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與中國大外交

中國正逐漸成為世界強國，在國際舞台上維護國家利益的同時也要承擔起作為大國的國際責任。“一帶一路”可以成為當代中國全面走向世界的開端，也是中國崛起必須通過的重要“考試”。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正式實施，中國形成了包括“兩條腿”（“新型大國關系”與“一帶一路”）和“一個圈”（周邊外交）的大外交。“一帶一路”彰顯了和平、尊重、開放、包容的時代精神，其國際戰略意義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突破國家間安全困境，二是承擔大國責任，三是形成在國際社會上的軟實力。

“兩條腿、一個圈”的中國大外交

中國形成了“兩條腿、一個圈”的大外交。其中，“兩條腿”包括了與美國、俄羅斯、印度等國建立的新型大國關系，以及主要面向發展中國家的“一帶一路”﹔“一個圈”則指的是針對亞洲鄰國的周邊外交﹔三者互相交接、相輔相成。

一、新型大國關系

新型大國關系是當前中國發展同大國關系的外交。“一帶一路”與新型大國關系互為依托。隻有構建良好的新型大國關系，才能確保“一帶一路”順利推進﹔而“一帶一路”的實施為建設新型大國關系提供了一個戰略“大后方”。

盡管新型大國關系這個理念是針對中美關系提出的，但它同樣適用於中國同俄羅斯、印度以及歐洲等主要國家的雙邊關系，而這些國家也大都是“一帶一路”的沿線大國。從地緣政治上看，能夠對中國的發展和“一帶一路”構成致命的外在威脅和挑戰的也正是這些大國。隻有處理好同這些大國的關系，才能確保“一帶一路”順利實施。今天，中國與這些大國交往，要解決的不僅是經貿問題，更重要的是戰爭與和平問題。和平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對於中國而言，同美、俄、印、歐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既是保持國內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維持國際和平的需要。

在中美關系上，隨著中國崛起和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相對衰落，中美之間的博弈有所升溫。雖然雙方都希望博弈能夠導致雙贏而非“零和”的結果，但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大國之間的博弈很容易受非理性因素影響，其結果不見得就是博弈者所預期的，甚至可能相反。根據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和經驗，崛起中的大國經常挑戰守成大國，而后者往往對前者產生恐懼和戒備，從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導致一波又一波的戰爭和沖突。

中美兩國的當務之急是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早在2013年，中國就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目的就在於避免歷史上一再上演的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爭霸而導致戰爭的悲劇。2015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美期間提出，同美方一道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實現雙方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優先方向。美國總統奧巴馬也提出，美中兩國都有能力管控分歧，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這或多或少表明，當前中美雙方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著眼兩國國情和世界大勢，朝著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方向努力，這也是兩國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出路所在。

在中俄關系上，“一帶一路”經過中亞、東歐的廣大地區通往歐洲，而這一帶是俄羅斯地緣政治利益的核心。因此，中國必須在與中亞國家合作的同時，注重與俄羅斯的合作。在這方面已經存在一個有效的國際機制，即上海合作組織。上合組織是針對有關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如恐怖主義，而不是針對第三方的。它可以為“一帶一路”提供助力。目前，俄支持“歐亞經濟聯盟”與“一帶一路”對接，這將更加有利於中國與中亞國家拓展合作。

在中印關系上，“一帶一路”經過東南亞，到達印度洋和非洲，因而也涉及印度的地緣政治利益。近年來，無論在中東還是非洲，印度已在扮演重要角色。中國的快速崛起和“走出去”已經引起印度高度關注。中印之間還存在領土主權糾紛，但如果處理得好，兩國就能夠克服地緣政治利益糾紛，實現合作。畢竟，中印相處數千年都沒有大的沖突，今天兩國間的糾紛是西方帝國主義遺留的問題。中國在實施“一帶一路”過程中，如果能考量到印度的地緣政治利益，兩國就可以找到巨大的合作空間。

