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在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的講話

　　今天，我們召開一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研究如何做好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工作。攻克深度貧困堡壘，是打贏脫貧攻堅戰必須完成的任務，全黨同志務必共同努力。

　　今年2月21日，中央政治局舉行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國務院扶貧辦准備了一個專題片，反映深度貧困地區問題，看到一些地區還很落后、群眾生活還很艱苦，大家感到心裡沉甸甸的。因此，我想請省市縣三級書記來，研究推進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工作。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最關注的工作之一就是貧困人口脫貧。每到一個地方調研，我都要到貧困村和貧困戶了解情況，有時還專門到貧困縣調研。這次到呂梁山區后，全國11個山區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包括六盤山區、秦巴山區、武陵山區、烏蒙山區、滇桂黔石漠化區、滇西邊境山區、大興安嶺南麓山區、燕山—太行山區、呂梁山區、大別山區、羅霄山區，我都走到了。2012年12月底，我就到河北保定市阜平縣就扶貧攻堅工作進行考察調研，到了貧困村，訪問了貧困戶，並主持會議聽取了河北省、保定市、阜平縣扶貧開發工作的匯報。今天這個座談會，是我主持召開的第四個跨省區的脫貧攻堅座談會。

　　第一次是2015年2月13日，我在陝西延安主持召開陝甘寧革命老區脫貧致富座談會。在那次座談會上，我講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沒有老區的全面小康，沒有老區貧困人口脫貧致富，那是不完整的。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增強使命感和責任感，把老區發展和老區人民生活改善時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區發展步伐，讓老區人民都過上幸福美滿的日子，確保老區人民同全國人民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

　　第二次是2015年6月18日，我在貴州貴陽主持召開涉及武陵山、烏蒙山、滇桂黔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扶貧攻堅座談會。在那次座談會上，我提出，“十三五”的最后一年是2020年，正好是我們確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間節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特別是在貧困地區。扶貧開發工作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期，要把握時間節點，努力補齊短板，科學謀劃好“十三五”時期扶貧開發工作，確保貧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脫貧。要在精准扶貧、精准脫貧上下更大功夫，做到扶持對象精准、項目安排精准、資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戶精准、因村派人（第一書記）精准、脫貧成效精准。要實施“四個一批”的扶貧攻堅行動計劃，通過扶持生產和就業發展一批，通過移民搬遷安置一批，通過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過醫療救助扶持一批，實現貧困人口精准脫貧。

　　第三次是2016年7月20日，我在寧夏銀川主持召開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在那次座談會上，我講到，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是實現先富幫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大舉措，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必須長期堅持下去。西部地區特別是民族地區、邊疆地區、革命老區、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貧困程度深、扶貧成本高、脫貧難度大，是脫貧攻堅的短板。必須採取系統的政策和措施，做好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工作，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

　　這幾次座談會，對統一認識、部署行動、交流情況、推動工作，都產生了重要作用。座談會上提出的思路和舉措，都得到積極落實，收到明顯成效。

　　今天這個座談會，請了山西、雲南、西藏、青海、新疆5個省區，江西贛州市、湖北恩施州、湖南湘西州、四川涼山州、甘肅定西市5個市州，河北康保縣、內蒙古科爾沁右翼中旗、廣西都安縣、陝西山陽縣、寧夏同心縣5個縣旗，以及山西呂梁山區、燕山—太行山區2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涉及的4個地級市和21個縣的黨委書記參加會議。把大家請來，一方面是交流脫貧攻堅進展情況和分析存在的突出問題，另一方面是集中研究破解深度貧困之策。

　　剛才，參加會議的5位省區黨委書記的書面匯報和脫貧攻堅重點地區的11位市州、縣旗黨委書記的發言，都很好。大家結合實際，介紹了脫貧攻堅的堅中之堅情況，提出了做好工作的意見和建議，聽后很受啟發。對大家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有關部門要認真研究，可採納的盡量採納。

