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論視角下的世界新格局

把握世界格局、研究世界形勢離不開學術理論。為了能夠全面和深刻把握整個世界及其變化趨勢，本文提出了一種新的國際關系理論視角，讓我們在把握世界發展大勢的同時，為解決爭端和分歧提供新的理論支撐，從而使全人類在重大問題上逐步達成共識。

和以往相比，在剛剛過去的2015年，世界格局變得更為紛繁復雜，世界形勢也更加扑朔迷離，有學者甚至說人類正在走向一個“失序的世界”。怎樣才能恰當看待和全面把握錯綜復雜的世界格局和變幻莫測的世界形勢？怎樣才能擺脫世界的“失序”狀態？近些年來，各國學術界先后提出了多種理論學說，試圖全面解讀世界格局並預測世界未來發展。把握世界格局、研究世界形勢離不開學術理論，但關鍵在於要創造出一種能全面和深刻把握整個世界及其變化趨勢的理論，即在能充分解釋極為復雜的各種現象和問題的同時，也能恰當展望未來並正確引導人類行動。本文提出一種新的國際關系理論視角，它主要包含兩個維度並力圖把兩者緊密結合起來：一是東西方矛盾與南北方矛盾的維度，二是利益矛盾與觀念矛盾的維度。本文試圖從這兩大基本維度出發去看待戰后，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各種矛盾和沖突，解析當今世界新格局的形成及走向，並為最終逐步解決這些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問題提出若干基本思路。

新理論視角

人類內部的一切矛盾和問題從根本上說都可歸結為利益問題和觀念問題這兩大因素。利益主要指經濟利益，其次也有安全利益﹔而觀念方面的情況十分復雜。世界上的諸多矛盾或是出於利益方面的原因，或是出於觀念方面的原因，尤其是思想認識上的混亂，或者兩者兼而有之。經濟問題、人口問題、資源問題、環境問題等都主要涉及利益因素﹔而宗教問題、政治體制、法律制度、文化習俗等主要涉及觀念因素。

冷戰時期的主要矛盾是東西矛盾，而南北矛盾即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矛盾處於從屬和次要地位。從冷戰結束至今二十多年中，南北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東西矛盾下降為次要矛盾。從利益矛盾和觀念矛盾之分去看東西方和南北方矛盾，可以得出：東西矛盾主要是觀念矛盾，尤其是政治意識形態差異和矛盾，其次也有利益矛盾﹔南北矛盾首先是利益矛盾，其次也有觀念矛盾，包括政治意識形態、宗教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差異和矛盾。南北方和東西方之分是相對的，而且會發生一定變動，但這種劃分符合世界整體情況。

發達國家之間同樣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和問題，即“北北矛盾”。這些矛盾和問題主要是利益矛盾，觀念方面的差異和矛盾較小。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著極為復雜多樣的矛盾，即“南南矛盾”。這些矛盾既有利益因素，也有觀念因素，更多的是兩者相互交織在一起，有些矛盾和沖突甚至十分復雜尖銳。冷戰的結束推動了全球化迅猛發展，全球化促使各種利益矛盾和觀念矛盾充分暴露。

需要指出，觀念因素應進一步區分開思想觀念問題與制度問題，二者雖密切相關，但不應混為一談。思想觀念屬於精神文化，制度問題屬於制度文化。[1]美國學者福山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后的人》一書中所區分的所謂“自由民主制度、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就沒有區分思想觀念問題與制度問題，也沒有明確區分利益問題和觀念問題。他所論及的這三類觀念都屬於政治意識形態，卻忽略了宗教意識形態的重要作用。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便主要涉及宗教意識形態，此外也涉及地域及國別傳統文化的差異和矛盾。這就是說，福山和亨廷頓兩人都隻強調某個側面，因此其理論都有片面性。

