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書記提出上海黨建工作要成為中央的一個點”

採訪對象：馮小敏，1953年生，2003年6月至2014年11月任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2017年3月退休。

採 訪 組：田玉玨 李 政

採訪日期：2018年1月6日

採訪地點：上海市東湖賓館

採訪組：馮小敏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黨建工作，他任上海市委書記時，您在市委組織部任副部長，曾陪同他開展黨建工作調研，請談談當時的情況。

馮小敏：習書記到上海工作時，我在市委組織部分管組織工作和干部監督工作。我和習書記在工作上有一些接觸，印象最深的就是陪同他開展上海黨建工作調研。

習書記到上海后沒幾天，在同時任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沈紅光同志談話時說，他到上海來要重點抓幾件事：一是開好市第九次黨代會。二是保持上海經濟平穩健康發展。三是關心好上海的民生工作。四是把反腐敗斗爭進行到底。五是加強黨的建設。他讓組織部擬定一個黨的建設調研方案。沈部長給我們傳達指示以后，我覺得這個方案蠻難做的，因為黨的建設面太寬了，我就想知道習書記有什麼具體要求。后來沈部長傳達了習書記的要求：要看和浙江不大一樣的地方。我思考了一下，認為上海有兩個地方和浙江不同，一是浙江民營企業比較多，而上海是國有企業的重鎮，國企黨建有特色﹔二是浙江省農村佔地面積廣，而上海是超大型城市，社區黨建是特色。我們建議習書記考察上海的國有企業黨建和社區黨建。方案上報以后，習書記非常認同。

採訪組：請您具體講講那次調研的情況。

馮小敏：按照計劃，2007年4月17日，我們陪同習書記先后考察了三個地方。

首先到上汽集團公司考察國有企業黨建。當時上汽集團公司專門做了一組黨建的展板，集團負責人向習書記匯報黨建工作取得的成績和經驗。當時陪同的還有上汽集團公司外籍執行副總裁墨斐，他是一名美國人。聽到一半，習書記徑直走到墨斐身邊，直接詢問他：“你是一個外國人，你覺得上汽集團的黨建搞得怎麼樣？上汽的黨員怎麼樣？”墨斐說：“Very good！”習書記追問：“怎麼個好法？”墨斐說，我們上汽黨員個個都是好樣的，在崗位上都是一把好手，工作非常努力，技術上精益求精，還給習書記舉了好幾個例子。我們在旁邊就感到，習書記做調研可不是簡單聽聽匯報，還很注重從各個角度了解真實情況。

隨后，習書記到靜安區中華企業大廈考察樓宇黨建。中華企業大廈是最早試行樓宇黨建的地方，新華社還就此寫過一篇內參《支部建在樓上，黨建落到實處》，中央領導同志曾作出批示。那天，習書記了解了上海樓宇黨建的實際情況，也非常肯定上海的做法。他說：“加強上海基層黨的建設，要著眼鞏固黨執政的組織基礎，擴大黨的工作覆蓋面，重點抓好社區和‘兩新’組織黨的建設，通過構建單位黨建、區域黨建、行業黨建互聯、互補、互動的基層黨建工作新格局，使黨的工作覆蓋經濟社會發展的所有領域。”習書記充分肯定了我們依托街道把社區黨建和單位黨建、行業黨建聯動起來的做法，並且很快就把這一重要經驗寫進了上海市第九次黨代會報告中。

習書記黨建調研的第三站是靜安區江寧路街道黨員服務中心，主要了解社區黨建工作情況。習書記一路看得很全、問得很細，我捕捉到他講的一句話，他說：“黨員當然要接受組織的關心服務，但是黨員入黨首先要接受黨組織的教育。”這句話給我很大啟發。我們創建黨員服務中心的初衷是服務黨員，考慮到從單位人變成社會人以后，有些流動黨員沒有地方接納組織關系，還有一些黨員失業或者有了困難沒有救助幫扶的地方。但習書記非常鮮明地提出，在服務黨員的同時，更重要的是關注對黨員的教育。他敏銳地意識到並指導我們，黨員服務中心應該成為黨員教育強有力的陣地。原來，我們上海的社區黨員服務中心有五大功能：流動黨員接納地、“兩新”組織共享的資源平台、“兩新”組織黨組織的孵化器、黨員的溫馨家園、服務群眾的重要窗口。后來根據習書記要求，我們將“對黨員進行教育培訓”的功能增補進去，而且擺在首位。現在，我們充分利用這個平台來開展黨員教育，特別是黨的十九大召開以后，培訓課程特別多，黨員服務中心已成為“社區黨校”。

