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海軍次長丹尼·金布爾聲稱：錢學森無論走到哪裡，都抵得上5個師的兵力。英國首相丘吉爾曾指出：我寧願失去印度，也不願失去莎士比亞。這些都凸顯了杰出人才在推動國家崛起中的關鍵性支撐作用。經過30多年的經濟急行軍，中國的資源和環境承載力都已經面臨極大挑戰，因而也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嚴峻的資源與環境的雙重考驗。中國能否避免走傳統工業化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運用東方智慧為世界可持續發展開辟新路，取決於習近平領導的中國能否用創新驅動經濟突圍。中國的未來不取決於宿命，而取決於當下有力的行動。新常態，其實就是新的發展道路的代名詞。
中國經濟新常態
2014年10月26日，《今日美國報》網站發表報道，根據美國金融數據軟件公司提供的各公司最近一個財年的淨收入數據，世界上20家最能賺錢的公司排名出爐。其中中國工商銀行超越美國蘋果公司，成為世界上最賺錢的公司。
報道還披露，全球十大最賺錢的公司排名依次是：中國工商銀行、美國蘋果公司、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中國建設銀行、美國埃克森美孚公司、韓國三星電子有限公司、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英國石油公司、美國微軟公司。
看到這則報道，外界認為中國人應該為之歡欣鼓舞，但中國的民眾卻樂不起來：蘋果公司是全球知名的科技創新公司，按照中國的分類，屬於典型的民營企業，而中國工商銀行卻是地地道道國有絕對控股的金融集團公司。中國工商銀行依靠體量優勢戰勝蘋果公司，確有勝之不武的遺憾。
所以，這份榜單從一定意義上說，是中美經濟競爭力的一次大比拼，中國經濟大而不強、創新力量薄弱的缺陷在此暴露無遺。
單純依靠政策優勢和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能夠托起中國經濟的未來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但中國經濟能否打破創新匱乏的魔咒，走上持續穩健發展的新常態？
習近平和他領導的中國將在未來的數年中給出答案。
保持戰略定力，引領新常態
眾所周知，中國30多年來的經濟發展主要依靠“三駕馬車”驅動，即政府投資拉動、外貿驅動、內需推動。正當政府投資推動引擎面臨缺油熄火危險的時候，隨著世界金融危機的蔓延，中國的外貿形勢也一路急轉直下。2014年，中國進出口總值26.43萬億元，比2013年增長2.3%。其中，出口14.39萬億元，增長4.9%﹔進口12.04萬億元，下降0.6%﹔貿易順差2.35萬億元，擴大45.9%。中國的出口在2014年僅增長4.9%，這在21世紀前10年是不可想象的低速。
外貿引擎呈現一路疲軟的頹勢，剩下的“內需消費驅動”馬達的表現也遠遠不能讓人樂觀：根據世行的數據，2007年中國居民消費支出佔GDP比重為34％，低於世界中等收入國家60％的平均水平，甚至低於中低收入國家41％的平均水平。中國內需長期隻佔GDP比重的1/3，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在1/3左右，且增長速度相當緩慢。
中國內需動力不足的核心是居民收入增長緩慢。2010年，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的張建國對媒體表示，中國大陸居民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經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而從1978年到2005年，與勞動報酬比重持續下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佔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全國總工會的相關調查也顯示，23.4%的職工5年未增加工資，75.2%的職工認為當前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
貧富差距過大除了嚴重影響社會和諧穩定之外，帶來的另一個后果是制約了整體消費能力的提升，使得中國的內需引擎一直萎靡不振。
面對宏觀經濟的嚴峻形勢，習近平的基本判斷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基本面長期趨好，但正處在從高速到中高速的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這個被稱為“三期疊加”的基本判斷，標志著習近平決心將中國經濟引入一個新常態。
習近平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長期保持兩位數增長。經濟新常態的一個重要標志是經濟增速逐漸回落到中高速增長區間。這是一種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速度。習近平強調：“要全面認識持續健康發展和生產總值增長的關系。”
不盲目追求經濟增長的高速度，有利於優化配置和充分利用各種資源，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切實使經濟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經濟增速換擋只是相對於以往高增長的適度降低，中國經濟增速仍然大大高於發達經濟體和許多新興市場國家。但中國經濟的主動降速還是引發了世界范圍的擔憂和質疑，2014年西方更是掀起對中國的新一輪唱衰之聲。在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2014年一季度經濟增長數據前，海外一些投行已經啟動了新一輪看空中國經濟的“大合唱”，高盛此前就預測中國經濟一季度增速隻有6%。但中國國家統計局最終公布的7.4%給了國際投行有力的回擊。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表示，中國長期形成的投資主導、政府主導、競爭性地方政府“三位一體”的經濟增長方式，在推動經濟快速增長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但在今天內外發展環境深刻變化的條件下，這種增長方式不僅難以持續，而且已經成為增大經濟矛盾和經濟風險的體制因素。