民族問題大多是利益問題、利益矛盾，宗教問題大多是觀念問題、觀念矛盾。但某些地方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很難分開，兩種問題相互交織在一起。問題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要有所不同。不僅不同宗教之間存在一定矛盾甚至沖突，在同一種宗教內部也會有矛盾甚至沖突，這首先和主要是觀念矛盾，有時也伴隨著利益矛盾。過去曾有基督教新教和舊教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現在伊斯蘭教內部佔多數的遜尼派和居少數的什葉派之間的矛盾較為復雜和尖銳。

雖然利益因素和思想觀念因素本身都十分復雜，二者的相互關系更為復雜，但從這兩個基本因素的視角出發，可以合理地解讀人類社會中各種矛盾和沖突。

從新理論視角解析世界新格局

從以上初步闡述的新理論視角出發去看全世界紛繁復雜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可以得出許多新的啟發和結論。全世界各國大小、強弱、歷史文化背景、相互關系等千差萬別，但通過綜合比較可以發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主要特點，進而看清當今世界新格局的基本輪廓和走勢。

南北矛盾的產生與近代西方殖民運動及二戰結束后的非殖民化運動直接相關，東西矛盾的產生則與1918年蘇聯誕生及二戰后蘇聯東歐集團誕生直接相關。20世紀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標志著東西矛盾在歐洲基本結束，不過目前俄羅斯與西方的矛盾仍有較明顯的東西矛盾色彩，在較大程度上可以說是昔日冷戰的延續。俄羅斯地位很特殊，冷戰期間曾是和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蘇聯，現在也還是較發達的工業化國家，但在政治和經濟等各方面與西方國家還有較大差異。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主要代表西方的利益和觀念，北約與俄羅斯的矛盾主要是東西矛盾，而且首先是觀念差異和矛盾，其次也有利益矛盾。

戰后以來持續時間最長、問題最復雜的巴以矛盾及阿以矛盾屬於南北矛盾，它們首先是極為復雜尖銳的利益矛盾（被佔領土問題、水資源問題等），其次也有極為復雜的觀念因素（包括宗教觀念、政治觀念及體制等），因此極為復雜棘手。朝鮮半島的政權對立及中國的台灣問題首先是觀念矛盾，帶有東西矛盾即政治意識形態矛盾的色彩，是冷戰的延續，其次也有利益方面的因素。

冷戰時期是北強南弱，北方發達國家綜合實力最強，在諸多領域處於支配地位，南方國家大多綜合實力較弱，在國際體系中處於外圍、從屬、弱勢的地位。冷戰后的今天仍基本如此。南方國家中的新興市場國家（金磚國家等）發展較快，在努力趕超發達國家，是冷戰后世界新格局的重要變化，不過距離趕上發達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全世界的“中心—外圍”基本格局仍會長期存在。

從目前人口數目看，南方國家已超過60億並仍在迅速增加，北方國家僅約13億並仍在不斷減少。北方國家生育率低，老齡化問題較嚴重，勞動力短缺問題較嚴重﹔南方國家生育率高，人口過剩相當嚴重，帶來較嚴重的就業問題，同時也是造成貧困的根本原因之一。1945年之前，全世界人口流動大多是從工業化國家流往殖民地國家，二戰結束以來更多是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這個移民潮過程會長期化。

北方國家政體普遍相當穩定，政局也普遍比較穩定﹔南方國家政體很多不太穩定，一些南方國家內部政局動蕩，部分南南國家之間矛盾上升甚至激化，且大多程度不等地有北方國家干預的背景（包括北方國家民間力量即非政府力量的干預）。北方國家不僅政府力量較強，民間力量也相當強﹔南方國家大多數政府力量較強，而民間力量普遍較弱。這也是造成北方國家整體力量較強、南方國家整體力量不強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方國家的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含政治體制）較為統一，在宗教方面主要都是基督教背景，相互之間認同感相當強，客觀上看其共同利益也比較多。北約作為集體安全組織是其認同感強的表現，保護其共同安全利益及共同經濟利益。發達國家之間矛盾（北北矛盾）比較小，相對較容易解決。這是造成北方國家整體較強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南方國家的意識形態較為多樣，相互之間認同感較弱，談不上是“價值觀共同體”，共同利益也較弱，主要是地區性的共同利益和認同感（如非盟、東盟）。南方國家雖然有77國集團及其他若干國際組織，但從整體上看一盤散沙。中國領導人目前強調“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並得到很多發展中國家的認可，而西方更多強調西方自己是“價值觀共同體”，這種話語不對稱恰恰說明在觀念上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也都符合實際及各自價值取向。

