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名基層干部在扶貧一線的酸甜苦辣 

湖北省咸寧市科技局副局長、通山縣闖王鎮劉家嶺村黨支部第一書記黃宏光（左）在搬化肥。 　　本報記者 程遠州攝

四川省青神縣高台鄉百家池村黨支部書記劉如祥（左）在椪柑園裡談農事。

河北省懷安縣左衛鎮葉家辛窯村黨支部書記趙建根幫貧困戶摘杏。

重慶市開州區滿月鄉經濟發展辦公室主任、雙坪村黨支部第一書記張曉華（中）和貧困戶商量搬遷事宜。

山西省和順縣李陽鎮下石勒村黨支部書記杜繼英查看萬壽菊苗。

雲南省瀾滄縣竹塘鄉雲山村黨總支書記李明干農活間歇。 　　資料圖片

“萬壽菊苗長出十多厘米高了，得趕緊從拱棚裡移栽到山上。”下午兩點半，火熱的太陽當空，辣得人能脫一層皮，下石勒村村支書杜繼英就在村委會的喇叭裡喊集合。

山西和順縣下石勒村，地處太行山深處。杜繼英發現，找准脫貧路子的同時，尷尬伴之而來——年輕人都已走出大山，四處打工，留在地裡干活的大多超過50歲，貧困戶更是缺人手。

好在有“能人支書”帶動，村民們又肯吃苦，下石勒村先后籌資建起了苗圃、養牛園區、萬壽菊生產基地等，去年底全村脫貧。

河北省懷安縣葉家辛窯村人走出貧困，靠的是“村集體+合作社+貧困戶”發展模式。村集體流轉村民土地265畝，成立了鮮果蔬菜種植合作社，建起溫室大棚101個，貧困戶通過土地租金、合作社分紅、就地務工等渠道穩定增收。

扶貧產業也難免風險。建成溫室大棚的第一年冬天就趕上了大暴雪，損失過半﹔第二年修整好大棚種上西紅柿，又因滯銷損失17萬元。

“不跌幾個跟頭，難闖出好路子。”村支書趙建根感嘆。堅持到去年，葉家辛窯村鮮果蔬菜園區盈利近百萬元，年底脫貧出列103戶164人。

“十裡不同風，百裡不同俗。”真扶貧、扶真貧、真脫貧，精准方為對症之策。

當前脫貧攻堅已到了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階段，硬骨頭怎麼啃？廣大基層干部是扶貧主力軍，按照習近平總書記“要下一番‘繡花’功夫”“用心、用情、用力開展扶貧工作”的要求，他們俯下身、勇擔當，成為貧困群眾的主心骨。

如何讓貧困群眾跟得上政策引導，幫扶工作如何不受鄉土人情所困，扶貧產業如何避免跟風發展，脫貧路上如何確保長期收益，扶貧干部考核如何讓實干者得實惠……這些都是擺在他們面前的考題。

前不久，本報記者帶著問題深入6個貧困村蹲點調研，親身感受精准扶貧、精准脫貧的路徑和成效，傾聽扶貧一線基層干部的酸甜苦辣。

俯下身，怎麼找到突破口？

“雲山村是個高山村，海拔1500米以上，面積54.8平方公裡，各村小組住得分散，想要挨家挨戶走訪，沒個一兩周下不來。全村96.7%是拉祜族。200多戶貧困戶大都是文盲半文盲。我是村支書，自家的經濟條件都不好，怎麼讓村民相信我能帶著他們致富？”扶貧干部不缺，缺的是群眾信服的扶貧干部。土生土長的李明遇到的問題，城裡來的干部有同樣的困惑。

黃宏光：兩年多前剛接到駐村任務時，心裡沒底。在村裡走訪了一圈，不知道從哪兒下手。老百姓都盯著扶貧工作隊，拿什麼樣的業績取得群眾信任？

我們開局做的是民心工作，幫助因病致貧的貧困戶陳其美治病。甲狀腺瘤在他脖子上挂了17年，干不了活兒，養不了家，村裡誰看見都說他可憐。我們幫陳其美聯系手術，通過醫療救助政策報銷了90%的醫藥費。村民們都看在眼裡，后來把我們工作隊請到祠堂，湊錢請我們吃了一頓飯，當然錢是我們結的。這在農村算是很高的禮遇了，工作也就打開了局面。

