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民間語境中，將親戚稱謂用於國家領導人的例子，非常少見。毛澤東去世后有時會被稱為“毛爺爺”。而起自網絡評論和草根微博，習近平在十八大之后不到一周，就有了“習大大”這個稱呼。
“大大”之稱來自陝西省，在這個中華民族始祖發祥之地，它用來稱呼父親的兄弟。習近平老家在陝西省中部，他本人又曾在陝西省北部的黃土高原拋洒青春。
這片世界上黃土覆蓋面積最大的高原位於中國腹地，深厚的黃土層，在陝北區域可厚達150∼180米。這裡氣候干旱，植被稀疏，生態脆弱，流水侵蝕之下，地表破碎，年均向黃河瀉下十多億噸的泥沙。
從15歲到22歲，溝壑縱橫、山梁如刀削斧劈的黃土高原，見証了習近平的成人禮。
2015年2月13日，距離農歷新年還有5天，習近平帶著夫人彭麗媛重回陝西省延安市延川縣梁家河村，他特意用當地方言向鄉親們介紹：“這是我的婆姨（即妻子）。”
“近平回來了”——當地鄉親習慣這樣稱呼他。習近平自己掏錢給全村置辦了年貨，有餃子粉、大米、食用油，還有春聯、年畫，還在當年的入黨介紹人、老支書家吃了一頓陝北農家飯。
新華社通稿標題是《黃土地的兒子回家了》——22年前，正在福建工作的習近平也曾回到這裡，后來他撰文詳述青春歲月，題目就是《我是黃土地的兒子》。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動﹔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聲雄偉的汽笛長鳴。
北京車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陣劇烈的抖動。
我雙眼吃驚地望著窗外，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
詩人食指的詩句，描述的正是1968年末至1969年初北京知識青年啟程下鄉的情景。15歲的習近平，就在其中一列開往陝北的火車上。
“文化大革命”中由毛澤東號召的“上山下鄉運動”，讓本應在學校中接受教育的近1700萬城市青年走向偏遠鄉村，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因此遷移，幾乎所有城市居民家庭都被波及。
1968年至1969年的大規模下鄉，目的之一是為了結束失控的紅衛兵運動，同時緩解城市就業壓力。但這些連中學課程都滿目空白的“知識青年”，卻錯失了受教育的機會。
不過，在1969年1月這個隆冬，對於15歲的習近平來說，離開他的出生地北京，卻像是一次“勝利大逃亡”。
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后，他跟隨母親住在中央黨校，“因我有一股倔勁，不甘受欺負，得罪了造反派”，被作為“黑幫”家屬揪了出來。“他們說，槍斃夠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沒什麼區別，都一百次了還怕什麼？”
念《毛主席語錄》，天天熬夜，被送到派出所門口又被拉回去，甚至要被送去少管所，但當時少管所床位滿了，要排一個月才能進去。
恰在此時，1968年12月，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習近平馬上報名，他選擇了父親當年所在的根據地陝北。“他們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屬於流放，就讓去了。”
2004年接受延安電視台“我是延安人”欄目專訪時，習近平說，在北京火車站，知青專列上下哭聲一片，隻有他在笑，因為如果留在北京，有命沒命都不知道。
15歲的北京少年住進了陝北土窯洞
坐一天一夜的火車，再換乘大卡車，最后步行10裡山路，習近平到達梁家河，住進了土窯洞。他隨身帶了滿滿一箱子書，同來的15名知青中，他的行李最重。
和習近平同時到達延安地區的是26800多名北京知青，他們被分配到12個縣的2667個生產隊。為了管理北京知青，北京市后來還派出了1200名插隊干部。而四五年后，超過98%的北京知青都通過招工、招干、參軍、考學離開了這裡。
