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命運的十二天

在此后的數十年裡，這次會議都是一個巨大的謎。楊尚昆記得，書記員鄧小平坐在角落裡忙著記筆記。但在顛沛流離的戰時，當時的筆記全都丟失了。1936年，斯諾採訪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時，似乎也沒人提到這次影響深遠的會議，至少斯諾沒有將它寫入《紅星照耀中國》（又譯《西行漫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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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7日，貴州第二大城市遵義迎來一支士氣不算高昂、極度疲乏的部隊。

在這之前，曾任納粹陸軍參謀長的馮·西克特——有人稱他是希特勒最得意的將軍之一——和另外幾名德國顧問幫助蔣介石布置了第五次“圍剿”。距離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已經過去了兩年多，東北全境淪陷已一年多，但對於當時的國民政府來說，更大的威脅來自國內——日益壯大的中國共產黨越來越像是一個會奪走政權的對手。“剿匪”成為蔣介石堅定不移的目標。

第五次“圍剿”開始后，共產國際派來的德國顧問李德搬用正規的陣地戰經驗，令裝備很差的紅軍同裝備優良的對手打陣地戰、堡壘戰，遭遇一次次慘敗。1934年9月，敵方各路軍隊加緊進攻中央蘇區，眼看已無在原地扭轉局勢的可能，紅軍被迫踏上轉移之路。

“戰略轉移”其實更像是一次無目的的搬家——美國記者哈裡森·埃文斯·索爾茲伯裡在《長征》一書中提到，毛澤東曾抱怨說：“長征事前並無計劃，沒有讓我參加長征的准備工作。”軍隊帶著許多輜重，其中甚至還有辦公桌椅和檔案資料。另一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了解到，當時多達5000人參與運輸工作。這顯然拖慢了行軍速度，以至於一夜隻能翻過一個山坳。這支龐雜的隊伍從江西出發后就一直向西北方向行進，敵方不難預見紅軍的動向，並布下口袋陣。

渡過湘江后，中央紅軍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多人。這是紅軍歷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頁。

李德的指揮引起越來越多的不滿。他甚至對每門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設在哪裡等具體問題都要指示。這讓聶榮臻很惱火。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城恭城書院舉行緊急會議，毛澤東說服大家前往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

幾天后，在貴州黎平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主張繼續向貴州西北前進，王稼祥、張聞天也都支持他。李德因病沒有參會，會后，周恩來把會議決定的譯文拿給李德，李德看到這份完全異於自己主張的會議決定后，非常生氣。周恩來的警衛員記得，周恩來和李德用英文吵架，周恩來氣得拍桌子，拍得桌上的馬燈都跳起來。

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遵義。1月15日至17日這3天，每天晚上7點鐘，舉行了后世所稱的“遵義會議”，通常每天持續四五個小時。

在此后的數年乃至數十年裡，這次會議都是一個巨大的謎。楊尚昆記得，書記員鄧小平坐在角落裡忙著記筆記。但在顛沛流離的戰時，當時的筆記全都丟失了。1936年，斯諾採訪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時，似乎也沒人提到這次影響深遠的會議，至少斯諾沒有將它寫入《紅星照耀中國》（又譯《西行漫記》）。

直到1948年，遵義會議決議公開發表，外界的人們才終於了解到會上討論了什麼。

這份題為《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的文件，嚴厲批評了博古和李德：“政治局擴大會認為××同志（指博古——記者注）特別是華夫同志（即李德——記者注）的領導方式是極端的惡劣，軍委的一切工作為華夫同志個人所包辦，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對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採取各種壓制的辦法，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是被抹煞了。”

遵義會議召開30多年后，關注中國的海外學者們還在爭論：會上遭受嚴厲批評的“華夫”到底是誰？決議中隱去的人名“××”和“×××”分別指誰？

1985年，遵義會議召開五十周年之際，陳雲手稿《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人們終於弄清了遵義會議的召開日期和參會人員。

不管當時和后世的爭論多麼紛亂，人們能夠確定的是，毛澤東重新掌握了軍隊，此時他被完全剝奪紅軍指揮權已達兩年多。而德國人奧托·布勞恩——他在中國更為人熟知的名字是李德——從此離開中國共產黨的權力中心，1939年離開中國。

賀子珍回憶，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向她感嘆：“辦什麼事都要有個大多數啊！”她注意到，這次會議后，毛澤東變得更加周到，更善於團結別人。

疲勞到極點的紅軍也在遵義得到了喘息之機。

上世紀80年代，索爾茲伯裡查閱眾多史料，沿著紅一方面軍的長征路線開車行進，採訪了許多長征幸存者，寫成《長征》一書。他在書中寫道：“在遵義，戰士們有了新草鞋，有的人還有皮底鞋，厚實的衣服，竹編防雨斗笠和新的草編雨帽。他們的米袋裡裝滿了糧食，醫療隊從藥鋪裡補足了碘酊和氯仿，也補足了草藥。甚至還有新的手電筒、電池，此外還儲存了不少煤油、糖和鹽。”

遵義會議紀念館副館長張小靈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遵義是長征途中擴紅（即‘擴大紅軍’）規模最大的地方之一，有四五千人參加紅軍，大部分是年輕人。”

在這四五千名普通人中，少數幾人在史書中留下了名字。

有一個年輕的遵義女孩給陳雲留下很深的印象，陳雲化名為廉臣所作的《隨軍西行見聞錄》中寫道：“尤有一事可記者，當紅軍在遵義成立革命委員會時，有一女學生名叫李小俠者，年約二十，同情紅軍，在大會上演講，后被舉為革命委員之一，為當地學生中之長於交際者。當紅軍退出遵義時，李小俠亦隨紅軍而去。”

16歲少年陳萬清也在此期間加入紅軍。4個月后，他所在的連隊將擔負強渡大渡河的任務。營長在該連隊點了16人，正准備出發。陳萬清哭著從隊伍中跑出來，要求一同執行任務。他成為強渡大渡河的第十七名勇士。這些普通人書寫了未來共和國的歷史。

遵義會議期間，形勢越發緊張——蔣介石調集40萬大軍，想要圍殲中央紅軍。但毛澤東復出后指揮的第一戰並不順利。在川黔交界打響的土城戰斗，因為情報有誤，紅軍失利。博古譏諷說“狹隘經驗論者指揮也不成”。

一個月后的婁山關大捷，再次証明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這是紅軍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

四渡赤水，則是一次富有想象力的戰爭奇跡。遵義會議紀念館循環演示這場戰爭：紅軍雖勢單力薄、且處於重圍之中，但勝在靈活，神出鬼沒。敵軍則如同步履笨重的巨人，跌跌撞撞地追趕，但總是晚了一步。3萬多人的中央紅軍如同一隻靈巧的猴子，在兵力十倍於己的敵軍中往來穿插，最終跳出重圍，掌握了主動。

原本士氣低落、身心俱疲的紅軍，終於又看到了希望。

黨史學家傾向於將遵義會議看作一個連續的系列，此前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是遵義會議的前奏，黨內領導人對於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逐漸達成共識﹔其后的雞鳴3省會議、苟壩會議等，則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權和新一代領導集體。

這次會議的重大意義，學過中學歷史的人大都耳熟能詳。索爾茲伯裡寫道：“遵義會議結束了。長征繼續進行。毛澤東在掌舵。中國的道路——至少今后半個世紀的道路——就這樣確定了。”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雅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