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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古田會議會址及舊址群——

尋根溯源,重溫崢嶸歲月(崢嶸歲月)

本報記者 馮春梅 倪光輝 顏 珂 黃 超

2021年01月26日07:44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圖①:中央蘇區(閩西)歷史博物館。
  中央蘇區(閩西)歷史博物館供圖
  圖②: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址文昌閣。
  古田會議紀念館供圖
  圖③:古田會議紀念館。
  影像中國

 

在義務教育教科書《中國歷史(八年級上冊)》介紹工農武裝割據的第一頁,古田會議會址圖片上,“古田會議永放光芒”幾個大字十分醒目。這頁教材被制成展板,在福建龍岩市古田會議會址及舊址群隨處可見。

1929年12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召開。會前,紅四軍進行政治軍事整訓,為會議作思想和組織上的准備。會后,毛澤東在古田寫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從理論上對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作了初步說明。

古田會議的光芒從何來?近日,記者一行走進龍岩連城縣、上杭縣,探訪古田會議召開前后的紅色足跡,重溫黨領導創建新型人民軍隊的崢嶸歲月。

“新泉整訓”——

在農村進行無產階級政黨和新型人民軍隊建設

連城新泉村,榕樹冠如雲。村口河邊,有一棵樹齡數百年的大榕樹,枝葉向水伸展,樹蔭能覆百人。

當地人說,紅四軍曾在樹下演講動員,號召工農團結起來,打土豪、分田地。

跨過小河,前委機關舊址望雲草室、司令部舊址於溪公祠、工農婦女夜校舊址張家祠、軍民萬人大會台舊址等保存較好,見証著在農村進行無產階級政黨和新型人民軍隊建設所走過的艱難道路。

龍岩市委黨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吳升輝介紹,紅軍到贛南、閩西后,重軍事輕政治、不重視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等錯誤思想在黨內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對此,中央政治局聽取陳毅關於紅四軍全面情況的詳細匯報,中共中央發出了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指出對於紅軍中的種種錯誤觀念“堅決以斗爭的態度來肅清”。

1929年11月,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決定召開紅四軍黨的九大。12月上旬,紅四軍進駐連城新泉,開展了政治軍事整訓,史稱“新泉整訓”。其間,毛澤東根據中央來信的精神和紅軍創建以來的經驗,以及對紅四軍狀況的調查,為這次大會主持起草決議案。陳毅參加決議案起草工作,朱德負責軍事整訓。

“前委召開大隊、支隊以上干部聯席會議,士兵、農民等調查會,大家白天搞研究,晚上作總結。”新泉整訓紀念館講解員周冬梅說,經過集中整訓,指戰員的政治覺悟不斷提高,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為紅四軍黨的九大召開打下了重要基礎。

如今,站在軍民萬人大會台舊址前的空闊草坪,似乎仍能感受到紅軍戰士開展訓練的鏗鏘腳步……

古田會議——

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

“這裡是我們黨確立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原則的地方,是我軍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軍隊定型的地方。”1月16日上午,古田會議會址前,武警龍岩支隊對30余名新上崗紅色講解員開展現場教學。

走在田間地頭,不少古田群眾都能說出當年的革命歷史故事。對他們來說,古田會議精神,不隻保留在紀念館裡的文字和圖片裡,更存在於父輩的記憶裡……

當年,大會召開之際,敵人向閩西革命根據地等區域部署了三省“會剿”。為確保會議順利安全,紅四軍移師上杭古田,這裡山多地險、易守難攻。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黨的九大在當地宗祠改造而成的曙光小學召開,這就是彪炳史冊的古田會議。大會由陳毅主持。會上,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央指示信。

各級黨代表、干部代表和士兵代表120多人參加了會議,正值嚴冬,與會代表燒炭取暖。90多年過去,在白牆青瓦的古田會議會址,先輩們探尋革命道路時篳路藍縷、艱苦奮斗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會上,大家統一了思想認識,一致通過大會決議案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中心思想是要用無產階級思想進行軍隊和黨的建設。”在會址北側,坐落著古田會議紀念館,建館以來共接待國內外觀眾4000多萬人次。館長曾漢輝一邊介紹,一邊帶著記者回顧了決議內容:

在軍隊建設方面,決議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軍隊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必須全心全意地為著黨的綱領、路線和政策而奮斗。在黨的建設方面,決議著重強調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性,並從紅四軍黨組織的實際出發,全面地指出了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糾正的辦法。

“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所規定的基本原則,集中體現了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這一獨特的黨的建設的道路。”古田會議精神研究中心負責人林炳玉表示,這些原則,不但很快在紅四軍得到貫徹,隨后在其他各部分紅軍中也逐步得到實行,並對以后不斷加強黨的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思想

距古田會議會址1公裡的賴坊村,1座二層磚木建筑靜靜佇立。這便是協成店,紅四軍司令部設於此樓。古田會議后,毛澤東從古田八甲村前委機關駐地移住於此。

1930年1月,毛澤東在信中指出,那種“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是於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通過論述,他實際上提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到農村,在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和發展紅色政權,待條件成熟時再奪取全國政權的關於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思想。新中國成立后,該信收錄於《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這就是不朽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通過艱難探索,到1930年上半年,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紅軍戰爭和根據地建設的過程中,逐步地解決了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當時,毛澤東、朱德領導下的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是全國各革命根據地中力量最強的。10萬閩西兒女參加紅軍——“聽黨話、跟黨走”嵌入閩西人的紅色基因。

“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形成和發展,為后來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對各地區根據地的建設起了鼓舞和示范的作用。”在中央蘇區(閩西)歷史博物館,館長鄧澤村告訴記者,閩西根據地廣泛開展的土地革命,提出分田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原則,無地少地農民生產積極性極為高漲。1929年分配土地后,1930年早稻就獲得了好收成,龍岩、連城的產量比上年增加兩成,上杭、長汀比上年增加一成。在上杭等縣的農村,約20萬畝的土地革命果實始終保留在農民手裡,直至全國解放,是閩西革命斗爭“二十年紅旗不倒”的顯著標志之一。

《 人民日報 》( 2021年01月26日 06 版)

(責編:朱紫陽、任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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