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血脈滋潤“楓橋經驗”枝繁葉茂

“溝裡要把溫棚建,山上要變花果園﹔

二級公路修個通,交通運輸更方便﹔

……千年長來萬年長,永遠不忘共產黨。”

陝北民歌,時而鏗鏘,時而婉轉。84歲老漢馬興業唱到高興處額頭沁出一層細汗。

馬興業曾任陝西省綏德縣郝家橋村會計,也是郝家橋革命歷史紀念室義務講解員。他回憶,1943年,剛到任不久的中共綏德地委書記習仲勛,就住在他們家。在這裡,習仲勛發動群眾一起開荒種糧,搞生產自救。

“這裡群眾基礎好,對黨的領導,老百姓有天然的向心力。”馬興業說。

“榆林是革命老區,走群眾路線,發動群眾自行解決矛盾、化解矛盾的傳統一直延續至今。”陝西省榆林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張守華說,楓橋經驗的核心就是群眾路線,在紅色基因的傳承中,誕生於浙江的“楓橋經驗”也在這裡從落地生根到枝繁葉茂。

“四治”融合保障“三變”改革

榆林市榆陽區趙家峁村,一棟棟嶄新的二層小樓整齊地排列著。艷陽下,村民們或悠閑地散步,或三五成群拉著家常。

而就在兩年前,住進寬敞明亮,水、電、氣和通信齊全的新民居,對於趙家峁村村民來說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榆陽區政法委綜治辦副主任何樹峰說,彼時,村民住的都是老舊窯洞,耕地全部是不到一畝的“綹綹地”,農民經濟收入的80%都來自外出務工。“窮則生事”,過年回家,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喝酒賭博,一宿就能把一年時間辛辛苦苦攢下的千把塊錢輸個精光。村民常常因為幾塊錢而斤斤計較,甚至大打出手。

為了改變村裡的困境,榆陽區委、區政府及鄉鎮黨委、村支委等決定通過共治、自治、法治、德治“四治融合”的基層治理模式,保障“三變”(資源變股權、資金變股金、村民變股民)產權制度改革和發展鄉村旅游。

找外出經商的“能人”回鄉,參與鄉村治理,是趙家峁村推動“共治”的一項成功舉措。2013年6月,在村“兩委”換屆中,村民、陝西信昌建設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春平高票當選為村黨支部書記。

作為土生土長的陝北人,張春平深知這片土地上生活的艱辛,對於回鄉心生有顧慮。然而,面對幾次三番找來的各級領導,張春平最終還是同意了。他打定主意:幫助村裡修好溫室大棚和養殖場區,建好農村基礎設施(道路、新民居等)后便退出。

但是,讓張春平沒想到的是,選舉村黨支部書記時,他幾乎是全票通過。他開始被村裡人的熱情所感染,覺得確實該為村上做些事情了。

沒有資金、沒有成片的土地怎麼辦?

支部委員會、黨員大會多番討論,得出結果:對全村土地進行折股流轉,動員外出創業的“能人”和全體村民自籌資金,發展村集體經濟。

除了動員村上群眾,張春平還動員其他幾位在外做生意的村民入股,最高入股50萬元。最終,村裡以村民現金入股的方式,籌措了432.5萬元作為啟動資金,流轉土地960畝。

村裡人一下子找到主心骨,外出打工村民也紛紛回鄉。

“多少年沒見過村民們這樣整齊地出現在地裡搶著干活。鄉親們都有事做,有錢賺,賭博、吵架的事情自然少了,鄉親們也和氣多了。”何樹峰說。

今年1月18日,合作社分紅大會召開。趙家峁村裡村民們敲鑼打鼓,扭起了陝北秧歌。這次合作社分紅100萬元,人均分紅1580元,戶均分紅4504元。

趙家峁村徹底甩掉貧窮落后帽子,成為遠近聞名的產權制度改革示范村、脫貧致富的小康村和旅游休閑的度假村。

此外,趙家峁村通過創新建立“四新二網三公示”(創建新組織、創立新基金、培育新農民、共建新農村﹔綜合治理網格化和雪亮工程網﹔村財賬務、股份合作社經營賬務及時公示和設立黨員服務公示牌)村民自治管理模式,激發群眾內生動力,以自治增活力,逐步建立健全村民自治組織體系和保障機制,村民自治的能力明顯提升,村風明顯轉變。

五道防線阻斷矛盾糾紛

記者手上有一份榆林市人民調解制度的相關材料。上面有一段話:各級司法行政機關要建立專兼職調解員選聘、第三方調解等制度,聘請專職人民調解員,在縣(區)人民調解委員會和受理矛盾糾紛較多的專業性、行業性人民調解委員會“坐班”調解。將本區域內各行政執法領域專家、社會賢達、“兩代表一委員”等人員納入專家庫。組織老黨員、老干部、老教師、老軍人和離退休政法干部參與社會治理……

