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留守兒童問題須過“陪伴”這一關

　　“我小時候也曾是留守兒童，不過那個年代和現在不一樣。”全國政協委員、男中音歌唱家袁晨野非常關注留守兒童問題。童年時，由於父母在外地工作，袁晨野在農村跟著姥姥生活。

　　袁晨野在調研時發現，大部分留守兒童不僅僅缺乏物質的東西，更多是缺少陪伴。“從他們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來，這些孩子內心很敏感”。

　　2016年年底，國家有關部門公布我國不滿16周歲的農村留守兒童數量為902萬人。其中，由（外）祖父母監護的有805萬人，佔89.3％﹔由親戚朋友監護的30萬人，佔3.3％﹔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的31萬人，佔3.4％﹔還有36萬農村留守兒童無人監護，佔4％。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NGO研究所所長王名長期關注留守兒童問題。他發現，留守兒童現象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事實上，有的年輕父母並不是非要外出打工不可，有些人是單純為了逃避農村生活，就把孩子留給老人。

　　“有一部分留守兒童並不是貧困所致，是他們父母自私造成的。”王名在調研中發現，有些年輕父母的家庭責任觀念非常淡薄，很多人不願意待在農村。

　　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女子學院女性學系教授孫曉梅建議，在小學、中學和大學設立家庭學科，提高人們的家庭意識和家庭管理能力。

　　其實，越來越多的留守兒童父母開始意識到陪伴的重要性。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農科院研究員姚建民常年在田間地頭，他觀察到農村的留守兒童正在變少，不少孩子都隨外出打工的父母一起生活。

　　張大龍是四川公益組織“愛有戲”的資深社工，他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採訪時表示，留守兒童很難從父母那裡獲得有效的引導。因此，社會組織在介入的時候，可以從更多維度考慮這一問題，比如可以開展鄉村閱讀教育之類的活動。

　　“有時候解決留守兒童問題，不是錢的事情，這些孩子更需要陪伴。”張大龍說。

　　全國人大代表鐵飛燕也長期關注留守兒童問題。她特別看重政府在解決這個問題中發揮的作用。鐵飛燕建議，不妨為留守兒童建立成長檔案，包括居住環境、監護人、家庭收入、學習情況、個性表現等，給留守兒童狀況“畫像”。然后，把這些精准的數據開放給社會組織。

　　“有了精准的數據，社會組織就可以實現精准幫扶。”她說。

　　當被問及共青團基層組織該如何做時，鐵飛燕說：“不一定要有政策才做，一些人的思想觀念還停留在‘等、靠、要’，解決留守兒童的問題需要吸納社工一起參與，實現社會的共治。”

　　王名建議，政府是兒童福利政策的制定者，要確保兒童的基本福利特別是安全、受教育權得到保障。他表示，也可以讓社會組織招聘村民來為留守兒童服務，但前提是要進行培訓，服務過程中需要接受第三方評估。

　　“目前，我國保障兒童相關權益的制度安排散見於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中，兒童社會政策碎片化，這使得貧困地區需要建立職能部門與社會組織聯席會議來解決問題，但這終究只是一種基層行為，不能常態化、固定化。”王名呼吁，如果能頒布兒童福利法，就可以規范和健全現有法律法規，更有利於留守兒童問題的解決。（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