　　下面，我就推進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工作講幾點意見。

　　一、深度貧困地區是脫貧攻堅的堅中之堅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貧困人口脫貧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志性指標，在全國范圍全面打響了脫貧攻堅戰。脫貧攻堅力度之大、規模之廣、影響之深，前所未有。

　　現在，各方面都行動起來了。黨中央確定的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管理體制得到貫徹，四梁八柱性質的頂層設計基本形成，五級書記抓扶貧、全黨動員促攻堅的氛圍已經形成，各項決策部署得到較好落實。脫貧攻堅成績顯著，每年農村貧困人口減少都超過1000萬人，累計脫貧5500多萬人﹔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個百分點﹔貧困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增幅高於全國平均水平，貧困群眾生活水平明顯提高，貧困地區面貌明顯改善。

　　我國貧困問題具有區域性特征。1986年啟動國家大規模減貧計劃時，就劃定過18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我當時工作的寧德地區就屬於18片中的閩東北地區。那時，即使東部地區也還有許多群眾生活非常困難。經過30多年持續努力，當年的貧困地區大部分已經改變面貌，群眾生活也得到明顯改善。

　　同時，我們必須看到，我國脫貧攻堅面臨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從總量上看，2016年底，全國農村貧困人口還有4300多萬人。如期實現脫貧攻堅目標，平均每年需要減少貧困人口近1100萬人，越往后脫貧成本越高、難度越大。從結構上看，現有貧困大都是自然條件差、經濟基礎弱、貧困程度深的地區和群眾，是越來越難啃的硬骨頭。在群體分布上，主要是殘疾人、孤寡老人、長期患病者等“無業可扶、無力脫貧”的貧困人口以及部分教育文化水平低、缺乏技能的貧困群眾。在脫貧目標上，實現不愁吃、不愁穿“兩不愁”相對容易，實現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三保障”難度較大。

　　現在看，脫貧攻堅的主要難點是深度貧困。主要難在以下幾種地區：一是連片的深度貧困地區，西藏和四省藏區、南疆四地州、四川涼山、雲南怒江、甘肅臨夏等地區，生存環境惡劣，致貧原因復雜，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缺口大，貧困發生率普遍在20%左右。二是深度貧困縣，據國務院扶貧辦對全國最困難的20%的貧困縣所做的分析，貧困發生率平均在23%，縣均貧困人口近3萬人，分布在14個省區。三是貧困村，全國12.8萬個建檔立卡貧困村居住著60%的貧困人口，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嚴重滯后，村兩委班子能力普遍不強，四分之三的村無合作經濟組織，三分之二的村無集體經濟，無人管事、無人干事、無錢辦事現象突出。

　　根據河北省的調查，深度貧困的特征可以概括為“兩高、一低、一差、三重”。“兩高”即貧困人口佔比高、貧困發生率高。深度貧困縣貧困人口佔全省貧困人口總數22%以上﹔深度貧困縣貧困發生率在15%以上，高於全省貧困縣平均水平近9個百分點﹔深度貧困村貧困發生率接近35%，高於全省貧困村平均水平近24個百分點。“一低”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深度貧困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1650元，人均公共財政預算收入1386元，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28元，分別隻有全省平均水平的50.7%、36.2%、49.7%。“一差”即基礎設施和住房差。深度貧困縣的貧困村中，村內道路、入戶路、危房需要維修和重建。“三重”即低保五保貧困人口脫貧任務重、因病致貧返貧人口脫貧任務重、貧困老人脫貧任務重。深度貧困縣貧困人口中低保、五保貧困戶佔比高達近60%，因病致貧、患慢性病、患大病、因殘致貧佔比達80%以上，60歲以上貧困人口佔比超過45%。

　　深度貧困地區在2020年如期實現脫貧攻堅目標，難度之大可想而知。脫貧攻堅本來就是一場硬仗，而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是這場硬仗中的硬仗。我們務必深刻認識深度貧困地區如期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艱巨性、重要性、緊迫性，採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有效的舉措、更加有力的工作，扎實推進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

