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之孫李建生：弘揚大釗精神，傳承對黨忠誠的家風

“不能因為反動派今天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在中國必然得到光輝的勝利。”1927年，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李大釗在刑場上慷慨激昂、大義凜然，盡管他的生命定格在了38歲，但其高尚的形象歷經歲月，始終屹立在中華兒女心中。

“我雖然沒見過爺爺，但是他一直活在我的心裡。爺爺的英雄事跡和崇高的人格風范如同一本教科書，是一面純潔思想、淨化靈魂的鏡子，深深影響著我的人生。”李大釗之孫、69歲的李建生向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記者講述了爺爺與父輩們的故事。

“孤鬆”明志 獻身革命

1889年10月，李大釗出生在渤海之濱一個名叫大黑坨的村庄，從小雙親離世，他跟著爺爺李如珍長大。4歲時，爺爺親自教他識字，嚴加管教，意欲把他培養成一位讀書知禮的人。

“爺爺早年間刻苦求知，心懷天下，堅定理想，與他從小所處的苦難環境有很大關聯。”李建生說，爺爺曾經給他自己取筆名“孤鬆”。多年后，李建生讀李大釗寫的《游碣石山雜記》等文章，感受到他很喜愛碣石山風景區的五峰山。五峰山是石頭山，山頂基本不長植物，少許鬆樹是從石縫裡長出來的，其生命力之頑強，讓人印象深刻。爺爺以“孤鬆”明志，就在於他相信自己開創的事業有很強的生命力。

1913年，李大釗從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赴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政治經濟學，一邊學習一邊關注時局，思考救國良策。1916年李大釗回國傳播馬克思主義。

“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1919年寫在文章《犧牲》中的一段話，后來成為李大釗的名言，他也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

李大釗也很關心婦女解放，他在《戰后婦女問題》裡提道：因為婦女佔總人口的一半，婦女不解放，社會就成了一個“半身不遂”的社會。他視婦女解放運動為整個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用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分析中國婦女問題，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在中國的早期傳播。

“爺爺的一生太短暫了，但他像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無數為國求索的英烈一樣，有著堅定的理想信念和鮮明的政治立場，為革命、為共產主義犧牲了一切。”李建生說。

傳唱紅歌 寓教於樂

“爺爺愛唱革命歌曲，愛下軍棋，這都是后來我從父親那裡得知的。爺爺愛好廣泛，情趣高雅，我從大伯李葆華《父親的習好》這篇文章中，了解到爺爺喜歡美術作品、瓷器、養花、書法、體育、音樂等。”李建生說。

令李建生印象深刻的是，爺爺教大伯李葆華和大姑李星華唱歌，父親李光華又向大姑學唱了不少革命歌曲。李星華在《回憶我的父親李大釗》一書中寫道：每逢下雨天，我們的歌聲就不那樣低沉，而是嘹亮起來﹔雨下得越大，我們的歌聲就越高。

“爺爺為了讓子女們更好地學唱歌，還特意買了一台風琴伴奏。”李建生告訴記者，在他們這個大家族，還有著下軍棋的傳統。

那時候，爺爺教孩子們下軍棋，全家人動手用或紅或綠的硬殼紙制作成棋子，在棋子上寫好軍銜。爺爺不在家的時候，奶奶也會和孩子們一起下軍棋。

“從如何做棋子、畫棋盤，到擺陣勢、走棋子，父親都耐心指導我們，我們就在紗燈下面下起棋來，父親的面孔顯得很嚴肅，就像和敵人臨陣交鋒那樣認真。”李星華在《回憶我的父親李大釗》一書中這樣描述。

李大釗非常疼愛孩子們，關心孩子們的學習，給他們買書看，想用知識把他們培養成遇山不愁、逢海不懼的人。1919年暑假，李大釗全家從北京回河北樂亭時，選擇陸路、水路旅程，先坐火車到灤州，再經水路到樂亭，盡管行船比較危險，但李大釗想讓孩子們體驗一下行船的樂趣，感受水路兩岸萬山重疊的風景，便逆流而上。

“盡管那時候局勢緊張，隨時都面臨生命危險，但爺爺對子女對家庭深沉的愛，讓整個家庭依舊充滿溫馨、歡樂與希望。”李建生平靜地說。

伉儷情深 執著堅守

李大釗入永平府中學、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學習及1913年東渡日本求學三年期間，夫人趙紉蘭肩負起家庭的重擔，毫無怨言。“奶奶勤勞朴實、慈愛明理，在她心裡，丈夫所做的事是大事，是關乎民族未來的事情。”