很顯然，習近平希望中國經濟適當降速，其目的就是推動中國經濟結構的轉變，但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對他和他的同事來說，被認為將是一場不亞於“淮海戰役”的決戰。
在中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有多困難呢？中國人保資產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倪金節曾有這樣的分析：雖然調結構早已成了政策文件的常用詞，但要化為實際的戰略，仍然征途漫漫。過去10年（2000—2010年）GDP增長結構的不斷惡化，足以說明調結構的難度之高，困難之大。要知道，2009年投資佔GDP之比已經達到驚人的67%，而在2000年，這一比例還只是37%，可當時就已有經濟學家認為這一比例偏高。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更是直率地指出：“實際上僅僅依靠政府是調不了結構的，這麼多年來有保有壓有十幾年了，所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還是對的，要想辦法把市場的作用發揮出來。”
通過理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點習近平的立場很堅定，他在《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經濟體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經濟結構調整不是免費午餐，更不是歡樂嘉年華。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產業結構，不少行業、企業難免受到沖擊，有些甚至會退出市場，這些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就是結構調整中的“陣痛”。
中國的經濟增長猶如參加馬拉鬆比賽，經過前半程的狂奔，選手體能消耗很大，現在需要在中途做一些技術調整，把速度降下來，補充體能，這是為了更好地跑好下半程。中國經濟向好的趨勢沒有變，有專家估計在2016年就能看到中國經濟穩步向上的態勢。急著“唱衰中國經濟”的那些人恐怕又得失算了。
世界工廠，要從中國制造轉為中國創造
世界工廠，一般是對全球最強的工業國家，特別是制造業國家的尊稱。
19世紀后期之前，英國被公認為世界工廠。到19世紀末，美國取代了英國，成為世界工業強國，在鋼鐵、汽車、化工、機器設備、飛機制造、電氣產品、醫藥以及軍事裝備等制造業的各個領域，其生產規模和出口份額都位居世界前列，因此美國被稱為世界工廠。隨后，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工業從以出口重化工業產品為主導逐步轉向以出口附加價值高的機械電子產品為主導，成為機電設備、汽車、家用電器、半導體等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大國，日本成為世界工廠。
中國很多工業品的產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一，例如煤炭、鋼鐵、水泥、平板玻璃、彩色電視機、家用電冰箱、洗衣機、空調、微波爐、各類紡織品以及日用輕工業品。從2002年開始，中國的出口額進入全球前三強，機電產品出口穩居世界第一，中國由此躋身“世界工廠”的行列。
但世界工廠美麗的光環底下，卻有著許多這樣那樣的問題。
以美國議員們最關心的中美貿易順差為例，專家普遍認為存在三個原因：第一，中美市場需求結構不同，人們的消費選擇和其收入水平密切相關，兩國經濟發展的巨大差異導致兩國居民的需求結構也存在著巨大差異。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國生產的高技術產品卻屬於高檔產品。由於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較低，中國市場能夠形成購買力的有效需求不足。第二，美對華實行歧視性出口管制是一把“雙刃劍”，出口管制政策在對美國工業產生危害的同時，也在許多方面削弱了其出口競爭力，導致對中國出口下降。第三，中國對美貿易產生較大順差的直接因素是全球性產業轉移。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加工貿易格局。亞太地區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使得美國減少了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進口，增加了從中國的進口，從而導致韓、日等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呈下降態勢，中美順差連年攀升。
關於第三個原因，曾經擔任中國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第三屆委員會委員的北京大學教授路風有更深入的分析：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中國持續了近20年的“雙順差”格局是一個很反常的現象。從國際收支平衡的經濟學基本原理來講，貿易順差意味著中國是資本輸出國，即中國的儲蓄率足以支持相當高的國內投資率，而無須以境外資本直接投資（FDI）的大規模流入為補充。但事實上，中國在保持貿易順差的同時又大量引進外資，導致了資本項目的順差。“雙順差”使中國積累起巨額的外匯儲備，中國外匯儲備從2006年突破1萬億美元后，到2011年年底已達3.181萬億美元，佔全球總外匯儲備的1/4。但中國巨大的外匯儲備缺乏有效的投資出路，主要用於購買諸如美國國債之類的債權資產。
造成中國對美貿易“雙順差”的根本原因是，美國的國內企業雖然把生產環節向中國轉移，但其跨國公司則是價值鏈的龍頭，貿易逆差並不表明美國公司缺乏競爭力，反而說明這種控制核心技術對美國公司來說，是一個重大的利益輸送。
中國頂著“世界工廠”的美麗光環，卻基本上從事的是廉價代理加工的小伙計角色。以美國蘋果公司的產品為例，在其全球代加工廠中，中國是重中之重，約佔90%，蘋果每台iPad利潤約達150美元，蘋果公司獨佔58.5%的利潤，原材料供應國約佔利潤的21.9%，屏幕、電子元件等主要供應商分得4.7%的利潤，而中國大陸勞工隻能從中拿到1.8%的利潤。
正如強健的身體需要強健的骨骼為支撐一樣，中國要繼續保持世界工廠的地位，就必須保持在制造業領域和實體經濟領域的優勢地位。這一點，習近平看得非常清楚。他在每次出訪期間，總是不忘看望在當地工作的中國制造業工人，並多次親自擔任“超級推銷員”。2014年7月19日，習近平在接受布宜諾斯艾利斯城市鑰匙時還風趣地說：“穿行在這裡地鐵線上的‘中國制造’列車，彰顯著中阿務實互利合作的勃勃生機。”
