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完成了地方領導工作經驗的積累”

採訪對象：王戰（中），1952年2月生，浙江寧海人。在習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間，任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市委研究室主任、市決策咨詢委員會主任、市委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后曾任上海市社科院院長、上海市社科聯主席。2019年1月退休。邢邦志（右），1963年10月生，安徽廬江人。2007年4月任上海市委研究室調研員、綜合處副處長。現任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丁伯婕（左），1972年9月生，天津人。2007年5月任上海市委研究室綜合處副處長。現任上海市委研究室副主任。

採 訪 組：田玉玨 桑熙

採訪日期：2018年1月10日

採訪地點：上海市社科院會議室

採訪組：王戰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間，您是市委副秘書長、市委研究室主任，是和他工作接觸比較多的人。請您先談談習近平同志到上海之初的一些情況吧。

王戰：的確，習書記在上海工作期間，我主要承擔市委文稿起草工作，和他有比較多的工作接觸。我先從自己負責的工作談談與習書記的交集吧。

我當時負責的工作，可以概括為“一室兼三辦”。“一室”就是市委研究室，主要從事文稿起草和課題調研工作。“三辦”是市委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市決策咨詢委員會辦公室、市委黨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由我室黨群處承擔具體職能，分別從經濟工作、重大課題和黨建工作方面為市委科學決策提供服務。

習書記在上海工作雖然隻有7個月零4天的時間，但我總體感覺，他走的每一步、部署的每一項工作，都很有章法，從整體上看有著嚴密的邏輯。

我理解，習書記在上海的工作，以2007年5月24日至28日市第九次黨代會為界，可以分成上下兩段。黨代會前這一段，習書記的工作重點是圍繞開好黨代會、准備好黨代會報告展開的。黨代會之后，主要就是貫徹落實好黨代會精神。在工作安排上，黨代會之前，習書記是以調研和走訪為主。黨代會之后，是在調研基礎上部署研究課題，落實工作舉措和解決方案。

上海市第九次黨代會面臨一個非常特殊的形勢，就是陳良宇嚴重違紀案件剛發生不久。習書記有一次召集我們討論文稿，他心情沉重地說，以前在外面看上海這個地方，總認為上海做事是最規矩的，“文革”結束以來沒出過什麼大的事情。我們黨的許多老一輩領導同志都在上海工作過，一路走來，非常有成效，而陳良宇的事情一出，對黨和政府的威信損害太大。所以，我認為，習書記在5月份第九次黨代會召開之前做的所有工作，重點就是重建基層干部群眾對市委市政府的信任，重樹市委市政府的威信。

習書記到上海的第一周，就到黨的一大、二大會址瞻仰。后來他到虹口區調研時還專門去了黨的四大陳列館，跑遍了上海所有黨的重要紀念地。

在瞻仰一大會址時，習書記在董必武“作始也簡，將畢也鉅”的題詞前面，駐足思考良久。我想，這契合了習書記來上海之后迫切想要解決的穩定人心的問題。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眾是黨最重要的執政基礎，回到黨的誕生地重溫輝煌歷史的起點，明白我們從哪裡來，也能讓我們對腳下的路更加敬畏，也必須帶著沉甸甸的責任走好未來的每一步。

習書記到區縣調研的第一站選在浦東新區。這既是一次工作調研，更是堅定的政治表態，昭示著上海仍然要堅定不移扛起改革開放的大旗，繼續抓好浦東開發開放。后來，他又先后到其他區縣和民主黨派、總工會、團市委、宣傳系統等多個領域開展調研，還專門就世博會籌備情況召開會議、聽取情況匯報。在與各界干部群眾接觸交流過程中，習書記極強的親和力給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工作調研不搞前呼后擁，與老百姓打交道從聊家常開始，老百姓拿他當自己人看待。從這方面看，習書記為重振上海干部群眾士氣做出了好榜樣。

採訪組：您剛才談到，習近平同志上任之初的工作主要是籌備市第九次黨代會、寫好黨代會報告，這無疑也是市委研究室當時首要的工作。在報告中，必須直面對陳良宇違紀案和社保資金案的總結反思，當時是怎麼做的？

王戰：習書記到上海時，距離市第九次黨代會召開隻有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可以說是很緊張的。之前市委研究室已經提供了11份材料，習書記來了以后，我們向他匯報黨代會報告起草的進度和主要考慮，請他給我們定調，提出修改意見。我感覺，當時習書記就已經在考慮，除了穩定人心之外，還要通過召開黨代會傳遞聲音，准確把握和指導上海未來五年的發展。

穩定人心，首要的是對陳良宇違紀案和社保資金案進行總結反思。這個問題，回避不掉也不能回避。在習書記主持召開的幾個座談會中，大家普遍感到之前的黨代會報告稿對陳良宇違紀案和社保資金案的總結反思不夠。

丁伯婕：開始的時候，我們向習書記報送的關於陳良宇問題的第一稿，篇幅隻有一小段，習書記看了以后說，對這個問題要深入展開談，要體現出上海對此案的深刻反思，體現出市委的堅決態度。后來，在他親自修改下，這部分內容的篇幅不斷拉長。

邢邦志：我們匯總了大家的意見，按照習書記的要求，根據當時中央對這起案件的定性說法、市委常委會務虛會的情況通報和市紀委工作報告的相關內容，重點加強了對陳良宇案危害性的認識和存在問題的反思。最終稿中，這部分內容是這樣寫的：中央嚴肅查處社保資金案和陳良宇嚴重違紀問題，充分表明了我們黨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堅強決心和鮮明態度。案件發生后，我們堅決按照中央要求，緊緊依靠全市廣大黨員和干部群眾，堅定不移推進發展，堅定不移反對腐敗，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保持了大局的穩定，這充分體現了上海廣大黨員和干部群眾良好的整體素質和精神面貌。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這起案件危害巨大、教訓深刻，對黨和國家的事業造成了損害，對市委的威信和形象造成了傷害，對上海的改革發展造成了負面影響，對上海干部隊伍的思想造成了嚴重沖擊。市委常委會結合思想和工作實際，認真查擺問題，深入分析原因，深刻進行反思。我們深切地感到，社保資金案和陳良宇嚴重違紀問題的發生，暴露出我們在黨的自身建設上還存在不少薄弱環節：在思想上，對反腐倡廉工作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和現實緊迫性認識不足，一段時間內放鬆了應有的警覺，對新形勢下反腐倡廉的新情況、新問題、新特點深入研究不夠，缺乏有效應對﹔在制度建設上，既有制度不健全特別是一些關鍵領域的制度沒有覆蓋到位的問題，更有制度執行不嚴、落實不夠、監管不力的問題，特別是極少數領導干部違背民主集中制，搞“一言堂”，將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在干部隊伍建設上，選拔任用機制不完善，對領導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監督不夠嚴格，有些措施還不到位﹔在作風建設上，重視不夠，一些部門和地區不同程度地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和鋪張浪費問題，少數干部脫離群眾、不思進取，極少數領導干部甚至信念動搖、以權謀私、驕奢淫逸，嚴重影響和破壞了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對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嚴肅對待，深刻吸取教訓，採取有力措施，切實加以解決。