　　二、全面把握深度貧困的主要成因

　　古人說：“病有標本”，“知標本者，萬舉萬當﹔不知標本者，是謂妄行”。推進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需要找准導致深度貧困的主要原因，採取有針對性的脫貧攻堅舉措。深度貧困地區、貧困縣、貧困村，致貧原因和貧困現象有許多共同點。

　　一是集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於一體。深度貧困縣中，有革命老區縣55個，少數民族縣113個。自然地理、經濟社會、民族宗教、國防安全等問題交織在一起，加大了脫貧攻堅的復雜性和難度。

　　二是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發展滯后。深度貧困地區生存條件比較惡劣，自然災害多發，地理位置偏遠，地廣人稀，資源貧乏。西南缺土，西北缺水，青藏高原缺積溫。這些地方的建設成本高，施工難度大，要實現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難度很大。

　　三是社會發育滯后，社會文明程度低。由於歷史等方面的原因，許多深度貧困地區長期封閉，同外界脫節。有的民族地區，盡管解放后實現了社會制度跨越，但社會文明程度依然很低，人口出生率偏高，生病不就醫、難就醫、亂就醫，很多人不學漢語、不識漢字、不懂普通話，大孩子輟學帶小孩。有的地區文明法治意識淡薄，家族宗教勢力影響大，不少貧困群眾沿襲陳規陋習，有病不就醫靠信教、搞法事，婚喪嫁娶講排場、搞攀比，“一婚十年窮”。不少群眾安於現狀，脫貧內生動力嚴重不足。

　　四是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發。深度貧困地區往往處於全國重要生態功能區，生態保護同經濟發展的矛盾比較突出。還有一些地方處在地質災害頻發地帶，“十年一大災、五年一中災、年年有小災”，實現脫貧和鞏固脫貧成果都存在很大不確定性。

　　五是經濟發展滯后，人窮村也窮。很多深度貧困村發展產業欠基礎、少條件、沒項目，少有的產業項目結構單一、抗風險能力不足，對貧困戶的帶動作用有限。深度貧困縣村均集體收入隻有8800多元，同所有貧困縣平均5萬元相比，差距較大。

　　在深度貧困成因中，需要特別關注因病致貧問題。我看了2017年6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的在內蒙古杭錦旗巴拉貢鎮昌漢白村精准扶貧駐村調研形成的《駐村三記》，在“他們為什麼貧困”一記中該記者寫到：在我走訪的貧困戶中，幾乎每家都有病人，昌漢白村因病致貧率超過八成。前天下午，我在岢嵐縣趙家窪村看望的劉福有一家，全家3口人，也個個有病，收入的大部分用來看病吃藥。因病致貧、因病返貧不是個別現象，帶有一定普遍性。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全面推進脫貧攻堅的同時，加大對深度貧困地區的支持。對西藏和四省藏區、南疆四地州和四川涼山、雲南怒江、甘肅臨夏等地區，出台了專門的支持文件。對居住在生存條件惡劣、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發等“一方水土養活不了一方人”地區的貧困群眾，大力度實施易地搬遷工程。探索資產收益扶貧方式，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和其他涉農資金投入設施農業、養殖、光伏、水電、鄉村旅游等項目形成的資產，具備條件的折股量化給貧困村和貧困戶。在具備光熱條件的地方實施光伏扶貧，建設村級光伏電站，通過收益形成村集體經濟，開展公益崗位扶貧、小型公益事業扶貧、獎勵補助扶貧。這些都是解決深度貧困的好辦法。

　　各地也進行了積極探索，積累了很好的實踐成果和經驗。山西聯動實施退耕還林、荒山綠化、森林管護、經濟林提質增效、特色林產業五大項目，通過組建造林合作社等，幫助深度貧困縣貧困人口脫貧。四川針對大小涼山彝區、川西北高原藏區整體深度貧困地區，制定了大小涼山彝區扶貧規劃和方案、藏區六項民生工程行動計劃、阿壩州扶貧開發和綜合防治大骨節病方案，推進彝家新寨、藏區新居、烏蒙新村、扶貧新村建設。雲南對人口較少民族、“直過”民族採取特殊扶持政策，取得明顯效果，獨龍族群眾在打通進山隧道后高興地給我寫信。湖南針對湘西州深度貧困問題統籌推進產業、就業、易地搬遷、生態補償、教育、社會保障等“十項工程”。

