削減，浦東新區的同志當時覺得少了很多“干貨”。但沒想到《條例》公布后在外國投資者中反響非常好，因為他們非常重視法律規定，有《條例》就說明透明化、可預期，他們投資就放心了。所以后來浦東新區每發展一步，都伴隨著法律法規的建立與不斷完善。我們體會，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隻有法治才能適應、整合多元社會的復雜性，隻有法治才能提供轉型社會的確定性，才能為我們黨執政的長期性提供保障。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到上海工作時，浦東開發開放進入了什麼階段？他提出了哪些要求和舉措？

陳高宏：2005年6月21日，國務院批准上海浦東新區作為全國首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單位。此時，浦東開發開放進入高位攀升階段，老的動能已經消耗衰減，必須培育新的增長動能。爭取到綜合配套改革試點之初，浦東新區“摸著石頭過河”，對這一戰略的全局意義理解深度還是不夠的。浦東最早是黨工委（管委會）體制，雖然效率高，但管理體制的規范性不夠。后來建成了四套班子，但隊伍中又慢慢出現一些結構性問題，有的部門固守自己的一攤，工作中缺乏擔當和主動性，沒有了敢想敢試的勇氣和一往無前的銳氣。

習書記到上海工作后，敏銳洞察了這些問題，站在上海發展的大局上著手解決問題。首先，迅速把干部隊伍的思想統一到拼搏進取上來，提振士氣。其次，強調黨的領導和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最后，強調上海要從國家大局出發，服從國家戰略發展需要。

對於習書記提出的最后一點，我感觸很深。在我看來，浦東的成功離不開國家戰略的制定和各兄弟地區的支持。多年來，國家集中力量和優勢資源向浦東傾斜，其他省市不僅不“別苗頭”（上海方言，大意為比高低、爭風頭），而且都來支持，眾人拾柴火焰高。實施浦東開發戰略之初，上海連續10年將一號工程、重大項目放在浦東新區，其他各個區都服從大局、聽黨指揮，共同助力浦東發展。這充分體現出我們國家的政治整合能力、政治號召能力，體現出中國共產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執政能力。從這個角度講，浦東的發展更不能光是看眼前的“一畝三分地”，要從服從服務全國大局的高度，進一步加快改革創新步伐，努力為全國其他地區提供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在2007年3月31日那次調研的最后，習書記在展覽館會議室召開座談會，聽完區委書記的匯報，他發表了重要講話。習書記說，再過18天就是浦東開發開放17周年。17年，彈指一揮間，何等巨大的變化！當今，浦東成為改革開放的窗口和上海現代化建設的縮影，實踐証明，中央關於開發開放浦東的戰略決策非常英明。

習書記還講道，當前，上海處在一個全新的發展起點，要建設“四個中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把浦東開發開放好是根本動力。要繼續發揮好浦東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的作用，特別是深刻認識浦東開發開放作為國家戰略的重要意義。

他說，現在全國各地改革開放可以說是“千帆競發、百舸爭流”，深圳作為老特區，正在繼續加快推進改革開放，生機勃勃﹔一些后起之秀也在迅速崛起。在全國改革發展新形勢下，如何認識浦東的歷史地位、把握歷史進程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高舉浦東開發開放的旗幟，以改革開放全面推進浦東各項建設。

那次座談會上，習書記對浦東新區提出殷切希望：要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充分發揮浦東在加快實現“四個率先”中的示范帶頭作用，加快實現在建設“四個中心”中的核心功能作用。習書記的講話立意很高，站在國家發展大局上來考慮浦東開發開放問題，極大鼓舞了浦東的干部群眾，給浦東人民吃了一顆定心丸。

習書記在上海工作時間雖然不長，但他一上任就到浦東調研，對浦東改革開放事業高度重視、精心指導、傾注熱情。在習書記全力推動下，浦東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保持了開拓進取的勢頭，開展得如火如荼：或接力前行，繼續擴大、深化此前的改革探索﹔或先行先試、敢闖敢試，開拓新的改革領域。改革試點充分體現著問題導向和需求導向。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就是以股權作為注冊資本。過去注冊公司，注冊資本要先一步到賬。如果有一個大企業想要組建新的公司，想要以自己的股權作為注冊資本，過去是不行的。浦東就和市工商局聯合推出改革措施，可以用股權作為注冊資本，即“股權出資”，反響很大。