可以看出，這部分內容形成了條理清晰的四個層面：一是對中央決定的堅決服從﹔二是對上海干部整體素質和精神狀態的充分肯定﹔三是對案件給上海帶來危害的清醒認識﹔四是對案件原因的深刻反思。這樣的修改和調整，展現了習書記極強的政治意識和大局意識，也更有利於重振上海各界士氣，有利於上海進一步發展。從親自主持修改市黨代會報告對陳良宇案的深刻反思，到黨的十八大以來卓有成效地推進反腐倡廉建設，都充分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全面從嚴治黨的歷史擔當。

採訪組：寫黨代會報告，就涉及過去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一些提法。這些方面是怎麼處理的？

王戰：習書記在處理這個問題上，堅持實事求是、科學求實。他在市第九次黨代會之前召開的幾次座談會上反復強調，對於過去一些好的提法、做法還要繼續提，不因人廢言。為此，我們在過去五年成績總結的部分，沿用了“大力實施科教興市戰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優先發展現代服務業、優先發展先進制造業”等提法。

邢邦志：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習書記在黨代會召開前的大口黨委書記座談會上，提出了“三不”的觀點。第一個就是剛才王戰同志講的“不因人廢言”。習書記認為，陳良宇雖然因嚴重違紀被調查，但上一屆市委制定的上海發展規劃中的很多內容，隻要是對的，是實事求是的，那就要堅持，不能因為某一個人犯錯了，就否定一屆市委的工作。所以像“科教興市”是原來制定的主戰略，后來雖然沒講“主”，但“科教興市”戰略還是作為上海未來五年的發展方向寫在總體思路裡面。二是“不以人劃線”。當時受陳良宇案件影響，上海許多干部都曾被中央紀委工作人員約談，因而不同程度存在思想包袱。習書記充分認識到這一問題，強調不以人劃線，盡管有些干部為前任領導服務過，但工作跟私交是兩回事，要對組織有信心。三是“不要背思想包袱”。習書記講的“思想包袱”是綜合性的，涉及方方面面，比如不敢講話發言，不敢大膽創新，不敢推進工作。所以在那一輪座談會的過程中，習書記不僅要征求大家意見，實際上也是通過和大家的廣泛接觸傳遞一種信息，幫助大家解放思想、提升士氣。

王戰：這方面我就是個例子。因為我作為市委副秘書長、市委研究室主任，為上一屆市委服務多年，可能大家認為陳良宇案件會牽涉到我。雖然我所做的都是分內工作，但畢竟我也算“身邊人”，以為會被組織約談，實際上並沒有。我感到，組織在處理問題和看待干部上是客觀公正的，對此非常感動。

採訪組：請您談談習近平同志是如何通過黨代會報告對上海未來五年的發展提出指導意見的。

王戰：對過去五年的工作進行總結，對未來五年的發展提出大思路和指導意見，是黨代會報告的根本價值所在，體現市委的領導水平和領導能力。在習書記領導下，我們對於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問題，不僅進一步梳理了客觀存在的瓶頸和難題，而且增加了“思想認識上不夠到位，工作效果上還不夠明顯，必須加大工作力度”等主觀認識和工作不足的內容。對總結過去五年工作得出的重要啟示，我們增加了“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對外開放”“始終堅持服務全國大局，牢固樹立全國一盤棋思想，積極主動地推動區域協調聯動發展”等，力求體現認識高度和上海特點。在對趨勢和大局的分析中，對上海自身遇到的問題作了更深層次的分析，增加了“在先行發展過程中也遇到了資源環境瓶頸、體制機制障礙、社會矛盾凸顯等問題。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上海發展到現階段，必須更加注重提高發展質量，更加注重優化發展途徑，更加注重豐富發展內涵，更加注重增強發展動力。歸根結底，就是必須堅定不移地走科學發展之路”等內容。這樣的分析是深刻的，也是到位的。此外，我們在五年總結中，還增加了“軌道交通運營線路總長”“享受廉租住房政策的家庭累計”“積極開展科普教育”等表述，刪除了一些過於細節的內容，使得五年總結更全面、更有說服力。

習書記對上海城市精神的概括，是令我感觸特別深的部分。回過頭來看，這也是他到上海工作之初重振干部群眾士氣的一個抓手。之前，我們關於上海城市精神的提法是8個字：“海納百川、追求卓越”，習書記在此基礎上補充了“開明睿智、大氣謙和”8個字。我理解，他是向全國乃至全世界昭示，上海不僅具有包容性，而且具有開明的心境、睿智的思維、謙和的態度、大氣的格局，上海有信心也有能力成為中國發展的龍頭，成為世界矚目的國際化大都市。加這8個字，代表了習書記對上海精神的深刻挖掘和深切期待，把上海精神的塑造提到一個更高的層次。直至今天，這16個字仍然激勵和鼓舞著上海人，影響著上海各級干部干事創業的決心與態度。

丁伯婕：習書記對第九次黨代會報告初稿關於上海產業發展的方針，作出了重點修改。以前，上海對三大產業的地位界定為“三二一”，也就是說把服務業擺在比一二產業更為重要的位置。但習書記認為，這三個板塊要協調發展、共同發展、融合發展。在最終的黨代會報告中，習書記這樣講道：“大力推進產業結構戰略調整，加快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積極推動三二一產業共同發展，在加快服務業發展中推進結構調整，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這是上海‘四個中心’建設的戰略性產業支撐，也是上海必須長期堅持的產業發展方針。”第九次黨代會結束后，習書記在多個區縣調研中反復強調產業方陣的問題，在黨代會報告提出的“共同發展”基礎上提出了“共同發展、融合發展”。后來我們把這個理念寫進了上海第十次黨代會報告。

