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與繁榮發展

前  言 

一、和平解放前的西藏

——西藏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謂“西藏獨立”問題是近代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

——解放西藏是各族人民的熱切期盼

二、實現和平解放

——昌都戰役的勝利，為西藏和平解放創造條件

——簽訂《十七條協議》，西藏實現和平解放

——落實《十七條協議》，維護國家主權和促進社會發展

三、社會制度的歷史跨越

——封建農奴制黑暗落后，必然退出歷史舞台

——維護《十七條協議》，決定“六年不改”

——平息武裝叛亂，進行民主改革

——成立西藏自治區，逐步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四、各項事業加快發展

——社會經濟持續快速發展

——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基本公共服務全面進步

五、脫貧攻堅全面勝利

——絕對貧困徹底消除

——興邊富民大力推進

——鄉村振興有序實施

六、優秀傳統文化得到保護和發展

——藏語言文字得到廣泛使用

——風俗習慣得到充分尊重

——文化遺產得到有效保護傳承

七、民族宗教工作成效顯著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全面實施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更加牢固

——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

八、生態安全屏障日益堅實

——生態文明建設統籌推進

——生態環境保持良好

——綠色發展格局初步形成

九、堅定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

——西方反華勢力圖謀搞亂西藏遏制中國

——十四世達賴集團陰謀從事分裂祖國活動

——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西藏穩定

十、新時代新征程

——堅持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

——開啟現代化建設新征程

結束語

前  言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的簽訂，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從此，西藏人民永遠擺脫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羈絆，與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在祖國大家庭裡走上了團結、進步、發展的光明大道。

以和平解放為起點，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團結奮進，貫徹執行《十七條協議》，有力維護了國家主權、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進行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百萬農奴翻身解放、當家作主，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保障﹔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西藏社會制度實現了歷史性跨越﹔扎實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極大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極大改善了西藏各族人民生產生活條件。進入新時代，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全國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脫貧攻堅全面勝利，社會大局更加穩定、經濟文化更加繁榮、生態環境更加良好、人民生活更加幸福，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新西藏呈現在世人面前。

值此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際，回顧歷史進程、展示偉大成就，全面立體真實展現社會主義新西藏，有助於以事實駁斥境外一些勢力散布的種種謊言，有助於國際社會正確認識西藏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

一、和平解放前的西藏

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國藏族主要聚居區之一。近代以來，以英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勢力一手制造了所謂的“西藏獨立”問題，嚴重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西藏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西藏是各民族共同開發的，西藏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藏族和其他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交流貫穿了西藏歷史發展始終，藏族就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發展起來的。大量考古和學術研究表明，早在遠古時期，居住在西藏高原的藏族先民就與漢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有著血緣、語言和文化上的密切聯系。公元7世紀在西藏建立的吐蕃地方政權，為中國西南邊疆開發作出了重要貢獻。

元朝（1271—1368年）中央政府實現了對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轄和治理。元朝設立總制院（后稱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方事務，在西藏清查戶口、設置驛站、征收賦稅、駐扎軍隊、任命官員，並將元朝刑法、歷法頒行西藏。明朝（1368—1644年）中央政府在西藏實施多封眾建，給西藏各地政教首領封以“法王”“王”“灌頂國師”等名號，設置烏思藏、朵甘兩個“衛指揮使司”和“俄力思軍民元帥府”，分別管理衛藏、昌都等地和阿裡地區的軍政事務。清朝（1644—1911年）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管理十分完善，先后冊封藏傳佛教格魯派首領五世達賴和五世班禪，正式確立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的封號和政治、宗教地位，歷世達賴、班禪均須中央政府冊封遂成定制。設駐藏大臣，代表中央先后監督、共管西藏軍政事務，總計派遣駐藏大臣百余人。1751年，乾隆皇帝授命七世達賴喇嘛與駐藏大臣共同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務。1793年，清朝政府在驅除廓爾喀入侵勢力之后整頓西藏地方秩序，頒布《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完善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多項制度，明確規定達賴等大活佛轉世須經金瓶掣簽認定，並報中央政府批准。此后清代五位達賴喇嘛中，三位經金瓶掣簽認定，其余兩位經中央政府特批免於金瓶掣簽。

清朝滅亡后，中華民國繼續對西藏實施主權管轄。1912年，中華民國第一部憲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明確規定中央對西藏的主權，宣布“西藏是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分”，提出“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實行五族共和”。同年7月，民國政府設蒙藏事務局。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設立蒙藏委員會，管理蒙藏事務。1940年，國民政府在拉薩設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作為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常設機構。民國時期官方和民間出版機構出版的世界地圖和中國地圖，均將西藏列為中國領土。雖然民國期間軍閥混戰，內亂頻仍，國家孱弱，但中央政府仍堅定地維護了國家在西藏的主權。十四世達賴、十世班禪繼續接受了中央政府的冊封。國際上沒有一個國家和政府承認過“西藏獨立”。

——所謂“西藏獨立”問題是近代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

自18世紀以來，西方一些勢力就通過“探險”“考察”等手段覬覦我西藏。19世紀末，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英國侵略勢力趁機染指西藏。鴉片戰爭后，英國加緊從英屬印度侵略西藏，先后於1888年、1903年兩次武裝入侵，遭到當地軍民堅決抵抗。在武裝侵略未能達到目的后，又轉而在西藏培植親帝分裂勢力，策劃、煽動“西藏獨立”。1907年，英俄秘密簽訂《西藏協定》，在中國政府不知情的情況下，第一次在國際文件中將中國對西藏地方的主權篡改為“宗主權”。1913年，英國策劃召開西姆拉會議，唆使西藏地方代表首次提出“西藏獨立”的無理要求，當即遭到中國政府代表嚴詞拒絕。這便是“西藏獨立”一詞的首次出籠。1914年7月，中國政府代表拒絕在《西姆拉條約》上簽字，並發表聲明概不承認任何此類條約或文件，同時將該立場照會英國政府，西姆拉會議遂以失敗告終。

1942年，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國代表支持下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公開進行“西藏獨立”活動，因遭到全國人民和國民政府的反對而不得不改變原議。1947年，英國幕后策劃邀請西藏派代表參加“泛亞洲會議”，在會場上懸挂的亞洲地圖和萬國旗中把西藏作為一個獨立國家來對待，經中國代表團嚴正交涉，會議組織者不得不改正這種錯誤做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帝國主義加快了與西藏親帝分裂勢力勾結的步伐，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以“防止共產黨混跡西藏”為借口，下令將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人員及相關人員驅趕出西藏，制造了拉薩“七·八”事件。1949年11月，西藏地方政府決定派所謂的“親善使團”赴美國、英國、印度、尼泊爾等國，尋求對“西藏獨立”的政治支持和軍事援助，加緊分裂國家的活動。1949年，美國人勞爾·湯姆斯（Lowell Thomas）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無線電評論員”名義在西藏圖謀“華盛頓給西藏以可能的援助”，並在美國報刊上宣稱“美國已准備承認西藏為獨立自由”的國家。1950年上半年，一批美國槍支彈藥經由加爾各答進入西藏，用以對抗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