第二個例子，就是消防驗收改革。按理講，新建樓房沒有通過消防驗收是不能入住的。但當時消防驗收要拖較長時間，一度出現一些商務樓蓋好，企業也搬進去了，但消防還沒有驗收通過的情況，這種看似不合理的現象，其實是行政協調上的一種博弈和無奈：如果消防驗收完，發生安全事故，消防部門是負連帶責任的，並且消防部門對設計、施工的專業業務心裡也不是很有底，因而消防部門會拖些時間。為了破解這個難題，浦東採取四項舉措進行改革。一是告知承諾，向大樓業主發放通知書，保証消防通道、消防栓等使用暢通，承諾書一旦簽訂，須承擔法律責任。二是把業務審核與行政審批相分離，大樓的設計圖紙由專業的第三方審圖公司作出專業審核，判斷消防設計是否合規合理。三是設計審核通過后，施工單位按照圖紙施工、消防部門按照圖紙驗收。四是消防部門根據業主承諾、審圖與竣工驗收，隻要合格一致就通過、蓋章，整條審批流程就捋順了。

改革試點問題都很具體，但每一點牽涉面都很廣，事關浦東開發開放能否發揮習書記所說的“窗口和示范”作用這個大局。

採訪組：那次浦東調研之后，您和習近平同志還有過哪些接觸？

陳高宏：習書記在上海工作期間，我和他相對近距離接觸的還有兩個場合。一次是2007年4月18日，上海召開精神文明建設工作會議，我有幸作為浦東新區區委宣傳部長參加會議，介紹浦東新區精神文明建設的一些做法。會場氣氛很活躍，許多參會同志都談了當前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的一些問題和困惑，習書記非常平易近人，一邊聽一邊和大家作些交流，非常風趣。我們匯報時講到當時市民生活中的一些不良習慣，比如穿著睡衣上大街、穿著拖鞋進法院等，習書記笑著說，這個情況各個地方都有，比如北京就有“膀爺”，還講了一些自己小時候在北京生活時的趣事，大家聽了哄堂大笑。習書記說，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既要利用籌備世博會這樣大的活動契機為抓手，在各個層面形成一定氛圍和熱度，也要抓住一些細節，展現上海市民良好的精神風貌。習書記的話既高屋建瓴又腳踏實地，為我們做工作指明了方向。

另一次是2007年5月24日，我作為黨代表有幸親耳聆聽了習書記在上海市第九次黨代會上的報告。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報告中提到的上海城市精神，在原來提出“海納百川、追求卓越”基礎上，進一步增加了“開明睿智、大氣謙和”的提法，到現在為止都為廣大上海干部群眾所認可。上海越是處在高速發展階段，越要保持寬廣胸襟、大氣態度，這既是在精神上樹立了很好的導向，也是提出了極高的工作標准和追求。 在市第九次黨代會上，還有一件令我難忘的事。在第二天分組討論時，習書記站在旁邊的會議室裡和當時的市委組織部長商量工作，正好有一些基層代表經過時看到了他們，大家都搶著上前找習書記合影。習書記非但不覺得他們打擾了工作，反而非常溫和，毫不介意，微笑著一一和大家合影，從這件小事就能夠看出他的修養與心胸。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非常關心城市建設問題。請您結合多年工作和研究的經歷，談談上海城市建設的經驗。

陳高宏：我理解城市建設有兩個關鍵要素，一是規劃的科學合理，二是建設理念要體現以人民為中心。

我們過去過於強調組團式開發，將城市建設區塊劃分為工業園區、居住區、商業區、文化區等，不能有效利用資源。比如以前的張江高科技園區，面積二三十平方公裡，居住區大多在園區外面，工作人員上下班往來交通很不便利。現在提升為張江科學城，將園區城市化，裡面既是科創區，也有居住和生活功能，真正讓工作與生活融為一體。走向城市化是我們以后開發區的大趨勢，要建成多功能融合的小型城市部落，通過多元整合體現街區的活力。

還有，過去建設道路過於求寬，而且路口很少，行人過馬路很不方便。全世界城市的平均水平是每一平方公裡要有80個路口，浦東新區的平均水平隻有17個路口，北京市海澱區是14個。這種規劃對駕車有利，但對行人並不友好。此外還有城市同質化程度高，城市規劃在綠化、服務上仍然欠缺，缺乏親和力等問題，這都是今后在規劃中要加以注意的。