李大釗感動於妻子的付出，后來他在《獄中自述》中說道：“我家貧，隻有薄田數十畝，學費所需，皆賴內人辛苦經營，典當挪借，始得勉強卒業。”他一直對比自己年長5歲多的發妻趙紉蘭照顧有加，閑暇之時，還幫妻子做家務、照看孩子。家裡來了客人，李大釗就幫助妻子換上得體的衣服，並熱情地予以介紹。當時，甚至有同事、朋友覺得李大釗應該找一位現代知識女性做伴侶，但他堅守與趙紉蘭的感情，教趙紉蘭識字，使她能夠讀懂《紅樓夢》。“在爺爺的影響下，奶奶不斷學習進步。爺爺犧牲后，奶奶強忍著悲痛，歷盡艱辛撫養孩子走上革命道路，為黨的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李建生說起奶奶時，眼神流露出敬佩。

1933年4月，李大釗的靈柩安葬入土，黨組織要搞一次群眾性的悼念活動，通過出殯揭露反動派殘殺共產黨人的暴行，伸張革命正義。趙紉蘭非常支持配合這次活動，並說道：“李先生是屬於黨的，他是為革命而死的，黨組織怎樣要求，我就怎樣辦。隻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盡力去做。”

1933年5月，趙紉蘭因過度悲傷，積勞成疾，離開人世，終年49歲，她留下唯一的遺囑就是：“要把自己埋在李大釗的墓旁，她要到九泉之下陪伴丈夫的忠魂鐵血。”

1936年，處在秘密環境下的中共河北省委追認趙紉蘭為共產黨員。李大釗和趙紉蘭相濡以沫、相互扶持、砥礪前行的愛情故事，一直被人們傳為美談。

弘揚大釗精神，傳承紅色基因

李大釗和趙紉蘭共育有5個子女，分別是長子李葆華、次子李光華、三子李欣華、長女李星華、次女李炎華。李大釗一生節儉，“黃卷青燈、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是他的生活寫照，對家人的消費要求也極其嚴格。在北京工作的10年時間裡，他和家人共住過八處地方，搬了七次家，卻沒有購置任何房產，皆為租房。

“我父親曾經說過，我們家裡十分和諧，這點從第二代人的往來、交流、談話中都能體現出來，這與爺爺奶奶的相處模式和他們對子女的教育分不開。”李建生感慨，我的父輩在黨性和人品方面對我們要求嚴格，他們常說的一句話是：李大釗是黨的資源，不能用於謀取私利。他們一生都是這樣做的，對黨的深厚感情和絕對忠誠悄然間成為家風。

李葆華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參加革命，是一名老黨員﹔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進入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李葆華先后任水利部黨組書記、安徽省委書記、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等職務，不論在哪個崗位，他都恪盡職守、廉潔奉公，始終以黨員的標准嚴格要求自己。在任安徽省委書記期間，為了在浮夸風中了解到農村的真實情況，李葆華把自己打扮成叫花子的模樣微服私訪，百姓為此稱快，贊譽為“李青天”。

據李建生回憶，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的黨員干部，一直恪守著黨員干部的標准。當時，黨中央號召干部把工資減下來，還要和工人打成一片。他們一家積極響應號召，從高級技術人員住房搬到了工人宿舍。工人宿舍沒有暖氣、廁所、自來水，很不方便，但父母沒有絲毫怨言。

李建生則與自行車結下了一生之緣，他告訴記者，自己平時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車，從開始上班到退休，這麼多年，一直喜歡以自行車代步。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李建生坦言，這些年，李家三代人對爺爺的崇敬早已融入對黨的感情和忠誠之中。我們家族后輩默默地傳承著以爺爺崇高人格風范為標杆的家風，雖然這個家風沒有條文和約定，卻是一種無形的力量。

“父輩們因為爺爺所舉起的革命紅旗和從事的革命事業，自幼就融入這樣的生活中，並且為之奮斗了一生。第二代親屬雖然都已經過世了，但他們在世的時候，都把自己的一輩子交給了黨，積極為黨工作，以告慰前輩和先烈。”李建生說，作為第三代人，由於時代的變化，在堅持傳承家風的同時，對先烈的認識和理解在想法做法上與父輩有所不同，主要是學習爺爺的事跡，與時俱進積極弘揚、傳播大釗精神，為了紅色傳承盡一份責、助一把薄力。

“弘揚大釗精神，傳承紅色基因，綻放美麗青春，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加油鼓勁。”李建生堅定地說。（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記者 陳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