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裡·塔夫羅夫斯基
從游擊“特區”到“經濟特區”
要理解就任新職位所面臨的機遇和風險，就需要了解1980年代中期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與“鄧小平”這一名字相連的“改革開放”政策，實際上是由一批黨的老一輩杰出領導人共同制定和實施的。他們參加過長征，曾在日本侵略、汪偽投降、國民黨統治的后方建立“特區”和“革命根據地”。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也是其中的一位，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他先是陝甘寧特區的領導，后又成為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負責人。習仲勛所負責的地區是當時既安全又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少數地區之一，這裡有毛澤東和中央委員會所在地——延安。
被罷黜16年后，習仲勛於1978年被平反，並受中央委托到中國南部的廣東省整頓秩序。這是一個毗鄰原英國殖民地香港和原葡萄牙殖民地澳門的省份。在這個地區調研時，這位老革命看到的是滿目瘡痍的景象。作為一個大型工業城市，廣州居民的收入僅僅佔毗鄰的英國殖民地居民收入的百分之一。中國公民，尤其是年輕人，通過一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逃往香港，甚至不惜溺死在界河中。
在回北京向鄧小平匯報工作時，習仲勛建議不要建造“香港牆”，而是相反，要縮小廣東與香港的生活水平差距。他們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以促進廣東經濟自由化，降低貿易壁壘，吸引各類投資。北京領導層對該計劃的反應十分謹慎，但鄧小平最終讓這位自己的老戰友在與港澳毗鄰地區進行改革試點。“我們就稱它們為‘特區’吧，你的陝甘寧邊區一開始也是稱為‘特區’的”，鄧小平說道，並補充說，無法給這個大膽計劃劃撥資金，他會給相應的政策。因此，就像在戰爭年代一樣，必須“殺出一條血路來”。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准成立了第一批經濟特區：深圳和珠海（與港澳毗鄰）、廣東東部的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
在1985年6月習近平到達廈門經濟特區前，這裡已經做了許多大事，但這位充滿活力、大膽創新的領導人還想做更多的事。此時，習近平首次表現出了做長期規劃的意願，領導制定了《1985—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他擔任市金融體制改革、經濟特區管理建設等領導機構負責人，研究制定了推動經濟特區改革開放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積極推動廈門實現計劃單列，主導協調解決了計劃單列涉及的一些重大政策問題。”1994年廈門市在中央政府的地位提升至“副省級”，這個級別的城市共有15個，享有特殊優惠政策，國務院直接解決其經濟發展和行政管理中的問題。
福建省尤其是廈門市有悠久而獨特的歷史。兩千多年以來，福建不僅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貿易中心，還是數以百萬計的海外中國人（即華僑）的移民之源。據估計，南洋3000萬華僑中800萬來自福建。把廈門定為第四個經濟特區也是考慮到了華僑的愛國主義情懷，以及他們的資金和經驗，這一考量是正確的。在外富裕起來、講著閩南語和客家話（廣泛分布於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和南洋其他國家的一種方言）的福建人，陸續返回自己祖居的城市和村庄。大多數福建移民還是生活在台灣島上，狹窄的海峽將兩岸隔開。海外華僑最初出於愛國主義情懷、對不斷發展的祖國的自豪感和對祖輩土地的熱愛，回鄉興建學校、寺廟、醫院和道路。但他們很快就看到了商機，開始籌建一些小工廠和貿易公司。隨著中小商人之后，資金雄厚的銀行、大型制造企業和基礎設施項目等落地，大商人也來了。福建、廣東、浙江、江蘇沿海四省的發展速度開始比中國其他地區快。
一部分人富了起來，但其他人仍然過得很窮。1988年，習近平被從富裕的廈門調到福建省北部非常落后的寧德山區工作。
新的任命，新的考驗
習近平曾在一個非常美麗富饒的沿海城市廈門工作過3年。在此期間，他積累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開展工作的豐富經驗，知道與“海外華僑”打交道的好處和問題，深入了解復雜的對台關系。也正是在廈門，他於1987年9月與業已成名的歌唱家彭麗媛結婚。他們沒有去度“蜜月”，而是隻在一起度過了短短4天的“蜜日”。彭麗媛有自己蒸蒸日上的事業，她是一位越來越受到大眾喜愛的歌唱家，時而在北京參加比賽，時而去加拿大、美國等地巡演。
習近平心甘情願去了窮鄉僻壤。他考察寧德的山村，與百姓交流，調研這個自己所負責的中國偏僻角落。出乎他意料的是，在福建省內，寧德竟然還是全國最貧困的18個地區之一。一些村庄甚至沒有通公路，習近平前往這些地方隻能徒步穿行在泥濘的道路上。即使通了路的，同樣也是一種考驗。在坑坑窪窪的路上顛簸幾個小時后，習近平背疼得連下車都困難。
要與當地人找到“共同語言”並不容易。當地居民講閩南方言，而新來的書記講的是中國最通用的語言，即普通話。習近平還會說陝西方言，這是在他父母的家、在“文化大革命”下放期間當地所說的方言。辦實事比說話更重要。在寧德的村落裡，幾千戶貧困農民世代居住的茅舍得以重建，多少年來一直以船為家的漁民也住進了結實的新居。