歷史事實清楚地証明，所謂“西藏獨立”問題完全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是中國人民維護祖國統一的必然要求。

——解放西藏是各族人民的熱切期盼

1949年9月2日，中國共產黨授權新華社發表題為《決不容許外國侵略者吞並中國的領土——西藏》的社論，指出“西藏是中國的領土，絕不容許任何外國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國人民的一個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絕不容許任何外國分割。這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堅定不移的方針”。社論發表后，西藏各界紛紛響應和擁護，盼望解放軍早日進藏。就在新中國成立當天，十世班禪致電中央政府：“速發義師，解放西藏，驅逐帝國主義勢力。”12月2日，原西藏攝政五世熱振活佛的近侍益西楚臣到西寧，向人民解放軍控訴帝國主義破壞西藏內部團結的罪行，請求迅速解放西藏。當時在西藏頗有聲望的藏族學者喜饒嘉措也在西安發表談話，譴責帝國主義策劃拉薩當局進行所謂“獨立”的陰謀。1950年初，藏族農牧民、青年、婦女和民主人士代表百余人在剛剛解放的蘭州集會，要求解放西藏。

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在復電十世班禪時指出：“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而願意成為統一的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能滿足西藏人民的這個願望。”在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決策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企盼下，解放西藏的偉大事業正式開啟。

二、實現和平解放

為了應對國際形勢的復雜變化和西藏地方的嚴峻局勢，滿足西藏人民要求早日解放的願望，1949年12月，毛澤東主席在前往蘇聯訪問、途經滿洲裡時，寫信給中共中央，作出了“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的戰略決策。

——昌都戰役的勝利，為西藏和平解放創造條件

根據進藏交通狀況和西藏的民族、宗教特點，毛澤東主席提出“政治解決優先”和解放西藏“不應操之過急”的基本方針，中央人民政府隨后組織開展了大量的政治爭取工作，先后多次派代表團或代表赴西藏進行勸和，爭取能像解放北平、綏遠、新疆等地一樣實現西藏和平解放。1950年2月，西北局派出藏族干部張競成攜帶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漢生致十四世達賴和攝政達扎·阿旺鬆饒的書信等赴藏聯絡勸和。3月，在中共中央批准和西南局組織下，與西藏政教界有著良好關系的漢族高僧志清法師由成都啟程赴藏。7月，以塔爾寺當才活佛為團長的青海寺院赴藏勸和團從西寧出發。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著名藏族學者喜饒嘉措向十四世達賴和藏族同胞發表廣播講話，呼吁西藏地方政府“迅速派遣全權代表赴京進行和平協商”。同月，西康省甘孜白利寺五世格達活佛一行赴藏。

然而，這一系列勸和促談活動，受到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和西藏親帝分裂分子的重重阻撓。與此同時，西藏上層分裂分子與歷史發展潮流背道而馳，不顧地方經濟凋敝而擴大軍備、調遣藏軍，妄圖以武力抵抗人民解放軍，還勾結帝國主義勢力，建立電台、散布謠言，人為制造民族隔閡，派出所謂“親善使團”尋求一些國家對“西藏獨立”的支持。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意識到解放西藏已經迫在眉睫。西南局和西北局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統一部署下，迅速做好進軍西藏的准備。進藏部隊按照“政治重於軍事，補給重於戰斗”原則，根據中央“多路向心進兵”部署，以十八軍為主力的人民解放軍分四路向西藏進軍，並於1950年10月取得昌都戰役的勝利。昌都解放后，召開了昌都地區第一次人民代表會議，選舉產生了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成立了昌都地區僧俗人民爭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員會。昌都戰役的勝利為促進西藏和平解放創造了條件。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澤東主席始終沒有放棄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在昌都戰役進行中仍催促西藏地方政府盡快派人來京。

——簽訂《十七條協議》，西藏實現和平解放

昌都戰役的勝利使西藏地方政府的愛國進步力量進一步增強，西藏地方政局朝著有利於和平解放的趨勢發展。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官員會議”決定正式派出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和談。十四世達賴在致中央人民政府的信中也表達了和平談判的願望。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談判正式開始。雙方經過認真協商和充分討論，最終就西藏和平解放一系列問題達成協議，於5月23日在北京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十七條協議》明確：“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藏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十七條協議》明確，對於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原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各級官員，可以照常供職。《十七條協議》的簽訂，標志著中國大陸實現了完全解放，新中國在西藏的主權地位得到完整體現，團結了各方力量，維護了西藏社會大局穩定，保障了中國共產黨民族、宗教、經濟、文化政策在西藏的實行，為西藏社會發展改革打下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十七條協議》的簽訂，得到全國各族各界的擁護。1951年5月28日，《人民日報》用漢藏兩種文字對外公布協議全文，同時發表題為《擁護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社論，指出這是西藏人民從黑暗和痛苦走向光明和幸福的第一步。北京、西安、重慶、成都，以及新疆、內蒙古等地各族群眾集會游行，熱烈慶祝《十七條協議》的簽訂。

同日，十世班禪及班禪堪布會議廳全體人員發表聲明擁護協議，表示“我們今后堅決擁護毛主席的領導，擁護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10月24日，十四世達賴以西藏地方政府和他個人名義，向中央人民政府致電擁護協議，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權代表噶倫阿沛等五人於1951年4月底抵達北京，與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權代表進行和談。雙方代表在友好基礎上已於1951年5月23日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並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

——落實《十七條協議》，維護國家主權和促進社會發展

按照《十七條協議》，從1951年9月到1952年6月，人民解放軍各路進藏部隊先后到達拉薩，進駐（抵）太昭、江孜、日喀則、山南隆子宗、亞東、察隅、改則等地，完成進軍西藏任務，結束了西藏4000多公裡邊境線上長期有邊無防的歷史。

1952年9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外事幫辦辦公室成立，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領導下，具體處理西藏地方一切涉外事宜。1954年4月29日，中印雙方在京簽訂《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同時互換照會，取消印度繼承的英國侵略西藏遺留下來的特權。1956年9月20日，中國和尼泊爾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尼泊爾王國保持友好關系以及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尼泊爾之間的通商和交通的協定》，取消了尼泊爾在西藏的特權。至此，完全實現了由中央政府統一處理西藏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

中央人民政府作出“進軍西藏，不吃地方”及“精打細算，生產自給”等指示，提出“保障軍需，兼顧民用”“統一採購，緊縮開支”等一系列財經政策。人民解放軍進駐拉薩后，先后建立“七一農場”“八一農場”開墾生產，依靠自身站穩腳跟。同時從羊毛出口貿易著手，解決軍需民用問題。

在中央人民政府推動下，1952年4月，十世班禪自青海返回西藏，與十四世達賴友好會晤。1953年，十四世達賴和十世班禪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功德林活佛被選為副會長。1954年9月，十四世達賴、十世班禪聯袂赴京參加新中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十四世達賴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2月25日，十世班禪在全國政協二屆一次會議上，被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1952年至1957年，中央政府組織了13批1000多人次到其他省市參觀、訪問，成員包括西藏各地僧俗官員、僧人、青年和婦女，增進了西藏與其他省市的聯系和各民族團結。