在人民調解制度的指引下,榆林不少離退休的干部和專業人士加入到人民調解的隊伍中,劉懷智就是其中的代表。

劉懷智退休前在神木市(即神木縣,是榆林市的下屬縣級市,2017年7月23日撤縣設市)民政局工作。2010年7月離崗后,他被神木市司法局聘請為神木市人民調解委員會主任。

其實,劉懷智上任后不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案件。

神木本地某煤礦(以下簡稱神木礦方)和山西某能源公司(以下簡稱山西能源)簽訂開採承包合同。但在山西能源已經投入了大量的設備、人力進行開採之后,神木礦方因為政策原因被關停。

“山西能源要求賠償或繼續開採,而神木礦方堅持不予賠償。由於涉及標的巨大,費用、人員問題繁多,雙方沖突事件不斷。”劉懷智說,他雖然善於調解矛盾,但是涉及到煤炭行業具體的法律法規,還是有點拿不准。在接到該調解任務后的幾個月裡,他騎著自行車穿梭在國土局、法院、煤炭工業管理局等單位,請專業人員“支招”。

在劉懷智申請下,一些曾在司法局、法院、銀行系統任職的老同志陸續加入了劉懷智的“調解戰隊”。雙方最終達成協議,同意終止合同。由神木礦方支付給山西能源包括補償費、押金等一切費用合計人民幣2572697元。

神木市學習“楓橋經驗”的過程中,創造性地設立了信訪維穩“五道防線”。即:村組、社區作為第一道防線,片區、街道辦事處作為第二道防線,鎮人民調解委員會作為第三道防線,鎮信訪維穩領導小組作為第四道防線,駐縣信訪聯絡疏導小組作為第五道防線。重點化解影響全市穩定大局的大案要案,使人民調解工作真正成為了密切黨群干群關系、穩定社會秩序的橋梁和紐帶。

紅色基因融入社會治理

“發動群眾參與治理的做法,可以追溯到抗戰革命時期。”榆林綏德縣張家砭鎮黨委書記黑兆龍告訴記者,位於榆林市綏德縣張家砭鎮的郝家橋村,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是遠近聞名的模范村。習仲勛同志1943年3月至5月在此進行了為期44天的蹲點調研。

郝家橋村是陝西省榆林市綏德縣的紅色鄉村,有著豐富的革命文化積澱。但長期以來,這裡發展較為滯后。一條彎彎曲曲的土路就是村裡的主干路,村民出行,冬天一身土,夏天一腿泥。

“張家砭(鎮)郝家橋(村),山禿、水少、路難行。”這句話說的就是過去的郝家橋村。

近年來,郝家橋村開設了紅色旅游線路,但是旅游區范圍內農戶的拆遷安置工作進展較為困難,拆遷工作曾一度陷入僵局。

記者在郝家橋村聽到了這樣一則笑談:“當時,村上一位調解員父親的房屋也需要被拆遷,動員工作實在做不通。這位調解員情急之下,就試圖趁他父親外出串門的機會拆房。然而房沒拆成,卻把老父親氣壞了。”

郝志亭就是故事的主人公。他是郝家橋村黨支部副書記,也是村裡的人民調解員。做事雷厲風行的他,在老父親面前還是敗下陣來。

最初,八十多歲的老父親對於兒子郝志亭的拆遷動員置之不理。

“安置房我住不慣,反正房屋不能拆。”

一籌莫展之際,郝志亭跟父親聊起了往事。當他們聊到陝北革命時期,包括父親等一批黨員不辭艱苦取得革命勝利的往事。

“永遠跟黨走,永遠支持黨的工作。這些誓言您都忘記了嗎?”郝志亭的話讓老父親顯得激情澎湃。看准時機,郝志亭開始做父親的動員工作。

曉之以情、動之以理,經過了半個月的“軟磨硬耗”,老父親終於同意搬遷。之后,不到半天的時間,鄉親們也都紛紛簽訂拆遷協議,僵局一下子打破了。郝志亭也因為這個“大義滅親”之舉,得到鄉親們的尊重。（《法治周末》記者 宋媛媛 孫立昊洋 通訊員 加維宏）

記者手記

陝西榆林,一直以資源豐富享譽全國。然而近年來,國際經濟波動對榆林影響巨大,多元利益訴求曾一度引發多元矛盾。但此次的榆林之行,記者感受到的卻是一片祥和,這讓記者感到疑惑。

採訪中,榆林市委政法委書記張守華為記者解開了疑惑。“榆林作為革命老區,群眾基礎好。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榆林戰斗生活過。紅色文化對於這裡的人們來說不僅是一種榮光,更是一種傳統,是社會穩定的基石。在此基礎上,豐富多彩的人民調解工作發揮了巨大的社會自我修復功能,為維護社會大局穩定,保障經濟社會持續發展,人民安居樂業發揮了積極作用。”

行走於榆林各地,記者深刻感受到,如今的榆林不僅社會穩定,而且設施農業、紅色旅游吸引了大量陝北人回鄉創業。人心穩定了、道路通暢了,“楓橋經驗”也已經在這裡落地生根,枝繁葉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