2015年3月25日，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門研究了中國制造由大變強的問題，李克強總理強調，中國制造今后要包含更多中國創造因素，更多依靠中國裝備、依托中國品牌，推動中國制造由大變強。當天的會議部署加快推進實施“中國制造2025”，實現制造業升級。這份經歷了近3年時間制訂而成的規劃，被視為“用三個10年完成中國從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轉變”的第一個10年路線圖。
中國經濟新常態：機遇大於挑戰
中國的經濟形態，猶如一隻碩大無朋的大象，每個人似乎都隻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因此，若干年來，國際學術界對於中國經濟，很少能誕生一個非常客觀服人的描述和解釋。
究竟該如何客觀辯証地看待中國經濟新常態，習近平用“三個特點”“四個機遇”進行了解讀，讓世人耳目一新。
2014年11月9日，習近平在出席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並作題為《謀求持久發展 共筑亞太夢想》的主旨演講時，提出了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三個主要特點及給中國帶來新的四個機遇。
習近平說：2014年前三個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7.4%，各項主要經濟指標處於合理區間。當前，中國經濟保持穩定發展態勢，城鎮就業持續增加，居民收入、企業效益、財政收入平穩增長。更重要的是，結構調整出現積極變化，服務業增長勢頭顯著，內需不斷擴大。
習近平指出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有三個主要特點：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佔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習近平提出了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四個方面新的發展機遇：
第一，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速雖然放緩，實際增量依然可觀。經過30多年高速增長，中國經濟體量已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國經濟的增量就相當於1994年全年經濟總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17位。即使是7%左右的增長，無論是速度還是體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第二，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更趨平穩，增長動力更為多元。有人擔心，中國經濟增速會不會進一步回落、能不能爬坡過坎。風險確實有，但沒那麼可怕。中國經濟的強韌性是防范風險的最有力支撐。我們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以目前確定的戰略和所擁有的政策儲備，我們有信心、有能力應對各種可能出現的風險。我們正在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這有利於化解各種“成長的煩惱”。中國經濟更多依賴國內消費需求拉動，避免依賴出口的外部風險。
第三，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發展前景更加穩定。2014年前3個季度，中國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8.5%，超過投資﹔服務業增加值佔比46.7%，繼續超過第二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增速分別為12.3%和11.1%，明顯高於工業平均增速﹔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4.6%。這些數據顯示，中國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質量更好，結構更優。
第四，新常態下，中國政府大力簡政放權，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簡言之，就是要放開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用好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比如，中國改革了企業登記制度，前3個季度全國新登記注冊市場主體920萬戶，新增企業數量較2013年增長60%以上。
習近平同時指出，我們也清醒認識到，新常態也伴隨著新矛盾新問題，一些潛在風險漸漸浮出水面。能不能適應新常態，關鍵在於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中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敢於向積存多年的頑疾開刀。
中國經濟新常態不同於全球經濟新常態，如果說全球經濟新常態更多的是對未來世界經濟趨勢的一種悲觀認識，那麼中國經濟新常態則包含著經濟朝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的積極內容。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就此指出，新常態不同於常規經濟周期中的衰退和蕭條階段，它是經濟脫離常軌、另辟蹊徑的新發展。在全球范圍內，另辟蹊徑意味著供應鏈重組、經濟結構轉變、治理體系重塑和大國關系再造﹔在國內，除了這些全球共性，還意味著對投資驅動和出口驅動增長方式的脫離，對質量、效益、創新、生態文明和可持續發展的追求，並由此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上邁進。簡言之，新常態意味著中國經濟“浴火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