習書記對黨的建設這一塊內容非常重視，提出了很多具體的修改意見。比如：在加強黨的思想建設方面，增加了“按照中央部署，認真落實新一輪大規模培訓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隊伍素質的戰略任務，著力幫助領導干部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培養世界眼光和戰略思維，不斷豐富做好領導工作的知識武裝和知識儲備”等內容﹔在加強民主集中制建設方面，增加了“堅持維護班子團結和堅持黨性原則的統一，在班子內部既要充分發揚民主，營造黨內不同意見平等討論的良好氛圍，又要敢於堅持真理，講真話、講實話，開展積極健康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不斷提高領導班子解決自身問題的能力。黨委主要負責同志要成為執行民主集中制的表率，作風民主，多謀善斷，知人善任，做好團結協調工作”等內容﹔在加強基層黨的建設方面，增加了“鞏固先進性教育成果，健全黨員長期受教育、永葆先進性的長效機制，不斷增強黨員的先進性意識，更好地發揮黨員隊伍的先鋒模范作用”等內容﹔在加強黨的作風建設方面，增加了“真正把有限的資金和資源用在為民辦實事、解難事、做好事上。大力弘揚求真務實精神，在調查研究上狠下功夫，在攻堅克難上狠下功夫，在改革創新上狠下功夫，在抓好落實上狠下功夫，以更加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不斷開創上海發展的新局面”等內容。這些重要修改，使黨代會報告更加全面，也讓廣大干部群眾充分認識到新一屆市委把加強自身建設擺在首位的勇氣和決心，也自然獲得了大家的認可與信賴。

王戰：在黨代會報告修改過程中，我感覺習書記對很多問題的看法都非常有前瞻性。比如前面講到的三二一產業共同發展、融合發展的問題，比如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問題。關於“四個中心”建設中航運中心問題，當時我們就寫了兩三句話，習書記在一次座談會上提到，現階段要把提升航運的軟件建設和功能開發擺在更為重要的位置，后來就在黨代會報告裡專門加了一段話：“加快以上海為中心，浙江、江蘇為南北兩翼，華東地區和沿長江地區為主要腹地的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完成洋山深水港區后續工程，充分發揮洋山保稅港區功能，不斷提高集裝箱運輸水水中轉和國際中轉比例，強化軟件建設和功能開發，集聚更多的國際航線航班，顯著增強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的輻射力和影響力。”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其實上海在航運中心建設中，集裝箱吞吐量已經多年名列世界前茅，但軟件建設一直還是短板和軟肋。習書記在十年之前就提出了這個問題，可見他的前瞻性思考。

關於文化建設，第九次黨代會報告稿開始隻寫了文化產業、文化事業怎麼發展，習書記說，上海的文化應該是大文化，不光是文化產業、文化事業，還應該包括教育、體育，這都是文化。而且他強調，創新人才對上海來說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原來我們把黨管人才放在黨建裡面，在最終稿裡，專門在文化領域有一大段講“深入實施人才強市戰略，形成人才輩出、人盡其才的良好局面”。

採訪組：您和習近平同志主要是打文字交道，您認為他在文風上有哪些特點，提出過哪些要求？

王戰：確實，我們和習書記接觸最多的就是文稿，感受最深的也是他的文風和對文字工作的要求。他的文風有很強的個人特點，最突出的一點就是深入淺出、接地氣。

習書記把文風問題看得很重，認為這也是黨風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講話喜歡用老百姓聽得懂、又感到很貼切的典故和成語，比如他當時引用的“授人玫瑰、手有余香”等語句，直到現在都傳播很廣。

在日常文稿接觸中，文風問題也是習書記對我們要求的一個重點。有一次，他跟我說起當年他在陝北梁家河插隊時，給他的父親習仲勛同志寫家書，敘述自己在那裡放羊的情況。沒想到習仲勛同志在回信上用紅筆幫他改正了錯別字，這件事給他震動很大，所以后來每天放羊都隨身帶一本《新華字典》，邊勞動邊學習。我聽了以后心想，習書記當年也就是一個筆誤，但他能由此受到那麼大的震動，這說明他自我要求很高。這實際上也是通過這個故事給我上課啊，於是我就跟研究室的同志們講，這是書記在給我們提要求，我們一定要加強學習，努力提高文稿質量。

習書記日常公務繁忙，但仍然抽出許多時間閱讀大量書籍和報刊，看到有意思的東西就批轉給我們，在文稿起草中加以借鑒。有一次，他看到《解放日報》上有篇短文，寫的是諸葛亮識人的“七道”，就批給市委研究室，說“此‘七道’可在黨建組工廉政文稿起草時作為引用之素材”。這篇文章引用的是《諸葛亮集·將苑·知人性》中的一段，意思是說，諸葛亮很注意怎麼辨識人，他說：“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間之以是非而觀其志”，意思是在是非曲直之間觀察一個人的志向，也就是舉什麼旗幟﹔“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通過與他深入辯論來判斷其應變能力﹔“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看這個人有沒有學識和見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看這個人在危難之際是否有勇氣和擔當﹔“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透過一個人的酒品觀察他的人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在利益面前看他是否廉潔﹔“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對他委以重任，看他是否能言行一致，講求信義。諸葛亮堅信，隻要如此，一個人的本性便會淋漓盡致地表現在你的面前。習書記看到這個文章，就想到了我們稿件的起草。后來在2007年8月召開的全市黨政負責干部大會上，習書記說道，現在極少數干部擅做“兩面人”，對自己做偽裝，要加強干部考察和監督，然后就引用了諸葛亮識人的“七道”，生動簡潔，起到了很好的警示效果。

丁伯婕：習書記的文風，最明顯的就是講大白話，而且很善於用典。他引用的很多成語都是信手拈來，講到某個問題的時候自然而然地講出來，而不是我們在文稿裡面刻意添加的。我記得好幾次到他辦公室討論稿子的時候，他對一些古詩詞也是脫口而出。

王戰：習書記平常講的一些成語，都是大家耳熟能詳、又非常富有哲理的，干部群眾都能聽得懂。還記得2007年8月，上海世博會開幕倒計時1000天的時候，習書記接受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等中央主要新聞單位集體採訪，我們在前一天給他准備了一個稿子，后來聽他的秘書說，習書記對這次採訪非常重視，准備了整整一晚上。第二天，隻見習書記信步走向記者，手裡沒有拿一頁紙。他的記憶力驚人，有關世博會籌備情況的各種數據都已諳熟於心，而且他還借此之機向世人昭示：舉辦世博會是國家行為，是上海實現科學發展的重要契機，上海將牢牢把握住機遇，全力以赴創造更好條件，搭建更大平台，在更廣范圍內、更高層次上放大世博會效應，與兄弟省市一道共享世博會帶來的發展機遇和成果，力爭讓上海世博會成為一個歷史性的標志。採訪接近尾聲時，習書記談到“成功、精彩、難忘”的辦博目標，很自然地引出了毛澤東同志的名句：“俏也不爭春，隻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贏得現場記者的掌聲。我看到現在有些地方在文稿起草中也喜歡引用一些成語，但引得太深了，反而不容易走近群眾。所以這方面我們應該向習書記好好學習，學習他以朴實文風“春風化雨”的能力和水平。