《十七條協議》簽訂后，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西藏各項事業發展明顯加快。現代教育體系逐步建立。1951年3月，創辦西藏第一所新型學校——昌都小學。1952年8月，創辦拉薩小學，隨后，日喀則、山南等地先后創辦28所公辦小學。1956年9月，西藏歷史上第一所現代正規初級中學——拉薩中學正式成立。1958年9月，西藏公學在陝西咸陽正式開學，當年共招收學生3460人，其中絕大部分是農奴子女。交通運輸條件明顯改善。1954年，川藏、青藏公路同時建成通車到達拉薩。1956年，西藏第一座機場——當雄機場全部竣工，北京至拉薩正式通航。現代農牧工商業逐漸起步。大力發展種植業，改進農業灌溉系統。先后建成不同規模的小型工廠，各主要城鎮辦起了醫院、銀行、商店、郵局等服務機構。文化事業明顯進步。1953年10月1日，拉薩有線廣播站正式成立，有線廣播開播，並用藏語直播。1956年4月22日，《西藏日報》藏、漢兩種文版創刊。群眾文化活動豐富多彩，多地組建各種文工團和聯誼會。1954年，新組建的西藏歌舞團到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演出，受到當地廣大干部群眾的熱烈歡迎。

三、社會制度的歷史跨越

西藏民主改革是西藏人民的願望，但何時改革須根據西藏實際。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六年不改”的決定。然而，西藏上層統治集團的一些人企圖永遠保留封建農奴制，並在1959年3月發動全面武裝叛亂。中央人民政府在平息叛亂的同時，在西藏開展了徹底廢除封建農奴制的民主改革運動，從根本上改變了西藏舊的社會制度，並為西藏自治區的成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封建農奴制黑暗落后，必然退出歷史舞台

舊西藏處於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治之下，這種制度粗暴踐踏人類尊嚴，嚴重侵犯基本人權，根本阻礙西藏社會發展，完全背離中國和世界進步潮流。

政教合一，神權至上。政權庇護神權，神權控制政權，神權與政權融為一體，共同維護官家、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三大封建領主的統治。在神權政治下，寺廟成為集開展宗教活動、控制一方政權、實施經濟剝削、囤積武裝力量、進行司法審判等功能為一體的統治堡壘。有的寺廟內部設立公堂，不僅有手銬、腳鐐、棍棒，還有用來剜目、抽筋的殘酷刑具，懲罰農奴手段極其殘忍。

等級森嚴，踐踏人權。三大領主以野蠻、殘酷的刑法維護封建農奴制度。在舊西藏通行數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明確將人分成三等九級，規定：“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級。此上中下三等，系就其血統貴賤職位高低而定”“人有等級之分，因此命價也有高低”“上等上級人命價為與尸體等重的黃金”“下等下級人命價為一根草繩”。

貧富懸殊，阻礙發展。佔人口不足5%的三大領主及其代理人幾乎佔有西藏全部耕地、牧場、森林、山川、河流、河灘以及大部分牲畜。民主改革前，西藏有世襲貴族197家，其中居前的幾家大貴族，每家佔有幾十個庄園，幾萬克土地（15克相當於1公頃）。十四世達賴家族佔有27座庄園、30個牧場，擁有農牧奴6000多人。十四世達賴本人就擁有黃金16萬兩，白銀9500萬兩，珍寶玉器2萬多件，有各種綢緞、珍貴裘皮衣服1萬多件。佔人口95%的農奴和奴隸沒有生產資料和人身自由，遭受著沉重的賦稅、烏拉差役和高利貸盤剝，掙扎在死亡線上。

——維護《十七條協議》，決定“六年不改”

《十七條協議》明確：“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和平解放后，西藏廣大人民要求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許多上中層的開明人士也認識到，如不改革舊制度，西藏民族斷無繁榮昌盛可能。

考慮到西藏歷史和現實的特殊情況，中央人民政府採取十分慎重態度，耐心勸說和等待西藏地方上層統治集團主動進行改革，並給他們以充分的時間。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六年不改”決定，等待西藏上層的覺悟。1957年1月，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訪問印度期間向十四世達賴、十世班禪及隨行的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員轉交了毛澤東主席的信，傳達了中央的決定，強調六年不改，六年之后是否改革，仍然由西藏根據情況和條件決定。中央人民政府對西藏上層統治集團作出了最大讓步，可謂仁至義盡。

——平息武裝叛亂，進行民主改革

改革西藏社會制度是西藏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和西藏人民的根本願望。西藏反動上層企圖永遠保持封建農奴制，蓄意破壞《十七條協議》，策劃一系列分裂祖國的活動，最終於1959年3月10日發動全面武裝叛亂。中央政府採取果斷措施，與西藏人民一道堅決平息了叛亂，並決定在西藏進行一場徹底廢除封建農奴制度的民主改革運動。

民主改革廢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實現政教分離﹔廢除生產資料封建領主所有制，確立農牧民個體所有制﹔廢除對“三大領主”的人身依附，使農奴和奴隸獲得人身自由。在民主改革中，農奴和奴隸共分得土地約280多萬克（約18.67萬公頃）。建立起第一個供銷社、第一個農村信用社、第一所民辦小學、第一所夜校、第一個識字班、第一個電影放映隊、第一個醫療衛生機構。納金水電站建成發電，拉薩普通市民首次用上電燈。民主改革是西藏社會進步和人權發展史上劃時代的重大變革，使西藏百萬農奴和奴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多方面實現了翻身解放，有效促進了西藏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西藏的現代化建設開辟了道路。

——成立西藏自治區，逐步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西藏民主改革過程同時也是民主建政過程。1959年3月叛亂發生后，國務院發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決定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隨后相繼撤銷了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和班禪堪布會議廳，建立了統一的人民民主政權。1961年，西藏各地開始實行普選，昔日的農奴和奴隸第一次獲得了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選舉產生西藏各級人民政權，一大批翻身農奴和奴隸擔任各級領導職務。1965年8月，西藏縣鄉選舉工作完成。9月，西藏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拉薩開幕，西藏自治區及其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西藏開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通過農牧業社會主義改造，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西藏自治區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行，保障了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和共同繁榮發展政策在西藏的實現，保障了西藏各族人民平等參與管理國家事務和自主管理本地區事務的權利，為西藏實現與全國共同發展進步提供了制度保証。

四、各項事業加快發展

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和全國人民大力支持下，經過各族人民艱苦奮斗，西藏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全國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發展基礎更加扎實，發展機遇更加良好，發展后勁十足。