張曉華：心態決定狀態。有些扶貧干部對貧困戶沒感情，把落實扶貧政策當作“施恩”於民，工作不扎實，群眾就反感。有些貧困戶說：“隻打電話慰問有啥用，既沒送來政策，又不帶真金白銀，還淨耽誤干活！”還有個別剛畢業的大學生，駐村后不會農村話、不懂農村活、不知農村事，怎麼能跟村民推心置腹，怎麼了解實際情況，找到扶貧突破口？

杜繼英：在開始階段，駐村扶貧多少會有些“本領恐慌”。我覺得，隻要能俯下自己的身子、擺正自己的位置，真心為群眾脫貧致富想法子、干實事，大家跟著你得到了實惠，自然就會信服你。

黃宏光：增強扶貧本領，除了熟知政策之外，還要問計於民。一村一地的農民，往往比外來的扶貧干部更知道本地適種什麼作物、發展什麼產業。在劉家嶺村，我們經常和村干部一起走訪，不僅向貧困戶講政策，還向富裕戶問計策。目前我們正在准備發展雷竹產業和紅豆杉產業，就是問計於民的結果。

李明：過去制約我們村發展的最大因素就是基礎設施。不少老百姓的房子是茅草房、杈杈房，有些地方甚至連水都用不上，一到農忙時節就發愁。很多村小組不通路，老百姓把自家種的、養的運出來賣，隻能靠人背馬馱，不少好東西就爛在山裡，實在可惜。

現在水電、道路、住房各方面的條件都比過去改善很多。在蒿枝壩等村小組，村民搬進了新居，看上了電視。拉祜族是很好客的，有外面的客人到家裡，一定會邀請他看電視，這是我們接待客人的一種方式。

識真貧，“人情制約”怎麼破？

“2014年以前，政策規定貧困村的貧困發生率要在12%以上，當時按照貧困程度倒排，劉家嶺村的貧困人口有196戶。駐村之后，我們召開精准識別討論會，從晚上開到凌晨仍沒有結束，村民代表都想為自己村組多爭取名額。這種情況難以避免，隻能靠上門入戶篩查。我們嚴格按照政策核實清理，確定了139戶。因為要篩掉不少人，工作難度很大。駐村第二周，挂在村委會的‘精准扶貧辦公室’的牌子就被人砸了。”扶貧干部們的體會是，一碗水端不平，后續工作就難開展。

張曉華：在村民小組會上，我發現一個普遍現象——當著鄉裡鄉親識別貧困戶，村民往往不肯講實話，怕傷面子、得罪人。怎麼辦？向左鄰右舍了解情況，也很難保証准確。

我們最常用的是通過“四類人員”大數據系統進行比對、清理。四類人員指的是財政供養人員、公司法人或股東、家庭購置車輛以及城區購買商品房的人員。被核實為“四類人員”的，取消貧困戶資格。有位卿姓村民2014年被納入貧困戶，當時是因學因病致貧。但到了2015年，他家購買了10多萬元的貨車，每年收入3至4萬，超出貧困線標准。他自身不願“脫貧”，隱瞞了買車、有收入的事實。扶貧干部在入戶走訪中聽說后，便去車管所核實，確認群眾反映情況屬實，卿某的貧困戶資格被取消了。

杜繼英：搞好精准識別，村兩委班子要團結起來，抵制歪風邪氣。在我們的扶貧工作會上，村民代表經常嚷著大嗓門跟我和村主任講理，激動時還拍桌子。我覺得當面說真話好，對開展扶貧工作更有利。

黃宏光：識別貧困戶都是走“申請、評議、審核”的路子，其中村民評議起重要作用，這是鄉村民主的實踐形式。但要看到農村也是人情社會，單純看民主評議的話，有可能選出來的多是大姓家庭，而真正的貧困戶被漏掉了。我們后來將貧困戶名單上牆公示，讓來“討公道”的村民自己去“比窮”。這一招管用，村民們服氣多了。