採訪組：您負責的工作除了“一室”，還有“三辦”。對上海當時宏觀上的規劃部署，您一定了解很多“背后的故事”。請您談談當時習近平同志對哪些工作比較關注，提出了哪些要求和舉措？

王戰：那我就“三辦”的職能分別談談。

第一個“辦”：市委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2007年7月，上海市委參照浙江省委財經領導小組運作情況，成立市委財經領導小組，強化在市委領導下分析研究、協調本市財政經濟改革發展的指導方針、重大決策及有關重大財經問題。辦公室設在市委研究室，由我任主任，市發改委主任兼副主任，主要負責籌備財經領導小組會議，整理形成會議紀要。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市委財經領導小組的成立，進一步加強了市委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效率和影響力都前所未有地得以提升。今天，我們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不難看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首要的一條就是堅持黨領導經濟工作，其實早在浙江、早在上海，他就是這樣考慮和部署的。

第二個“辦”：市決策咨詢委員會辦公室。主要是根據市委的重大決策部署和關注的焦點問題，統籌相關部門成立課題組，協調開展調查研究，推動決策部署的落實。應該說，決策咨詢委不僅服務於市委重大項目論証，而且起到了“老娘舅”的作用（注：在上海，人們常把那些有威望、講公道的年長者稱作“老娘舅”）。比如，過去中央和市委精神一出，很多研究機構都搶著做同一個題目，力量分散，資源和精力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復浪費。決策咨詢委成立以后對這類情況統籌考慮，按照市委意見科學分配任務，解決了這一問題。

當時的決策咨詢委為推動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對國產大飛機的落戶、崇明生態島建設、鬆江家庭農場經驗總結、“營改增”的實施，都提出了很好的決策咨詢意見。2007年5月，上海市政協提交了一份《關於繼續深入研究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系列課題的情況報告》，習書記在上面批示：“市政協關於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系列專題的調研計劃很好，選題准，安排周密，我都贊成……待調研成果出來以后，我將安排時間參加研討。”2007年6月，決策咨詢委根據習書記以及市委對推進下一階段全市重點工作的有關要求，在聽取有關方面意見和建議的基礎上，初步選定了四個調研課題，組織開展調研。第一個課題就是深入推動長三角聯動發展工作調研，重點研究五年來上海與長三角聯動發展中取得哪些新推進、新成效，深入分析影響、制約長三角共同發展與一體化推進的瓶頸。

採訪組：我們了解到，習近平同志一直以來對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非常關注。這方面他當時都牽頭推動了哪些工作？

王戰：確實，習書記到上海工作之前在浙江任省委書記，對長三角一體化問題的關注是很早之前就開始的。他看問題不是站在一時一地，而是著眼長遠，從大局考慮。

2007年5月，國務院在上海召開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座談會，提出要在新的更高起點上謀劃長江三角洲地區更好更大發展。這次座談會之后，國務院於2008年9月出台了關於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2010年5月出台了《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長三角發展進入新階段。

那次座談會之后不久，2007年7月3日，香港瑞安集團董事長羅康瑞給我寫了一封信，主要講他於5月中旬赴美國舊金山與灣區委員會負責人會面，商討長江開發滬港促進會與舊金山灣區委員會在4月簽署的合作框架協議內各項具體工作和落實情況。他了解到習書記一直在積極推動長三角經濟合作，深感上海發揮經濟中心城市作用、與周邊省市產業分工、形成長三角一體化的時機到了，建議借美國舊金山灣區大型代表團訪問長三角地區之際，舉辦“長江三角洲發展與合作”國際研討會，加強國際間合作，共同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挑戰與機遇。

收到這封信，我感到此事對推進長三角合作有一定的意義，就向習書記匯報了相關情況，但對於市委能否同意召開這樣的研討會也不確定。沒想到習書記當天就作出批示：“可與有關領導探討開會的方式與時間。”此后他還約見了羅康瑞先生。這說明，習書記是全力支持研討會召開的。后來，灣區代表團來滬走訪產生實質效果，就在那一年，上海成功引進舊金山灣區的硅谷銀行，設在楊浦區。也正因為楊浦區這一項目的落戶，其他項目也紛至沓來，聯合國的南南技術合作交易所后來也落戶於此。推動了“工業楊浦”向“知識楊浦”的轉型發展。

2007年7月22日至26日，習書記親自帶隊到江蘇、浙江學習考察，進一步密切了長三角地區各城市之間的聯系，同時也帶領上海干部從江浙兩地找差距，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

2007年8月，習書記讀到一份內參資料，名為《香港深圳兩地研討共建國際頂級大都會》，對於構建港深都會問題進行了深入闡述。這同樣是一個跨區域合作發展的典型案例，習書記對這份長達17頁、萬余字的材料看得很認真，感興趣的地方都用筆作了標記，最后還作了批示，指出港深都會是創新探索，但在制度、法律等諸多方面還存在障礙，希望上海能夠借鑒其有益經驗，提出“長三角城市群建設應進行創新探索”。我理解，習書記是希望我們從中思考，長三角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上海應該切實發揮龍頭作用，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

採訪組：可以想見，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也有一些現實困難吧？對此習近平同志又是如何看待和解決的？

王戰：長三角一體化是跨行政區的合作，推動起來確實存在困難。各地區往往都要先考慮自己的GDP、自己的產業、自己的就業，所以上海曾經一度隻提“四個中心”，回避“龍頭”的提法。但習書記來了以后態度非常鮮明，以上海城市精神的重新闡述為基礎，談到上海作為一個擁有“開明”“大氣”精神基因的大都市，必須發揮好龍頭作用。

習書記2007年帶隊到浙江考察時講過這樣一段話：“在推動長三角區域合作中，上海要重點做好‘深化、放大、提升、搭台’工作，在加強合作、互動共進中實現共贏。要推動滬浙合作交流向全方位、深層次發展，努力實現市場相通、體制相融、資源共享、交通共連、人才互通、產業互補。要放大長三角地區協調發展的效應，推動長江流域乃至更大范圍的區域協調發展。要進一步提高合作交流層次和水平，在黨委、政府層面，努力提升相互溝通協商的水平﹔在企業、民間層面，注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共同提升區域整體市場化水平。要更加積極主動地搭建各種平台，著力增強金融、期貨、產權、技術等各類要素市場服務功能﹔要抓住2010年上海世博會機遇，與浙江及其他兄弟省區市一道，更好地放大世博會效應，共享世博會帶來的發展機遇和成果。”