另一方面，“一帶一路”的主要目標是發展中國家。盡管它也延伸至歐洲一些發達國家，但沿線的60多個國家大都是中小發展中國家。從國際關系的經驗上講，中國僅有新型大國關系是不足以立足國際政治舞台的﹔而通過“一帶一路”大力拓展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可以為中國開辟國際戰略的“大后方”。隻有這個“大后方”鞏固了，才能具備更強的實力和基礎來建設新型大國關系。

二、“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可以看作中國主要面向發展中國家的外交，包括經貿、金融、基礎設施、文化等多個方面的內容。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要素呈現很強的互補性，如果能夠有效結合，就可以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力。沿線國家多半擁有豐沛的自然資源與人力資源，但普遍缺乏資金、人才、技術，且面臨基礎設施不足、市場規模過小、治理能力不佳等瓶頸。而中國所具備的三大優勢可以協助這些國家克服瓶頸，激發經濟發展動力。

一是基建優勢。今天，中國從事基礎設施建設的能力堪稱世界第一，有能力同時在多國承建水庫、電廠、超高壓輸電網、深水港、機場、工業區、傳統鐵路、高速公路、高速鐵路、移動通信網絡等項目。中國也有能力協助整個地區（如東南亞）建設跨國基礎設施網絡，讓各國克服國內市場規模過小的障礙，並能夠在地區內發展產業分工，形成跨國產業集群。

二是智力優勢。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培養了大量經濟發展、公共治理、城市規劃等領域的人才，並自行摸索出有效並用“市場”與“政府”的獨特經濟發展經驗。中國可以與沿線國家分享這些經驗，提供管理與技術支援，並協助培養人才。

三是金融優勢。中國同時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和豐沛的國內儲蓄，並已建立獨立的全球支付系統，中國和許多國家都簽訂了本幣互換協議，人民幣作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日益普及。隨著人民幣即將正式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並佔10.92%的權重，人民幣將加快成為可自由兌換貨幣，並位列美元（41.73%）、歐元（30.93%）之后，成為世界第三大貨幣。因此，中國有能力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低成本的融資平台與信貸機制。

三、周邊外交

周邊外交是中國大外交戰略的核心和前沿，這是由中國特殊的地緣政治環境所決定的﹔而“一帶一路”的起點就是中國周邊地區。

在世界大國中，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非常特殊。同英國相比，英倫三島孤懸於大西洋，英國是典型的海洋國家﹔而中國既是陸地大國又是海洋大國。同美國相比，美國周邊隻有兩個國家，即北面的加拿大和南面的墨西哥，地緣環境非常簡單，且這兩個國家的實力與美國不可相提並論，並都需依賴美國發展﹔而中國則不同，周邊有十幾個國家，包括了俄、日、印等強國。所以，中國外交不能機械地模仿英美，必須根據自己所處地緣政治環境，制定務實可行的外交戰略。

當今國際安全領域的多數熱點問題都發生在中國周邊，其中很多是和中國直接相關的，包括朝鮮核問題、東海主權糾紛、台灣問題、南海主權糾紛、緬甸問題、中印邊界問題、阿富汗問題等。近年來，舊的問題和矛盾依然存在甚至加劇，新的問題也正在出現，隨時都可能轉化成重大危機。

周邊地區是中國國際秩序的基礎。中國要塑造有利於己的國際秩序，就必須把戰略重點放在周邊。未來中國要面對的危機更可能直接來自周邊的中小國家。而如果周邊發生重大危機或中國同周邊國家關系出現重大危機，就會對中國國際秩序造成直接和嚴重的沖擊，甚至可能導致中國崛起的根基不穩。

幾乎所有周邊國家都是“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過去幾年裡，中國政府提出了“睦鄰、安鄰、富鄰”及“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和目標，而“一帶一路”則是將這些理念付諸行動、實現這些目標的最好途徑。

此外，在今后很長的歷史時期裡，中國面臨的主要地緣政治壓力仍然來自美國。但中美之間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糾紛，且兩國在經濟上高度相互依賴。中美之間的摩擦和沖突，更可能是中國和周邊美國盟友之間的摩擦和沖突。這就意味著建設新型大國關系和周邊外交也是密不可分的，必須齊頭並進。