我認為，城市不能一味強調吸引高端精英，這是理念上的一種誤區。所謂的高端是需要更多一般工作人員圍繞其開展服務的，隻有高端沒有一般是不可能的，高端與非高端是共處在同一個生態圈的。沒有非高端的服務，城市運作會出現大問題。我們要對那些為城市作出貢獻的勞動者心懷感激，在城市規劃中要為一般服務性行業人員作出妥善安排，這是城市管理的神經末梢，是一個社會的底線標准，更能體現城市治理的水平。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扶貧工作，城市有序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也是惠及各方的扶貧工程，在這裡，人們能夠通過自身的辛勤工作得到應有的報酬。今后我們在制定政策時一定要多以人民群眾的感受來考慮問題，不能端著架子、脫離群眾，要充分體現社會關懷。

在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習總書記在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提出“城市管理應該像繡花一樣精細”，讓我們感到大道至簡、至深。對於管理者而言，一個城市的建設要精心、精細地做好三件大事。一是保証區域活力。活力就是按照市場和社會的信號，在第一時間以最低成本實現經濟社會要素跨領域、跨區域、跨行業的流動配置。二是維持區域秩序。要給社會提供安全感，保証社會的有序性。三是提供區域品質。一個城市要給老百姓提供盡可能好的生活便利和文化教育等公共服務保障。習總書記提出的城市管理的要求，其實就是要求我們做到：城市管理標准化，操作過程人性化，管理環節專業化。當然，管理智能化滲透在所有環節之中。

現在城市治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於，我們能夠組織力量干大事、處理突發性事件，但有時還缺乏處理老百姓身邊日常問題的能力和辦法。現在社會管理一定是跨領域發生的，但我們的政府機構設置是條塊化的，很容易出現各部門之間互相推諉的情況，難於協調。解決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人，關鍵在黨。所以，必須按照習總書記提出的抓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和社區組織建設的要求，把黨組織向下延伸，作用力向下傳遞。我以前去一個工會組織調研，工會同志對我說：“你放心，我們肯定跟著共產黨走。”我問他：“你跟共產黨走，那工人群眾跟不跟你走？如果不能深入一線為工人群眾排憂解難，凝聚帶領工人群眾跟黨走，我們的目的就沒有達到。”現代社會正由封閉式社會變成開放式社會，由靜態社會變成動態社會，由熟人社會變為生人社會。我們必須把老百姓身邊的小事當成大事來抓，發揚草根精神，通過黨強有力的領導發動群眾自己服務自己，加強村級組織建設和社區組織建設，做到把生人變成熟人，把熟人變成友人，把友人變成主人，著力提升百姓身邊的日常性公共產品的提供能力和內部矛盾糾紛的消化能力，進而實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

採訪組：讓我們設想一下，如果習近平同志有機會再到浦東新區考察，還是由您來介紹情況，您會和他說些什麼？

陳高宏：古人雲：“誠者，天之道也。”習近平總書記以對人民和國家的赤誠之心，為我們黨的長治久安、為黨重新凝聚民心精誠盡責，做了大量艱苦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在市場經濟多元環境下，充分發揮了我們黨作為執政黨的主觀能動性，披荊斬棘，破浪前行。可以說，他作為我們黨的最高領導人，既摸准了時代脈搏，又深刻體察百姓心聲，還親身示范了共產黨人應有的奉獻與擔當，是當之無愧的“集大成者”。如果將來習總書記再次來浦東新區視察工作，如果我還有機會為他講解，我最想以一名普通基層工作者的身份，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謝，也誠摯地擁護他帶領全黨全社會奮勇前進。

一直以來，習總書記對上海的發展關懷備至、念茲在茲，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新指示，不斷為浦東新區發展提供新的動力和願景。特別是他提出上海要有“四個新作為”，即在深化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上有新作為、在推進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上有新作為、在推進社會治理創新上有新作為、在全面從嚴治黨上有新作為，抓住了上海發展的關鍵，也吹響了浦東新區再創輝煌的“集結號”。我們一定發揚浦東精神，以爭創一流的意識、建功立業的抱負、忘我工作的境界、廉潔自律的操守、海納百川的胸襟，沿著習總書記為我們設定的新錨點，再次起航，乘風破浪，實現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騰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