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就是中國人希望重返世界之巔的夢想。實現中國夢，對中國人來說，不僅是一個奮斗目標，也是人類歷史賦予中華民族的一項不可推卸的責任。為了實現這一人類歷史上最偉大夢想之一，習近平已經展開了他的執政計劃——“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決定習近平改革計劃成功的關鍵在於能否沖破既得利益的干擾和阻撓，沖決一切保守和因循的藩籬，向著“兩個一百年”目標奮勇前行。習近平帶領中國人民奮力實現中國夢的拼搏歷程，比世人想象的要更驚險，也更精彩。
習近平說出了激蕩人心的中國夢
2012年底，美中兩國的最高領導人幾乎同時說出了自己心中的“夢”。
2012年，美國和中國的權力更替交接巧合性地趕在了一起。隨著美國第56屆總統大選的結束，勝選的美國總統奧巴馬發表了《為了永遠的美國夢》的感言。奧巴馬說：我們將伸開雙手迎接那些來到美國、並接受美國價值觀的移民及其子女。無論是在芝加哥南城貧民區游蕩的小孩，還是那些北卡羅來納州家具店工人的孩子，都有在未來成為醫生、科學家、工程師、企業家、外交官乃至總統的可能，而這正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幾乎與此同時，新當選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來到中國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也首次吐露了自己的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
一個非裔美國人，成功當選美國總統，奧巴馬本人的勝選過程，就是一部美國夢的活劇。而中國的一部近現代史，從一個被稱為“東亞病夫”的積貧積弱的民族，崛起成為當今世界舉足輕重的泱泱大國，中華民族的百年奮斗歷史，本身也堪稱夢幻般壯麗的史詩。
為什麼中國夢讓十幾億人民為之心潮澎湃？怎樣將夢想化為現實？就在奧巴馬總統提出“美國還要領導世界一百年”之際，中國應當如何應對？看來，夢想的話題不僅是夢境中的藍圖，也是現實中真真切切的博弈和斗爭。
不了解中國史就不能理解中國夢
2014年11月11日晚上，這個月朗風大的冬夜，注定要在中美歷史書裡寫下濃重的一筆。
根據外事安排，習近平和奧巴馬將在北京中南海進行散步外交。
原計劃是這樣的：晚上6：30 開始在中南海瀛台散步。隨后到瀛台涵元殿小范圍會見，然后是香扆殿小范圍晚宴，最后是迎薰亭茶敘。計劃晚上9：15結束全部活動。
但事實上是這樣的：由於兩人談得特別投入，每一個環節都大大延遲，原定30分鐘的會見持續了90分鐘，習近平說，吃飯去吧，不想讓客人餓肚子。奧巴馬說，還想和你談幾個問題。結果原定90分鐘的宴會持續了近兩個小時，原定30分鐘的茶敘，持續了近1個小時。到深夜11點多他倆才揮手告別。
兩國元首為什麼要在初冬的寒風中如此投入地進行這樣的談心？
先來說說為什麼把散步交談的地址選在瀛台。“瀛台”這兩個字是中國清朝乾隆皇帝的題詞。這裡環境好到沒得說，配上“APEC藍”，一個字：美！四面臨水，襯以亭台樓閣，好像是古代傳說中的瀛洲仙境。
散步的時候，習近平向奧巴馬詳細介紹了瀛台的歷史變遷。習近平說，瀛台建於明朝，在清朝是皇帝批文、避暑和宴客的地方。清朝的康熙皇帝曾經在這裡研究制定平定內亂、收復台灣的國家方略。后來光緒皇帝時，國家衰敗了，他搞百日維新，失敗后被慈禧太后關在了這裡。
奧巴馬馬上接話說：中美歷史上這一點是相似的，改革總會遇到阻力，這是不變的規律，需要我們拿出勇氣。
說到這裡，人們就明白了，中美元首談心選在瀛台的主要原因：習近平要在這裡給美國總統先生上一堂現場歷史課。
習近平后來的話畫龍點睛：了解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對理解中國人民今天的理想和前進道路很重要。
歷史記錄對於沒有感情的自然世界來說毫無意義，僅僅作為一個時間的刻度記錄而已。但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歷史和時間，往往就代表著一種命運、一種刻骨銘心的記憶。14世紀歐洲文藝復興，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到18世紀西方發生工業革命，1787年，美國頒布《憲法》，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歐美文明赫然崛起，西方一躍成為全球化的主導力量。而東方的中國，從14世紀起，逐漸趨於消沉沒落，歷史的進步似乎離開了這個東方民族，也因此鑄就了被動挨打的悲慘命運：1840年鴉片戰爭，清朝失敗，割讓香港島﹔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朝完敗，台灣被割讓﹔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1901年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中國徹底墮入失敗的深淵﹔1931年日本侵略軍佔領中國東北三省﹔1937年日本全面擴大滅亡中國的侵略戰爭，北京和南京相繼淪陷，日軍發動了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屈辱和辛酸，悲憤與救亡，成為舊中國真實的寫照。中華民族如何擺脫落后挨打的局面？中國人如何重新挺起腰杆，贏得生存和尊嚴？炎黃子孫在痛苦、彷徨、求索和抗爭。
對中華民族地位升沉的體認，恐怕誰也不會比海外游子感受更深。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潘維教授在中科院工程碩士開學典禮的演講中，講到這樣一個故事：1949年中國國民黨政府敗退到台灣之后，有位國民黨下層士兵輾轉流亡到了南非。南非在20世紀60年代的時候，還是執行頑固的種族隔離政策，到開普敦乘坐公共汽車時，總是白人坐在頭一節車廂，黑人、黃種人等有色人種坐在后面的車廂。這位老兵每次都是從頭一節車廂買票，然后再走到后一節車廂去。直到1964年的一天，這一切忽然發生了改變：那一天，他依然如常登上公共汽車，買了車票后正准備往后面去找座位，卻被售票員一把拉住了：“從今天起，您可以坐在頭一節車廂了。”老兵很不解：“我是有色人種，是‘劣等民族’呀，應當坐到后面去。”白人售票員告訴他說：“您還不知道吧，您的祖國中國已經成功爆炸了原子彈，能造出原子彈的民族，絕不能再說是劣等民族了。所以，從今以后，您就和我們坐在一起吧！”