“一帶一路”倡議的國際意義

對於中國而言，“一帶一路”的國際意義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有助於突破中國與有關國家之間的安全困境﹔二是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實現雙贏，更好地承擔大國責任﹔三是形成中國在國際上的軟實力。

一、突破安全困境

“一帶一路”通過發展和強化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將有助於突破國家間的安全困境，並為深化區域經濟合作提供新的動力。

第一，“一帶一路”是中國應對美國戰略擠壓的必然選擇。近年來，隨著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深入推進，中國在亞洲的外交空間受到擠壓。但中國並沒有挑戰美國的外交戰略和國家意圖。無論從中國的文化精神還是實際能力看，中國都不會和美國“硬碰硬”。而與此同時，美國“重返亞太”迫使其把戰略資源從其他地區調動至東亞，這必將導致美國的戰略能力在這些地區相對下降。因此，今天在中東、非洲、中亞等地區，美國的影響力和國際聲望已大不如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必然走向美國影響力相對下降的地區。“一帶一路”就是這樣一種戰略選擇，其主軸當然是經貿，但也或多或少反映了中國面對美國戰略擠壓而“向西看”的外交政策考量。

第二，“一帶一路”可以為突破中日在東亞的安全困境創造條件。近年來，中日關系因東海主權糾紛尤其是釣魚島爭端而停滯不前，兩國地緣戰略競爭有所上升。而“一帶一路”的實施可以把中日之間的競爭延伸到沿線的眾多發展中國家去，從而降低中日在東亞競爭的激烈程度。在發展中國家，中國具有一定優勢。實際上，一國在海外的競爭優勢就是其內部優勢的延續。當前，日本國內的經濟發展優勢已基本用盡，很難再如往日那樣在國際社會扮演經濟發展的“領頭雁”角色。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國內的經濟發展優勢決定了中國有能力在發展中國家中扮演這種領導角色。

第三，“一帶一路”能夠產生更多的共同利益，從而緩解南海地區的緊張局勢。客觀上講，無論有沒有“一帶一路”，南海主權糾紛都是存在的。但有了“一帶一路”，就可以把蛋糕做大，在地區國家間催生更多的共同利益以及合作的必要性，從而緩解緊張局勢。

第四，“一帶一路”有助於突破中國與西方在貿易和投資上的安全困境。當前，西方經濟復蘇乏力，僅靠美國與歐洲央行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支撐，無力解決失業、產業流失、民族矛盾等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同時，西方國家經常以所謂“威脅國家安全”等理由將中國的資本和產品拒之門外。這種情況在今后相當長時間裡很難得到根本改變。因此，中國要在繼續努力和西方打交道的同時，在發展中國家發揮自己的優勢，尋找新的貿易和投資空間。換句話說，中國在經濟上必須“兩條腿走路”，一條腿在西方國家，另一條腿在發展中國家。而“一帶一路”有助於中國在發展中國家找到這些新的投資和貿易空間，從而減少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經貿摩擦及其引發的其他問題。

二、承擔大國責任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將通過“一帶一路”全面發掘與沿線眾多發展中國家的互補互利機會，與這些國家實現雙贏，從而承擔更多大國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帶一路”是中國走向國際、承擔國際責任之路。

一方面，“一帶一路”有助於中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當前，中國經濟結構亟待調整。對此，國內的深化改革自然是至關重要的﹔同時，也可以充分發揮外部經濟要素的作用。這樣既可以促進國內改革，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改革的壓力。歷史上，西方發達國家在成長為經濟大國（從低收入經濟體發展成為高收入經濟體）的過程中，無一不充分利用了外部經濟要素。它們的經濟發展往往伴隨著對外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政策。中國當然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但必須找到一條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相互尊重、共同發展、合作共贏的道路。“一帶一路”就是這樣一條道路。

今天，中國已經從資本短缺國家變為資本過剩國家，具備了龐大的資本積累（包括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如此龐大的資本大都存在銀行，不僅沒有增值，而且面臨貶值的風險。不可否認，國內仍有很大投資空間，中國也會繼續在國內投資﹔但同時，中國資本在加快“走出去”，對外投資規模越來越大。在“一帶一路”實施過程中，中國要做的就是把大量資本積累轉化為投資，從而實現保值增值﹔而沿線發展中國家要做的就是利用中國的資本來加快國內建設、推動經濟發展。

