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建引領、多方聯動、前端化解——四川矛盾糾紛多元化解的“十八般武藝”

初冬時節的四川，平原的綠色還未褪去，高原已是銀裝素裹。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若爾蓋草原上，“馬背上的人民調解員”正輕拍下肩頭的白雪﹔５００公裡外，成都市“無訟社區”的法官正往司法確認書上蓋上庄嚴的紅印。

從城市社區到工廠車間，從鄉村的田間地頭到一個個公安派出所、基層人民法院……黨的十八大以來，四川省持續健全以黨建引領、公調對接、訴源治理、資源整合為核心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模式，成功化解各類糾紛３９８．６萬件，成功率９８．６％，初步實現了“將矛盾糾紛解決在基層”，創造性地繼承和發揚了“楓橋經驗”。

黨建引領　激活共建“細胞”

“過去每逢４月到６月虫草採挖季，我們都提心吊膽，生怕哪裡又出了糾紛。”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沙德鎮黨委書記魯德華說。

２０１７年，甘孜州探索建立了“黨建引領、法宣前置、矛盾聯調、管服全程、邊界共治”的管理模式。“每當虫草季來臨，群眾到哪裡，臨時黨支部就延伸到哪裡。虫草採集點在哪裡，黨旗就飄揚到哪裡。”皮膚黝黑的魯德華對記者說，在這樣的理念下，甘孜州在虫草產區設立的採集點臨時黨支部多達２８０個。

在兩個多月時間裡，魯德華和他所在的臨時黨支部所有成員都住在山上，每天８點起床開始巡邏詢問，及時排查矛盾糾紛。此外，帳篷夜校、馬背法庭、矛盾糾紛臨時調解點和便民服務中心，都隨著臨時黨支部的建立來到虫草產區，連接起基層服務“最后一米”。四川藏區２３年來首次實現在虫草採挖季節無群體性糾紛和械斗事件。

在綿陽市迎賓社區，每名社區干部每月入戶走訪２０戶居民收集社情民意，及時發現、化解矛盾。在黨建引領下，社區成立了１６支居民志願服務隊，著力解決困難戶公租房、流動兒童關愛、就業幫扶等，基層自治能力大幅提高。

在四川省委政法委書記鄧勇看來，弘揚新時代“楓橋經驗”，推動社會治理重心下移，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

“四川省在探索矛盾多元化解中，正是堅持‘黨建引領’，推動在各級調解組織和網格中建立黨支部、黨小組，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真正激活了社區、村組這一社會治理的細胞。”鄧勇說。

多方聯動　搭建共治平台

“有商品交易的地方肯定有糾紛，我們的茶葉市場調解室也因此建立。”雅安最大的茶葉交易中心蒙山茶葉市場調解室負責人胡雅建說。２０１６年，名山區將人民調解組織搭建在茶產業鏈上，為茶農茶商茶企打通了解決糾紛的“綠色通道”。

在茅河鄉，鄉政府還聘請了２４名知名法律專家，對矛盾糾紛進行分類化解。不久前，一位福建茶商與茶農談好以每株８分錢的價格收購茶苗，就在付了首筆款項后，茶商發現自己弄錯了品種，拒絕支付尾款。而茶農已將所有茶苗從地裡拔出，要求福建茶商全額賠款。僵持之際，茅河鄉茶產業矛盾糾紛調解委員會出面為茶農另尋買家，最終以５分錢一株的價格成交，福建茶商彌補差價損失，矛盾圓滿解決。

成都市大邑縣的東岳花苑社區是全縣最大的農民安置區，針對農民安置區痛點問題，當地黨委政府在社區裡搭建起黨建引領、居民自治、社區調解、智慧社區、社區服務、社會組織、經濟組織七大平台，推進“無訟社區”創建。“通過政府搭台，各界唱戲的方式，簡單的矛盾糾紛交給人民調解，法院對調解結果進行司法確認，使調解結果具有了法律強制效力。人民調解發揮實在作用，法院也節約出更多的司法資源專攻疑難案件。”大邑縣人民法院院長余濤說。

前端化解矛盾　共享和諧成果

四川省排查受理的矛盾糾紛中，由鄰裡婚姻家庭關系、財產、合同、消費、人身傷害以及交通事故引發的佔了８５％。對此，四川以“公調對接”“訴源治理”為突破口，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將絕大部分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

“我們推動人民調解進駐派出所，２０１７年實現城區派出所全覆蓋，２０１８年將實現重點鄉鎮派出所全覆蓋，形成‘服務不缺位、糾紛不激化、問題不出所、矛盾不上交’的‘公調對接’機制，受到基層干警和群眾歡迎。”四川省政法委副書記楊勇說。

２０１６年９月，成都市新都區城東派出所在與街道、綜治部門反復協調后，主動將新都區司法局的調解員請進了派出所，並專門設立了人民調解室。

如今，兩名專職調解員每天在派出所開展工作。調解員收到非警務類糾紛調解指令后，第一時間開展調解工作，在源頭分流警情。通過這樣的“公調對接”，成功解決了９８％的非警務矛盾糾紛。

在成都、眉山、遂寧等地，法院以能調盡調、前端化解為目標，開展“訴源治理”，形成了從訴前到訴中逐級分層治理的調解新模式。成都法院還打造了“和合智解”多元化解紛平台，讓群眾在社區調解室就能連線到調解專家、法官。

目前，四川堅持調解貼近群眾、貼近需求的思路已初見成效。２０１７年四川省刑事立案數下降２１．２％，每１０萬人命案發案數比全國平均水平低１３．６％。

（新華社成都１１月１３日電　記者吳光於、軒玉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