採訪組：黨建工作是持續性的工作，對上海當時的黨建探索和經驗，習近平同志是怎麼看待的？

馮小敏：陳良宇案和社保資金案發生以后，對於當時上海正在進行的黨的建設探索和已有的黨的建設經驗，大家有些困惑，思想上出現了迷茫：這些經驗和陳良宇是什麼關系？黨的建設探索是否還要繼續往前走？對於這些困惑，習書記都作出了堅定表態，他鮮明指出，凡是已經証明是好的經驗一定要繼續堅持，不能因為某個領導犯錯誤就“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就否定工作本身、否定干部群眾付出的努力。其中，有兩個事例特別典型。

一是凝聚力工程是否堅持。凝聚力工程是指基層黨組織通過建立關心群眾的工作機制來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和發揮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的活動，從1992年就開始實施，到2007年已經有15年的歷史。陳良宇也曾經很重視凝聚力工程，所以很多人猶豫，凝聚力工程是否還要作為一個先進典型繼續宣傳。2007年，上海浦東干部學院和上海市委黨校正准備把凝聚力工程作為黨員干部教育的一個品牌，建設相關的培訓基地，請示報到市委組織部，我們心裡沒底，一直沒有批。后來，習書記在一次常委會上旗幟鮮明地說：“凝聚力工程是上海堅持時間最長、全國影響力最大的一個先進典型，我在浙江的時候浙江省還組織開展了學習，這個典型一定要堅持，要繼續發揚。”有了習書記的指示，我們心裡也有了底，很快就批復了培訓基地的建設，凝聚力工程也一直堅持到現在。

二是社區黨建“1+3”模式是否繼續探索。2003年，中組部向全國轉發了關於上海加強社區黨建工作調研報告以后，於2004年在天津召開全國街道社區黨建工作座談會，指定上海在會上介紹經驗。隨后，很多兄弟省份也慕名前來學習。在此背景下，市委提出上海要在區域化黨建探索上更進一步，建立起區域化黨建的協調體制機制，並開始試行“1+3”模式。“1+3”模式就是街道黨工委增加1/3的街道黨工委兼職委員，再增加3個下屬黨組織，即行政黨組、綜合黨委和居民區黨委。行政黨組負責管理協調“七站八所”這樣的派出機構，綜合黨委負責管理協調駐區的所有法人單位，居民區黨委負責管理居民群眾和流動人員等自然人。這樣通過把駐區單位、派出機構、居民區有代表性的黨組織負責人吸納到街道黨工委委員中，使街道黨工委能夠更好統籌整合區域內所有黨建資源，共同推動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進而有效推動民生問題的解決。社保資金案發生后，是否繼續推進“1+3”模式的探索實踐也成為一個問題。針對這個問題，習書記讓我們先搞調查研究，了解這一模式在基層施行的情況。看完市委辦公廳和市委組織部兩家單位聯合形成的調研報告后，他的態度非常鮮明——要繼續堅持和完善。2007年7月17日召開的上海市委九屆二次全會上，習書記在講話中再次提到要“認真總結試點經驗，及時進行面上推廣，力求成果共用”。如果沒有習書記的大力支持，這項有益的探索可能早就中斷了。