在目前中東地區重要國家中，土耳其並非傳統的西方國家，尤其在宗教意識形態方面與西方有較大差異，不過在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目前與西方較為接近，是北約和經合組織成員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都是發展中國家，但兩國在宗教意識形態和政治意識形態方面都有較大差異，加之在利益方面也存在矛盾（石油輸出等），所以目前矛盾較尖銳。敘利亞內戰的原因既有觀念矛盾即遜尼派與什葉派矛盾等因素，也有利益矛盾因素，加之本地區及域外各種外部力量的介入，使得問題極為錯綜復雜。

2001年“9•11”事件主要是東西矛盾和南北矛盾交織激化的極端表現，這首先是觀念方面因素，其次也有利益因素。目前世界各國結成反恐、打擊“伊斯蘭國”的統一戰線頗像二戰期間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超越一些利益及觀念方面的分歧和矛盾，但同時也暴露出很多復雜的矛盾。正如昔日世界正義力量打敗了法西斯勢力一樣，當今世界正義力量也必定戰勝恐怖主義，不過在此之后世界上還有很多深層次問題並沒有解決，尤其是南北矛盾和部分南南國家間矛盾。2015年爆發的難民危機可以視為南方國家（非洲、中東）對北方國家（主要對歐盟）的沖擊，是南北矛盾的一次大爆發。

需要指出，在發達國家中，德國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很特殊，它更多起到緩和南北矛盾的作用，也包括緩和仍存在的東西方矛盾（主要是與俄羅斯的矛盾）。

總的來說，冷戰結束以來世界新格局的基本特征為：一是南北矛盾為主要矛盾、東西矛盾為次要矛盾，同時也存在很多南南矛盾﹔二是發達國家處於主導和支配地位、發展中國家處於外圍和從屬地位的基本狀況沒發生根本變化﹔三是在全球化迅猛發展的背景下，各種觀念矛盾和沖突凸顯，包括南南國家之間。南北矛盾與東西矛盾、利益矛盾與觀念矛盾往往相互交織在一起，有些甚至十分尖銳，給人類的未來帶來極大挑戰。

解決世界各大矛盾的出路何在

南北矛盾和東西矛盾的共同根源是各種錯綜復雜的利益問題和觀念問題。各國之間由於相互了解和理解不夠、相互交流不夠，加之觀念方面差異較大，缺少同情心，更缺少認同感，互不信任或信任度很低，常常產生誤解和誤判，做出不夠冷靜理智的決策，相互損害彼此的利益，使矛盾激化，增大相互仇恨和報復心理，進而出現以惡制惡、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這些就是當今世界陷入亂局的主要原因。怎樣才能逐步解決這些十分棘手的問題和矛盾？

應當看到，人類社會在力求解決極為復雜多樣的國際問題方面已經做出大量努力和嘗試，這尤其體現在戰后以來成立了大量國際組織及國際論壇上。這些國際組織和論壇可以劃分為：北方國家交往的平台有經合組織、北約、七國集團、歐盟等地區一體化組織﹔南方國家交往的平台有77國集團、非盟、東盟、阿盟、上合組織、伊斯蘭世界聯盟（成立於1962年，現有60多個成員國，是典型的觀念型組織）等﹔南北間交往平台有聯合國及其下屬機構（聯合國作為最重要的全球性國際組織，其中南北分野和矛盾最為突出）、20國集團等﹔東西方平台有歐安組織（目前在調解烏克蘭危機中發揮一定作用）﹔此外還有若干臨時性平台，包括伊朗“6+1”核問題會談，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等。