　　改革開放近40年來，我們實現了大規模減貧，也創造了集中連片深度貧困地區、貧困縣、貧困村脫貧的成功經驗。1982年開始的三西地區扶貧開創我國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減貧行動之先河。這個歷史上被左宗棠稱為“苦瘠甲天下”、改革開放之初被外國專家認為“不具備人類生存基本條件”的地區，經過30多年開發式扶貧，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貴州畢節市也是全國最貧困的片區之一，1988年建立扶貧開發和生態建設試驗區，現在人民生活從普遍貧困跨越到基本小康。我在寧德工作時，把“擺脫貧困”作為工作主線，提倡“滴水穿石”的閩東精神，樹立“弱鳥先飛”的追趕意識。寧德經過長期努力，解決了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江西井岡山、河南蘭考是已經摘帽的兩個貧困縣。2013年我到過的湖南湘西州十八洞村，3年多時間摘掉了貧窮帽子，實現了全部脫貧，當年的40個光棍已有一半成了家，而且新娘都是外村人。

　　這些都是我們過去解決最貧困地區脫貧和發展非常成功的典型。實踐証明，深度貧困並不可怕。隻要高度重視，思路對頭，措施得力，工作扎實，深度貧困是完全可以戰勝的。

　　三、加大力度推進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

　　加快推進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要按照黨中央統一部署，堅持精准扶貧精准脫貧基本方略，堅持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管理體制，堅持黨政一把手負總責的工作責任制，堅持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等多方力量、多種舉措有機結合和互為支撐的“三位一體”大扶貧格局，以解決突出制約問題為重點，以重大扶貧工程和到村到戶幫扶措施為抓手，以補短板為突破口，強化支撐保障體系，加大政策傾斜力度，集中力量攻關，萬眾一心克難，確保深度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同全國人民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

　　第一，合理確定脫貧目標。黨中央對2020年脫貧攻堅的目標已有明確規定，即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實現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確保我國現行標准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深度貧困地區也要實現這個目標。同時，我們要以唯物主義的態度對待這個問題，即使到了2020年，深度貧困地區也不可能達到發達地區的發展水平。我們今天的努力是要使這些地區的群眾實現“兩不愁三保障”，使這些地區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實事求是，不要好高騖遠，不要吊高各方面胃口。

　　第二，加大投入支持力度。要發揮政府投入的主體和主導作用，發揮金融資金的引導和協同作用。新增脫貧攻堅資金主要用於深度貧困地區，新增脫貧攻堅項目主要布局於深度貧困地區，新增脫貧攻堅舉措主要集中於深度貧困地區。各部門安排的惠民項目要向深度貧困地區傾斜，深度貧困地區新增涉農資金要集中整合用於脫貧攻堅項目。各級財政要加大對深度貧困地區的轉移支付規模，增加金融投入對深度貧困地區的支持，資本市場要注意對深度貧困地區的上市企業安排，保險機構要適當降低對深度貧困地區的保費收取標准。要增加建設用地對深度貧困地區支持力度，新增建設用地指標優先保障深度貧困地區發展用地需要，允許深度貧困縣將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挂鉤指標在省域范圍內使用。通過各種舉措，形成支持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強大投入合力。

　　第三，集中優勢兵力打攻堅戰。“分則力散，專則力全。”造成各地深度貧困的原因各不相同，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要從各地實際出發，充分發揮我們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就全國而言，下一步要重點解決深度貧困地區公共服務、基礎設施以及基本醫療有保障的問題。我在去年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聽取脫貧攻堅情況匯報時就提出，要實施貧困村提升工程，培育壯大集體經濟，完善基礎設施，打通脫貧攻堅政策落實“最后一公裡”。隻要我們集中力量，找對路子，對居住在自然條件特別惡劣地區的群眾加大易地扶貧搬遷力度，對生態環境脆弱的禁止開發區和限制開發區群眾增加護林員等公益崗位，對因病致貧群眾加大醫療救助、臨時救助、慈善救助等幫扶力度，對無法依靠產業扶持和就業幫助脫貧的家庭實行政策性保障兜底，就完全有能力啃下這些硬骨頭。