採訪組：您剛才講到，習近平同志初到上海，對有特色的黨建工作非常關注。請您談談開展“兩新”組織黨建工作的情況。

馮小敏：我先講一個小故事。2005年，日本發生篡改教科書事件，引起全中國人民普遍的憤慨情緒，北京、上海等地先后發生了部分群眾和學生自發舉行的涉日游行示威活動。這是由於日方在歷史等一系列問題上的錯誤態度並不斷採取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錯誤行為引發的。對於廣大群眾和學生的這種愛國熱情，我們是充分理解的，廣大群眾和學生是理智的，但也有極少數社會閑雜人員借機進行打砸公私財物、擾亂社會秩序等違法活動，損害了我國形象。我們也從具體工作領域進行了反思，認為這次事件暴露出我們“兩新”組織黨建的一個薄弱點。市委責成組織部提出加強舉措，當時我們做了調研，發現有兩個地方沒有人參與游行：一個是位於靜安區的中華企業大廈，也就是習書記后來去調研的地方﹔另一個是浦東的嘉興大廈。究其原因，都是因為裡面有黨組織在發揮作用。中華企業大廈裡面有一位專職黨群工作者，叫王長燕，他是上海市第一個在商務樓宇中成立黨員服務點的專職黨群工作者。嘉興大廈當時的黨委書記是汪敏君，她對白領青年們說：“我沒有接到上級通知，你們不能去游行，如果有人去，就從我身上踩過去。”白領青年心裡都清楚，汪老師一直勤勤懇懇為大家做工作，不論是初來上海找不到房子，還是有孩子要入托入園，汪老師都幫忙想辦法，還給很多人過過生日、當過紅娘。“既然是汪老師不讓我們去，我們就不要去了。”

我想通過這個故事表達一層意思，就是上海開展“兩新”組織黨建工作探索，既有創新意義，也是現實需要使然。作為國際大都市，上海集聚了很多跨國公司的中國行政總部、研發總部和財務結算中心，商務樓宇很多，人員比較分散，一個商務樓宇裡可能有十幾個公司辦公，如何將散落的黨員管理好、群眾凝聚引導好，並且充分調動他們參與公共治理的積極性，是我們始終思考的問題。事實說明，加強商務樓宇黨建工作，對白領青年的凝聚力、影響力是巨大的。

習書記在上海工作期間曾表示，上海是全國最早成立市社會工作黨委的，有這樣一個機構從事“兩新”組織的黨建工作，對鞏固黨的執政基礎非常重要。他還提出，“兩新”組織黨建，既要繼承黨的建設中的一些寶貴經驗，同時要研究探索新形勢下的新做法，要用改革的精神做好黨的基層組織建設。

在上海，發展專職黨群工作者隊伍是加強“兩新”組織黨建工作的重要舉措。從2002年開始，許多區縣就率先做了一些探索。2005年，上海市委組織部在總結完善基層經驗的基礎上，從擴大基層專兼職黨群干部的來源、著力解決基層黨群干部力量不足問題入手，研究制定專職黨群工作者社會化招聘、契約化管理、專業化培訓、職業化運作的工作機制。同年6月，市委組織部會同人事局正式向全社會招聘並擇優錄取了461位社區專職黨群工作者。當時招聘了兩部分人，一部分是40歲以下、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做過黨群工作的人，定編事業編制，這部分人的特點是貼近白領青年，有共同語言﹔還有一部分是40歲以上、60歲以下的，採取聘任制，特點是具有豐富的黨群工作經驗。借此契機，全市各區縣又陸續自行招聘了一批專職黨群工作者，培育了一支2000余人的“兩新”組織基層工作隊伍。

有了這樣一支隊伍以后，上海的“兩新”黨建邁入正軌，就是“支部建在樓上，黨建落到實處”。后來我們又把經驗延伸，支部建在工業園區、科技園區、商圈市場，再依托社區黨員服務中心，整合區域黨建資源，開展黨建聯建，很好地推進了“兩新”組織的黨建工作。習書記到上海時，把這一套方法總結為“單位黨建、區域黨建、行業黨建互聯、互補、互動”，可以說是提煉得非常到位。區域化黨建格局就是從這裡起步的，后來在籌備世博會中也發揮了巨大作用。

我認為，我們黨強調的基層黨建引領社會治理其實是一種可以面向世界的、國際化的治理方法。國外的善治理念是“三方協同”，“三方”即政府、市場和社會﹔我們國家是在基層黨組織領導下的“三方共治”，可以全方位地將行政資源和社會資源有效整合起來，共同服務於社會、服務於民生、服務於經濟社會發展，這也是我們最大政治優勢的體現。