我認為，習書記這段話講清了上海在推動長三角一體化進程中扮演的角色和要實施的舉措，既高屋建瓴，又很有現實針對性、可操作性。

邢邦志：關於長三角一體化問題，習書記曾經強調上海和周邊省市要有合理分工，他還總結了“三個在上海、三個在外面”，就是“頭”在上海，“身體”在外面﹔研發在上海，生產在外面﹔關鍵制造在上海，產業鏈在外面。這個講得很生動，也說明他對這個問題思考得非常深入。

王戰：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回到上海考察工作，再次強調要發揮上海在長三角地區合作和交流中的龍頭帶動作用。他指出，這既是上海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中央賦予上海的一項重要使命。要按照國家統一規劃、統一部署，圍繞落實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精神、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推動長江經濟帶建設等國家戰略，繼續完善長三角地區合作協調機制，加強專題合作，拓展合作內容，加強區域規劃銜接和前瞻性研究，努力促進長三角地區率先發展、一體化發展。

2016年5月，國務院發布《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長三角迎來了全面協同、融合發展新階段。區域合作主題和平台不斷豐富，已經形成了“三級運作”的區域合作機制，共有交通、能源、信息、科技、環保、信用、人社、金融、涉外服務、產業、城市和食品安全等12個合作專題，並根據合作任務進行動態調整和深化。都市圈建設突破行政區劃限制，在上海龍頭帶動下，推動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蘇錫常都市圈、寧波都市圈的同城化發展。產業協同協作能力持續增強，以產業園區共建為載體，長三角區域的產業轉型升級穩步推進。浙江嘉興有15個省級以上開發區與上海重點平台簽訂合作協議﹔大飛機項目落戶上海后，江蘇鎮江主動對接，為大飛機提供航空座椅、舷梯等配件。目前鎮江已成立航空航天產業園，成功引進近30個涉航項目，總投資超過100億元。可以說，長三角已成為中國經濟版圖上當之無愧的綜合實力最強的經濟圈。

採訪組：您剛才講到，您作為市委決策咨詢委主任，承擔了為市委組織重大課題研究的責任。除了長三角一體化合作問題，當時習近平同志還重點關注哪些問題？

王戰：習書記關注的問題，很重要的一個是上海產業發展的方針。上海從“八五”到“十一五”，連續四個五年計劃對於產業發展提的都是“三二一”，體現了對服務業的重視程度。起初在“八五”時期，我們都覺得是對的，因為上海當時在計劃經濟調節下，除了工業和商業別無其他，上世紀80年代初服務業比重還不到20%。后來逐漸的，很多人把服務經濟理解為發展服務業，注意力也就放在怎麼把現代服務業搞上去。上海關於“四個中心”的提法，除“經濟中心”外，另外三個實際上對應的都是現代服務業。

在籌備市第九次黨代會的前期座談中，習書記講道，這麼大的一個上海，制造業怎麼能丟了呢。於是，我們組織了促進上海產業發展方面的調研，先后對上海制造業、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建設現代農業、突破城鄉二元結構、加快發展民營經濟等進行專題調研。在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習書記確定了二三產業共同發展、融合發展的方針。過去“三二一”的提法是有側重的，首先是發展第三產業，然后是第二產業。共同發展、融合發展，則是把二三產業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可偏廢。

我覺得，習書記對於“融合發展”的提法非常具有前瞻性。那時候，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應運而生。但是我們在統計上面，把這一塊計入到制造業裡。比如說寶鋼集團的產值都算作工業產值，但其實寶鋼下面有很多是做軟件、工業設計等業務的，實際上都是服務業。習書記在那個時候及時調整上海的產業方針，緊緊抓住了融合發展的先進理念，對於上海整個產業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引領性作用。

客觀地講，上海是老牌的工業大市，在發展重化工階段是全世界做得最漂亮的﹔上世紀80年代，紡織業也是上海的一大驕傲。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上海的制造業卻出現下滑現象。我曾經分析上海制造業的三個現象：一是外資企業“強而不為”，引進的外資企業雖然強大，但不會把核心技術交出來，只是做表面文章﹔二是國有企業“大而不強”，創新推動步履維艱，打個比方說，如果一個國企拿出上一年盈利的百分之五十轉化為研發經費，那報表上就隻有一半的利潤了，再加上高管都是任命制，缺乏一定的責任激勵，前人搞創新，效益卻成了后人“乘涼”，自然積極性不高﹔三是民營企業“活而不大”，相較於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活力強，創新動力足，但上海的民企和浙江比起來體量小了點。所以無論從哪個方面講，上海既有重振制造業的責任，也有創造新輝煌的空間。習書記對上海產業發展方針的調整，無疑是及時的，也是根本性的，對上海發展的影響是深遠的。

市第九次黨代會召開后，新華社一篇報道講到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面臨瓶頸制約，習書記讀到以后，在上面作了很長一段批示：“如何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應深入進行研究。可設立課題，展開戰略研究﹔把課題交給有關研究單位，組織有關專家研究討論﹔最后形成市委市政府決策的政策措施方案。請王戰同志考慮牽頭實施。”后面還講得很具體：“我可參加專家研討會，研究成果可提交市委討論審議。”

根據習書記的批示要求，我們對如何建設國際金融中心作了專項研究安排，總體要求是牢牢把握上海推進“四個中心”建設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從全局和戰略高度，超前研究上海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進程中可能遇到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制度性政策性設計和准備方案以及相關舉措。每形成一定研究成果，我們都以決策咨詢委員會專報的形式及時向習書記以及市委報送，習書記對每一期專報都看得非常認真，時常作出批示或批轉要求。2007年10月27日，我們還按照習書記的要求組織召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專家研討會。那個時候，習書記已經離開上海到中央工作了，沒能參加這次研討會。但對於上海來講，他為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破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基礎性工作，為上海“四個中心”建設起到了關鍵作用。

採訪組：請您談談第三個“辦”，也就是市委黨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工作吧。

王戰：好的，這也是習書記指導上海黨建工作的一個重要體現。

習書記在上海工作時間不長，但始終高度重視黨的建設。他多次指出，上海是黨的誕生地，要充分認識抓好上海黨的建設的特殊重要性。上海正處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隻有不斷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不斷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才能不辱使命。

我清楚記得，2007年8月28日，習書記在調研盧灣區后告誡大家，要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不斷加強黨的建設。他指出，盧灣區是中共一大會址所在地，從精神象征的意義來講，盧灣也應該成為黨建的先進所在地，這樣才能不辱門楣。他專門提到了隊伍建設和作風建設，說盧灣區地處繁華之地，領導干部在這裡都要經受各種考驗，必須切實加強領導干部的作風建設，以更加昂揚向上、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不斷開創各項工作的新局面。習書記就是這樣把上海的黨建工作放在黨的大歷史、放在我們所處的大時代來認識的，也是放在黨的大歷史、放在我們所處的大時代來加以推進的。

