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在實處、走在前列’是習書記個人品格的高度凝練”

採訪對象：周國富，1945年7月生，浙江諸暨人。1998年12月至2007年4月任省委副書記，分管農業農村工作。其間，1998年12月至2003年12月兼任省政法委書記，2003年7月至2006年11月兼任省紀委書記。2007年2月至2011年1月任省政協主席、黨組書記。2011年3月至2018年3月任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2018年8月退休。
　　採 訪 組：田玉玨 薛偉江 路 也
　　採訪日期：2017年9月18日
　　採訪地點：杭州市大華飯店

　　採訪組：周國富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2002年到浙江任職時，浙江當時的省情是怎樣的？面臨哪些問題？他又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
　　周國富：浙江是一個陸域面積10萬多平方公裡、海域面積26萬多平方公裡的沿海省份，陸域面積中山區佔70%左右，被稱為“七山一水二分田”，人多地少資源能源匱乏，人們常說，“浙江人倒霉，就倒在沒有煤”。同時，浙江工業基礎薄弱，沒有大的國有工業企業，1953年至1957年蘇聯援助中國的156個大項目中，沒有一個落戶浙江。加上1962年蔣介石提出“反攻大陸”，浙江地處沿海前線，一些基礎設施和工業建設也搞不了，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前，浙江的經濟社會情況與全國大多數省份差不多，甚至比其他省份還要更困難一些。
　　改革開放以后，浙江的區位優勢、市場優勢、人文優勢等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政策貫徹實施激發出來、凸顯出來，發展取得長足進步，但也面臨不少“成長的煩惱”。比如，習書記2002年10月到浙江任職時，民營經濟已經佔據浙江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的大部分，稱作“三分天下有其二”。我曾把浙江的經濟情況歸納為“老天爺經濟、老祖宗經濟、老百姓經濟”。“老天爺經濟”是指浙江具有沿海區位優勢﹔“老祖宗經濟”是指歷史文化悠久，人文積澱較為深厚﹔“老百姓經濟”就是指民營經濟較為發達。但浙江的民營經濟也有著先天的不足——這些民營經濟大多是從鄉鎮企業轉制和個體私營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科技水平較低、企業規模較小、分布較散、實力較弱，處於產業鏈價值鏈的中低端。這種現象初起時被叫作“村村點火、鄉鄉冒煙”，這是對當時浙江民營經濟“低、小、散、弱”情況的形象描述。同時，從全省情況看，民營企業雖然有了大的發展，但還不可能與國有企業相提並論，浙江經濟又是以民營企業為主，所以浙江的干部和民營企業家普遍感到發展底氣不足。在這樣的情況下，很需要對浙江經濟的發展理念和路徑進行認真梳理和思考，找到新的發展思路和方位。如何加快實現浙江經濟的轉型升級，壯大發展浙江經濟，成了擺在習書記面前的一道難題。
　　習書記到浙江以后，先是俯下身子扎實開展調研，然后基於對浙江省情的了解提出了“干在實處、走在前列”的新的工作坐標。走在前列是目標，干在實處是關鍵。這讓大家耳目一新。“干在實處、走在前列”是對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人民在創新創業中秉持的奮進精神的高度凝練，也是對今后工作的明確要求，極大提升了浙江干部群眾的精氣神。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國格，一個省有一個省的省格，一個人有一個人的人格，“干在實處、走在前列”就是我們浙江的省格，是浙江發展的精氣神。同時，更是習書記個人品格的高度凝練、集中體現。
　　在2003年7月召開的省委十一屆四次全體（擴大）會議上，習書記提出了著名的“八八戰略”。“八八戰略”，八大優勢，八大舉措，針對浙江處於改革開放前沿的主客觀條件，提出“進一步發揮浙江的體制機制優勢，大力推動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針對浙江獨特的地理位置，提出“進一步發揮浙江的區位優勢，主動接軌上海、積極參與長江三角洲地區交流與合作，不斷提高對內對外開放水平”﹔他還把民營經濟發展經歷的“走過千山萬水、想盡千方百計、說盡千言萬語、吃盡千辛萬苦”的“四千精神”納入浙江人文優勢的內容，提出“進一步發揮浙江的人文優勢，積極推進科教興省、人才強省，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等等。
　　“八八戰略”是習書記在全面、深入調研的基礎上深思熟慮提出來的，全面、系統、貼切、務實，每條優勢和舉措都看得見、摸得著、做得到，所以一經提出就得到了干部群眾的廣泛認同。不僅為浙江未來發展明確了方位和目標，更重要的是使浙江4000多萬人民提振了發展的信心。至今，“八八戰略”依然是指導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總綱領、大戰略和原動力。
　　採訪組：具體來講，習近平同志是怎樣將“八八戰略”落到實處的？