——社會經濟持續快速發展

西藏和平解放70年來，中央政府為西藏制定了許多特殊優惠政策，涉及財稅金融、基礎設施、產業發展、教育衛生、文化保護、生態文明等各個領域。中央財政對西藏轉移支付力度逐年加大，在不同時期相繼安排一大批關系西藏長遠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重大工程項目，極大改善了西藏人民生產生活條件，各族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增強。1994年至2020年，對口援藏省市、中央國家機關及中央企業分9批共支援西藏經濟社會建設項目6330個，總投資527億元，並選派9682名優秀干部援藏。1951年西藏地區生產總值僅為1.29億元，2020年地區生產總值突破1900億元，經濟實力明顯提升，經濟結構持續優化。2020年全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現745.78億元，比1959年增長2192倍。

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紀要》中形容西藏的道路：“亂石縱橫，人馬路絕，艱險萬狀，不可名態。”解放前從青海西寧或四川雅安到拉薩往返一次，需要半年到一年時間。和平解放以來，西藏逐步建立起涵蓋公路、鐵路、航空、管道等多種運輸方式的綜合立體交通網絡。如今，建制村村村通公路，西藏公路通車裡程達到11.88萬公裡，鄉鎮、建制村通暢率分別達94%、76%。高速及一級公路通車裡程約700公裡。青藏鐵路和拉日鐵路建成通車，川藏鐵路開工建設。昌都邦達、林芝米林、日喀則和平、阿裡昆莎等支線機場建成，國際國內航線達到140條，通航城市66個。以光纜、衛星為主的現代通訊網絡體系將西藏帶入信息快速路，所有行政村都有移動信號，光纖寬帶通達率為99%。和平解放前西藏僅有一座隻供少數上層貴族享受的小電站，目前已經形成以水電為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多能互補的綜合能源體系。2020年，阿裡與藏中電網聯網工程正式投運，西藏實現主電網全區覆蓋。

大力發展高原特色農牧業、綠色工業和第三產業。西藏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從1965年的2.64億元增長到2020年的233.5億元。2015年，糧食產量突破100萬噸，青稞產量保持在79.5萬噸以上。清潔能源、天然飲用水、農畜產品加工業、民族手工業、藏醫藥、建材等在內的富有西藏特色的現代工業體系建立。清潔能源產業快速發展，電力總裝機容量達423萬千瓦，發電量超過90億千瓦時。2020年，即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西藏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仍達9.6%，居全國首位﹔旅游業保持高速增長態勢，接待國內外游客3505余萬人次。現代服務業整體發展，市縣鄉村四級電商服務全面推開，網絡零售額累計突破200億元，高新數字產業創新發展，數字經濟規模突破330億元。

——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和平解放前，西藏90%以上的人沒有自己的住房，過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生活。目前，西藏各族人民生活已邁進全面小康。通過實施農牧民安居、城鄉保障房建設等系列工程項目，2020年西藏農牧民人均自有住房面積達41.46平方米，城鎮居民人均自有住房面積達33.4平方米，幸福指數大幅提升。2011年至2020年，安排中央補助資金172.8億元，支持西藏城鎮保障性住房開工35.19萬套。2019年以來，安排中央補助資金2.3億元，支持西藏改造城鎮老舊小區約8900戶。推進農牧區水、電、路、氣、訊、郵政、廣播電視、優化環境為主的綜合整治工程，鄉村面貌發生徹底變化。2019年，西藏城鎮化率達到31.5%。2020年西藏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598元，比上年增長12.7%，連續18年保持兩位數增長，近5年增速保持在13%左右，增速均居全國第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156元，比上年增長10%。

——基本公共服務全面進步

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不斷完善。截至2020年，西藏已建成區、市（地）、縣（區）、鄉（鎮）、村（居）五級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圖書館、群眾藝術館、博物館、綜合文化活動中心、文化活動室等已成為人民群眾自發開展文化活動的重要場所。現有10個專業文藝院團、76個縣區藝術團、153個民間藏戲隊、395個鄉鎮文藝演出隊和5492個行政村文藝演出隊，專兼職文藝演出隊伍超過10萬人。推出了《洗衣歌》《再唱山歌給黨聽》等一大批彰顯時代精神、體現西藏特色、群眾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文化惠民演出活動日益豐富，惠民演出已超過2.4萬場次，人民群眾文化權益得到充分保障。公共數字文化建設成效顯著，數字化服務能力不斷提高，實施“美麗西藏 可愛家鄉”優秀文化產品鄉村供給工程，建成並通過公共文化數字文化網發布地方特色資源和紅色資源總量達9.33TB，外購資源2950余部20TB，少數民族語言譯制數字資源4169小時。

廣播電視和新聞出版事業快速發展。2020年，西藏已有廣播電台1座、電視台1座、廣播電視台75座，鄉（鎮）村級廣播電視收轉站112座，中、短波轉播發射台27座，調頻電視轉播發射台3933座。60萬戶農牧民群眾通過直播衛星可以收聽收看到26套廣播、54套電視節目。制作譯制少數民族廣播節目時長18594小時，制作譯制少數民族電視節目時長6881小時。廣播電視綜合人口覆蓋率均超過99%。目前，西藏公開發行的報刊種類已達66種，建成5464個農家書屋和1787個寺廟書屋，實現了行政村和寺廟全覆蓋。

舊西藏沒有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學校，文盲率高達95%，現代科技更是一片空白。1951年至2020年，國家累計投入教育經費2239.65億元，推動西藏建立起涵蓋學前教育、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繼續教育、特殊教育的現代教育體系，實行15年公費教育，小學數學課程開課率、中學數理化生課程教學計劃完成率、職業技術學校國家目錄規定課程開出率等均達到100%，高中階段教育普及攻堅如期完成。2015年以來，通過實施教育人才“組團式”援藏，有力提升了西藏的教育水平。目前，西藏有各級各類學校3195所，其中普通高等學校7所，中職學校12所，中學143所，小學827所，在校學生79萬多人，另外在區外就讀的西藏學生9.2萬多人。學前教育三年毛入園率達87%，小學淨入學率達99.93%，初中、高中、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分別達106.99%、90.2%、56.14%，縣域義務教育實現基本均衡發展，義務教育鞏固率95.03%，新增勞動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3.1年。堅持政府、社會、企業多渠道解決就業，高校畢業生就業率連續5年保持在95%以上、2020年達到99%。科技平台和人才隊伍建設不斷加快，擁有各類專業技術人員9.2萬人，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45.6%。

和平解放前，西藏隻有3所設備簡陋、規模很小的官辦藏醫機構和少量私人診所。目前已建立起健全的醫療服務、婦幼保健、疾病防控、藏醫藏藥等服務體系。各級各類醫療衛生機構達1642家，其中三級甲等醫院11家。每千人床位數4.9張，每千人衛生技術人員5.89人。實施醫療人才“組團式”援藏，使各族群眾在家門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醫療服務。醫療衛生網遍布城鄉，鄉鄉有衛生院、村村有衛生室。人民健康水平顯著提高，孕產婦死亡率下降到48/10萬，嬰幼兒死亡率下降到7.6‰，均為歷史最低值。人均壽命由1951年的35.5歲增加到2019年的71.1歲。400多種較大疾病不出藏就能治療，包虫病、大骨節病、先天性心臟病、白內障等肆虐西藏的疾病得到歷史性消除和防治。