實際上，習書記一到上海，就要求盡快安排黨建調研。市委組織部建議去上汽集團調研國企黨建，去靜安區調研社區黨建包括商務樓宇和“兩新”組織黨建，習書記對這個建議很滿意，認為體現了上海的特點，很快就在2007年4月17日進行了調研。在調研中，習書記深入街道社區、“兩新”組織一線，同基層黨建工作者深入交流。也正是借這次調研，習書記提出了一個命題，就是：隨著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上海作為一座特大型城市，如何努力走出一條符合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黨建工作規律、具有上海特大型城市特點的基層黨建新路子。這是一個很大的命題，他希望基層的黨組織共同來實踐並破題。

在市第九次黨代會報告中，習書記對加強黨建用了很大的篇幅，較之前大大加重了分量。他從六個方面對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提出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要求和措施：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加強民主集中制建設，增強黨的團結和活力﹔加強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建設，把各級領導班子建設成為善於領導科學發展的堅強集體﹔加強基層黨的建設，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凝聚人心、推動發展、促進和諧的重要作用﹔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以反腐倡廉的實際成效取信於民﹔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努力形成團結奮進干事業的良好局面。

2008年8月2日，習書記已經離開上海，但他仍然在一份資料上對上海黨建工作作出批示：“上海市委對基層黨建工作十分重視，領導責任到位，督促檢查有力，頗有成效，特別是在建立區域性大黨建格局，資源整合型黨建工作模式，基層黨建工作支撐體系等方面，很有新意。希望進一步抓好黨建工作責任制的落實，不斷探索創新。”他把黨建的三塊都寫得很清楚，不是很籠統的批示，足見他對上海的黨建工作念茲在茲。

採訪組：在你們看來，習近平同志當時在工作中有哪些顯著特點？

王戰：習書記對上海工作的謀劃，他不是做短期打算、搞過渡，而是立足上海長遠發展。就像我剛才講的，習書記的布局是在市第九次黨代會召開前后進行大規模的調研，然后就根據調研了解的情況展開部署。“四個中心”是中央對上海提出的一項國家戰略，他就從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開始破題﹔抓區域協調，就從長三角一體化合作入手﹔市裡的經濟工作，他重點關注制造業、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等方面，可以說是穩扎穩打，有條不紊，謀定而動。

習書記謀劃工作具有極強的長遠眼光和國際眼光。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中心”大廈建設。習書記在上海工作期間，上海市正著手籌建“上海中心”大廈，要將其建設成為陸家嘴核心地段的標志性建筑。上海市規劃局聯合上海城投（集團）有限公司、上海陸家嘴集團公司等幾家國資公司共同開展方案征集、建設評估等工作。2007年8月18日，習書記到“上海中心”項目組考察，在浦東新區國家開發銀行大廈仔細觀看了方案模型。習書記對這項工作極為看重，提出了很多大廈設計的總體定位和建筑原則。習書記認為中央把上海定位為“金融中心”，上海應該有一座金融城，而這座金融城的點睛之筆在於“上海中心”。他說，點睛之筆就要濃墨重彩，建設上要有國際眼光，建成后可以拿出來和國際上任何一座超高層建筑媲美。習書記還在現場敲定了“上海中心”建設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則，結構高度建為580米，要保証它在相當一段時間裡仍然是上海最高的樓。2008年11月29日，“上海中心”大廈進行主樓樁基開工。2016年3月12日，建筑總體正式全部完工。2016年4月27日，宣布分步試運營。2017年4月26日，位於大廈第119層的“上海之巔”觀光廳正式向公眾開放。由此，中國第一高樓、世界第二高樓——“上海中心”正式揭開面紗，屹立於世界公眾面前。

當時，“上海中心”總體設計方案也是習書記親自“拍板”選定並提出設計原則的。他說，“上海中心”在建筑形態上要挺拔、穩重、大氣、簡潔，還要體現環保、節約的生態理念和超前的科技理念。他提出，搞這種建筑，安全決定一切，首先從建筑的安全性出發，同時兼顧工程的可靠性、結構的合理性、面積的實用性，成本上要可控。在建筑形象上，造型、寓意要體現標志性，要讓人眼前一亮，不能讓人覺得似曾相識，更不能有負面寓意﹔在群體形象上，要和周邊建筑渾然一體，體現和諧之美。他還特別強調，方案細化設計過程要陽光化，充分聽取專家和群眾意見，要注意與群眾對話。我們聽到這些話都非常受觸動，習書記並不是建筑專業出身，但對城市規劃和工程建設有很獨到的見解和眼光，特別是提出的設計原則和理念既有前沿性，又強調切合實際，確實令我們嘆服。如今，“上海中心”大廈已成為上海一張亮眼名片，被譽為立體的金融城，還先后獲得“世界最佳高層建筑獎”“上海科技創新特等獎”等榮譽，其標志性、安全性、創新性、實用性、獨特性都得到了世界公認好評。2018年11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到上海考察時，還特別來到“上海中心”大廈。他在119層觀光大廳俯瞰這座他曾經工作生活過的大都市，還認真詢問了當年他關注關心的那些民生項目的情況。

總體來說，我認為主政上海的工作經歷對於習書記而言有三層意義。第一，從梁家河到河北正定，從福建到浙江，再到上海，習書記經歷了地方不同層級重要領導崗位的歷練，在上海完成了地方領導工作經驗的積累。第二，他為上海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導思想。他帶領上海干部群眾在很短的時間內扭轉被動局面，重振信心和士氣，短短7個月時間調研了所有區縣以及很多重要領域和部門，提出了一系列有前瞻性、針對性的工作舉措，對於穩定局面、進一步深化上海改革開放發揮了重要作用，讓上海“排頭兵、先行者”地位更加名副其實。第三，他由此從地方走向中央，為領導全國層面的工作積累了經驗，提供了思路，奠定了重要基礎。習近平總書記現在提出的具有“四梁八柱”性質的舉措以及黨的十八大以來重點抓的工作，有很多都可以在上海找到端倪。

邢邦志：講到習書記在工作中的特點，我有幾個比較突出的感受。首先，習書記是一個有大格局的人。他在市第九次黨代會報告中指出，上海未來發展要堅持“四個放在”：一是要放在中央對上海的定位中﹔二是放在全球化大趨勢下，要建設國際化大都市，要有全球視野﹔三是放在全國的大格局中﹔四是放在中央對長三角的定位上。以往，上海人考慮上海問題大部分想自己的事比較多一點，但習書記這一番話，講出了上海本該有的胸懷與格局，講出了海納百川、縱橫捭闔的大氣，給人印象非常深刻。

