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的參照系不是歐美日

目前，學界存在一個認識誤區，一些人言必“與世界接軌”，而其眼裡的“世界”就是歐美日。他們所謂的“世界標准”“普世價值”，就是歐美日標准、歐美日習慣、歐美日價值。好像歐美日完全代表了人類文明的最高水平，標示了人類追求的最高目標。

其實，稍加比較就會明白，中國與歐美日有很多不同。如果將歐美日作為我們發展的參照系，就會犯理論幼稚病，成為效顰的東施。

第一，歷史不同。一方面，我國歷史悠久，歐美日歷史相對較短。自夏以降，我國有朝代記錄的歷史就有4000多年﹔自周以降，有連綿不斷的文字記錄的歷史就有3000多年﹔自秦以來，雖然歷經內憂與外患，但是，中華民族的國家治理結構和疆域基本穩定，以文字、歷史、語言、國家為突出代表的中華文化綿延不絕。放眼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其他三國均被完全殖民過，唯我中國雖屢遭外敵蹂躪、跌宕起伏但終究巋然長存。如果比較國家治理與社會管理的歷史與成就，隻要放在千年以上的歷史長河中，包括歐美日在內的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望中國之項背。另一方面，我國的歷史是一部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歷史，而不是西方的擴張史、掠奪史。我國既有強盛的漢唐，又有開放的宋明，但是，不僅沒有仗強欺弱，“探險”掠奪，而且對外輸出了先進的文化和技術，促進了當時世界的文化、技術與經濟交流。所以，隻把歷史界定在近一二百年間，以這一期間的國家實力之強弱論斷道路、文化、制度之短長，如果不是崇洋媚外，妄自菲薄，就是數典忘祖，患上了近視病。

第二，文化不同。馬克思曾指出，“中國社會主義之於歐洲社會主義，也許就像中國哲學之於黑格爾哲學一樣。”中華文化兼收並蓄，根深而葉茂，既培本源的儒家、道家等文化主干，也育法家、墨家、佛教、道教等文化枝蔓，還不斷吸收著世界其他國家與民族的先進文化。然而，究其根本，中華文化是士的文化，仁厚有容，開明無執。中國的精英寬容大度有擔當，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漸次的修為和追求，主張並身體力行於“和而不同”，沒有西方精英的宗教偏執和“唯一標准”“普世價值”之絕對觀念。中華文化“理性早啟”，主張內心清淨祥和，不務外力，不事武力，“以道德代宗教，以禮俗代法律”，重合惡分﹔而西方文化的宗教性非常突出，主張信仰的唯一性與純粹性，權利邊界清晰，義務內容嚴格，個人主義與團隊意識兼容，以力務利，以利助力，力與利循環推進，互通為一，分與合皆取決於力與利的秩序。所以，與西方不同，歷史上傲立世界時，我們沒有提出過“中國標准”“中國價值”。外交上，我們堅守“五項基本原則”﹔發展路徑上，我們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並鼓勵、尊重其他民族走自主選擇的道路。中國崇善，但有時沒有得到好報。給西方送去絲綢、茶葉、陶瓷，但西方給中國輸入毒品鴉片﹔中國免掉日本的戰爭賠款，但日本反而不承認自己是戰敗國。所以，從文化上講，我們發展的參照系也不可能是歐美日。

第三，地理環境不同。生活方式、生產方式與社會組織形式的選擇往往受制於人們所處的地理環境。古羅馬與古希臘所處的獨特的地理環境，催生了城邦國家、海上貿易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國家治理體系、宗教信仰與貿易規則，中南歐國家之間的30年戰爭催生了基辛格博士所說的“威斯特伐利亞秩序”。我國自古山川交錯，土地肥沃，不僅發展出了獨一無二的先進農業，而且孕育出了舉世無雙的農業文明，自然衍生出了以家文化為突出代表的和諧、合作、包容、互助、求穩的中華文化，培育了將天下平置於國家治之上的政治理念。發達的農業，便利的交通，共同的文化，高尚的追求，堅韌傳承著的價值觀，也使中華民族集中統一的國家治理體制得以超越朝代更迭而延續不斷。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安於自給自足，自我積累與發展，不僅不事擴張與掠奪，而且千方百計地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睦鄰友好，也與這種地理環境密切相關。這種地理環境衍生的宏觀大氣之政治格局是務於競爭、以力求勝的西方文化所難以理解的。所以，正像馬克思將小亞細亞生產方式作為區別於歐洲的生產方式進行專門研究一樣，我們也必須把自己的發展道路放在中國的特定地理環境中進行研究，並慎重選擇。當前，國家提出的“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就是基於我國的特定地理環境做出的科學抉擇。

第四，思維方式不同。思維方式既是一種文化習慣，又是一種歷史傳承。歐美文化起源於古希臘，宗教觀念、規則意識、個人主義、國家利益、競爭意識非常突出，是一種以力取勝的文化，解決矛盾的習慣思維是武力優先。正如美國前總統杜魯門所說：“我們徹底打垮了我們的敵人，隨后又把他們拉回到國際大家庭中。”在這種思維方式下，一旦遇到國家之間的實力轉變，就難以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歷史上，古雅典與斯巴達、英國與荷蘭、美國與英國、德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等血腥戰爭，無一不是這種武力決定勝負思維的產物。日本作為一個小島國家，危機意識重，擴張欲望強，加上武士道精神的傳承，思維方式中也具有強烈的侵略意識，如日本對西方在亞洲的殖民地的爭奪以及對中國的侵略等。完全相反，我國地廣民眾，農業社會完全能夠自給自足，工業社會也能自我交換，就生存與發展而言沒有擴張的需要。加上我們的文化重家庭輕個人、大天下小國家，把個人湮沒在家庭中，把國家置於天下之下，尊集體主義、賤個人主義，倡導“應該”、鄙視“我想”，追求和諧、抑制競爭，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就是他人優先、責任高尚、穩定為本、和平珍貴、我不犯人、人別犯我。所以，與西方的二元對立觀截然相反，習近平總書記告誡西方大國：“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隻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於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

第五，發展目的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走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近期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追求的是共同富裕，最終要實現共產主義。我們發展的動力來自於人民，發展的目的是為著人民，而不像西方，是為著選票和持有選票的少數人。西方選舉政治下，其道路規劃、政策選擇、選舉口號等等都服務於能夠為競選者個人或其政黨爭取到足夠多的選票從而取得執政權這個短期的目的。在我國，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執政權得到了並將繼續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這就保証了發展路徑、制度安排等是戰略性的，而不是短期性的。

中國就是中國，與地球上任何國家都不同，這就是中國特色的本質。這不是狹隘民族主義，更不是強調特殊性反對一般性，這是真正的科學態度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因此，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發展的參照系不是歐美日，而是我們的輝煌歷史和遠大追求。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給了我們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辯証思維的智慧﹔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給我們指明了發展的方向和考核的標准。當前，理論工作者要自覺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學習，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的精神實質，加強對國情的再認識，在學習、借鑒歐美日的科技、經濟、管理等方面先進經驗的過程中，必須自覺批判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西方普世價值觀和憲政民主等錯誤思潮，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作者單位：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國貿學院、四川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