在2009年紀念上山下鄉運動40周年時，《延安日報》刊登了一位地方干部的回憶文章，特別提到了北京知青中的一些佼佼者，其中排在前列的就有習近平。文章說，當地老鄉對習近平特別關愛，先是推薦他做赤腳醫生、記工員、農技員，又推選他出席延安地區第二屆青年建設社會主義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受到表彰獎勵。
但事實上，初到鄉村的北京少年習近平心中茫然。
梁家河並沒有河，隻有一條溝渠，雨季時流淌著泥水。溝渠兩側是陡峭的山坡，土窯洞就依著山坡順勢挖出，200多名鄉民世代居住於此。
習近平回憶說，在陌生環境中，周圍又是不信任的目光，最初感到十分孤獨。
父親習仲勛曾給他講團結的道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給人方便，自己方便”。但習近平說，上山下鄉之初，他因為“沒有長期觀念”、忽視了團結他人而有挫折和教訓。“別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卻很隨意，老百姓對我印象不好。”
他曾在2004年面對延安電視台的專訪中回憶，當時人們對他議論最多的一件事是拿面包喂狗——清理書包的時候，發現剩下半個面包，已經變質，就隨手喂了狗。“老百姓看到了，問那是什麼東西，我說那是面包，他們吃都沒吃過，見都沒見過，那麼一傳十、十傳百，就傳的整個延川縣都知道了。”
他還說，當地的勞動強度令他感到震撼。爬到山上，“跟爬北京的香山鬼見愁差不多”，已經氣喘吁吁了，還要干活。
除了吃飯，中間隻能休息一次，就是抽一袋煙，“我們抽煙就是這麼學會的，老想去偷懶”。
他曾在三個月后回到北京，又被送到從前的太行山根據地。在那裡，他的姨姨、姨父以自己革命生涯的經驗告誡他，要找機會往群眾裡鑽，往老鄉那裡跑，“你現在不靠群眾靠誰？”
而當時在城市，經常要清理“倒流”人口。習近平曾撰文回憶說，他和其他被清理的人一起，被關進派出所，一關就是四五個月，還要干重體力活，“海澱一帶的下水管，都是我們埋的”。
習仲勛的家鄉陝西富平縣的親屬也記得，大約在1969年冬天，因為在陝北吃玉米糝子吃不飽，腹中飢餓而衣衫單薄的習近平回過富平，親戚給他做了一套棉衣，他很快又回了延安。
他融入成就了父輩的土地
城市既不可留，而回到梁家河，幾乎又臨絕境——最初同來的知識青年大都是軍隊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當兵走了。后來的近兩年時間裡，隻有習近平一人堅守。
這時，16歲的習近平開始真正融入這片養育並成就了父輩的土地，和農民不分彼此，自覺接受艱苦生活的磨礪，並從中品味出充實和快樂。
他曾數次回憶插隊生活中跨過的“五大關”：
一是跳蚤關。梁家河的夏天，幾乎是躺在跳蚤堆裡睡覺，渾身都被咬腫，皮膚過敏，水泡潰爛。但兩年之后就習慣了，無論被如何叮咬，照樣睡得香甜。
二是飲食關。沒有精米細面，主食是粗粝的雜糧，玉米面窩頭。曾經幾個月吃不到肉，分到一點豬肉，顧不上做熟，就切下一片生肉放進嘴裡。而后來陝北鄉村的飯菜是他經常懷念的。
三是生活關。自己學著捻毛線，縫衣服、縫被子都是自己做，生活自理能力很強，就是在那時打下的基礎。
四是勞動關。習近平起初拿的工分還沒有婦女高，兩年后就拿到了壯勞力的10個工分，成了種地的好把式。在陡峭的山梁上放羊，下雨刮風在窯洞裡鍘草，晚上看牲口﹔春天擔糞，一擔豬糞、牛糞有七八十斤重，挑到幾裡外的山上﹔夏天擔麥子，200斤，10裡山路一口氣走完。
五是思想關。學到了農民實事求是、吃苦耐勞的精神。曾經嫌棄鄉民身上有虱子，后來常常和他們睡在一個炕上，甚至合蓋一床棉被。
習近平說，在陝北，讓他受益終生的是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
比如，剛到農村時很教條，聽說老鄉是富農就會將其轟出去，后來才知道所謂富農只是因為養了幾十隻羊﹔看到要飯的就認為是“壞分子”“二流子”，不知道當時因為農業凋敝，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糧”，婦女兒童出去討飯，才能把糧食留給壯勞力吃，讓他們忙春耕。這些是在農村生活了一段時間后才了解，讓他感慨很多。
