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滄桑 為國而歌

編者的話

9月1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人們在感嘆國歌終於有了法律保障的同時，也由衷緬懷國歌詞曲作者田漢、聶耳。本期假日生活走近二位藝術家的故居，探尋他們與國歌的故事。

田漢詞 禮贊義勇軍

血肉筑起新長城

記者  王比學

走近田漢位於湖南省長沙縣果園鎮金花村茅坪的故居，牌匾上“田漢故居”四個黑底金字在陽光照耀下熠熠發光。

整個建筑，坐北朝南，磚木結構，青瓦白牆，佔地面積545平方米，分前后兩進，東西廂房。1898年3月12日，田漢出生在這裡，並在此生活了18個年頭。2005年在原址上修繕並對外開放，目前是湖南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步入大門，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擺放在正堂屋的田漢半身銅像。堂屋左邊是田漢出生的房間，陳設簡朴，窗外是一片農田﹔右邊則是田漢祖父母家。一進的兩側房屋現已作為田漢生平事跡陳列室。

田漢少年時代很不幸。他9歲喪父，隻能和兩個弟弟靠母親紡紗織布艱難度日，但他從小就表現出對戲劇的熱情。1911年，田漢參加學生軍后，根據傳統折子戲《三娘教子》改寫出了他的處女作《新教子》，描寫漢陽戰陣亡軍人之妻教育兒子繼承父志的故事。那年，田漢13歲。

1916年，18歲的田漢在舅父易象的資助下到日本留學，先習海軍，后改學教育，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戲劇。如今，望著那當年田漢去日本留學時攜帶的木箱，仿佛看到了少年田漢一腔熱血，東渡扶桑深造的身影。

田漢侄兒田海雄回憶：1922年9月，田漢從日本回國后，一邊在大學任教，一邊搞創作。1925年，田漢創立南國電影劇社。1927年，南國電影劇社改組為南國社。當時，南國社戲劇運動影響和引導了一批熱血青年奔向反帝反封建戰場。

1930年至1937年，是田漢一生創作最旺盛、最多產的時期。話劇《亂鐘》《梅雨》，電影《民族生存》《風雲兒女》，歌劇《揚子江暴風雨》等，都創作於這一時期。他還與聶耳、冼星海、賀綠汀等，創作了大量歌曲，《義勇軍進行曲》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1934年，田漢撰寫知識青年參加抗日義勇軍戰斗的故事，創作出《鳳凰涅槃圖》劇本梗概，他為該劇創作了一首激昂奔放的自由體詩，即《義勇軍進行曲》的原版歌詞。夏衍回憶，田漢的劇本梗概寫在舊式十行紅格紙上，十余頁，《義勇軍進行曲》這首主題歌寫在原稿的最后一頁。1935年2月田漢被捕入獄，夏衍接手將該劇改編成電影文學劇本。因擱置了一段時期，最后一頁被茶水濡濕，有幾個字看不清楚，夏衍請人把看不清的字根據歌詞內容設法填補，實際上隻改動了兩三個字，將“冒著敵人的飛機大炮前進”改為“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這部電影文學劇本完成后改名《風雲兒女》。后來，《義勇軍進行曲》經聶耳譜曲，成為電影《風雲兒女》的插曲。

進行曲的歌詞是田漢抗日救亡的深切體會。1933年春，日軍打到了長城腳下，我軍在喜峰口用大刀手榴彈對抗日軍的飛機大炮，血濺雄關，重創日寇。當年3月，田漢隨上海慰問團赴抗戰前線體驗生活，這種真實而殘酷的英勇事跡，激發出他的創作靈感，促使他寫出了“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這樣的時代強音。

田漢侄女田邵陽清楚地記得，那是在1966年，她陪伯父去看電影《東方紅》，當銀幕上出現工農大眾手挽著手高唱激動人心的《義勇軍進行曲》時，“透過窗帘的一絲光線，我看到伯父正默默聽著，還不時地低聲吟唱，臉上露出了笑容，手和著節奏輕輕地打著拍子，內心是那樣激動和興奮。”

長沙縣委書記曾超群動情地說，國歌是共和國的象征，國歌詞作者的故居不能被人遺忘。作為田漢故鄉人，我們有義務將田漢故事講述給后人聽。長沙縣將以打造田漢戲劇藝術文化園為契機，開展國歌之父田漢家鄉系列紀念活動，將田漢故裡打造成為“文化十旅游”的示范鎮，以提升長沙縣的文化軟實力。

走出田漢故居，屋外的桂花樹和香樟樹透著勃勃生機。一陣風吹來，耳邊陣陣“知了！知了！”的蟬叫聲，似乎在提醒人們不能忘卻這段記憶。往事如煙，唯有國歌永遠留在人們心裡，並代代傳唱，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

■小貼士·交通

從長沙黃花機場驅車20分鐘，經過田漢大道即可到達。

聶耳曲 歌頌民族魂

譜寫中華最強音

記者 張帆

甬道街是昆明市五華區一條有名的老街，康熙年間設雲貴總督府，府衙門前就是甬道，甬道街因此得名。官宦商賈們奔走於這百米多的街巷，當年的喧嘩仍可想見。

1905年，一個叫聶鴻儀的中醫大夫帶著家小從老家玉溪來到省城，租住在甬道街73號，開了一家名為“成春堂”的藥鋪。1912年2月15日，聶鴻儀最小的孩子出生在這間藥鋪裡，這個取名聶守信的男孩，日后就是眾人皆知的“義勇軍進行曲”的曲作者聶耳。