此外，眼下中國經濟規模空前龐大，在主要工業部門均擁有巨大產能。“一帶一路”不僅有助於為中國企業成熟的產品找到廣闊的海外新市場，而且有助於將中國國內富余的產能有秩序地向外移轉，轉化為沿線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要素，在促進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同時，推動中國國內的產業結構調整。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能力也可以得到全面提高。

另一方面，“一帶一路”可以為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沿線絕大多數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裡面臨的主要任務就是發展。“一帶一路”通過將外部經濟要素（資本和技術）引入這些國家，同其內部要素（廉價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資源）相結合，從而大大激發它們的經濟發展動力，並帶動中國與東南亞、南亞、中亞、中東、非洲等地區國家經濟伙伴關系的升級，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今天，西方國家雖然發達，但也面臨繼續發展的瓶頸，在相當程度上缺乏發展動力，更無力幫助發展中國家。即使那些具備援助能力的國家，也往往對援助和投資附加了民主、人權等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前提條件，使很多發展中國家難以接受，反而嚴重制約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中國則不一樣，對外投資和援助比較務實，沒有附加條件。中國在過去對外投資和援助過程中積累了很多經驗教訓。所以，今后中國會更加關注對外投資所面臨的風險，但不會像西方那樣附加前提條件。中國的做法是提供沿線國家所需的資金和技術，讓它們同中國一起發展起來。隻有廣大發展中國家都富裕起來，中國自身的發展才是可持續的。

三、形成在國際上的軟實力

“一帶一路”為中國在國際上建設軟實力提供了一個契機和平台。它有助於把中國發展的寶貴經驗傳播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市場與政府兩手並用的獨特發展經驗。這樣既可以滿足發展中國家的需要，也可以實現中國軟實力在發展中國家的崛起。

今天，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推動經濟發展上仍面臨巨大壓力。二戰前，多數發展中國家是西方國家的殖民地。雖然殖民統治模式促成了宗主國的發展，但被殖民國家的發展則失敗了。二戰后，這些殖民地紛紛獨立，但獨立后繼續依賴西方。這一方面是因為西方國家仍是最發達經濟體，另一方面是由於原先的宗主國繼續通過各種方式影響著新獨立國家的發展。顯然，這種發展模式也失敗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開始在發展中國家推行“華盛頓共識”。但“華盛頓共識”主要是對西方發展經驗的總結，並不適合發展中國家。

而中國的發展經驗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種有別於西方發展模式的選擇。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經驗表現出了極大興趣。這是由多方面因素所決定的。首先是中國的發展成就。不管中國存在多大問題，在三十多年裡從一個非常貧困的國家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一事實本身，就使得許多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經驗深感興趣。其次，中國在很多方面為發展中國家樹立了榜樣，如通過發展來減少貧困、通過融入世界來謀求發展、通過發展來解決遇到的困難和問題等。第三，與發達國家的經驗相比，中國的經驗和發展中國家具有更大的相關性。其實，中國的經驗並非和西方的經驗完全相悖。在市場建設等諸多方面，中國吸收了很多西方經驗。但中國並非機械地照抄照搬西方經驗，而是根據自己的國情和實際狀況，不斷修正西方經驗。這也是很多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今后，中國可以一邊總結自己的發展經驗，一邊通過“一帶一路”，根據沿線國家的實際需求提供幫助。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中國正逐漸成為世界強國。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地緣政治和國際形勢，要求中國既要“走出去”，在國際舞台上維護國家利益，同時也要承擔起作為大國的國際責任。無論“走出去”還是承擔大國責任，都將面臨巨大挑戰，都需要大外交戰略來推動。“一帶一路”可以成為當代中國全面走向世界的開端，也是中國崛起必須通過的重要“考試”。

（《當代世界》2016年2月刊 作者：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教授﹔ 張弛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