當前，我國面臨的一個時代課題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怎樣做好基層黨建，上海的創新實踐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並且有在理論上進一步研究總結的價值。原來很多專家都認為，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的黨建是體制內黨建，非公企業和社會組織的黨建是體制外黨建，二者間仿佛有一條鴻溝，難以跨越。習書記在上海工作期間大力支持、充分肯定的，就是把體制內黨建和體制外黨建連接起來的工作方法，就好像“公轉帶自轉”，通過創新體制機制，將體制內的資源有效地服務於體制外。事實上，“自轉”運轉起來以后，又可以反過來服務於“公轉”。現在“兩新”組織黨建工作加強以后，通過區域化黨建參與社會治理和社會公益活動，比如為孤寡老人服務、到醫院和地鐵站做義工，有力促進了“兩新”組織積極履行社會職責。

採訪組：“區域化”黨建是基層黨建工作的一大亮點，習近平同志當時為什麼這麼重視這個概念呢？

馮小敏：重視區域化黨建，是習書記戰略思維、戰略意識、戰略眼光的突出體現。過去，我們黨組織有兩大特點，一是層級結構，從中央、省、市（區）到街道、鄉鎮﹔二是線性結構，分為教育系統、衛生系統、科技系統等不同且互不交叉的線性結構。區域化黨建就是把不同層次、不同線性結構的單位，通過創新機制實現互聯互補，把各種資源有效整合起來，共同服務於這個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這也就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強調的用社會治理代替社會管理、以城市基層黨建引領社會治理創新。管理是單一主體，治理是多元主體，區域化黨建就是將多元主體通過一個機制實現共治，街道黨工委在其中發揮領導核心作用。中國的社會治理和世界各國不一樣，我們是黨組織領導下的社會治理，基層黨組織就是天然的共治的主導力量，通過創新機制，把多元主體整合起來，通過協商民主的辦法形成契約，大家共同遵守、共同治理、共建共享，最后達到社會治理精細化。

在這方面，習書記表現出極強的前瞻性，他在10年前就看出了上海區域化大黨建格局的先進性。還記得2008年，習書記已經到北京工作，但他看到我們報送的《上海市委關於2007年上海基層黨建工作情況的報告》時，還非常認真地了解其中的內容，並作出批示：“上海市委對基層黨建工作十分重視，領導責任到位，督促檢查有力，頗有成效﹔特別是在建立區域性大黨建格局、資源整合型黨建工作模式、基層黨建工作支撐體系等方面很有新意。希望進一步抓好黨建工作責任制的落實，不斷探索創新。”習書記將我們報告中的三個典型做法作了理論上的高度概括，說明他一直關心關注思考上海的黨建工作格局，這也是對我們的莫大激勵。也正是有賴於習書記的高瞻遠矚，我們在十幾年之前就對黨建進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一直到現在依然適用，並不斷完善發展。

採訪組：在您和習近平同志的工作接觸中，哪些方面給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馮小敏：有這麼幾個方面。一是堅持推進干部下基層。他經常對我們說，他在浙江跑遍了所有的縣，走遍了所有省委省政府的機關部門，干部就應該往下走，應該到第一線去，幫助老百姓解決實際困難。當時習書記的一個具體舉措就是推動實行“三訪三服務”工作。“三訪”就是黨員領導干部和機關黨組織定期“下訪”基層群眾、基層黨組織主動“走訪”聯系身邊群眾、黨代表固定時間地點“接訪”基層黨員群眾（如每月15日到黨員服務中心接待來訪），“三服務”就是領導干部牽頭協調協同服務、街鎮窗口接待服務、基層組織自助互助服務，並形成工作機制。2009年，已經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同志在南京主持召開華東六省一市科學發展觀座談會，我陪同沈紅光部長參加會議。沈部長匯報工作時提到上海實行“三訪三服務”推進干部普遍下訪，幾年下來取得豐碩成效，習書記聽到此處，插話說：“紅光，你說得對，我在上海的時候就是要推動這個。”習書記就是這樣一以貫之地重視領導干部下基層，始終把基層疾苦放在心上。

