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三治融合”的基層社會治理體系

構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層社會治理體系，是浙江創新發展“楓橋經驗”的最新成果，也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精神所在。

11月12日，中央政法委、中共浙江省委在“楓橋經驗”發源地紹興市聯合召開的紀念大會上強調，要堅持把自治、法治、德治作為根本方式，努力構建基層社會善治體系，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自治，把基層治理的權力交給人民群眾

浙江省象山縣，百裡海岸，千年漁鄉。一年一度的開漁節，是象山讓世界矚目的一張“金名片”，而象山還有一張“金名片”，那就是基層治理的創新之舉——“村民說事”。

“村民說事”是一項源自象山縣村民自治的土辦法。它從民間“有事要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的朴素智慧出發，村裡的麻煩事、困難事，隻要到村委會的“村民說事”上敞開心扉地說一說，基本上都能得到解決。

象山的“村民說事”由“說、商、辦、評”四個環節組成，其中“說”就是敞開天窗說亮話，“辦”就是“馬上辦”，既辦村裡的大事，也幫村民解決生活中的小事。通過“村民說事”，說出了鄉村和諧，說出了民主，說出了發展，也說出了清廉。

“以前沒有‘村民說事’的時候，村民都到公共場合亂說。現在我們講問題公開化、透明化，有問題擺到桌面上說。”象山縣土下村黨支部書記沈飛龍說。

以前土下村是個落后村，村子環境“臟亂差”。村裡一年開不了幾次會議，經常一開會就開成了村民對村干部的批評會。如今，一套完整的“村民說事”制度在村裡有序運行。不僅一些“壓箱底”的矛盾被化解了，而且根據村民提議，村裡建起了體育場、文化書屋、公園，村容村貌大為改觀。

浙江諸暨市楓橋鎮楓源村委會主任駱根土已當了32年的村干部，他最自豪的是，1766人的村庄今年調解的糾紛隻有1起。

“三治融合”，首先要發揮自治的基礎作用，把基層治理的權力真正交給人民群眾。

“原先，村裡許多矛盾都是信息不透明引起的。”駱根土說，近年來，楓源村把村務決策權交給群眾，決議公開，結果公開，贏得了村民的信賴和支持。即便有矛盾，也是剛露苗頭就得到化解，沒有發生過一起上訪。

法治，讓群眾切實感受公平正義

2004年6月18日，武義縣后陳村全體村民選舉產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基層村務監督委員會，從此走上了以村務監督促進村庄發展的創新之路。

十幾年前，隨著工業園區的開發及城鄉一體化建設，村裡1200多畝土地被征用，土地征用款有1900多萬元。當時村干部提出，用部分補償款建設標准廠房，發展集體經濟，但遭到不少村民反對，他們擔心錢進了村干部的腰包，不如直接分給村民。

村民的擔心不是沒緣由的，當時村裡的財務管理不透明，重大決策不民主，后陳村的干群關系一度非常緊張，上訪不斷，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問題村”。

2004年，后陳村第一屆村務監督委員會正式挂牌，同時出台了《村務管理制度》、《村務監督制度》，這“一個機構、兩項制度”構成了“后陳經驗”的核心並延續至今。2005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對后陳村設立“村務監督委員會”作出批示：“要關注和推動這個制度”。

201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正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明確規定“村應當建立村務監督委員會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務監督機構”。至此，后陳村的這一項“治村之計”上升為“治國之策”。而此時，浙江省已實現所有行政村全部建立了村務監督委員會。

每個月25日，后陳村村務監督委員會主任陳玉球和其他兩位監委委員一起審核當月村裡的財務票據，審核通過，蓋上村務監督委員會的公章，才能入賬。“如果發票不清楚是不能入賬的。”陳玉球說，村裡的錢每一分都要用得清楚明白。

截至2018年11月，后陳村村務監督委員會已監督了5屆村組織，涉及村建設投資數千萬元，創造了村干部“零違紀”、村民“零上訪”、工程項目“零投訴”、不合規支出“零入賬”的“四零”紀錄。

德治，鄉村治理事半功倍

農家大院前，一個由司法所工作人員、老黨員、老干部和鄉賢組成的道德評判團正在坐“堂”評案，“旁聽席”坐滿了前來圍觀的村民。這是“楓橋經驗”大會上宣傳片中桐鄉市高橋鎮三村村民徐茂鬆被評審的一個鏡頭。

評判團由一種新型農村社會組織———鄉賢參事會成員組成。它通過激活鄉賢資源，發揮鄉村精英在社會治理、公共服務中的作用，在新農村建設方面有著獨特的優勢。

徐茂鬆曾經有2個菜窖，2017年，因為挖菜窖造成村裡河流污染，他成了道德評判團的評判對象。

“污水發黑發臭，水溝裡的水污染掉了，我心裡也明白的，就是為了多賺一點錢。”回憶時，徐茂鬆一臉的愧疚。道德評判團比照新的環境保護法，結合村規民約，經過評判之后，批評得他心服口服。

如今，徐茂鬆主動填了菜窖，走上了種桑養蠶的致富之路。

11月9日凌晨，諸暨市朱公湖農貿市場天還沒亮，上下文村的幾個村民前來市場採買，為村裡的一場婚宴酒席做准備，幾位村鄉風文明理事會成員一直跟著做記錄監督。

近年來，上下文村富裕起來的村民在紅白喜事的操辦上日漸攀比，每桌酒席動輒上萬元。怎樣才能夠匡正風氣，消除這種不文明現象？村民們共同商議，制定了村民自己的“八項規定”，其中規定紅白喜事每桌酒席不能超過600元，收送禮金不能超過500元，酒席最高標准600元，不上鮑魚、海參等名貴菜品……為了監督落實，村黨支部還組織村民選舉產生了監督機構———“鄉風文明理事會”。

“老百姓的口袋富了，怎麼讓他腦袋富，我認為這是我們基層干部要做的事情。”上下文村黨支部書記、鄉風文明理事會會長楊七明說，將“村民說事”與村規民約、道德規范、精神文明等德治建設相融合，增強了村民說事的道德底蘊，為自治和法治贏得了情感支持，使鄉村治理事半功倍。

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強保障，以德治揚正氣。15年來，生活在浙江這片沃土上的人民也深深感受到了三治融合帶來的變化：老百姓的話語權更多了﹔鄰裡間的糾紛變少了﹔居住的環境更美了……（記者 王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