聶鴻儀所租住的甬道街73號，始建於1884年，是滇中一帶典型的重檐店鋪房，兩層土木結構，一層為商鋪，二層為住房。由於沒有獨立的門坊，進出需要取道一旁74號的門，於是后來的紀念者將73號、74號都視為聶耳的故居。2003年，聶耳故居成為雲南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最近一次的修繕完成於2011年。

跨進甬道街74號窄小的門，映入眼帘的是聶耳身著西裝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青年音樂家眉宇清朗、目光沉毅，寬厚的額頭和飽滿的嘴角，透出邊地青年的淳朴和熱情。照片下面是一個書頁形狀的木展板，左邊是朱德的“人民的音樂家”題字，右邊是關於聶耳生平和貢獻的簡介，這個僅有23歲的生命是百年甬道街最耀眼的存在。

聶耳故居展出的實物不多，更多的是用圖片展示聶耳在昆明、上海求學、學藝、謀生、入黨、創作的情況。看完這些圖文的介紹，觀者在感懷聶耳短促而光輝的一生時，也常發出這樣的驚嘆：“一個從未進過音樂學院，兩次報考均未被錄取的年輕人，怎麼能寫出《賣報歌》《畢業歌》《開路先鋒》《梅娘曲》等30多首膾炙人口，唱響大江南北的作品，繼而譜寫出中華民族最強音的？！”

從故居展示的關於聶耳早年生活的圖文中或許能得到一些啟示。

母親是孩子最早的老師。聶母彭寂寬是一位玉溪的傣族婦女，她常把民間故事《安安送米》《柳蔭記》改編成唱詞，配以當時、當地流傳較廣的玉溪燈調唱給孩子們聽。可以說母親就是聶耳的第一位音樂啟蒙老師。

熱愛是最好的老師。聶耳從小就表現出對音樂濃厚的興趣，興趣激勵著他在音樂之路上疾行。聶耳8歲時學吹號，10歲時跟鄰居邱木匠學吹笛，隨后又學會演奏二胡、三弦和月琴，就讀省立師范學校時，又向音樂老師張庾侯學會了拉小提琴、彈鋼琴。展室裡，一張聶耳學吹號的照片十分傳神——小男孩右手持號，臉微上揚，嘴裡含住號管，腮幫鼓起，雙眼低垂，一副陶醉的模樣。

生活是最重要的老師。雖然沒有進入音樂學院接受正規的訓練，但聶耳很早就明白了藝術源於生活的至理。幼年時聶耳常到茶樓聽滇劇清唱，逢年過節，去看村民演出花燈、對歌﹔到了上海謀生，還讓家人幫助搜集雲南“小調、洞經調、山歌、滇劇牌子”等，這些經歷在情感認同和創作手法方面為聶耳成長為一名為大眾悲歡、為民族存亡歌詠的人民音樂家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礎。

雖然坐落在一座著名旅游城市的核心區，甬道街似乎不在眾多游客的旅游攻略裡，前來參觀聶耳故居的人也不多，這或許跟甬道街周邊正在進行的老街改造工程有關。據介紹，改造工程有望提速，工程完工后，這裡能全方位、多視角地展示包括聶耳故居在內的昆明老街的風貌，成為一份留住昆明歷史、留住民族聲音記憶的厚重遺產。

■小貼士·國歌小史

《義勇軍進行曲》為何被選為國歌

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原為1935年發行的影片《風雲兒女》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在她誕生后的十幾年裡，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國的大地上飛揚，甚至享譽海外，在全世界傳播開來。

1940年世界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在紐約的一個音樂廳，演唱了這首歌，第二年他還灌制了一套名為《起來》的中國革命歌曲唱片，宋慶齡親自為這套唱片撰寫了序言。在當時的反法西斯戰線上，《義勇軍進行曲》是代表了中國人民最強音的一支戰歌。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由美國國務院批准的一套盟軍凱旋之歌曲目中，把《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表中國的作品而列入其中。

1949年9月，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主持召開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協商座談會。在座談會上，馬敘倫等主張暫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許多委員表示贊成，但因原歌詞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等歷史性的詞句，有人建議歌詞修改一下。張奚若、梁思成先生認為這首歌曲是歷史性的產物，為保持其完整性，詞曲最好不作修改，並舉法國的馬賽曲為例。剛從國外回來的宗教界代表劉良模介紹了《義勇軍進行曲》在國外傳播情況后，認為《義勇軍進行曲》獲得了國內外人民一致頌揚，應採用作國歌。毛澤東和周恩來贊成“安不忘危”的思想，何況新中國要達到真正安定、安全，還需要經歷各種艱難困苦。周恩來說：“用原來的歌詞才能鼓動情感。修改后，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情感。”毛澤東拍板同意歌詞不改。

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周恩來和大家一起放聲高唱即將成為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

1982年1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其正式定為國歌。

——據《中國人大》

《 人民日報 》（ 2017年09月02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