　　周國富：習書記提出並實施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舉措、新抓手，將“八八戰略”落到實處。概括地說，有“七個兩”，即“兩隻鳥”、“兩座山”、“兩種人”、“兩個治”、“兩隻手”、“兩個優勢”、“兩個發展”等。
　　“兩隻鳥”。浙江民營經濟發展較早，基礎薄弱，“低小散弱”的問題比較突出。為了加快浙江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實現轉型升級，習書記提出了“騰籠換鳥”和“鳳凰涅槃”的“兩鳥”重要論斷，促進了思想的再解放，極大地推動了浙江經濟的轉型升級步伐，引導浙江經濟科學發展、品質發展和提升發展。
　　“兩座山”。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域特點，發展不夠平衡，粗放發展，帶來了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山區發展與平原發展、長遠發展與眼前發展等諸多矛盾，制約著浙江的發展空間和發展容量。就農村來說，當時有順口溜說：“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鎮，走了一鎮又一鎮，鎮鎮是農村”﹔“在家穿拖鞋，出門穿套鞋”﹔“浙江到，汽車跳”。這說明村鎮建設缺乏規劃、基礎設施滯后、生態環境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破壞、城鄉發展不平衡。2003年，在習書記的領導下，省委決定在農村全面開展“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簡稱“千萬工程”）。2005年8月15日，習書記在安吉縣天荒坪鎮余村調研中提出著名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論斷，為正在開展的“千萬工程”和整個浙江的發展注入了全新的理念和指導方針。習書記親力親為，每年主持召開由各市市委書記和省級有關廳局長與會的農村“千萬工程”現場會，進行經驗交流和工作部署，腳踏實地，步步推進，形成市縣書記和機關廳局長共抓齊干的大氣勢。同時，在“千萬工程”推進過程中，不斷充實新的內容，如實施鄉村通路工程、萬裡清水河道工程、鄉村規劃和民居保護設計工程、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工程、下山脫貧和千萬農民培訓工程等。通過十幾年持之以恆的奮發創新，浙江農村呈現了一大批美麗鄉村和農（漁）家樂等“三農”（指農業、農村、農民）新景象，山青了，水綠了，人富了，村美了，農業產業“接二連三”，鄉村旅游休閑成為新興產業，生態環境發生了質的變化。山區農民說，過去是“砍樹”賣“木頭”賺錢，現在是“看樹”賣“美景”致富。“砍”與“看”一字之變，深刻反映了浙江“三農”面貌所發生的根本變化。
　　“兩種人”。落實“八八戰略”，推進浙江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處理好“城市與農村”“市民與農民”“平原與山區”“陸地與海島”的均衡發展至關重要。習書記提出並主抓“生態浙江”“法治浙江”“文化大省”“山海協作”等，進一步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讓城市文明輻射到農村，也讓農村文明輻射到城市，農民進城務工，市民下鄉旅游休閑並創業，不僅密切了城鄉關系，更重要的是促進了市民與農民的共同富裕、均衡發展。至今，浙江一直是全國城市農村、市民農民發展差異、收入差距最小的一個省份。
　　“兩個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新征程，我國實現了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歷史性轉變。改革開放是以一次又一次沖破思想禁錮為前提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人民群眾迸發出蘊藏著的極大創造力。習書記提出的“無為而治”“有為善治”的“兩治”思想，意義重大。習書記十分重視老百姓為發展生產力所創造的新事物、新作為，積極鼓勵和支持民營企業家的創新和創造。同時，對於政府有法制和政策規定並已經清楚明了的事情，就要敢於和善於去治理。如習書記主抓的“法治浙江”“文化大省”“平安浙江”等系列建設，為浙江經濟社會健康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兩隻手”。習書記善於運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和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來發展經濟。創立於毛澤東時代的農村供銷合作社對發展城鄉經濟、促進農業生產、富裕農民作出過重大貢獻，但由於種種原因，一些農村供銷合作社漸漸偏離了為農民服務的宗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農村供銷合作社出現了諸多問題。習書記對浙江供銷合作社的情況進行了深入的專題調研，並在2006年1月召開的全省農村工作會議上，重新明確了新時期供銷合作社的目標任務、改革重點和發展方向，特別強調供銷合作社要為農民、農村和農業服務。他還親自簽發浙江省委〔2006〕106號文件，即《關於深化改革充分發揮供銷合作社在新農村建設中重要作用的意見》。同年，習書記在溫州瑞安市農村供銷合作社“三位一體”工作現場會上，首次提出“積極探索建立農民專業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體’的農村新型合作體系”。此后，全國首家集生產、供銷、信用於一體的農村綜合性合作組織——溫州市瑞安農村合作協會正式成立。隨后，在浙江省18個縣（市、區）展開試點，進行積極的探索和實踐，並取得顯著成果。
