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裡·塔夫羅夫斯基
在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頭兩年，習近平就顯示出對參與國際事務的濃厚興趣，親自參與制定長遠戰略規劃，並力圖在此基礎上為中國爭取更有利的國際地位。
作為中國新一屆領導人，習近平在其任期一開始便以短跑運動員的速度行事了。2012年11月，賦予他治理國家大權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束僅兩周，習近平就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習近平在簡短而內涵豐富的演講中說道：“經過鴉片戰爭以來170多年的持續奮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的前景。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鴉片戰爭是中國百年屈辱史的開端，中國先是敗給英法，然后敗給西方其他強國和日本。中國這個強國衰落的原因之一，就是長達幾個世紀的閉關自守。清王朝初建時期的強勢逐漸“耗盡了資源”，不再對世界變化做出回應。盲目自大的清政府拒絕了英國開展貿易和建立外交關系的請求，招致了英國堅船利炮的攻擊。
國家整體實力削弱，加上缺乏外交、情報及其他現代國際交往的機構，讓中國付出了昂貴代價。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從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開始，西方列強和日本便將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強加在中國人頭上，侵略並控制了大片領土，剝奪了中國海關和稅收主權，國家向外國商人和傳教士打開大門。直到1945年，中國才最終恢復自主權。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國際上卻處於西方國家的圍堵中。在抗日戰爭中以犧牲3500萬人為代價換來的聯合國合法席位被台灣所佔據，在經貿和人文交流中中國都遭到歧視。對於當時的新中國來說，莫斯科及其盟友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中國重要的“世界之窗”。毛澤東利用有限的對外政策潛力推廣他的革命理想。被“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大規模革命運動所削弱的中國，在毛澤東去世后沒有積極參與國際事務。20世紀90年代初，已經不再擔任黨和國家職務、但因其崇高威望事實上領導中國的鄧小平，在對外政策和安全領域確定“28字方針”不是偶然的。這“28字方針”是“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善於守拙、決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遺訓，為繼任者江澤民和胡錦濤所遵循。
習主席提出新的游戲規則和邁出的第一步
中國的新領導人習近平在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僅僅兩個月后，發表一項重要聲明，闡明在實現這一戰略中對外政策的重要地位。2013年1月28日，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為主題的集體學習，根據新華社的報道，習近平強調：“我們要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決不能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在接受採訪時強調，黨的新一代領導集體此次“課”不僅僅是對中國精英的，也是針對世界舞台伙伴的。根據他的說法，近些年來，某些國家錯誤地、片面地理解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誤以為中國為了能夠擁有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為了達成和解和簽署各種協議，甚至不惜在涉及自己核心利益的問題上讓步。在這一錯誤認識的影響下，他們不止一次試圖訛詐中國，向中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提出挑戰。
習近平向中國和世界表明要堅定地捍衛中國對外政策立場，是建立在深入分析現實戰略安全形勢及未來發展趨勢基礎上的。在新世紀開始之際，西方此前對中國友好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利用毛澤東對蘇聯入侵的擔憂，成功地把中國拉入反蘇的政治軍事體系中。改革開放政策的成就是在西方國家的積極支持之下取得的，西方把中國這個新盟友納入全球生產和貿易的“鏈條”中，並使中國變成了“世界大師”。
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的驚人成就加速了美國、日本及其他西方國家的去工業化進程，中國的外匯儲備迅速增長。據《人民日報》報道，截至2013年1月底，中國持有美國國債1.2645萬億美元，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中國資本實力的增長不能不引起美國的擔憂，美國感到維持美元作為世界主要流通貨幣越來越困難。