趙建根：“精准”二字每一步都是坎兒，識真貧是扶貧工作的第一步，要扣好這“第一顆紐扣”，必須“丁是丁卯是卯”，容不得半點虛假。同時，貧困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貧困戶怎麼動態識別、適時調整，還需要在實踐中摸索更合理的辦法。 

扶真貧，“心氣”怎麼鼓？

“劉家嶺村有位‘懶漢’，叫陳得利。他被定為貧困戶后，很多村民提意見，問：‘你們扶貧工作隊是不是給懶人當保姆？’我們鼓勵陳得利自力更生，幫他在深圳找到了打工崗位，現在夫妻二人在那裡的工廠每月可掙5000多元，已經脫了貧。春節回家時，我去回訪，他說以前覺得家裡橫豎沒希望，現在找到了出路，閑下來反而不適應了。”黃宏光從中體會到，扶貧先扶志，激發內生動力，才是精准脫貧的不二法寶。

張曉華：確實也有一些“扶不起來”的貧困戶，抱著“等靠要”心態，好吃懶做。對他們，一方面要加強正面引導，大張旗鼓地宣傳自力更生擺脫貧困的典型，讓貧困戶學有榜樣﹔另一方面，也要善於“攻其軟肋”，告訴他們，單靠國家政策能靠一時不能靠一世。

面對一些因為生活變故，對生活失去信心的貧困戶，需要扶貧干部付出更多愛心和耐心。鼓起他們的心氣，也就扶起了一個一個家。28歲的小向因重病致貧，妻子為照顧他無法外出打工，一家人過得貧窮而沉悶。我們了解情況后，送小向的妻子到重慶市開州區免費學了兩個月烹飪技術，拿到了三級廚師証。現在她在鄰近的一家鄉村餐館當廚師，一個月能掙到3500元左右。

劉如祥：我覺得貧困戶分兩種，除了個別脫不脫貧無所謂，寧可伸腿晒太陽也不願意下地插秧的，絕大多數是有脫貧願望，但缺資金、缺技術暫時沒辦法脫貧的。在百家池村，殘疾貧困戶王學祥，長年種果樹，但因為缺技術，種出來的果子品質差沒人買，有一年滯銷爛掉了一噸多。我們請來農技專家幫扶，並讓他長期賒購化肥，免費使用合作社的農具，很快他就脫了貧。

李明：在雲山村，更多的工作是要讓貧困戶“開眼看世界”。村裡流轉了100畝地，打算建個示范種植基地，一方面可推廣標准化種植，另一方面也可提升土壤肥力。但就那麼幾天工夫，村民們不干了，覺得耽擱了種植時間，不值。對我們來說，費勁的是不斷普及科學種植、養殖知識。這樣的例子很多，比如在臨近的一些村子，扶貧干部引進來的優良品種，村民因為從來沒接觸過，不願意嘗試，手把手的幫扶很不容易。

真扶貧，產業如何見效益？

“多年前，雲山村曾大面積推廣一種外來品種蘿卜。蘿卜長得好、個頭大，但是找不到商家收購，隻能大量爛在地裡。那一次種植的失敗，對村民的積極性打擊很大，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不敢引進別的產業項目。”因為沒有經過市場的長期檢驗，一些扶貧產業存在著政策性強、市場化弱的現象，技術跟不上、市場找不到、質量不過關，一旦遇到市場風險，或者政策變動，富農產業很可能變成傷農產業。扶貧干部們意識到，產業扶貧不能只是“看上去很美”。

劉如祥：這些年，產業扶貧已成共識，但做好並不容易。有外地的村干部到我們村考察，看到水果產業搞得好，一畝能有兩三萬元收入，也打算引進水果種植。我就問他，我們百家池村靠江不愁水，交通也便利，出村不遠就能上國道，這些條件你們村有沒有？他想了想，不說話了。我覺得產業扶貧不能求快，更不能照搬照抄同質化，一定要因地制宜來選擇。

我們村有經驗教訓。前幾年，椪柑價格低迷，優質不優價、豐產不豐收。從2014年開始，我們引導種植大戶將零散的椪柑種植農戶聯合起來成立合作社，統一技術、統一農資、統一銷售，提升了椪柑品質，暢通了椪柑銷路。去年，我們網絡銷售最高一天接單超過5000單。現在，社裡種植面積50畝以上的就有5戶，種植面積100畝以上已成功注冊為家庭農場的有4戶。