　　“兩個優勢、兩個發展”。充分發揮浙江的“市場優勢、浙商優勢”，“跳出浙江發展浙江”、“走出去融合發展浙江”，是習書記抓發展的又一個重要思想。浙江人多地少，資源能源匱乏，發展容量和空間不大。但浙江有市場先發優勢和特有的浙商優勢。浙江在海外有眾多華僑、華人、華商，在國內各省都有浙商和商會。至今，浙商在省外已超過600多萬，在海外也有200多萬。浙商富有敢為人先、勇立潮頭、堅韌不拔、創業創新的浙江精神，跳出去、走出去，發展浙江、發展全國、造福人民就是更高層次、更高站位的發展觀。習書記每到省外和國外考察，都要去看望浙商、勉勵浙商，聽取意見，指導工作，使浙商備受鼓舞。“兩個優勢、兩個發展”的大發展思想，不僅促進了浙江發展，而且也促進了浙江的企業走向全國，走向世界，獲得了豐碩成果。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間，您曾分管過紀檢監察工作，請您談談他是怎樣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工作的？
　　周國富：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市場經濟先發之地，浙江在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黨員、干部確實面臨很多誘惑和嚴峻考驗。當時有人開玩笑說，浙江的民營企業發展是靠“手榴彈”“炸”出來的，意思是經常拎著酒瓶請客喝酒﹔是靠“機關槍”“掃”出來的，意思是見了人就分發香煙聯絡感情﹔是靠牛皮“吹”出來的，意思是磨破嘴皮推銷產品。習書記很理解民營企業家創業的艱辛和難處，他常說：我們浙江的民營企業家很不容易，黨和政府一定不能瞧不起他們，要親近他們，給他們支持。同時，習書記非常重視黨員、干部的黨風廉政建設，強調要樹立正確的義利觀。他也非常支持紀檢監察工作，在反腐敗斗爭中，特別強調懲防並重，堅持教育與懲治相結合。對於違紀違法的黨員和干部，從來都是態度堅決，發現一起，查處一起，教育一片。
　　在大力懲治腐敗的同時，習書記十分重視對黨員、干部和全社會的廉政教育，教育黨員干部算清經濟賬、法紀賬、良心賬。在習書記的重視和支持下，浙江成為全國最早開展廉政文化建設的省。省紀委專門編纂了一部《廉政鏡鑒叢書》，分為《從政風范》《從政警戒》《古今廉文》《清官故事》《中國廉政史話》《廉政文化新探》等六冊，由習書記親自作序，作為黨員干部讀本，並公開發行。寧波市鄞州區委編纂的《中國廉政文化叢書》，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首發式。在全省各地還建立17個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同時還在全省開展廉政文化進街道、社區、農村和學校活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時任中紀委書記吳官正和副書記劉峰岩的贊揚和推廣。我曾經到杭州市區一所初中聽過一堂“廉政文化教育課”，主題是“誘惑”，討論什麼是誘惑？我們身邊有哪些誘惑？怎樣對待誘惑？學生們討論熱烈，老師循循善誘，分析透徹，取得良好效果，在孩子們的心裡播下“清廉”的種子。做好教育為上、懲防結合的黨風廉政建設工作，為浙江黨員、干部營造風清氣正的從政環境、社會環境，教育引導他們樹立正確的政績觀，這是習書記率先垂范，敢抓、善抓黨風廉政建設的豐碩成果。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間，他給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周國富：習書記是一位擁有大智慧、大謀略、大抱負、大實干的杰出領導者。他在工作和生活中非常低調，始終扎扎實實地干好每一項工作。他認真負責，勤於學習，善於思考，注重調查研究，講求工作效率。在我們心中，他既是我們的班長，也是我們的朋友，更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大家知道，我們浙江是世界聞名的產茶之鄉，習書記愛茶、關心茶，支持浙江茶產業的發展。2006年，還專門給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所屬刊物《茶博覽》撰寫《世界茶鄉看浙江》的文章，給浙江茶人以極大的鼓舞。更重要的，我覺得他做人如茶。茶葉在其生命最美好的時候（一芽一葉、一芽二葉）被採摘離開了生命之母（樹），經歷凋、揉、烘、焙甚至發酵等艱苦磨煉方成好茶。這正是習書記的人生經歷和奉獻成就的生動寫照，也是他“干在實處、走在前列”個人品格的高度凝練和精彩體現。習書記閱識豐富，膽識過人，身體力行，無私奉獻。可以說，當年主政浙江時的探索和實踐，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的源頭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