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崢嶸歲月

石油基本自給

1963年12月，周恩來總理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庄嚴宣布：“我國需要的石油，現在可以基本自給了。”

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石油工業的基礎十分薄弱。新中國成立后，先后開發建設了新疆克拉瑪依油田和青海冷湖油田及四川油、氣田，擴大了玉門油田，初步形成了玉門、新疆、青海、四川4個石油、天然氣生產基地，在東北、華北、西南等幾個大盆地進行的區域勘探取得新的進展。1959年全國原油產量達到373萬噸，主要石油產品自給率達到40.6%。

60年代初，我國面臨著來自國內外的嚴重困難和巨大壓力，大慶石油會戰就是在這個時期打響的。經過3年多的奮戰，到1963年，我國高速度、高水平地探明和建設了大慶油田，形成了年產600萬噸原油的生產能力，對實現石油產品基本自給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1964年1月21日，石油工業部黨組向中共中央報告，提出要在天津以南、東營以北的沿海地帶，組織華北石油會戰。到1965年，在山東建成的勝利油田、在天津建成的大港油田都開始出油。華北石油會戰打開了渤海灣地區的勘探局面，在中國東部又開辟了一個新的石油生產基地。

經過大慶石油會戰和華北石油會戰，到1965年底，中國原油產量達到1131萬噸，實現了國內消費原油和石油產品的全部自給，實現了中國石油工業發展史上的一次飛躍。

“兩彈一星”建功勛

1964年10月16日15時整，我國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上空閃過一道強烈亮光，驚天動地的巨響之后，巨大火球轉為蘑菇雲沖天而起。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

當晚，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指出：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中國發展核武器，是為了防御。中國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高瞻遠矚，審時度勢，果斷決定發展以“兩彈一星”為核心的國防尖端科學技術。

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來為主任的專門委員會。在強有力的領導下，全國“一盤棋”，協同攻關，大大加速了“兩彈一星”研制進程。原子彈研制率先於1964年實現突破。1966年10月27日，我國第一顆裝有核彈頭的地地導彈飛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爆炸，成為世界上第四個掌握氫彈技術的國家。1970年4月24日，我國用“長征一號”運載火箭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

“兩彈一星”對中國的安全和發展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正如鄧小平所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

初繪現代化藍圖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正式和完整地向全國人民提出“四個現代化”的任務。

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整個國民經濟已經全面好轉。今后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為了實現“四化”，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通過反復思考，確定了社會主義現代化藍圖。從此，實現“四化”成為黨和國家的奮斗目標。1975年1月，周恩來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重申了“四化”目標和兩步走設想。

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全國人民不懈奮斗，努力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一步提出“三步走”戰略，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豐富和完善經濟社會發展的內涵，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闊步前進。

“愚公移山，改造中國”

“愚公移山”，是一個在中國流傳幾千年的寓言故事。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讀到一份講述山東省莒南縣厲家寨通過整治土地、興修水利、科學種田，使糧食產量大幅提高，全村面貌煥然一新的報告，揮筆寫下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國，厲家寨是一個好例”的批語。

“愚公移山，改造中國”，為這個偉大精神所感召，中國人民抒寫了無數重整山河的壯麗詩篇。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和河南省林縣（今林州市）人民開鑿紅旗渠、重新安排山河的壯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大寨，位於山西省晉中太行山麓海拔1000多米的山區。這裡自然條件惡劣，土地貧瘠。大寨人在黨支部的帶領下，苦干、實干、拼命干，從1953年開始，用五年時間，改造了全村七條大溝，把深溝變成了良田，被譽為“全國農業戰線的一面紅旗”。1962年，在全國大災和嚴重困難的年景下，大寨糧食畝產高出同縣平均產量530斤。

河南省林縣位於太行山東麓，自古以來就嚴重干旱缺水。林縣人民在縣委帶領下，大膽設想引漳河水入林縣，“重新安排林縣山河”。1960年初，3.7萬名林縣群眾開始向太行山開戰。經過五年苦戰，1965年4月5日紅旗渠總干渠通水。隨后用了七八年時間，進行支渠配套、總干渠加高加固，直至1974年8月，紅旗渠全部竣工。紅旗渠被譽為“人造天河”，至今仍發揮著積極效益。