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4%以內，重點群體就業率居全國前列。以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和生育五大保險為主體的覆蓋城鄉全體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全面建立，群眾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2020年完成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整合，年人均補助標准提高至585元，實現先診療后結算、保障人口全覆蓋、保險基金收支平衡。城鄉居民年度醫療費最高報銷額度達14萬元，是城鄉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近7倍。大病專項救治病種擴大到38種，基本醫療保障更加有力。已實現社會保險全覆蓋，各族人民享受到全面社會保障。

五、脫貧攻堅全面勝利

西藏是全國貧困發生率最高、貧困程度最深、扶貧成本最高、脫貧難度最大的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消除貧困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貫政策，早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進藏人民解放軍及工作人員就做了許多扶貧濟困的工作。廢除封建農奴制度后，西藏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貧困，實現共同富裕為己任，一代一代人致力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工作。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連續5年召開深化對口援藏扶貧工作會議，創新開展“央企助力富民興藏”等活動，通過精准施策、精准幫扶，西藏打贏脫貧攻堅戰，各族人民實現了不愁吃、不愁穿和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截至2019年底，全區62.8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已全部脫貧，74個貧困縣區全部摘帽，歷史性消除了絕對貧困問題，目前已脫貧人口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萬元，脫貧成果得到進一步鞏固。事實說明，民主改革使西藏社會制度一步跨千年，脫貧攻堅讓西藏人民生活方式一步跨千年。

——絕對貧困徹底消除

發展特色產業，找准發展路子。大力發展青稞和牦牛產業，推廣“藏青2000”“喜瑪拉22”“帕裡牦牛”“類烏齊牦牛”“崗巴羊”等優良品種，提高單產水平。扶持深加工，創新產品供給，擴展產業鏈。2020年，西藏共有農牧業產業化龍頭企業162家，農畜產品加工業總產值57億元，比2015年末翻了一番。通過“合作社+農戶”“龍頭企業+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戶”等方式，不斷提高專業化水平和生產效率，主要農作物綜合機械化率達到65%。推進電商扶貧，量身打造電子商務進農村整區推進模式，累計安排中央財政資金8.79億元，帶動特色農產品網上銷售，促進農牧民增收就業，助力脫貧攻堅。重點發展旅游業，創新升級“藏文化體驗游”，打造“最美318線”，推出“冬游西藏”等。截至2020年，西藏農牧民通過直接或間接方式參與鄉村旅游就業8.6萬人（次），年人均增收4300余元。發展文化產業，扶持傳統文化的市場化開發，唐卡、塑像及傳統手工技藝如紡織、服飾、家居裝飾等供需兩旺，已形成頗具規模的新興產業。建成各級各類文化產業示范園區（基地），產值超過60億元，年均增長率15%。2016年以來，西藏累計整合涉農資金753.8億元用於脫貧攻堅，實施產業扶貧項目3037個，直接帶動23.8萬建檔立卡貧困群眾脫貧，發放貼息貸款647.68億元、小額信貸63.32億元，為產業發展提供強大支撐。

實施農村危房改造，實現住房安全有保障。2008年以來，累計下達資金36.18億元，支持西藏建檔立卡貧困戶、農村低保戶、分散供養特困人員、貧困殘疾人家庭等4類重點對象39.97萬戶，通過實施農村危房改造，告別了破舊的夯土房、石砌房等危房，住上了寬敞明亮的安全房。對於部分鰥寡孤獨等無力改造住房的特困群眾，通過統建農村集體公租房、修繕加固現有閑置公房等方式，兜底解決其住房安全問題，為打贏脫貧攻堅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了堅實基礎。

實施易地搬遷，改善生產生活條件。西藏的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藏北高海拔牧區、南部邊境地區和藏東橫斷山區等海拔高條件差、遠離腹心市場的地區，易地搬遷成為擺脫貧困的合理選擇。2016年以來，西藏加大了以扶貧脫貧為目標的易地搬遷力度，截至2020年，在海拔較低、適宜生產生活的地區建成了964個易地扶貧搬遷區（點），26.6萬人自願搬遷。全區產業扶貧資金的5%用於安置點產業發展，確保每個搬遷戶至少“一戶一人”就業，實現了穩得住、有就業，逐步能致富。

堅持扶貧先扶志扶智，培育內生動力。堅持教育經費向貧困地區、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傾斜政策，幫助貧困地區改善辦學條件。西藏已全面建成從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生資助體系，資助政策達40項，資助范圍實現各學段全覆蓋、公辦民辦全覆蓋、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全覆蓋。目前，教育“三包”經費標准提高到年生均4200元，建檔立卡貧困家庭失輟學生動態清零。推動高校面向農牧區和貧困地區學生專項招生。落實“三免一補”政策，“十三五”期間累計資助在校貧困大學生4.67萬人次。結合市場需求和貧困群眾意願，開展建筑、生活服務、食品加工、汽車維修、護理、手工藝等職業技術教育，為貧困人口提供相對穩定和報酬更高的就業機會。

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實現兜底保障。西藏對11.4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實施社會救助兜底保障，實現應保盡保，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准分別提高至每人每年10164元和4713元，農村分散供養和城鄉集中供養的特困人員基本生活標准分別提高至每人每年7070元、13213元﹔臨時救助平均水平提高至4334元/人次。在74個國家級貧困縣實施貧困地區兒童營養改善項目，改善6至24月齡兒童營養狀況。

實施“強基惠民”工程，創新結對幫扶措施。2012年至2020年，連續9批選派干部19.33萬余人次開展駐村幫扶。各級干部與所有貧困縣、鄉、村、建檔立卡戶結對幫扶，為貧困地區產業發展和貧困戶轉移就業、貧困家庭大學生就業等提供一對一幫助。

——興邊富民大力推進

西藏邊境線長達4000多公裡，多數地方生產生活條件十分惡劣，貧困發生率高，興邊富民一直為各級政府所重視。在黨中央的關懷下，邊境地區投入逐年增加。特別是2012年以來，邊境縣、鄉、村充分享受到國家更加優惠的政策，水、電、路、居等人民生活急需的基礎設施加大了建設力度。2017年西藏發布《西藏自治區邊境地區小康村建設規劃（2017—2020年）》，主要目標是改善邊民的住房條件和邊境村庄的“水電路訊網、教科文衛保”以及產業建設。截至2020年底，邊境一、二線行政村公路通達通暢，主電網延伸到全部邊境鄉（鎮），實現村村通郵，移動通信網絡全覆蓋，農村人口飲水安全得到保障。邊境村庄基礎設施條件顯著改善，各類產業蓬勃發展，邊民生產生活水平明顯提升。