其次，他是一個開明睿智的人。我剛才講了他提出的“三不”觀點，在上海期間，他還提過“三個區別開來”。在市第九次黨代會召開的前一周，習書記主持召開市委全會，針對陳良宇案件給干部群眾帶來的心理負擔，他專門指出，要把市委集體作出的正確決策跟個人的錯誤區別開來，要把個人的嚴重違紀行為和執行錯誤決定的行為區別開來，要把工作中的態度和個人的觀點區別開來。這“三個區別開來”提出以后，我覺得對上海的干部觸動很大，許多人也由此一改畏手畏腳的工作態度，全身心地投入到事業發展的洪流之中。

第三，習書記是一個淡定從容的人。在市第九次黨代會閉幕后，習書記在上海興國賓館就世博會籌備工作接受了九家媒體聯合採訪。採訪前，我們給他准備了一個十幾頁的素材稿，有很多數據，涉及很多內容，但最后，他沒拿稿子，現場侃侃而談，揮洒自如。

第四，習書記是一個平易近人的人。還記得在市第九次黨代會間歇，幾位領導都在主席台上，我鼓足勇氣，拿著10個信封走到習書記面前，說：“我代表報告起草組請您給我們簽個名。”他當時就笑著對我說：“你們辛苦了！”然后就在台上給我簽了10個，讓我轉發給大家。一般的領導，可能讓秘書帶回去再簽，但他不是，體現了滿滿的誠意。

王戰：習書記工作中最大的特點就是始終保持一種熾熱的人民情懷。當時習書記知道我們開展重點課題研究，民生問題是很重要的一塊。2006年底至2007年初，《瞭望東方周刊》對全國31個主要城市進行了城市總體幸福感調查，上海三項指標居於全國首位，也有幾項在全國相對靠后。2007年8月，市政治文明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向習書記報送了《由上海幸福感指數全國排序引發的思考》，他在上面作出批示：“應關注‘幸福感’，重視民生、以人為本，但不必過度關注絕對指標。”

習書記總是把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放在心上。我記得有一次，習書記在從楊浦區調研回來的路上，看到沿途一大片高樓，沉吟片刻，說：“上海高樓林立，這麼密集，一旦發生火災是非常危險的，一定要加強消防安全防范工作，不能讓老百姓受災。”他還說，前一天晚上聽到外面有一點聲音，就睡不著了。“這麼大的城市我還沒管理過，這聲音一響，也不知道會出什麼事情，不放心。”他這一番話給我很大觸動。正是因為習書記對老百姓懷有極高的責任感，才會第一時間想到老百姓，才會寢食難安。

以往，大家對於有些領導干部的印象就是前呼后擁，到基層調研有時就是走走形式，根本不深入。可習書記大不一樣，他到基層調研都要提前做功課，閱讀大量背景資料，和老百姓聊天也都是聊他們關心的切身利益問題，而且從來不搞大排場，每次調研都是輕車簡從，他也從來不給基層提特殊要求。平時和我們交流工作，他也很喜歡聽我們講意見建議，讓我們暢所欲言，從來沒有架子。

習書記非常注重黨的紅色傳統傳承。有一次，我聽到他感慨地說，他工作過的地方都有革命根據地或紀念地，陝西有延安，河北有西柏坡，福建有閩西蘇區，浙江有南湖，上海有中共一大會址，還有二大、四大召開地。他還說，優秀文化傳統和革命精神，是歷史賜予我們的寶貴財富，也是我們開拓未來的豐富資源和不竭動力。我理解，也正是基於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考慮，黨的十九大一閉幕，習近平總書記就帶領中央政治局常委來到一大會址和南湖紅船，回望來時路，堅定前行路。

習書記還非常尊重老同志。2007年7月，習書記帶隊到江浙調研的時候，有一天住在杭州劉庄，晚上10點多鐘，他忽然叫我過去，我當時以為有重大的事情。結果習書記對我說，他想起了一件事情，就是有個稿子叫我特地去征求老同志的意見，其中對於王力平（上海市政協原主席）和周克（上海市委組織部原部長）兩位老同志，讓我親自上門，聽取他們的意見。在市第九次黨代會召開之前，習書記也專門邀請老同志召開座談會，聽取對黨代會報告的修改意見，可見他對老同志的尊重絕不是表面做做樣子，都是真正發自內心的。

採訪組：這些年來，您和習近平同志的個人交往也比較多，請您從日常接觸的角度談談您的感受。

王戰：我為習書記直接服務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我們的聯系一直延續到現在。我認為這是信任，也是緣分。

2007年3月，習書記到上海任職不久，有一天他問我：“2005年是不是你陪我到洋山港去參加活動的？”我說是。2005年，總投資130億的上海洋山國際深水港一期工程竣工並開港。實際上洋山這塊地是浙江的，因此開港儀式也邀請了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我奉命去楓涇接他。我想，這路上要走一個多小時，我陪他坐面包車，總要聊點什麼。后來想起，他在農村插過隊，又在正定當過縣委書記，那我就跟他談談農村吧。習書記上車以后，我們就從農村改革聊起。我說，家庭承包制在中國古而有之，均田制就是封建社會的家庭承包制。習書記聽了，感覺我的觀點很新鮮，來了興趣，讓我接著說下去。我說，中國和歐洲的一大區別就是，中國北魏開始搞均田制，歐洲搞的是長子繼承制。按照均田制原則，15歲的男丁分地60畝，地多人少，種不過來，一方面催生了農業技術進步，另一方面也催生了中國農村“多子多福”的習俗，認為多生兒子，有了強勞動力，就能耕作更多的土地，獲得更多收益。一代代下來，中國的國情就變成了人多地少。唐天寶年間安史之亂是現象，根源是均田制崩壞，黃河頻頻泛濫，老百姓在中原地區活不下去，就出現了唐宋兩次大移民。而歐洲是長子繼承制，次子就到城市自力更生，或者參加十字軍東征，或者到海外參與擴張。之后，文藝復興、新教革命、思想啟蒙運動直至工業革命，都可理解為“次子們”討生活的所思所為。

沒想到，習書記到上海以后，就想起兩年前我和他在車上交流的情景。他對我說：“你當時在車上給我講的歐洲長子繼承權問題，我后來還專門請人在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這讓我感到意外，說明習書記是一個非常熱愛學習、善於思考又非常有心的人。這是我與他的第一層緣分。

