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會議還在影響年輕人

“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

有先生有好處，也有壞處。不要先生，自己讀書，自己寫字，自己想問題。這也是一條真理。我們過去就是由先生抓著手學寫字。從一九二一年黨成立到一九三五年，我們就是吃了先生的虧。綱領由先生起草，中央全會的決議也由先生起草，特別是一九三一年的，使我們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從那之后，我們就懂得要自己想問題。我們認識中國，花了幾十年的時間。中國人不懂中國情況，這怎麼行！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教條主義者說蘇聯一切都對，不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

——摘自毛澤東1963年9月3日同外賓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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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那次著名的會議已經過去86年，在老城遵義仍不難看到當年的痕跡。

紅軍墳、紅軍街、長征街道，老鴉山的石頭上還能看到當年的彈孔。不時有穿著紅軍服、頭戴紅軍帽、背著“為人民服務”斜挎包的觀眾走進遵義會議紀念館。

還有一些痕跡留在看不到的地方，人們籠統地稱之為“遵義會議精神”。22歲的蔡金洋身上就有這種痕跡。2016年，蔡金洋考入遵義師范學院。渾渾噩噩地過完第一學期后，他報名成為遵義會議紀念館的義務講解員。

他面前的第一道障礙是一本100多頁的資料冊，一名有經驗的講解員帶他每周學習一部分，他花了一個多月時間終於背下全本。

有一次，20多名解放軍官兵來紀念館參觀，蔡金洋講解時感到這群觀眾跟其他人不太一樣。講到長征途中特別危急的時刻，別的觀眾都顯得很悲痛，可是這群軍人眼裡透著堅定。

這樣的眼神給蔡金洋留下極深的印象。他出生於軍人家庭，父母一直希望他參軍。當時正值征兵季，蔡金洋考慮了一夜，第二天就去報了名，而且要求去西藏。

入伍那天，蔡金洋一下火車，就被海拔4500多米高原上的大風吹得簡直要窒息。駐地在那曲，這裡的凍土很厚，隻有每年6-9月能看到一種矮矮的小草，除此之外看不到其他植物。野外駐訓時，狐狸和狼會來偷吃東西，狼的嚎叫聲和撕咬食物的聲音，令他至今難忘。一年中四五個月大雪封山，物資隻能靠人背上去，每天吃的菜，是幾種耐儲存的蔬菜：土豆、白菜、蘿卜，土豆、白菜、蘿卜。

“知道西藏的條件艱苦，但真沒想到這麼苦。”他有時也有點后悔：怎麼就來了這種地方？

蔡金洋想起當義務講解員時講過的故事。遵義會議紀念館裡陳列的草鞋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勸自己：無論如何，今天的環境比當年好太多了。

2019年，蔡金洋回到學校繼續讀大二。2020年10月，蔡金洋參演學校的音樂舞蹈史詩《遵義會議放光輝》，扮演一個被“紅軍菩薩”救了的男孩，從少年演到老年。

演出排練時，好幾個同學抱怨太苦。蔡金洋跟同學說，以前自己也這樣容易放棄，但是現在想法不同了：每當想放棄，就想想自己已經經歷了那麼多，放棄實在太可惜了，“每次堅持一點點，就這麼做下來了”——跟紅軍長征一樣。

上海大學學生章葉浩薇的身上也有“遵義會議精神”的痕跡。去年畢業后，章葉浩薇和4名同學一起作為研究生支教團老師來到遵義市紅花崗區第八小學。

支教團裡剛好有3名黨員，他們成立了臨時黨支部，遵義大大小小的紅色遺址成了黨團活動的必選地。

在婁山關，看到群山高聳連綿，白雲環繞在半山腰上，這些年輕人感到極為震撼。他們從山腳下出發，沿著人工鋪設的台階爬山還是感到很吃力。章葉浩薇說：“這麼險的山，真不知當年紅軍是如何取得婁山關大捷的。”

婁山關大捷是遵義會議后紅軍的第一個捷報，也是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遵義會議結束后，紅軍離開遵義開始曲線行軍，變幻無常的路線讓敵人琢磨不透——敵人部隊剛部署就緒，紅軍卻又掉頭行進。1935年2月，紅軍第二次渡過赤水河后又迅速折回，計劃第二次攻佔遵義城。2月26日，彭德懷率軍搶先攻佔婁山關，據記載，僅早於敵人幾分鐘。

站在紅軍當年走過、戰斗過的地方，這些年輕人總會談論起當年。2020年4月，共青團貴州省委發起“青春長征”活動，全年共有2000多萬人次青少年參加了線上線下的活動。

近幾年，遵義會議紀念館和遵義市教育局合作，培養了很多青少年講解員。小學六年級女生張瑞凝讀二年級時就成為遵義會議紀念館的“小小紅色義務講解員”，因為表現出色，她還參加了貴州省外的很多宣講活動。這個小姑娘把參加宣講活動得到的獎金捐獻出去，立志不僅要講述英雄模范的故事，還要做像他們一樣的人。

蔡金洋也參加了校內的“紅fans宣講團”，他希望告訴更多年輕人，要有理想、有擔當。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雅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