——鄉村振興有序實施

2017年，中國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根據黨中央部署，西藏編制《西藏自治區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著力發展高原生物、旅游文化、綠色工業、清潔能源、現代服務、高新數字、邊貿物流等產業。著力創新農牧區人才培養方式，規模化培訓鄉土人才，建立完善農牧民教育培訓體系，統籌各類人才向鄉村聚集。著力推廣新型村規民約，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繁榮農業農村農民題材文藝創作，傳承發展優秀傳統文化，加強鄉村文化隊伍建設等，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朴民風。著力通過生態系統保護與修復、人居環境整治、生態產業發展、鄉村生態文明體制機制建設，確保生態環境質量保持全國領先水平，把西藏農牧區建設成為生態宜居、環境優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麗鄉村。

六、優秀傳統文化得到保護和發展

國家高度重視保護和發展西藏傳統文化，投入巨大人力、財力、物力，運用法律、經濟和行政等多種手段，使西藏優秀傳統文化在有效保護的基礎上得到了弘揚和發展。

——藏語言文字得到廣泛使用

藏語文的學習、使用受到法律保護。自治區成立以來，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法規，西藏各級政府和政府各部門下達的正式文件、發布的公告都使用漢藏兩種文字。地方各級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組織的大型會議和主要活動中，行文堅持使用漢藏兩種文字。司法訴訟活動中，根據藏族訴訟參與人的需要使用藏語文審理案件、制作法律文書，保障藏族公民使用藏語言文字訴訟的權利。目前，西藏公開發行藏文期刊16種、藏文報紙12種，累計出版藏文圖書7185種、4009萬冊。此外，藏語言文字在衛生、郵政、通訊、交通、金融、科技等領域都得到廣泛使用。

藏文典籍得到保護和利用。1984年，國家撥款新建西藏自治區檔案館，保存和收藏了大量珍貴的藏文檔案，目前館藏檔案達300多萬卷（冊、件）。持續支持重要藏文經典的搜集、整理、翻譯和出版工作，組織對勘出版《中華大藏經》藏文版，搶救整理《格薩爾王傳》，出版《先哲遺書》叢書、《中華大典·藏文卷》、“雪域文庫”叢書等眾多寶貴藏文典籍。

高度重視藏語術語標准化工作。1995年，成立全國藏語術語標准化工作委員會，2018年，工作委員會發布《黨的十八大以來審定的藏語新詞術語》，包含近1500條藏語新詞術語。藏語文信息化、藏文軟件研發推廣等工作取得顯著成果。1997年7月藏文編碼標准正式獲得通過，成為國際標准《信息技術 通用多八位編碼字符集》的重要組成部分，藏語言文字成為第一個具有國際標准、獲得全球信息高速公路通行証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2004年，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與國家信息產業部簽訂《關於藏文軟件開發和推廣應用的合作協議》，研發出輸入法、操作系統、辦公軟件、網頁瀏覽器等一系列基礎性藏文軟件。2015年底，國家標准《信息技術 藏文詞匯》正式發布，標志著我國第一個少數民族文字的信息技術詞匯國家標准正式誕生。

——風俗習慣得到充分尊重

國家尊重和保障西藏各民族按照傳統風俗習慣生活和進行社會活動的權利。各族群眾在保持服飾、飲食、住房的傳統方式和風格的同時，也吸收了不少新的現代文化習俗。藏歷新年、拉薩雪頓節、那曲賽馬節等一大批群眾性文化傳統節慶得到繼承和創新。近年來，增設“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以及日喀則珠峰文化節、山南雅礱文化節、林芝桃花節等各種文化旅游節，豐富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展示了新時代西藏人民的精神風貌。

——文化遺產得到有效保護傳承

幾十年來，西藏多次組織大規模、有系統的文化遺產普查、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現已調查登記的各類文物點4277處，各級文物保護單位1985處，其中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70處。繼1972年維修大昭寺之后，國家持續投入巨額資金對布達拉宮、羅布林卡、大昭寺等文物古跡進行維修保護，僅1989年至1995年，國家就投入2億多元對布達拉宮進行維修及廣場擴建。2018年底，啟動了周期10年、投資3億元的布達拉宮文物（古籍文獻）保護利用項目。2006年至2020年，安排資金34億多元，實施西藏博物館改擴建工程等155處文物保護單位的維修工程。35個村落列入中國傳統村落名錄，中央財政支持6900萬元，保護了農耕文明傳承和文化遺產，改善了農牧民居住環境。

國家重視支持藏醫藥的傳承發展。建立西藏藏醫藥大學，培養了7000余名藏醫藥專業人才。規范藏醫診療標准，目前西藏公立藏醫醫療機構達44所，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藏醫藥服務覆蓋率分別達到94.4%和42.4%。藏藥生產邁向標准化、規范化、規模化的工業化生產，藏醫藥產業體系基本形成。西藏已有17家藏藥生產企業通過國家GMP認証，擁有311個藏藥國藥准字號。啟動民族醫藥古籍文獻整理項目，截至2020年，已完成145部藏醫藥、天文歷算的古籍整理與出版發行。國家已先后整理出版300多部藏醫藥古籍文獻，收集珍貴古籍文本600多卷。

2006年以來，中央財政累計投入2.09億元，用於西藏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保護、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的搶救性記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培訓以及扶持傳承人開展傳習活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利用項目基地建設等。目前，西藏有聯合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3項（格薩〈斯〉爾、藏戲、藏醫藥浴法）﹔國家級代表性項目89項，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96名，自治區級代表性項目460項，自治區級代表性傳承人522名。

七、民族宗教工作成效顯著

國家制定一系列方針政策，全面落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依法保護正常宗教活動，促進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全面實施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國家一項基本政治制度。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選舉產生自治區人民委員會，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全面實施。1984年，國家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經過幾十年探索實踐，西藏各民族人民構建起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

西藏人民依法享有當家作主權利。自治區成立以來，先后出台152部地方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為維護各族人民的各項權益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西藏各族人民積極行使憲法和法律所賦予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參加全國和自治區各級人大代表選舉，參與管理國家和地方事務。1979年以來，先后進行多次自治區、地（市）、縣、鄉（鎮）四級換屆選舉，選民參選率都在90%以上，有些地方參選率達到100%。2018年1月18日公布的西藏自治區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439名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代表共289人，佔65.83%。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西藏委員會歷屆委員中的絕大多數是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人士。堅持各民族平等參與、共同管理原則，在人口較少民族聚居區設立民族鄉保障人口較少民族的權益。目前在山南、林芝、昌都三市人口較少民族聚居區共設立9個民族鄉，其中門巴民族鄉5個、珞巴民族鄉3個、納西民族鄉1個。

國家歷來重視少數民族干部和人才培養。和平解放后，特別是民主改革過程中，大批農奴和奴隸出身的積極分子迅速成長，成為優秀的民族干部。1981年，西藏專門設立培養教育民族干部的機構，1989年，成立干部教育工作領導小組，通過培訓學習、基層鍛煉、異地交流、崗位輪換等多種形式，培養了大批少數民族行政和專業技術干部。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更加牢固