利益是基礎，觀念主要是精神訴求以及制度因素。各國政府的內外政策在大多情況下是兼顧利益和觀念兩方面因素，有時卻走向極端，做出為了利益而不顧觀念或為了觀念而不計利益的事情。從整個人類發展史來看，各國都有其長處和短處，各國政府通常都力圖首先為本國謀利益、圖發展，但出於種種原因也經常做出或大或小的錯誤決策，損害本國利益及他國利益，同時往往引發社會動蕩甚至發生內戰和國家分裂。犯錯誤的原因有多種，包括認知缺陷、判斷失誤等，甚至出於無知，也有的出於過於急功近利、鼠目寸光、過於利己等。各國人民顯然都不願看到出現這種情況。問題在於如何盡可能汲取前人和旁人的經驗教訓未雨綢繆。

“本國利益至上”即所謂“國家理性”既是冷戰思維的最重要基礎，也是冷戰思維的突出表現，至今還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大國身上。很多中小國家認識到在全球化背景下隻靠自己不可能維護自身利益，必須加強合作，歐盟是最突出例証。而大國對相互依賴和合作共贏的體會沒有中小國家那麼深，在認識上和行動上就較為滯后，易於搞單邊行動。

利益問題和矛盾主要是民生問題、貧富差距問題，這既要靠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來解決，也要靠全方位改革，包括各國國內和世界范圍的全球性改革。但改革隻能循序漸進，不能搞“休克式療法”，即不能搞劇變，不應出現權力真空，造成政局和社會混亂。例如所謂“阿拉伯之春”與西方的官方及非官方動用軟硬實力急於求成、不大高明的深度介入直接有關，目前造成了包括“伊斯蘭國”猖獗、恐怖襲擊在全世界增多等一系列嚴重后果。

在國際事務中，北方國家處於更主動的位置，南方國家相對較為被動，這是“中心—外圍”格局的表現。在地區層面上，例如亞太地區，也是如此。發達國家，尤其是發達大國理應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在此過程中應充分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各自復雜的特殊情況，不應簡單片面，更不應動輒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脅，否則往往使問題更加復雜和尖銳。應當倡導國際關系文明化和法制化。文明化的核心內容就是反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脅，反對以大欺小、以強凌弱，而主要採用協商對話的方式解決矛盾和爭端。法制化主要包括加強聯合國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完善和尊重國際法。

要解決好世界各種矛盾，關鍵是建立合理公正的國際秩序、進行全球治理，其實質內容就是盡可能解決好各種利益矛盾，也要盡可能緩解觀念上的矛盾，雖然難度都很大，但都並非完全不可解決。解決利益矛盾需要各種相關機制，主要靠談判磋商、相互讓步，中國政府強調建立“和諧世界”，學術界也提出了“利益和諧”等主張。

在當前世界格局中，中國的國際地位十分特殊。經過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的綜合實力及國際影響力不斷上升。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中國不但始終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保持良好關系，而且與幾乎所有發達國家也都保持著長期良好關系。例如，在當下俄羅斯與美歐交惡背景下，中國與俄美關系都較好，在長期的巴以沖突中，中國與巴以雙方關系都較好。這與中國沒有對外侵略擴張的傳統、從不想稱霸世界、在對外政策領域沒有犯過較大錯誤有關，而是始終作為維護世界和平的力量出現在國際舞台上。

因此，中國可以在國際事務中比以往更多發揮緩和與調解的作用，這既包括各種利益矛盾，也包括各種觀念矛盾。解決觀念方面的差異和矛盾更為棘手和微妙，主要應當靠對話交流、學術探討，而最根本的是要靠學術理論創新，使全人類在重大問題上逐步達成共識，包括對全球治理和國際秩序等問題的認識。中國在改變世界的同時也要不斷改變和提升自己，尤其要佔領理論制高點。在這方面學術界大有可為。

（《當代世界》2016年2月刊 作者：劉立群 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李倩瑗 王海濤 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系）

—————————

[1] 本文出於表達的方便有時不嚴格區分二者，而是籠統稱為“觀念問題（或因素）”，不過在需要細究時必須明確區分開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