50多年過去了，當中國人讀到這樣的故事，還是止不住熱淚盈眶。隻有受過屈辱、歷盡苦難的民族才能深刻地體會到受壓迫和受欺凌的真實滋味。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在此之后，中國立即著手氫彈的研制。
與原子彈相比，氫彈的制造原理和技術要復雜得多。如果說原子彈的研制之初，中國原子彈研制基地的專家好歹還聽了蘇聯專家講過幾堂課的話，氫彈的研制就隻能靠國內的科學家從頭干起了。參與氫彈設計的中國科學家鄧稼先，硬是憑著一台手搖式計算器和一個算盤，完成了氫彈的理論設計。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用了7年零4個月，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法國用了8年零6個月，而中國的科學家則隻用了2年零8個月。
當蘇聯專家1959年從中國全部撤離時，曾扔下這樣一句話：離開了我們的幫助，中國人隻能把原子彈搞成土豆蛋。
幾乎所有的外國人都不相信，中國的核武器研制能走這麼遠。但不服氣的中國人就是能在關鍵的時刻爭氣。當中國的原子彈和氫彈研制成功后，西方的科學家一直不理解，中國人為什麼能在這麼短的時間裡搞出原子彈和氫彈。當時在美國工作的楊振寧教授這樣回憶：
“美國的科學界普遍認為，如果沒有外國科學家的加盟，中國人自己研制出‘兩彈’幾乎是不可能的。
1971年8月，我在北京見到鄧稼先，當面詢問他中國搞原子彈和氫彈是否有外國人參與。
鄧稼先表示要認真查一下再回復我。
1971年8月16日，鄧稼先親自寫信給我：中國的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於1959年底以前得到蘇聯極少的援助以外，沒有任何外國人參加。
我頓時淚流滿面……”
121年前的1894年，是中國傳統農歷的甲午年，這一年發生了中日甲午戰爭。這場戰爭以中國的徹底失敗結束。
同在東亞的中國和日本在力量上的歷史對比，可以看作是中國從繁榮到谷底的一個縮影：早在公元3世紀，中日就有所交往。到中國的唐朝時期，初步崛起的日本就開始准備侵略朝鮮進而覬覦中國。公元663年，中國唐朝海軍在朝鮮的白江口全殲日本水師，讓日本了解到中國的實力遠比想象的更強大，此后的近1000年時間，日本再也沒有發起挑舋。日本在豐臣秀吉掌控朝政后，於1592年又一次做起了“侵略中國，定都北京”的春秋大夢，這場戰爭史稱“壬辰之戰”，中國明朝政府派大軍援助朝鮮政權，中朝聯軍再一次大勝日軍，迫使日本又消停了300年。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日沖突中，中方在硬實力上一直佔有優勢，但朝鮮甲申政變之后的十年時間，情況就悄然發生了變化。
甲午戰爭爆發后，由於清政府和清軍部分將領的腐敗無能，無論在朝鮮戰場還是在中國國內戰場，總是屢戰屢敗。早在日軍佔領遼東半島后，清政府便開始通過外交途徑向日本求和。威海衛失陷后，清政府求和之心更切，遂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赴日議和。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承認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列島，賠償軍費白銀2億兩，允許日本在中國開設工廠，開辟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等地為商埠。由於沙俄等國出面干涉，日本把遼東半島歸還中國，但中國給日本3000萬兩白銀作為“贖遼”的補償。《馬關條約》是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條約，日本從中國掠奪的數以億計的賠款，為其進一步發動侵華戰爭奠定了物質基礎，從此日本軍國主義思想進一步膨脹，在相繼擊敗中國和沙俄成為東亞霸主之后，居然於1941年12月7日悍然襲擊美國珍珠港，從而挑起日美之間的全面戰爭。
2013年12月27日，習近平在一次重要會議上直言：“軍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將是致命的。我經常看中國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慘場景就痛徹肺腑！”
所以，要了解中國夢對中國人的意義，就要了解中國史，隻有讀懂了中國歷史，才能明白貧窮落后對中國人來說是怎樣的“痛徹肺腑”。
中國夢引發民眾強烈共振
2013年3月中國兩會期間，北京又一次陷入霧霾天氣之中，一位“80后”獨立音樂人為某媒體的兩會報道創作了一首名為《致老去的我》的主題歌。這首歌曲在網絡上播放后，立即引起了眾多中國網友的共鳴。歌詞作者身處霧霾之中，卻依然不失樂觀，堅強地表達了困境中的中國人依然堅持對幸福生活的向往，這種堅持夢想的精神，激發了中國青年人的熱議，人們在點贊之余，也進一步引發了民眾對中國夢的討論。
中國夢當然是國家的夢，民族的夢，但也應當是民眾的夢，是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的夢，這樣才能得到民眾的呼應。對此，習近平在2013年的中國兩會上作了回應：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
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安全的食品、清潔的用水、暢快的呼吸、和諧的氛圍還有溫馨的家庭，是最基本的意願，這些目標的實現，比那些宏大的“國家目標”更能喚起他們的工作動力。