西藏自古以來就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優良傳統。早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初，就有大批各族各界人士到其他省市參觀考察。改革開放后，各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更加緊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更加牢固。每年在國慶節、西藏和平解放、“民族團結月”等節慶節點，大力開展中國夢主題教育、愛國主義教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得到進一步發展。目前，國務院、西藏自治區表彰的民族團結進步先進單位共有1985個（次）、先進個人2846人（次），拉薩、日喀則、昌都、阿裡先后成為全國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市（地）。截至2020年，西藏頒布實施關於民族團結進步模范區創建條例等地方性法規1部、規范性文件4個。西藏籍學生和勞動者到其他省市就業創業，每年約有10%以上的西藏籍大學生選擇區外就業。鼓勵其他省市人員在藏求學投資興業，不斷創新招商引資舉措，2016年以來出台涉及稅收、金融、土地等52條特殊優惠政策，有效提高行政審批效率和服務質量，招商引資到位資金達2535億元。積極打造各民族互嵌式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大力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保障城市和散居地區少數民族合法權益，尊重他們在節慶、飲食、喪葬等方面的風俗習慣。

——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

在西藏，各宗教、各教派一律平等，信教和不信教群眾一視同仁。現有藏傳佛教宗教活動場所1700多處，僧尼約4.6萬人，清真寺4座，世居穆斯林群眾12000余人，天主教堂1座，信徒700余人。為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切實保障宗教信仰自由與秩序，依法管理宗教事務，依照《宗教事務條例》制定《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並制定《西藏自治區實施〈宗教事務條例〉辦法（試行）》《西藏自治區大型宗教活動管理辦法》《西藏自治區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規范性文件。

按照法規規章、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有序開展活佛轉世認定。1995年，通過金瓶掣簽，經國務院批准，完成十世班禪轉世靈童尋訪、認定以及十一世班禪坐床工作。2010年，經金瓶掣簽，報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批准，完成六世德珠活佛的認定和坐床工作。截至2020年，已有92位新轉世活佛嚴格按照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得到批准和認定。依法開展正常宗教活動，寺廟學經、辯經、受戒、灌頂、修行等傳統宗教活動和寺廟學經考核晉升學位活動正常進行。

西藏佛學院及其10所分院現有學經僧尼3000余人，2005年到2020年共有240人獲得藏傳佛教最高學銜“拓然巴”。寺廟傳統印經院得到保留和發展，現有布達拉宮印經院等規模性傳統印經院3家。信教群眾正常參加薩噶達瓦節、拉薩祈願大法會、馬年轉岡底斯山、羊年轉納木錯等各種各樣的宗教和傳統活動。當前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中，有600余名宗教界人士擔任代表、委員。

八、生態安全屏障日益堅實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亞洲水塔”，西藏是中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國家高度重視西藏生態文明建設，持續推進制度創新、筑牢科技文化支撐、加大生態建設投入，推動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目前，西藏生態系統整體穩定，環境質量持續向好，綠色發展格局初步形成，人民生態環境權益不斷提升，“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深入人心，西藏成為世界上生態環境最好的地區之一。

——生態文明建設統籌推進

和平解放初期，中國科學院就派出專家學者對西藏生態、地質氣象進行綜合考察。1973年和2017年國家先后開展兩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2012年以來，出台《關於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 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實施意見》《關於建設美麗西藏的意見》《關於創建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示范區 加快建設美麗西藏的實施意見》《西藏自治區國家生態文明高地建設條例》等，不斷完善監測監察考核體系。截至2020年，西藏累計投入生態環境領域的資金達814億元。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大力實施《西藏生態安全屏障保護與建設規劃（2008—2030年）》和“兩江四河”流域綠化項目。持續推進生態文明創建示范工作。拉薩市、山南市、林芝市、昌都市和阿裡地區獲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示范市稱號，巴宜區、亞東縣和當雄縣獲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示范縣稱號，隆子縣獲“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基地稱號。加強水土保持工作，加大水土流失綜合治理力度，全面推進河湖長制，設立區、市、縣、鄉、村五級河湖長1.48萬名，實現河湖“清四亂”常態化制度化。2020年，噶爾縣因河湖長制工作成效明顯，被國務院辦公廳列入激勵名單。

——生態環境保持良好

現有11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4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3個國家地質公園、9個國家森林公園、22個國家濕地公園，自然保護地佔全區國土面積的38.75%。建立1個防沙治沙綜合示范區、5個沙化土地封禁保護區，封禁面積達到4.8萬公頃。2004年至2014年荒漠化土地面積減少9.24萬公頃，沙化土地面積減少10.07萬公頃。2020年森林覆蓋率達到12.31%，天然草原綜合植被覆蓋度提高到47%，濕地面積達到652.9萬公頃。加強野生動物及其棲息地保護，黑頸鶴由不到3000隻上升到8000多隻，藏羚羊約30萬隻。在第二次陸生野生動物資源調查中發現白頰獼猴等新物種5個，東歌林鶯等中國新紀錄物種5個。第二次野生植物資源調查結果顯示，國家一級保護野生植物巨柏穩步增加並得到有效保護。調查中發現桫欏、喜馬拉雅紅豆杉等21個物種的新分布點。主要江河湖泊水質整體良好，雅魯藏布江、納木錯水質達到《地表水環境質量標准》Ⅱ類標准，珠穆朗瑪峰下絨布河達到Ⅰ類標准。實現化肥農藥使用量零增長，土壤處於自然本底狀態。2020年PM₁₀和PM_2.5年均濃度較2015年分別降低28.1%和37.5%，西藏空氣優良天數達到99.4%。

——綠色發展格局初步形成

西藏將建設成為國家清潔能源接續基地。截至2020年，清潔能源已達到發電裝機容量的89.09%。2015年至2020年底，累計外送清潔電力65億千瓦時，大量減少了二氧化碳排放。推進國家級循環經濟試點，加快餐廚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深入推進固體廢物監管，縣級以上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到97.34%，醫療廢物實現應收盡收、應處盡處。2016年至2020年，城市污水處理率從50.19%提高到96.28%。美麗鄉村建設持續推進，相繼實施薪柴替代、廁所革命、環境整治、鄉村綠化等項目，逐步建立健全農村生活垃圾收運處置體系。建立起覆蓋草原、森林、濕地、野生動物肇事等領域的生態保護補償機制，2019年至2020年，累計安排生態護林員補助資金2.74億元，支持選聘生態護林員7.82萬名，安排森林生態效益補償補助31.82億元，生態環境權益得到保障。持續開展“愛糧節約”活動和“光盤行動”，城鄉居民節約用水用電意識顯著增強，新能源電動汽車數量快速增長，綠色生活正成為新時尚。

九、堅定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

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是西藏各項事業發展的重要保障，是西藏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堅實依托。長期以來，西方反華勢力從未停止利用所謂“西藏問題”擾亂遏制中國，十四世達賴集團從未放棄過“西藏獨立”的圖謀，不斷制造事端，危害西藏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為了保障西藏各項事業的發展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卓有成效地開展了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工作。