西方專家在20世紀90年代媒體發表的論文和資料中，建議提高人民幣匯率，美國官方很快正式提出這一要求。中國明白自身對西方市場的依賴和公開反對降低人民幣匯率的后果，不僅開始逐漸提高人民幣匯率，並把美元作為國家的主要儲備貨幣。華盛頓方面則希望人民幣快速和大規模升值。
20世紀80年代中期正是以這種方式給日元以致命打擊，東京不得不簽署《廣場協議》，並在兩年內使日元升值一倍。其后果是美國消除了危險的競爭對手，“日本奇跡”停滯了。中國不想這樣，不能簡單地使人民幣急劇升值，這將不可避免地帶來向后“大躍進”：降低中國商品的競爭力、大批生產廠家倒閉、失業率增加、社會局勢不穩及其他難以預料的政治動蕩。
2009年11月，美國人最后一次嘗試按“好”的方式達成協議。剛剛就任美國總統不久的奧巴馬到訪北京，按照亨利·基辛格博士的建議向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提議美中共治世界（“G2”），當然在此體系中美國是“老大哥”。中國領導人拒絕了這一建議。作為回應，在2011年11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裡·克林頓提出“重返亞洲”，旨在對中國進行遏制。新戰略是把美國在全世界的軍事外交資源集中到太平洋地區，特別是靠近中國邊境的地區。
美國露出利齒
2012年底在中國領導人換屆前，美國“重返亞洲”公開亮相。美國更新和加強了在日本、韓國及太平洋美屬島嶼上的軍事力量，在澳大利亞建立新的海軍陸戰隊基地，強化亞洲導彈防御系統，以削弱中國的導彈核力量的威脅。在西太平洋有美國的第七艦隊，美國在靠近馬六甲海峽的新加坡重新部署了戰斗艦，可以隨時封鎖馬六甲海峽這個“瓶頸”，中國90%進出口商品都經過馬六甲海峽。
在海洋方向上，中國與日本在釣魚島（日方稱尖閣群島）以及與越南、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文萊等在南中國海島嶼上存在爭端。積累了幾十年的問題在美國開啟“重返亞洲”后顯露出來，這並非偶然。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的李杰研究員在《環球時報》上發表文章說，“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實質就是圍堵中國”。
習近平在當政的最初幾個月便宣布轉向積極的對外政策。習近平決定了對外政策的優先方向，第一次出訪便去了俄羅斯，然后才去的美國。在2013年3月對俄羅斯進行的國事訪問中，習近平與不久前重返克裡姆林宮的普京總統進行會晤，雙方談了大約7個小時，並確定堅決推進兩國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盡管此后的事態發展証明兩國領導人達成了廣泛的共識並簽署了許多關鍵性協議，但沒有提出什麼新概念。
但在同年6月習近平主席在加利福尼亞與奧巴馬總統舉行了8個小時的會晤，提出了“新型大國關系”這一概念。中國的評論家並不隱諱，說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意圖在於“避免歷史上成長的大國與守成大國間沖突與對抗的怪圈”“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贏”。他們強調，“作為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重要國際組織的重要成員及其堅定的支持者和捍衛者，中國沒有向現行的國際秩序提出挑戰”。
美國評論家的態度則帶有更多懷疑色彩。頗具影響的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卡普蘭在《世界事務》雜志刊文稱：“北京明白，中國是一個正在成長中的強國，在破壞現存的國際秩序，但中國想贏得時間，暫時不想與在太平洋地區維護現狀的美國發生直接的不妥協的沖突。中國還沒有做好這種准備。因此，提出‘新型大國關系’，雙方以某種方式解決軍事關系中出現的問題而不發生沖突，但這種沖突在歷史教科書中是不可避免的。”
在西方享有廣泛盛譽的美國政治學家約翰·米爾斯海默的新書《大國政治的悲劇》，也認為中美之間不可避免會發生沖突。該書以整章來論述“中美必有一戰”，書中寫道：“如果中國經濟繼續騰飛，那麼中國將會在亞洲稱霸，就像美國在西半球稱霸一樣。美會加大力量防止中國在地區稱霸，而大多數中國的鄰國如印度、日本、新加坡、韓國、俄羅斯、越南等則會加入美國陣營來共同遏制中國。其結果是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增大。總之，中國不太可能平靜地崛起，未來美中兩國在亞洲的競爭極可能引發軍事沖突。比起1945—1990年的蘇美冷戰局勢，美中兩國之間其實更容易爆發戰爭。當然，核武器的存在可以防止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
在學者們高談闊論針對中國的戰爭是否可能發生時，軍事專家們正在制訂更具體的計劃，在專業刊物上登載關於具體戰役的文章，還有未來戰役的地圖。2014年2月美國海軍學院的《進程雜志》發表題為《遏制龍》的文章，建議沿中國海岸特別是在重要港口和航道上布水雷。一些美國專家還建議派遣特種部隊幫助中國新疆的分裂分子。