所以，美國著名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就撰文指出：目前中國面臨著諸多挑戰，如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食品安全、環境污染等，而調和這一切的唯一方式，就是推出一種新的“中國夢”，將人民對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可持續發展的國家目標融合起來。
對於中國夢的認識，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也經歷了一個“三步走”的曲折過程。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就曾經豪邁地預言：中國將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但美好的夢想畢竟要面對一窮二白的現實，毛澤東風趣地說起了中國的家底：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在如此低下的生產力條件下，毛澤東將工業化定為主攻目標，他在1956年提出構想：1911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過45年，中國的面目完全變了。再過45年，就是2001年，也就是進入到21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面目更要大變。中國將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中共中央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了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明的偉大國家任務，后來簡稱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四個現代化”目標。
毛澤東的夢想之路走得並不平坦，為了盡快實現目標，他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1966年又發動“文化大革命”，更使國家和人民遭受了“十年浩劫”。十年“文化大革命”不僅讓中國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也使中國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拉大。美國從1961年1月到1969年10月，經濟連續快速增長106個月，以致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被稱為“繁榮的10年”。日本的發展更是迅疾，從1955年至1970年，日本GDP增長了7.2倍。20世紀50年代初期時，中日之間的經濟差距不大，此時一下子被日本遠遠地甩在了后面。
毛澤東晚年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探索說明，夢想是可貴的，但關鍵是要找對圓夢的途徑。
1979年，鄧小平接過了“中國領航員”的任務，在沒有航標的河上開始了新一輪探索。
鄧小平發起的改革正是從改善民生開始的。
曾經擔任過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萬裡每當回憶起他在安徽擔任省委書記的一段經歷時，總是抑制不住熱淚長流：1977年深冬，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裡去飢荒災情最嚴重的安徽淮北農村調研，萬裡走進村邊的一個農戶家，看到一個老人和兩個姑娘披著破棉絮，依偎在鍋灶邊。萬裡給老人打招呼，老人不理。萬裡以為老人家耳聾，便大聲打招呼，老人還是不理，旁邊的干部趕快跑過去附著老人的耳朵說：這是咱們安徽省委書記看你來了。老人才慢慢站起身來。這時萬裡反而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了，原來老人沒穿褲子，赤裸著下身！萬裡趕緊別過臉去招呼兩個姑娘，兩個姑娘也不敢搭理人。這時旁邊的干部說：萬裡書記您別喊了，她們也沒褲子穿。萬裡這才明白，他們父女三人就是這樣光著身子，靠鍋灶的余溫度過寒冷的冬天的。萬裡再也止不住眼淚，他決定不管極左派如何攻擊，也要支持農村的包產到戶改革。中國的改革就是這樣從安徽農村開始試點啟動的，其原點就是為了讓老百姓吃飽穿暖，而不是餓著肚子去辯論“什麼是社會主義路線，什麼是資本主義路線”的大道理。
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十八大當選為總書記后，第一次與中外記者見面，就公開宣示自己的最大政治主張是順應民心和改善民生：“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
中國夢隻有接上地氣，與每個民眾的切身利益挂上鉤，才能擁有豐沛的生命力。十八大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全面深化改革，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才能使中國夢成為民眾共同富裕的夢。
小康夢將向全民共同富裕邁進一大步
20世紀80年代初，在鄧小平的倡導下，小康社會就成了中國人民跨世紀的理想和行動目標。在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十七大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要“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全面小康之夢，構成了100多年來中國人強國夢想最實在、最具體的表達，也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對中國各族人民的庄嚴承諾。