——西方反華勢力圖謀搞亂西藏遏制中國

長期以來，西方反華勢力不斷插手干涉中國西藏事務，企圖破壞西藏社會穩定。早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美國政府即與西藏地方親帝分裂勢力建立聯系。20世紀50年代中期，美國中央情報局在科羅拉多州訓練從事暴力活動的“藏獨”分子。西藏武裝叛亂期間，美國中央情報局不僅派特工幫助十四世達賴逃亡，而且還空投大量武器裝備，幫助重建叛亂武裝。“四水六崗”則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武器裝備、教官，並直接指揮。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西藏發生的歷次騷亂都有西方某些勢力的插手。近年來，西方反華勢力對西藏的干涉更是變本加厲。美國先后炮制了《2002年西藏政策法》《2018年對等進入西藏旅行法》《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等多部法案，圖謀以所謂“西藏問題”干涉中國內政。

——十四世達賴集團陰謀從事分裂祖國活動

1959年，西藏反動上層發動全面武裝叛亂、失敗逃往印度后，公開主張以暴力手段實現“西藏獨立”。隨后，在美國支持下重組“四水六崗”，在尼泊爾木斯塘建立武裝基地，長期在中尼邊境進行騷擾活動。1962年，在外部勢力支持下，組建以流亡藏人為主的“印藏邊境特種部隊”，不斷襲擾中國邊防軍隊和邊境地區的平民。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國際形勢發生深刻變化，十四世達賴集團迫於形勢壓力，開始變換策略，一方面連續制造騷亂暴力事件向中央政府施壓，1987年、1988年、1989年多次策劃煽動暴力事件，2008年策劃實施拉薩“3·14”打砸搶燒暴力事件，並在北京奧運會籌辦期間在國際上制造一系列干擾破壞活動，引起國際社會極大憤慨。2011年以來，十四世達賴集團煽動蠱惑境內藏族僧俗信眾自焚，並在網上發布《自焚指導書》，造成一段時間中國部分地區接連發生自焚事件。另一方面宣揚“非暴力”，提出所謂“中間道路”欺騙世人，1987年在美國國會人權核心小組會議提出“西藏和平五點計劃”，1988年在法國斯特拉斯堡提出解決所謂“西藏問題”的“七點新建議”，2008年提出《為全體藏人獲得真正自治的備忘錄》。

所謂“中間道路”，其核心內容是：不承認西藏自古是中國一部分，宣稱“西藏歷史上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圖謀建立歷史上從不存在的所謂“大藏區”，要將西藏、四川、雲南、甘肅、青海等藏族及其他民族聚居區合並建立所謂統一的行政區﹔要求實行不受中央約束的“高度自治”，不承認中央政府的領導和西藏現行的社會政治制度，宣稱建立“自治政府”，“除外交和國防，其他所有事務都由藏人（即達賴集團）負責，並負有全權”﹔反對中央在西藏駐軍，提出中國軍隊“全部撤出去”，把西藏變成“國際和平區”﹔無視青藏高原自古多民族雜居共處事實，要求驅趕在青藏高原世代居住的其他民族。“中間道路”既不符合中國的歷史、現實、憲法、法律、基本制度，也不符合西藏的歷史、現實和民族關系，更有違包括藏族人民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西藏穩定

西藏和平解放以來的實踐証明，沒有國家的安全，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就難以得到維護，沒有穩定的社會環境，經濟、文化、生態等各項事業就難以得到發展，人民的安定幸福生活就難以得到保障。長期以來，西方反華勢力及其支持的十四世達賴集團一直是影響西藏社會團結進步的消極因素。十四世達賴叛逃后，中央政府始終是仁至義盡、給予出路，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一直保留到1964年。改革開放后，中央政府為十四世達賴改正錯誤指明出路，提出“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后”，邀請他派人回國探親參觀。1979年至2002年，中央政府13次接待十四世達賴的私人代表，2002年至2010年，又10次同意他們回國。然而十四世達賴屢屢辜負中央期望，始終沒有從根本上放棄其政治主張。

對於西方反華勢力干涉中國內政的圖謀和十四世達賴集團的分裂活動，包括西藏人民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堅定維護祖國統一、維護國家主權，同任何分裂勢力、反華勢力進行堅決斗爭。西藏高舉憲法法律旗幟，堅決抵制十四世達賴集團的滲透破壞活動，深入持久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形成了維護穩定的銅牆鐵壁。

十、新時代新征程

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先后召開7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對西藏工作作出重大決策部署。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西藏工作，習近平總書記親自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謀篇布局，提出“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的戰略思想，作出“加強民族團結、建設美麗西藏”的重要指示，親自主持召開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明確新形勢下西藏工作的指導思想和目標任務，確定了中央政府支持西藏的一大批重點建設項目，制定了惠及西藏各族人民的一系列特殊優惠政策。在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下，西藏各族干部群眾團結一心、艱苦奮斗，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各項事業取得全方位進步、歷史性成就。

新時代的西藏，全區社會大局和諧穩定、經濟持續快速發展、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生態安全屏障切實筑牢、民族團結日益鞏固、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日趨適應、邊疆鞏固邊境安全，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繁榮景象。

——堅持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今中國正處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西藏工作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發生深刻變化。中國共產黨深化對西藏工作的規律性認識，總結領導人民治藏穩藏興藏的成功經驗，提出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即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必須堅持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的戰略思想，必須把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作為西藏工作的著眼點和著力點，必須堅持依法治藏、富民興藏、長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實基礎的重要原則，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必須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必須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必須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必須堅持生態保護第一，必須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政治建設。這一方略科學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戰略性問題，是對黨治藏穩藏興藏成功經驗的總結提煉和創新發展，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關於西藏工作的集中體現，為進一步做好西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開啟現代化建設新征程

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恰逢“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今后一個時期，國家將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堅持系統觀念，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抓好穩定、發展、生態、強邊四件大事，努力建設團結富裕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西藏。到2035年，西藏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各族群眾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

結束語

浩蕩雄風藏萬卷，磅礡大氣獨凜然。70年在歷史長河中猶如白駒過隙，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西藏各族人民創造了彪炳千秋、利澤萬代、亙古未有的歷史功績。短短幾十年，跨越上千年，西藏從黑暗走向光明、從落后走向進步、從貧窮走向富裕、從專制走向民主、從封閉走向開放，西藏社會的面貌日新月異，西藏人民的生活蒸蒸日上。

70年的實踐充分証明，隻有堅持維護祖國統一、領土完整，才能保障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隻有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才能為西藏長治久安和繁榮發展提供根本保証﹔隻有堅持改革開放，才能推動西藏經濟社會全面進步﹔隻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才能滿足西藏各族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隻有堅持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才能建設團結富裕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西藏。

當前，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西藏各族人民正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擘畫的宏偉藍圖，全面貫徹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精神，團結一心、銳意進取，為譜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西藏篇章而努力奮斗。西藏的明天必將更加輝煌燦爛，西藏人民的生活必將更加幸福美好。

（新華社北京5月21日電）

《 人民日報 》（ 2021年05月22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