習主席伸出的和平橄欖枝被拒，美國繼續奉行對華遏制政策，除軍事政治壓力之外，還對中國經濟施壓。2012年11月，在重返白宮后不久，奧巴馬便前往柬埔寨參加東亞峰會，並支持擴展“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沒有中國參加）。繼續積極在東半球建立龐大的水平更高的自由貿易區，但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排除在外，意在展開一場貿易戰。
美國的經濟貿易和軍事政治行為，是針對中國的，也是對中國和平崛起的自然反應。美元不想與人民幣或任何一種其他想成為世界支付手段的貨幣處於平等地位。中美之間的矛盾浮出水面，是不以白宮和中南海領導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中美在全球和地區的對抗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還會日益增強，並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從貿易、網絡戰到“軟實力”，以及在熱點地區有限的軍事沖突。
在日益加劇的對抗中，美國在軍事、情報、同盟組織方面都佔有優勢地位，美國的政治精英在與蘇聯進行的冷戰中積累了大量軍事和政治經驗，近20年美國並沒有中斷在全世界進行局部戰爭。中國領導層缺乏這種經驗，力避或延遲與美國針鋒相對的沖突。也許大家都知道前不久美國《外交政策》雜志上刊登的統計數據，從公元1500年起，歷史上大約有過15次新興大國的崛起，其中有11次與既有大國之間發生了對抗和戰爭。
“絲綢之路”經過莫斯科
習近平提醒說：“任何國家都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中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這不是毫無根據的空穴來風。針對經濟領域孤立中國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軍事政治領域遏制中國的“重返亞太”戰略，中國的應對之策是提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想。
2013年9月7日，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習近平在與納扎爾巴耶夫大學學生們對話時，提出“為了使我們歐亞各國經濟聯系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更加廣闊，我們可以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
絲綢之路存在已經有差不多兩千年。其間，其主要通道和補充線路多次發生變化，沿途見証了很多城市和王國的興衰。在中國，這條漫長商路的起點是漢朝的首都長安（今西安），后來變成新都洛陽，然后重又變成首都長安。這條絲綢之路的終點，開始在羅馬，但在公元476年羅馬帝國衰落后轉至“第二羅馬”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基輔羅斯曾控制著從“從瓦良格到希臘”的商路，從北方的俄羅斯王國經過基輔到希臘，同樣到君士坦丁堡。
蒙古大軍繼匈奴人之后曾從中國的長城一直打到羅馬，走在絲綢之路上的人們深知多年來為了控制絲綢和其他中國商品的貿易進行的戰爭。其中一條北方支線把蒙古人帶到了俄羅斯，1242年蒙古人佔領了俄羅斯，很快他們在1271年又把中國變成蒙古帝國的組成部分，而絲綢之路也變成了帝國內部貿易、通信和軍事交通體系的一部分，承擔著在大都（今北京）的大汗與其最偏遠的轄地之間的信息傳遞任務。在將近100年的時間裡，俄羅斯與中國都是統一的“歐亞聯邦”的組成部分，但這些民族很快脫離了蒙古：在中國，蒙古人統治的元朝隻維持了97年（公元1271—1368年）﹔在俄羅斯，蒙古人統治的時間要長很多，達到了238年（公元1242—1480年）。在汗國衰落和瓦解的末期，莫斯科公國作為“第三羅馬”建立起來。此時金帳汗國已經滅亡，君士坦丁堡陷落。絲綢之路斷了，分成彼此孤立的商路，為諸多王國、哈裡發、汗國所用。在絲綢之路存在的兩千多年時間裡商路，並不總是能從中國通到黑海和地中海沿岸。游牧民族、征服者和起義叛軍經常會截斷商路。而且“絲綢之路”這個名詞本身，直到1877年才首次出現在德國地理學家兼旅行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男爵所著的《中國》一書中。
按照新華社對習近平“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的解讀，“新絲綢之路構想與傳統的區域合作模式不同，它不設超國家機構”。此外，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沒有明確地理范疇和起點、終點。對此，在北京還隻限於官方媒體上刊登的專家和評論員的文章予以解讀。
2013年底，新華社發表消息稱：“中國建議沿絲綢之路建立新的經濟走廊——從太平洋到波羅的海，形成有巨大市場和發展潛力的經濟區，涵蓋30多個歐亞國家，人口超過30億。據統計，分布在絲綢之路沿線的國家，進出口總額達世界總貿易額的23%。”
