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白霧駛入朝日，革命航船的新路探索

2017年7月22日，北京，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觀眾在油畫照《南昌起義》（左）、《秋收起義》前駐足觀看。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陳劍/攝

68歲的陳鋼有40多年都埋首在這段歷史煙海裡——他是井岡山研究中心的教授，也是土生土長的井岡山人，他幾乎對家鄉的每條路、每間房屋的故事如數家珍。有關中國革命探索新道路的故事，他已經寫下400多萬字的書稿。

陳鋼始終記得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結尾中描摹的圖景：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的一隻航船，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歷史証明了毛澤東所預言的革命高潮，而為之鋪墊的，是中國共產黨從低谷中不斷開辟新路的曲折探索。

槍杆子裡出政權

中國共產黨人是從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開始，認識到武裝斗爭的重要性。在極端危急的情況下，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旬，剛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委會毅然決定了三件大事：將黨所掌握和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准備發動武裝起義﹔發動秋收起義﹔召集中央緊急會議，討論和決定大革命失敗后的新方針。

陳鋼說，南昌工農運動高漲，有堅實的革命基礎。當時城中守敵隻有6000余人，起義部隊有兩萬余人，而且，南昌隻有一條南潯鐵路，起義后敵軍增援無法及時趕到。

1927年7月27日，周恩來從武漢經九江趕到南昌，與李立三、惲代英、彭湃在江西大旅社組成前敵委員會共商起義大計，他們將起義時間定為8月1日凌晨4點。

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講解員甘婧在講述那段歷史時解釋，江西大旅社地處南昌市中心最繁華地區，有利於掩護起義的准備工作。由於第二十軍的一個副營長投敵叛變，起義提前兩個小時，改為凌晨兩點。

如今，在南昌和九江之間的要道，豎琴一般的涂家埠鐵橋依然佇立江上。武裝斗爭的前奏曲，正是從這裡響到南昌城內。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率領兩萬多人，在南昌城頭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經過4個多小時的戰斗，起義軍佔領了南昌城。

南昌起義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也稱八七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的論斷。南昌起義豎起了一面革命武裝斗爭的旗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

秋收時節暮雲愁，霹靂一聲暴動

八七會議后的8月9日， 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決定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到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同時改組省委，領導秋收起義。

“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匡廬一帶不停留，要向瀟湘直進。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秋收時節暮雲愁，霹靂一聲暴動。”在毛澤東為秋收起義寫的詩詞裡，處處透露著革命隊伍必勝的信心。

在井岡山革命博物館裡保存的秋收起義的梭鏢頭上，也刻著“革命成功萬歲”。

這支由工人、農民、革命兵士和知識分子組成的隊伍，確立為共產黨獨立領導的工農革命軍，豎起了鐮刀斧頭的旗幟。

1927年9月8日起，湘贛邊界各地工農武裝紛紛舉行暴動。然而結果卻是3個團全部受挫，人員損失大半。

“毛澤東已經感覺到攻打城市，不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陳鋼說。

9月19日，在瀏陽文家市舉行的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有關部隊的行軍方向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師長余洒度堅持向長沙進攻。毛澤東認為，應取消進攻長沙的軍事行動，沿湘贛邊界經萍鄉退往湘南。總指揮盧德銘站出來，支持了毛澤東的決定。

向農村進軍這一轉變，是中國革命歷史中的一個轉折點。它不僅保存了革命力量，也為“建立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軍事戰略點燃了星星之火。

1927年9月29日，部隊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在毛澤東領導下對部隊進行改編，將一個師編為一個團，也就是工農革命軍第一軍1師1團﹔在部隊中建立黨的各級組織，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制。

曾任工農革命軍第一軍1師1團特務連黨代表、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羅榮恆曾回憶說，整編后的軍隊干部大多是投筆從戎的知識分子，其中有些人在危險艱苦的斗爭面前灰心動搖，少數人已不告而別。如果不迅速處理，勢必動搖軍心。毛澤東根據自願，要走的就發五塊錢路費，疏散到農村去，留下來的是經過戰斗和艱苦生活考驗的堅定革命者，人雖少，卻精悍得多。

“這是我軍的新生，正是從這時開始，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在羅榮恆看來，如果不是毛澤東解決了這個根本性的問題，這支部隊便不會有政治靈魂，不會有明確的行動綱領，舊式軍隊的習氣和農民的自由散漫作風，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結果即使不被強大的敵人消滅，也會變成流寇。

敢闖新路，一輪紅日噴薄待出

1927年10月3日，秋收起義部隊到達江西寧岡縣古城，決定在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陳鋼把“上山”總結為“堅定信念，敢闖新路”，這也是流傳至今的井岡山精神。

部隊在井岡山開展土地革命、實行武裝割據，根據地逐漸壯大。1928年4月28日，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和朱德、陳毅領導的湘南起義和南昌起義部分部隊在井岡山會師，建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為政治部主任。

紅四軍連續打破國民黨軍“圍剿”，使根據地日益壯大，並逐漸迎來全盛時期。

1929年年初，紅四軍主力轉戰，建立贛南、閩西根據地。1930年元旦，時任紅四軍第一縱隊縱隊長林彪致信毛澤東，信中主張大敵當前，紅四軍應分散去打游擊，各找出路。信中透露著消極情緒，過高估計了敵人的軍事力量。

實際上，早在1929年年底“古田會議”后，毛澤東就開始重視黨內和軍內彌漫的悲觀情緒。他想借回復林彪來信的機會，闡明他對中國革命和紅軍前途的看法，清除這種情緒。

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在古田賴坊一家店鋪的閣樓上，寫下一封長信。他明確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毛澤東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來形容當時的革命形勢。隻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生罷課的情況，就知道這個“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地不遠了。

在信的末尾，毛澤東寫道：“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來到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如信所言，不到兩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

1965年，毛澤東在闊別38年后重上井岡山，他感慨道，“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張藝 記者 陳卓瓊 王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