到梁家河一年之后，與農民日益親近，習近平的窯洞已經成了村裡的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絡繹不絕，聽這個16歲的少年擺開書場，講古今中外，漸漸地就連支部書記有什麼事都找他商量。
父親還在監管中，尚無明確結論，這是習近平始終難以擺脫的陰霾。
為了加入中國共青團，他寫過8份申請書。為了入黨，他寫過10份申請書。
1973年，同去的知青在准備進入大學讀書，而習家的背景仍是難以逾越的障礙。那一年，除了習近平，梁家河的北京知青已經全部離開，而習近平“下定決心不走了，要憑自己的本事，給村裡做點事”。
沼氣專家
20歲的習近平被推選為大隊（行政村）黨支部書記，這是構成中共組織體系的“細胞”。他和社員一道打井、打壩、修公路，將陝北認作第二故鄉。
打壩淤地時，他身穿一件藍色的舊棉襖，腰裡系一根點炮時用過的導火索，卷起褲管、光著腳，站在初春刺骨的冰水裡。
至今，習支書帶領社員打壩造出的良田，還年年長出顆粒飽滿的玉米。
1974年1月，《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介紹四川推廣利用沼氣的報道。習近平在小油燈下讀到后，立刻想到要將沼氣引入交通不便、缺煤缺柴的黃土高原。
他步行50多裡山路來到延川縣城，告訴縣委想去四川學習制取沼氣，而縣委也正想推廣沼氣。3個月后，6名延川人前往四川“取經”，習近平是其中之一。
很快，梁家河成為沼氣試辦點。習近平帶著人挖沙子，背水泥，燒石灰，備齊材料﹔沼氣池漏水跑氣，需要及時清理出水糞，他們連夜用桶往外吊水糞，在炎熱的盛夏，干了一天一夜。
他曾面對延安電視台的鏡頭回憶，第一口沼氣池不出氣，原因是導氣管堵塞，“最后一捅開濺得我滿臉是糞”。
梁家河的沼氣池是陝北的第一座沼氣池，也是全陝西省的第一座沼氣池，而習近平治下的村庄，后來成為全省第一村，70%以上的居民用上了沼氣。“那個時候我是天天到處督導，又是支部書記，又是沼氣專家。”他說。
今天的梁家河村口立有一塊碑，碑文記錄著，習近平曾帶領村民修建沼氣池60口。現在，經過更新技術，沼氣池仍在使用。
陝北作家曹谷溪，應該是最早將習近平寫進新聞報道中的人。1975年9月20日，他在《延安通訊》上發表長文《取火記》，描述了習近平引進沼氣的全過程。
后來，他又在博客中記述，當年去梁家河採訪習近平，進村時路陡不平，吉普車打滑上不去，習近平和幾個后生，一起用力將車子推進知青居住的院裡。
人生罕見的兩次痛哭
《取火記》刊出之時，習近平卻要告別梁家河了。
當年清華大學招生，延川縣有兩個推薦名額。盡管此前因為父親的原因，習近平曾被這座中國最好的理工科大學拒之門外，但這次他的三個志願仍舊都填了清華。“你讓我上就上，不讓我上就拉倒。”
縣領導仗義執言為他力爭，在得到時任清華大學黨委第一副書記劉冰首肯后，習近平終於能夠走進大學之門。
在梁家河村人的記憶中，習近平不僅能干活、有主意，而且“愛看書”“好學”，經常在煤油燈下看“磚頭一樣厚的書”，有馬列書籍，也有數理化。
新華社記者曾隨同習近平在2015年2月重返梁家河。在當年住過的窯洞前，總書記說，我那時愛看書，晚上點著煤油燈，一看就是半宿，第二天早起，吐出來的痰都是黑的。
延川縣作協主席張思明在2002年赴福建拜訪時任省長的習近平時，曾聽他談起，一次從北京返回延川，因路途遙遠，先順路找到熟識的一位北京知青借宿一夜，兩人合蓋一床被子。當時習近平帶著一本經濟方面的書，被這位知青給留了下來。這位北京知青多年后也成為中共一名高層領導。
習近平的“書友”不只是北京知青，還有不少當地的年輕人。梁家河村民武輝比習近平小一歲，在習近平的窯洞裡，他看到了《水滸傳》《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靜靜的頓河》等中外名著。
習近平還曾給村裡年齡相仿的青年剃頭，教他們蛙泳，並且把自己的鞋子送給家境貧困的鄉下伙伴。
在這片土地上，性格剛強、幾乎從未哭過的習近平，卻曾兩次洒淚。
第一次是他的大姐不幸去世，“我正在那兒挖防空洞，接到信以后，那個時候哭了”。
第二次就是在1975年10月7日，告別梁家河的那個早晨。