2014年9月，中國副總理汪洋出席在新疆烏魯木齊舉行的“中國—亞歐博覽會”開幕式，參加的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總數已達50個，涵蓋人口總數已經達38億。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王才強看來，“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邊界從中國出發，經過中亞和外高加索到俄羅斯。其區域也可能擴展到西亞及南亞，甚至到中東歐”。
中國更高層次的代表人物在談到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合作的時候，不僅關注其自然的伙伴——中亞和外高加索地區國家，還涉及土耳其和其他地中海國家，甚至烏克蘭及其他中東歐國家。
在北京的新戰略構想中，俄羅斯佔有重要地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專家孫壯志寫道：“講話首先談到的是中國與中亞國家、俄羅斯之間的合作，這一合作近年來快速發展。現在中國與俄羅斯的戰略協作和全面伙伴關系處於歷史上最好時期。中國與中亞國家之間的關系也進入了新階段——國家領導人宣布把關系提升到戰略伙伴水平。歐亞國家的資源和經濟互補性強、合作空間大。因此，這些國家有加強合作的強烈願望。”
北京推出的新構想引起了各大國，包括莫斯科的不同反響。一些俄羅斯專家開始將其稱為“中國霸權的復活”“對抗歐亞經濟聯盟的設想”，甚至稱其是“試圖消除俄羅斯對中亞的影響”。
中國專家對此給出了自己的解答，其中有些人公開承認，中國與包括俄羅斯在內的世界很多國家“既協作，又競爭”。還有一些人的說法是外交辭令。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的姜毅研究員在新華社發表的評論文章中寫道：“對中國來說，最大的挑戰是處理與俄羅斯的關系，不應該讓中國與中亞國家的緊密關系影響中國與俄羅斯的關系。同時，必須考慮協調地區國家間的關系並促進關系的健康化。”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左鳳榮進一步闡述了這一看法：“大項目在政治、經濟和安全上面臨風險。中亞地區自然資源豐富，但交通不夠便利，自然環境較差，經濟發展水平與兩端的經濟圈存在巨大落差。中國在這一地區迅速擴大的影響力引起了俄羅斯和其他大國的不安，這有很大風險。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面臨的環境比較復雜，不可操之過急。不可否認，俄羅斯在中亞有更多的利益和更大的影響力，要發揮上海合作組織政策協調的作用，要努力尋找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俄白哈關稅同盟和歐亞聯盟之間的合作點。”
對習近平的構想第一次完全正面、盡管很短暫的反應，是在2014年2月普京和習近平在會晤后簽署的文件中，當時在索契舉行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同年5月，在上海，俄羅斯領導人聲明支持建立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交通運輸一體化、中國企業參與開發俄羅斯遠東地區。中俄兩國元首在會晤之后的聯合公報中宣布，把貝加爾—阿穆爾鐵路干線和西伯利亞大鐵路的現代化改造與新絲綢之路協調起來。
中國：過去和未來的海洋強國
普京對中國構想的官方贊成態度，減弱了一些人在兩國交往中對中國的疑慮。同時，習近平提出的另一項戰略構想充分說明絲綢之路經濟帶完全沒有反俄傾向。在阿斯塔納發表講話一個月后，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演講時提出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構想。
這一構想同樣具有創新性，沒有明確的組織約束。根據新華社的報道，習近平主席針對這個戰略構想提出以下幾點：即“堅持講信修睦、堅持合作共贏、堅持守望相助、堅持心心相印、堅持開放包容”。
海上絲綢之路是把中國與歐洲市場聯系起來的海路，經過安南（今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波斯和阿拉伯半島沿岸的港口，其產生也已經兩千多年了。中國歷史學家最新的著述甚至表明，海上絲綢之路比陸地上同名道路的出現早800年。中國的絲綢、陶瓷、玉器通過幾條航道沿著今天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印度、斯裡蘭卡、巴基斯坦、伊朗、波斯灣國家等地的海岸運到沿途港口。15世紀中國著名航海家鄭和曾7次帶領由商船和兵船組成的龐大船隊到達印度南部和阿拉伯地區。與哥倫布和其他歐洲“新大陸開拓者”不同，中國的船隊沒有搶劫和把信仰強加於人，沒有燒毀當地的城市和殺害成千上萬的土著人，鄭和甚至沒有要求當地的首領回贈同樣價值的禮物。在鄭和航海之后，在中國和沿途的港口出現了國際商貿城市和人數眾多的商人團體。相比中國在中亞地區最近二三十年才產生的影響力，中國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區域內的影響力更強。中國與中亞的貿易額有400億美元，但與處在海上絲綢之路區域內的東盟國家的貿易額則高達4000多億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