二是極具擔當精神。習書記到上海工作時，陳良宇案和社保資金案發生不久，中央派專案組駐上海開展調查，市紀委和專案組收到很多對局級領導干部的信訪舉報，涉及幾十個人。我當時是市委專案領導小組成員，也具體負責市第九次黨代會黨代表和黨的十七大代表的具體組織推薦工作。這些舉報信使得有關人事安排陷入僵局。因為有關部門對這些信的內容尚待核實，組織部在查核清楚前一律不用不妥，用了則要承擔風險。面對這個棘手難題，習書記毅然擔起責任，他說，紀委、專案組沒有明確定論的干部，我們該怎麼安排就怎麼安排。習書記的這句話，讓我們心裡的大石頭落了地，把我們從困境中解脫出來，大膽放手工作，確定了黨代會名單方案。從這件事就能看出，習書記當領導有肩膀能扛事，而且能夠為下屬職能部門著想，令我們非常感動。

三是很講規矩意識。習書記在上海時，了解到干部管理中存在一些不規范的問題，比較突出的是有的干部“一干兩制”。“一干兩制”就是一人兼兩個身份，既保留黨政干部身份，又是某個國企的高層，在職時拿的是企業的高工資，退休時又以公務員身份退休，兩邊的好處都要佔。習書記聽到反映后，對我們組織部說，干部不能“一干兩制”，當黨政領導干部就不要考慮掙錢，之前去企業的干部再給他們一次選擇的機會，可以選擇留在企業或者回到公務員系統，以后願意到企業去的干部，關系全部轉到企業，也在企業退休。市委組織部立即給全市干部發通知，之后這一現象得到了有效制止，也沒有留下什麼后遺症。

四是非常支持扶貧工作。中央做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決定后，我們組織部聯想到韓國“新村運動”是一村一企，覺得上海完全有條件搞城鄉結對幫扶，用黨的建設促進新農村建設。我們首先找到農委商量，農委很高興，願意和組織部聯手做這個事情。當時上海全市年均可支配收入在30萬元以下的經濟薄弱村有358個，我們探索發動市級機關、國有企事業和中心城區結對幫扶這些經濟薄弱村。但是當時有同志不太贊成，覺得這應該是政府的事，組織部牽頭，有些名不正言不順。這時市委研究室內參《上海黨建要報》刊發了我們開展結對幫扶的文章，習書記看了以后，於2007年7月1日作出批示：“各級黨組織結對幫扶經濟薄弱村，意義深遠且初見成效。需要進一步努力，按照‘以城促鄉、以工補農、以企哺村’的方針，把工作做實做細，努力抓出成效，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做貢獻。”習書記的這個批示一錘定音，在他的肯定支持下，這項工作得到了有力推動，開展得有聲有色。從那時起到現在，上海城鄉結對幫扶的工作一直沒有停過，獲得了很好的反響。

五是對新生事物的敏銳性很強。當時市委組織部探索數字化黨建，一是推進城鄉基層黨員遠程教育平台，二是在長寧區進行黨員教育管理數字化試點。習書記到長寧調研時看到了這個試點，對當時的長寧區委書記說，這件事情做得很好，要把它認真做下去。習書記對這些探索性的事情很敏感，能夠從一個簡單的雛形看到未來的效用，對符合發展方向的事物都給予很大鼓勵。十幾年來，上海的信息化黨建風生水起，不僅遠程教育覆蓋所有的居委會、村庄以及高校、企事業單位，還有基層黨建網、黨建APP，走在了全國前列。

2007年10月習書記離開上海的那一天，他說：“我在上海工作時間短，來不及到每個部門走訪，我沒有到過的部門，都要告別一下。”於是他就來到市委組織部，到每一個辦公室和每位同志握手、留影，大家都很感動。臨走時，他一隻腳已經跨到中巴車上，忽然若有所思，很快又把腳收回來，回頭對我們說：“上海的黨建要成為中央的一個點。”這句話他反復講了兩遍，在我看來，習書記是把鞏固和發展全面從嚴治黨的重任在上海的肩上壓了又壓。我認為，這也是我們這些從事黨建工作研究、關注基層黨建的工作者的重任，希望我們的努力沒有辜負習書記的信任與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