推開門，外面站滿了鄉民，他們只是靜靜等著，並沒有叫醒他。習近平當眾落淚，他說：“你們對我這麼好，我不想走，就在這裡扎根農村一輩子吧。”
一個和他非常要好的青年農民大聲對他吼：“你快走，你上了清華大學，我們就有條件去北京，要不然去北京沒有人管我們的飯。為了我們將來看北京，你非得走。”
這一天，全村人都沒有上山干活，他們排著長隊為習近平送行，足足送出十多裡。有13個和他要好的年輕人，甚至步行60裡，和習近平一起來到延川縣城，晚上一同擠在國營旅館的一間平房裡，打地鋪睡。
第二天，他們到照相館照了紀念照——除了習近平，那是青年農民們第一次照相，花了5元5角。習近平要付錢，大伙兒不讓，最后你三角他五角湊夠了這些錢。
這張黑白照片在中共十八大后為很多中國人所熟悉。14個人分成兩排，前排坐后排站，所有人表情嚴肅。22歲的習近平在前排正中，他的頭發略有點長，臉龐瘦削，外衣的扣子一絲不苟地扣到了脖子。而他的同伴們，有些穿著對襟衣服，還有人頭上包著毛巾。
后來，新華社曾用這張照片制作了新媒體動畫，逐一介紹習主席當年的“小伙伴”，他們幾乎全部在黃土地上做了一輩子農民。
而在延安生活過的這一批北京知青，在1993年時就出了省部級干部8人，廳局級干部兩三百人，處級干部有3000多人。
腳踏在大地上，脫胎換骨
習近平曾坦誠地說，在他的一生中，對他幫助最大的“一是革命老前輩，一是我那陝北的老鄉們”。
在陝北將近7年，少不了周圍人的保護和關鍵節點上的助力。
比如當時延川的縣委書記申昜，頂著壓力拍板讓他入黨，推薦他上大學，因為他是“陝北的孩子”“南梁的后代”——這位縣委書記的父親是習仲勛、劉志丹等創建的南梁陝甘邊蘇維埃革命根據地的紅軍。
比如跟他意氣相投的公社知青辦主任，冒著風險把他檔案中的“黑材料”付之一炬。
習近平曾經直言，他有“黃土地情結”。
在中國政治文明史上，陝北是個特殊的地點。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在這裡起事，稱王不久又失去了政權。陝北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命運轉折之地，中共沖出國民黨的“圍剿”，在這裡收拾人馬、贏得民心，最終奪取政權。毛澤東與黃炎培關於“興亡周期律”的著名討論也發生在這裡，“我們已經找到了這條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毛澤東說。
而習近平則多次表示：“延安是我的生命之源，是我人生的轉折點。”做人要有理想和信念，對群眾要有真感情，實事求是，艱苦奮斗——這些人生信條，都是在延安的歲月中深深融入他的血液。
還在梁家河時，北京曾獎勵給知青先進人物一輛帶斗的三輪摩托車，那時在當地是十分稀罕的，習近平卻設法換成手扶拖拉機和磨面機、揚場機、抽水機等農具給鄉親們用。
離開這裡后，他幫村裡通了電、修了橋，並聯系捐資興建了一座希望小學。任福州市委書記時，他專程回到梁家河挨家挨戶看望，為貧窮老人帶去了慰問金，給孩子們帶去了新書包、文具和用來提醒上學時間的鬧鐘。
2009年，已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到陝西調研考察，也去了延安，他親自寫下9個老友的名字，讓秘書請來相見。
離開陝北40年，習近平和這片土地的“臍帶”從未中斷。“腳踏在大地上，置身於人民群眾中，會使人感到非常踏實，很有力量﹔基層的艱苦生活，能夠磨煉一個人的意志。而后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隻要想起在那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還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於挑戰的勇氣，什麼事情都不信邪，都能處變不驚，克難而進。”他在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
15歲來到黃土地時，他曾迷惘、彷徨﹔22歲離開黃土地時，他已經脫胎換骨，有了堅定的人生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