黃宏光：農村種植養殖容易跟風，比如我們村的3戶貧困戶，去年看到別人種香菇收入高，每家貸款5萬多元建了香菇大棚，沒想到今年春上收成不好，賠了錢。貧困戶沒有承擔風險的能力，產業扶貧“隻能吃補藥，不能吃瀉藥”，得處理好快慢、長短的關系。

風險大了擔不起，周期長了等不起。精准脫貧有時間節點，要優先發展“吹糠見米”風險小的產業，讓貧困戶早些獲益﹔同時也要久久為功，讓貧困戶有長遠的穩定收益。劉家嶺村因地制宜，把風險小、收益穩定的光伏發電作為產業扶貧的一部分，每戶安裝3千瓦光伏發電板，一年收益3500多元。

杜繼英：發展產業也要量力而行。雙孢菇種植是下石勒村的特色產業，奇怪的是大戶往往賠錢，“小散”往往掙錢。原因倒也簡單，就是不能盲目擴張。規模越大，獎補資金越多，但到了採摘的時候，連人手都顧不過來。隔壁鄉鎮就有福建人承包的雙孢菇基地，最忙的時候，從老家找人坐飛機過來採摘，人力成本可就高了。

不返貧，長效發展咋實現？

“百家池村的江巧枝年歲漸高，家裡的兩畝椪柑樹處於‘放養’狀態，另外兩畝山坡隻得撂了荒。村裡引進種植大戶發展椪柑產業，江巧枝便以每年每畝1600元的價格，將兩畝椪柑委托給大戶代種代管，兩畝荒地以每年每畝500元的價格流轉了出去。原本沒啥收益的4畝土地，如今每年租金就達4200元，成了源源不斷的‘取款機’。”在扶貧干部們看來，精准脫貧重在建立長效機制。

杜繼英：扶貧不能一出列就了事，還要謀劃長遠防止返貧。目前一些群眾的脫貧還存在一定反復性，根基不穩。

黃宏光：在缺資金、缺技術、缺勞動力的貧困村，想要長效脫貧不返貧，還是要補上要素短板，發展有特色的產業。目前，我們正在謀劃長效產業，流轉土地建設雷竹、紅豆杉種植基地。這兩種植物收益都在2020年之后，是種在山上的“綠色金礦”。

李明：這兩年，中國工程院的院士幫雲山村建了幾個科技示范基地，讓我們見識到了科技的威力。就說冬季馬鈴薯吧，去年冬天種下去的，今年4月就見了效益，每畝能收9000元。這些優質的土豆很快就接到了訂單，一收獲就被送到了昆明高校的食堂。

目前我們正在建設林下三七基地，等到試驗成功，將採取“公司+合作社+農戶”的模式，建設200畝示范種植基地，逐步帶動群眾脫貧致富。

劉如祥：依托椪柑、花卉等產業，百家池村很多貧困戶就地務工變成“工人”。對有勞動能力和就業意願的建檔立卡貧困戶，由村兩委開展實用技術培訓，優先協調就業。去年全村共有44名貧困人口在村內實現長期就地務工，人均增收9770元，一舉脫貧。

趙建根：葉家辛窯村搞了採摘園，游客大多來自周邊地區。過去配套設施不完善，餐飲住宿跟不上，游客來採摘半天就會離開。今年，村委會引進一家企業投資5000萬元，整體規劃打造鄉村旅游項目，採摘、餐飲、住宿、游玩一條龍，“吃農家飯、住農家屋、游農家樂”，實現長遠發展。

我們現在最缺的是人才，年輕人大都在外打工，老人們的想法跟不上市場變化。去年冬天，村裡找了一個年輕人嘗試電商銷售，遇上節假日一天就賣出紅心火龍果300多個。下一步，我們計劃培養幾個年輕人，發展電商，拓寬農產品銷售渠道。

制圖：蔡華偉 張芳曼

《 人民日報 》（ 2017年06月16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