在寧德工作的3年間，習近平提出了“下基層”的口號，開始建立新的黨群互動關系機制。他要求黨內下屬干部直接接待百姓投訴和信訪，經常關注當前政治和經濟形勢，定期發動“頭腦風暴”，因地制宜制定政策，積極開展政治宣傳工作。在寧德，他開始制定與黨員干部中存在的腐敗和任人唯親現象斗爭的規章，在審查違反建設規定和國有房屋分配規則的案件時，習近平嚴厲批評地方黨委和其他領導機構的工作人員：“你怕得罪誰？幾千名官員還是幾百萬老百姓？”在他領導寧德的3年裡，共審判了400多名腐敗干部，深入調查了轟動全國的重大案件。
1990年，習近平晉升為福建省會福州市的市委書記，他又回到了大城市。福州是化工、紙漿和造紙、食品加工、印刷、紡織等行業的重要中心。早在1984年，福州就已是“開放城市”，這使它更容易吸引大量外資。省城人口700萬，是廈門的兩倍。總之，這裡可以讓人一展才華，而習近平也的確得以大顯身手。
1992年，在習近平倡議下通過了“福州3820工程”，該計劃提出未來3年、8年和20年不同階段的發展戰略目標，所有這些目標幾乎都按時實現了。由中國汽車、電子、鋁業重要生產商參與的幾個超大型項目成功實施，城市新型現代工業基地得以建立。12個大中型國企獲黨的領導批准，允許吸引外資。習近平一直都在與黨政階層中的官僚作斗爭。福州通過了更易吸引台商投資的《加快行政審批流程的章程》（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台灣被視為中國的一個省，台商不是外國人），然后著手制定了《有關福州居民辦理行政審批手續的指導意見》。這份文件使台灣、大陸和外國的企業家更容易開展工作，促進了經濟發展，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的發展。
1993年，習近平在任福州市委書記的同時，兼任福建省常委、福州軍分區黨委第一書記。1999年，他又晉升一級，擔任福建省代省長、南京軍區國防動員委員會副主任。次年，習近平的行政職務中去掉了“代”字，成了福建省省長。從初到福建省任職，至此已有15年時間，此時這裡已是富饒發達之地。在此期間，他在“首批經濟特區之一”的古城廈門工作了幾年，在落后的寧德地區工作了幾年，又在省會福州工作了幾年。習近平按照自己特有的習慣跑遍了福建的各個角落，了解了福建的優勢和劣勢，並孕育了新的計劃。
治國從福建開始
福建有3700萬居民、12.1萬平方公裡的土地和13.6萬平方公裡的水域，有著幾千年豐富的歷史、便利的地理位置和發達的港口，與“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台灣隔海相望。便利的港口和發達的海路交通將它與東南亞諸國、太平洋和印度洋聯系在一起，這一海路是保存至今的“海上絲綢之路”。福建有中國“八大菜系”之一的閩菜﹔有種植著名貴品種茶葉的茶園，其中包括著名的“烏龍茶”﹔還有保存完好的寺廟、佛塔和園林以及獨特的方言等等。這麼多的財富和奇珍異寶對於歐洲、亞洲乃至世界上任何一個大國來說都是一筆寶貴的資源。但對福建而言，在改革開放12年后仍面臨不少問題。因此，習近平擔任福建省省長后，便立刻著手組建了旨在提高政府機構工作效率的“領導小組”。“領導小組”用官方語言可稱為“指揮部”，但它擺脫了官僚的束縛，可全權處理具體問題。“頭腦風暴”的結果是在第一年內行政審批事項就減少了40%。
習近平執政福建期間制定了全國首部“政務公開實施條例”，要求在所有城市、區及鎮政府機關推行政務公開原則，推廣鼓勵公務員遵循新方針的賞罰制度，並建立公眾投訴中心，聽取群眾意見。福建在全國最早啟動有關保障食品生態安全的工作和“放心食品”的品牌體系建設。依托自己的新職位，習近平加快了“數字化福建”規劃的實施。該規劃是他在1999年提出的。在接下來的10余年間，這張看不見的“網”逐步擴大並覆蓋到越來越多的領域：從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到社會生產，從行政事務到市政服務。《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的附錄中說：“2010年，福建是全國唯一一個實現全省醫院就診‘一卡通’的省份。”
關於習近平在福建所取得的政績，跟我交談的中國人會不假思索地說是建立“生態天堂”。福建是中國唯一一個水、空氣和環境質量總體評定為優的省份。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並不是“綠色和平”組織的積極分子，但他將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結合在一起，提出了建設“生態福建”的戰略構想，並親自監督實施。“我們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這是習近平常說的一段話。
管理福建需要制訂長期規劃，需要處理許多日常棘手問題，但這並不妨礙年輕的領導人從事科研工作。1998年，習近平還報名參加了母校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研究生在職學習，專業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並於2002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
2000年2月，習近平與時任福建省委書記的陳明義一起被召至首都，就“遠華”集團案向江澤民主席、胡錦濤副主席、朱镕基總理和中央紀委書記尉健行做出解釋。“遠華”案涉及走私及其他非法犯罪行為，這些行為與建在廈門的88層摩天大樓有關。這起案件成為沿海省份發展迅速卻偶爾失控時期的一起最大丑聞。除當事人被繩之以法外，還有數百名不同級別的官員紛紛落馬。福建省高層並沒有被牽連到這件丑聞案中或受到不良影響，而且國家領導人對這位來自福建的黨的后起之秀非常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