　　第四，區域發展必須圍繞精准扶貧發力。深度貧困地區的區域發展是精准扶貧的基礎，是精准扶貧的重要組成部分。集中連片的貧困區要著力解決健全公共服務、建設基礎設施、發展產業等問題，但必須明確，這樣做是為了給貧困人口脫貧提供有利的發展環境，在深度貧困地區促進區域發展的措施必須圍繞如何減貧來進行，真正為實施精准扶貧奠定良好基礎。要防止以區域發展之名上項目、要資金，導致區域經濟增長了、社會服務水平提高了，貧富差距反而拉大了。深度貧困地區要改善經濟發展方式，重點發展貧困人口能夠受益的產業，如特色農業、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和服務業等。交通建設項目要盡量做到向進村入戶傾斜，水利工程項目要向貧困村和小型農業生產傾斜，生態保護項目要提高貧困人口參與度和受益水平，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大病保險制度要對貧困人口實行政策傾斜，等等。

　　第五，加大各方幫扶力度。要加大東部地區和中央單位對深度貧困地區的幫扶支持，強化幫扶責任，“誰的孩子誰抱”。對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中央單位定點幫扶的對象在深度貧困地區的，要在資金、項目、人員方面增加力度。東部經濟發達縣結對幫扶西部貧困縣“攜手奔小康行動”和民營企業“萬企幫萬村行動”，都要向深度貧困地區傾斜。國務院扶貧辦要做好這方面的對接工作。要通過多種形式，積極引導社會力量廣泛參與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幫助深度貧困群眾解決生產生活困難。要在全社會廣泛開展向貧困地區、貧困群眾獻愛心活動，廣泛宣傳為脫貧攻堅作出突出貢獻的典型事例，為社會力量參與脫貧攻堅營造良好氛圍。

　　第六，加大內生動力培育力度。我常講，扶貧要同扶智、扶志結合起來。智和志就是內力、內因。我在福建寧德工作時就講“弱鳥先飛”，就是說貧困地區、貧困群眾首先要有“飛”的意識和“先飛”的行動。沒有內在動力，僅靠外部幫扶，幫扶再多，你不願意“飛”，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現在，一些地方出現干部作用發揮有余、群眾作用發揮不足現象，“干部干，群眾看”、“干部著急，群眾不急”。一些貧困群眾“等、靠、要”思想嚴重，“靠著牆根晒太陽，等著別人送小康”。要注重調動貧困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注重培育貧困群眾發展生產和務工經商的基本技能，注重激發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脫貧致富的內在活力，注重提高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自我發展能力。要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勤勞致富，勤儉持家。要發揚中華民族孝親敬老的傳統美德，引導人們自覺承擔家庭責任、樹立良好家風，強化家庭成員贍養、扶養老年人的責任意識，促進家庭老少和順。一個健康向上的民族，就應該鼓勵勞動、鼓勵就業、鼓勵靠自己的努力養活家庭，服務社會，貢獻國家。要改進工作方式方法，改變簡單給錢、給物、給牛羊的做法，多採用生產獎補、勞務補助、以工代賑等機制，不大包大攬，不包辦代替，教育和引導廣大群眾用自己的辛勤勞動實現脫貧致富。