第二層緣分是我們都是知青，曾經有很長時間的插隊生活經歷。有一次習書記說起自己少年時期的經歷。他說，“文革”初期離開北京去“大串聯”，第一站就到了上海，品嘗了陽春面，還到國際飯店去看了看。后來，在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中，他到陝北梁家河插隊，受到了當地淳朴老百姓的關愛。他一邊刻苦讀書，一邊擔任大隊書記，幫農民搞沼氣，改變農村落后面貌，還獲得了先進稱號。我在江西吉安地區的新干縣插隊11年，農村所有的事情都經歷過，對習書記講的事感同身受，也非常能夠體會他對中國普通農民的那種朴素情感。黨的十八大以來，他始終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可見他的為民情懷根深蒂固。

第三層緣分可能就是我從改革開放之初就開始從事決策咨詢研究，對於上海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有一定的了解，與習書記共事的時間雖短，但他很善於聽取意見和建議，有時還會聊起對一些問題的看法，這種信任感，令我十分感動。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離開上海以后，您和他見過許多次面，您后來做的很多工作依然是圍繞他的要求部署來開展的。請您介紹一下這方面情況。

王戰：習近平總書記到中央工作以后，認為上海在許多方面做得比較靠前，經常會請上海的一些干部建言獻策，或是讓中央有關部門的同志到上海開座談會了解情況，所以這不是對我個人的認可，而是上海經濟社會發展卓有成效的一種體現。我參與的工作主要有這樣幾項。

一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文件的起草工作。我從2007年開始參與，除了2009年生病沒去，一直參與到現在，包括2017年經濟工作會議。一直以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文件起草工作不僅是中央有關部門參與，也會從我國東中西部找幾個有代表性的省市的同志一起參與，目的是形成符合我國國情、符合地方發展實際的文件。黨的十八大以來，每次起草工作開始時，中央有關負責同志都會給大家講習近平總書記的主要思路和要求。在討論過程中，我深刻領會和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精神，多提地方上遇到的一些問題以及解決方案，從來不講大話和客套話。

二是人大方面的工作。我從2008年開始當了十年的全國人大代表，有機會在每年3月份和習書記見上一面。他每年在上海代表團參加審議，總是不斷為上海出題目，與時俱進地對上海發展提出一些新的更高要求。我也積極履行全國人大代表職責，在人代會上建言獻策。我印象比較深的是2014年，我就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問題提了五條建議。在那一年春節前，上海社科院做了一個調研，向139位國內外專家發放問卷。結果顯示，大家對過去3個月國家出台的12項改革中的7項評價良好，包括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黨風廉政建設、單獨兩孩、廢除勞教、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改革工商登記制度、成立上海自貿區。也有反映不佳的，比如新股發行制度改革。我覺得這項改革方向是對的，問題是落而不實。說到這裡的時候，習近平總書記就拿起筆認真做了記錄。我接著說，老百姓看重改革如何落實，以此來評判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必須通過改革不斷鞏固改革共識。國家要有統籌全局的深化改革時間表，現在說是有時間表，但還是比較粗的。

我當時還說，我們統計到共有339個改革項目，一下子推出會造成“交通擁堵”。建議第一階段按照先易后難原則、最大公約數原則、瓶頸原則安排改革事項。這時候，習總書記放下筆，微笑著糾正我：“不是339項，是336項。”隨后，他轉身對一起參加上海團審議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同志講：“王戰同志剛才提的五條建議‘照單全收’，擇善而從之。”

參加兩會審議的這幾次，每一次見到習總書記，他都會問：“最近身體還好嗎？”“看你挺精神的。”我2009年患肝癌動了切除手術，第二天他就請秘書來電問候。他對其他人也一樣親切，每次討論結束以后都要一一和大家握手，一邊握還一邊向對方詢問近況，就像老朋友敘舊一樣，體現他極強的人格魅力。

三是專家座談。我分別於2014年和2016年兩次參加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就當時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進行交流。習近平總書記對專家學者非常尊重，對大家的發言聽得都很認真很仔細，有時還會插話，問一些問題，和專家們互動討論。2016年那一次發言，習近平總書記插話說：“我在上海工作的時候，王戰同志就是幫我搞文稿的。”然后，他又轉過來問我：“上海社科院現在也是國家高端智庫吧？”我說是的，當時心裡真是高興極了，說明總書記對我們這個地方的智庫也非常關注，這極大鼓舞了我們上海社科院搞研究的同志們。

四是高端智庫建設。還記得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看到我，握著我的手問：“身體怎麼樣？”我說：“挺好，不錯，向總書記報告，我現在到社科院工作了。”他一聽，說：“多幫我做點戰略性研究。”

2015年底，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工作啟動，共有25家機構入選首批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研究范圍涵蓋政治、經濟、思想、科技、軍事、法律、國際各領域，有10家是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直屬機構，2家是部委直屬機構，佔入選智庫總數一半，隻有5家不在北京，上海社科院佔其中一席。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智庫建設，多次作出批示。中國本不缺智庫，黨政機關本來就有很多研究機構，高校也有很多研究所。但中央要實現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不斷增強綜合研判和戰略謀劃能力，就需要有更多建言獻策能力強、含金量高的智庫。

早在2007年，習總書記在上海工作期間就充分發揮“一室三辦”的決策咨詢作用，所以我們特別能理解后來他提出要建設新型高端智庫的要求，也一直努力提高自身研究水平，爭取推出更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還記得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工作期間，曾經和我交流過一個話題。他說，他在浙江待了五年，把全省大大小小的地市跑了一遍，認為浙江的傳統文化說到底，就是“三教合一”。我當時聽到這個觀點感到很驚訝，第一次看到一位市委書記對文化方面的工作這麼重視。隨后，我就策劃世博會主題演繹之旅搞了個課題研究，到浙江專門作了考察，設計了七條世博主題旅游線路，然后寫了一篇報告，趕在世博會舉辦之前報給他。這篇報告主要是研究“三教合一”對中國農耕社會時期江南經濟發展發揮了什麼作用。2009年，我提了一個觀點，唐宋兩次大移民，大部分是落腳在江南的，“三教合一”實際上解決了移民的安身立命問題。道教解決了人與自然怎麼相處的問題﹔儒教解決了人與人之間怎麼和諧相處，包括村庄和村庄、宗族和宗族怎麼和諧相處﹔而佛教解決了人的內心問題，怎麼對待生死苦樂。如果這三個問題解決了，移民就實現了安身立命。這也可以從文化角度解釋江南為什麼在長達600年間始終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地方。結果，已到中央工作的習書記非常重視，不僅認真看完，還作了批示。后來，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有關同志還就此來滬拜訪過我。現在，上海社科院在智庫建設方面成績也比較突出，圍繞中央的重大決策提供了不少材料。我們希望，上海的研究成果能夠為中央決策提供可參考借鑒的依據，這不僅是我們作為全國為數不多的地方高端智庫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作為習近平總書記曾經工作過的地方的干部的一份赤誠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