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偉大夢想的堅強領導核心【2】

　　（三）

　　這個世界上，有一種力量可以穿越時空、照亮並凝聚起無數的人心，那就是信仰的力量。

　　建黨前夕，27歲的青年毛澤東就曾大聲疾呼：“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一個政黨要成為國家、民族的堅強領導核心，其凝聚力就在於此。

　　當我們極目回望，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160多年的歷史盡收眼底，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種力量是如何影響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興衰存亡。

　　1991年，莫斯科一個寒冷的雪夜，在無數人的嘆息中，克裡姆林宮上空飄揚了70多年的紅色旗幟黯然落下。此時，假如歷史可以旁白，一定會反思美國情報部門高級官員艾倫·杜勒斯關於和平演變的設想：“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隻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

　　后人總結，正是信仰的力量讓蘇共在隻有20萬黨員的時候奪取了政權，在有200萬黨員的時候打敗了法西斯侵略者﹔也正是信仰的坍塌，讓他們在有2000萬黨員時丟失了政權！

　　這不是數字的游戲，而是信仰的佐証。

　　2016年，蘇共瓦解25周年，中國共產黨誕生95周年。當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涅瓦河畔，發出這聲炮響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已經在歷史長河中遠去﹔嘉興南湖，承載著中華民族偉大夢想的一葉單舟，卻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進程中乘風破浪，領航中國。

　　后人評價，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上下求索，其意義不僅在於完成了救亡圖存、國家獨立、民族富強的歷史使命，更在於把信仰嵌入了古老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使這個曾被視為“東亞病夫”的民族從此產生了“一種自靈魂深處迸發出的偉力”，實現了精神上的復興！

　　這種由信仰而生的凝聚力，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不愛財，不為官，不怕死，就為這個事業，為心中的主義的‘真人’”。

　　這一點在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他們中許多人並非出身貧寒，有的還留過洋、做了官，已經功成名就。他們完全可以成為那個時代的“高富帥”，過上才子佳人、官紳名流的生活，但他們選擇了顛沛流離、鋪滿荊棘、隨時會掉腦袋的人生道路。

　　這種由信仰而生的凝聚力，自人民軍隊誕生之日起，就化作了靈魂與血脈深處的深刻自覺——聽黨話、跟黨走。

　　今年是長征勝利80周年，美國《時代周刊》曾經評選出影響人類社會文明發展進程的100件事，長征就是其中之一。那些留在萬水千山的征戰痕跡早已在歲月中淡去，但那條蜿蜒的長征路仍吸引了世界無數的目光。正如美國著名作家索爾茲伯裡在《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所言：“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的精神一旦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

　　這種精神的威力寫就了史詩般的傳奇。1934年10月出發時，中央紅軍長征隊伍中共有12位師長，平均年齡27.5歲。長征結束時，這12位師長3死9傷，其中洪超和陳樹湘犧牲時連張照片都沒有留下。在平均每行進一公裡就有三四名官兵獻出生命的征途上，是什麼力量使紅軍將士置生死於不顧，創造了“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最令人振奮的大無畏事跡”？

　　今天的人們，隻有理解他們純粹的理想，才能理解他們不朽的犧牲和高潔的靈魂。鄧小平的女兒曾問父親，長征是怎麼走過來的？回答隻有三個字：“跟著走！”簡潔而深刻，直指信仰的真諦。

　　歷史照亮今天。95年前點燃的信仰燈塔，依舊指引著我們前行的路。強國強軍正當時，行進其中“跟著走”的我們，留下的每一個堅實腳印，若干年后再回首，誰說不是一個創造奇跡的新長征呢？！

　　（四）

　　沒有一種力量，比人民更強大﹔沒有一種根基，比人心更堅實。

　　歷史並不偏愛哪一個政黨，誰真正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誰就能贏得最廣大人民的支持，誰就擁有永恆持久的向心力。

　　80年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對“東方魔力”百思不得其解，冒險前往延安一口氣提出83個問題：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是什麼使他們那樣地戰斗？是什麼支持著他們？他們運動的革命基礎是什麼……

　　在那孔簡陋的窯洞裡，毛澤東揭示了人民軍隊的根基所在、血脈所在、力量所在：“紅軍是民眾的軍隊，民眾無微不至地支持紅軍﹔除非先消滅愛護紅軍的民眾，否則沒有辦法消滅紅軍。”

　　從“小米供養了革命”到“小車把革命推過了長江”，從太行絕壁上的“紅旗渠”到“大包干”契約上的紅手印，從新經濟組織蓬勃發展到遍及世界各地的“中國制造”……人民群眾始終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力量源泉。

　　“老百姓不是命裡注定要跟我們走的，為什麼不跟別人走呢？”這是戰爭年代，劉伯承發出的追問。

　　答案隻有一個：中國共產黨自從成立那天起，就始終把人民利益高高舉過頭頂！

　　歷史的關鍵細節，往往具有象征意味。我們黨在發展道路上邁出的每一步，都是從農村開始的：“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消農業稅”……從來沒有哪一個政黨，把農民與土地的關系領悟得如此透徹﹔從來沒有哪一個政黨，能如此為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著想。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掀起社會主義建設高潮，實行改革開放，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每一個歷史時期，每一個發展階段，黨都把人民福祉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每一個危急時刻，每一個轉折關頭，人民都將意志和力量凝聚於黨的旗幟下。

　　還記得著名的“耿飚之問”嗎？

　　耿飚晚年回到曾經戰斗過的地方，講起當年一名戰士犯了錯誤，部隊按紀律要槍斃他時，卻來了一大群老百姓為他求情，甚至連受害者的父母都請求讓他戴罪立功。看著眼前的黨員干部，耿飚高聲問道：“你們這些人，不管哪一個，如果做錯了事，老百姓還會不會替你們求情？”

　　這一問，今天聽起來仍振聾發聵！

　　變化的是歲月，永恆的是人心。從革命黨到執政黨，角色轉換之后，我們怎樣永葆黨和軍隊的性質宗旨永不改變？遠離戰火走進和平，遠離苦日子過上好日子，我們怎樣延續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無論斯諾之問，還是劉伯承、耿飚之問，思考的都是一個根本性問題——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這似乎是一道簡單的考題。這又是一道極難回答的考題。

　　2016年元旦，細心的人們注意到，習主席發表新年賀詞時，辦公桌上新增了一張照片，那是他回到當年插隊的梁家河村看望父老鄉親的場景。

　　一張照片，一種牽挂﹔一份紀念，一種情懷。

　　“我們一定要始終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歷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這是一個政黨向人民許下的如山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