　　第七，加大組織領導力度。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要強化落地，吹糠見米，做到人員到位、責任到位、工作到位、效果到位。解決深度貧困問題，加強組織領導是保証。黨中央強調要增強“四個意識”，這不是一個口號，不是一句空話，要落實在行動上。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堅決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堅定不移做好脫貧攻堅工作。深度貧困地區黨委和政府要堅持把脫貧攻堅作為“十三五”期間頭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來抓，堅持以脫貧攻堅統攬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縣級黨委是全縣脫貧攻堅的總指揮部，縣委書記要統攬脫貧攻堅，統籌做好進度安排、項目落地、資金使用、人力調配、推進實施等工作。我在這裡再次重申，脫貧攻堅期內貧困縣縣級黨政正職要保持穩定，對表現優秀的，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后可提拔重用。希望在這個崗位上的同志不辱使命，把黨交給的光榮任務全面完成好。

　　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尤其要加強工作第一線的組織領導。打攻堅戰的關鍵是人，這些年我們在貧困村選派第一書記、駐村工作隊，有的還增加了大學生村官。深度貧困是堅中之堅，打這樣的仗，就要派最能打的人，各地要在這個問題上下大功夫。否則，有錢也不成事。要把夯實農村基層黨組織同脫貧攻堅有機結合起來，選好一把手、配強領導班子，特別是要下決心解決軟弱渙散基層班子的問題，發揮好村黨組織在脫貧攻堅中的戰斗堡壘作用。還要依法打擊村霸黑惡勢力，嚴防他們干擾基層政權運行。各級黨政機關要積極向貧困地區選派干部，向貧困村選派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讓干部在脫貧攻堅中鍛煉成長。在脫貧攻堅一線工作的基層干部非常辛苦。今年元旦我在新年賀詞中專門問候他們，就是要發出一個信號，要求地方黨委和政府要關心、關愛、關注他們。要把深度貧困地區作為鍛煉干部、選拔干部的重要平台。扶貧干部要真正沉下去，扑下身子到村裡干，同群眾一起干，不能蜻蜓點水，不能三天打魚兩天晒網，不能神龍見首不見尾。這方面，各級黨組織和組織部門要管好抓緊，確保第一書記和駐村干部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幫扶工作。

　　第八，加強檢查督查。打贏脫貧攻堅戰絕非朝夕之功，不是輕輕鬆鬆沖一沖就能解決的。黨中央沒有硬性要求地方提前完成脫貧任務，更何況貧困問題錯綜復雜的深度貧困地區。脫貧計劃不能脫離實際隨意提前，扶貧標准不能隨意降低，決不能搞數字脫貧、虛假脫貧。要實施最嚴格的考核評估，堅持年度脫貧攻堅報告和督查制度，加強督查問責，對不嚴不實、弄虛作假的嚴肅問責。要加強扶貧資金管理使用，對挪用乃至貪污扶貧款項的行為必須堅決糾正、嚴肅處理。扶貧工作必須務實，脫貧過程必須扎實，脫貧結果必須真實，讓脫貧成效真正獲得群眾認可、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

　　我多次強調，脫貧攻堅工作要實打實干，一切工作都要落實到為貧困群眾解決實際問題上，切實防止形式主義，不能搞花拳繡腿，不能搞繁文縟節，不能做表面文章。一段時間以來，一些材料反映，一些地方為了做到精准識貧、精准扶貧，搞了一大堆表格要下面填寫。一些基層干部忙於填寫各類表格，加班加點，甚至沒有時間進村入戶調研辦實事。還有一些表格需要貧困群眾親自填報，但表格設計太復雜，填寫項目太多，而且有很多術語，農民也弄不清楚。這類問題要注意糾正，精准識貧、精准扶貧要堅持，但要講究科學、講究方法、講究效率，把各方面信息集中起來，建立信息庫，實現信息資源共享。

　　各省區市要按照黨中央要求，聚焦問題，分析原因，尋找解決途徑。工作力度不夠的要加大力度，投入力度不夠的要增加投入，解決問題的辦法沒找對的要盡快按照精准扶貧的要求研究對策，以確保到2020年省內深度貧困地區完成脫貧任務。

　　我相信，隻要大家齊心協力、扎實工作，脫貧攻堅任務一定能夠如期完成！

　　（新華社北京8月31日電） 

　　《 人民日報 》（ 2017年09月01日 0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