“小康”一詞，最早見於中國最古老的詩歌集《詩經》，在《詩經》的《民勞》一詩中有這樣的句子：民亦勞止，汔可小康。這句詩的意思是“百姓太辛苦了，讓他們休息一下吧”。
從《詩經》開始，不要讓老百姓過得太辛苦，讓他們休養生息，過上安樂日子，就成了歷代執政者追求的目標。中國民間也習慣於把家用充足、安居樂業的家庭稱為“小康之家”。然而，真正讓全民過上安樂幸福的生活、人人平等享受勞動成果的場景，在中國的歷代王朝中從來沒有實現過。即使在盛唐的開元天寶年間，國勢極盛，社會上兩極分化仍然十分嚴重，以至於唐代著名詩人杜甫將之形容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鄧小平根據中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提出了“三步走”的戰略部署，在此基礎上，中國共產黨的歷次代表大會不斷豐富，逐步勾畫出了中國現代化建設大體分“三步走”的戰略部署：
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中共十四大進一步提出，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實現第二步發展目標﹔同時，也對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提出初步設想。中共十五大又將第三步目標進一步具體化：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經過10年的努力，到建黨100周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新中國成立100周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將大會主題定為“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標志著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已經進入全面小康建設的沖刺階段，也標志著全面小康已成為現階段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新目標。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盡管中國東部的部分大城市已經率先步入較發達的階段，城市基礎建設、市民收入水平和健康教育醫療水平，與歐美發達國家相差不大，但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特別是中西部貧困地區，全面小康的任務還相當艱巨。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調查，到2013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收入組”為56389元，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低收入組”則為2583元，也就是說農村貧困人口每天的收入隻有7元錢。所以，習近平在河北農村的一次考察中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特別是在貧困地區。沒有農村的小康，特別是沒有貧困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中國共產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總是善於根據民眾的意願和事業發展的需要，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奮斗目標，從而喚起民眾與執政黨並肩奮戰，這已經成為中共的一項重要的領導藝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小康夢，簡而言之，就是一個民眾幸福感顯著提高的美好社會之夢，這樣的奮斗目標很快就引起了中國各族人民的強烈共鳴。
目前，中國共產黨已經提出了五位一體的建設布局，即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全面協調推進，為中國共產黨的“兩個一百年”目標圓夢確定了行動指南。
2014年3月，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s Piketty）的英文著作《21世紀資本論》。該書全景式展現了19世紀到21世紀初全世界的收入不平等的狀況，並預測了21世紀收入不平等加劇的趨勢。托馬斯·皮凱蒂指出，以美國為例，就收入分配而言，1910年美國最富有的10%的人口佔有全美40%的收入，這一比例於1929年經濟危機前升至50%，經濟危機后有所下降但仍然高於40%。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這一比例最低曾降至30%，隨后在30%~35%之間徘徊。該比例從1980年開始一路飆升，2007年已超過1928年的歷史高點（50%），2012年最富有的10%的人口已經佔有全美55%的收入，如果算上資本回報，不平等的現象將更加嚴重。
在過去的30多年中，中國遵循“成功經濟學”的路子，讓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擺脫了貧困，今后的一段時間裡，中國無疑將推進共同富裕的路子，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平等分享改革與發展成果。成為包容性發展的國家，這將是對世界發展模式的又一次重大貢獻。（作者：﹝美﹞熊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