“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開始

1966年，正當我國基本完成調整經濟的任務，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發生了。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他發動這場“大革命”的出發點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維護黨的純潔性和尋求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但他當時對黨和國家的政治狀況的錯誤估計，已經發展到非常嚴重的程度。

“文化大革命”歷經從發動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從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從十大到1976年10月結束這樣三個階段。中共九大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1971年9月林彪事件的發生，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失敗，但中共十大仍然繼續九大的“左”傾錯誤，並且使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進一步得到加強。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后，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同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一舉粉碎“四人幫”，從而終止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

實踐証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黨和人民同“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雖然艱難曲折，但一直都沒有停止過。在這十年中，我國國民經濟仍然取得了進展，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的局面。但是，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中非友誼的豐碑

有這樣一條鐵路，它東起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西至贊比亞中央省的卡皮裡姆博希，越過“地球的傷疤”——東非大裂谷，全長1860.5公裡。這條貫通東非和中南非的大干線叫坦贊鐵路，是中非友誼的豐碑。

坦桑尼亞和贊比亞都是在上世紀60年代非洲民族解放浪潮中新獨立的國家。但是，由於一些國家的封鎖，這兩國的經濟發展面臨很大困難。因此，坦、贊兩國領導人向世界有關國家請求援建一條連接兩國的鐵路。

1965年2月，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訪華。劉少奇和周恩來在與尼雷爾會談時表示：中國政府同意幫助修建一條由坦桑尼亞到贊比亞的鐵路。毛澤東對尼雷爾說：你們有困難，我們也有困難，但是你們的困難和我們的不同，我們寧可自己不修鐵路，也要幫你們修建這條鐵路。1967年6月，贊比亞總統卡翁達訪華時，與中國商定了修建坦贊鐵路的相關事宜。同年9月5日，中國、坦桑尼亞、贊比亞三國政府在北京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政府、贊比亞共和國政府關於修建坦桑尼亞—贊比亞鐵路的協定》。協定規定：中國提供無息的、不附帶任何條件的貸款，並派專家對這條鐵路進行修建、管理、維修，培訓技術人員。

1968年5月，中國派出勘探人員在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中開始進行全線勘測設計。坦贊鐵路於1975年10月試辦運營，1976年5月完成了全線工程收尾和設備安裝配套等工作。卡翁達總統后來說：坦贊鐵路是“我們與中國友誼和團結的紀念碑”。

揚子江上架鋼虹

1927年，國外某橋梁專家在南京實地勘察后，留下一句話：在南京造橋，不可能。然而1968年，就是在這個“不可能”的地方，一座用我國自己研制的特種鋼材建造的大橋，建成通車。

南京長江大橋的建設經歷了10年時間。1958年11月，南京長江大橋建設委員會成立。1960年1月，大橋主體工程江心橋墩正式開工。工程技術人員潛入水下60多米，進行水下電焊和切割。到1966年4月，江中9個橋墩已全部造出水面。在“文化大革命”動亂最嚴重的時候，大橋的建設仍加緊進行。1968年，大橋建設速度明顯加快，建設者全力以赴，全市人民熱情援助。

當年的施工隊長宋培起說：“冬天，在空曠的江面上，寒風凜冽，手摸鋼鐵能粘掉一層皮，一天下來，常常手指都無法伸展。夏天，混凝工人仍必須每天悶在嚴密的模型板和鋼盤中間，連續工作七八個小時，模板裡面不通風，溫度要比外面高出10攝氏度。一天下來，他們的衣服上就結了厚厚的一層鹽霜……”大橋建設者們大興勤儉節約之風，劃線工“量體裁衣”，節約鋼材﹔鋼筋工精打細算，不浪費一根鋼筋﹔電焊工連用剩下的一寸長的焊頭也舍不得丟掉。

1968年9月30日，南京長江大橋鐵路橋建成通車，同年12月29日，公路橋建成通車。南京長江大橋公路橋長4588米，鐵路橋長6772米，是當時中國最大、橋梁技術最復雜的鐵路、公路兩用橋。建橋過程中，工程技術人員所創造的大量新工藝、新技術達到了當時世界的先進水平。

（據新華社電） 

《 人民日報 》（ 2019年12月03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