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由於國際局勢不斷變化，國內經濟面臨增長“換擋”和發展“轉型”，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針對我國經濟運行新情況和新特點，對宏觀調控方式提出了新要求。
根據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目標，把握好宏觀調控的基本要求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將堅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堅持發展第一要務，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圍繞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目標，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十三五”時期宏觀調控應更加注重擴大就業、穩定增長、調整結構、提高效益、防控風險和保護環境。為此應著重把握好以下基本要求。
第一，總量調控與定向調控並舉。我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需求疲軟、產能過剩問題，表面看是總量失衡，但歸根到底是結構問題。宏觀調控當然應該重視總量管理，同時也應重視定向調控。定向調控不僅可以專門針對結構性問題進行調節，還能根據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出現的新情況，瞄准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確定調控“靶點”，因時因勢出台政策，從而增強政策調控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第二，短期與中長期結合。經濟發展面臨的形勢很復雜，一些短期問題和長期問題往往交織在一起，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因此在解決短期問題的同時應顧及和妥善處理好長期問題。宏觀調控要注意遠近結合，既立足當前，又著眼長遠，既要注重穩定經濟增長，又要注重釋放經濟發展的長期潛力﹔既使經濟增長保持一定的速度，又要繼續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不斷提高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
第三，國內與國際統籌。我國經濟已深刻融入世界經濟之中，未來五年將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與國際接軌。面對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經濟環境，宏觀調控要更加注重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不僅要全面把握國內經濟運行情況，一切從本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同時也要充分考慮國際經濟形勢變化，加強對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走勢的密切跟蹤與研判，關注國際經濟變化可能帶給我國的影響。
第四，改革與發展協調。改革與發展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兩個重要支點，正確認識和處理改革與發展的關系，是我們黨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成功的一條基本經驗。改革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也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隻有通過改革才能解決各種經濟社會矛盾，協調各方利益，最終實現發展﹔發展是順利推進改革的重要基礎，沒有發展就沒有社會穩定的物質條件，改革就可能會出差錯或出亂子。未來五年我國既處在黃金發展期，又處在矛盾凸顯期，宏觀調控要尤其處理好改革與發展的關系，隻有將二者兼顧好、協調好，才能總攬全局，在改革的推動下保証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著眼於增強宏觀調控的針對性和准確性，創新調控思路，完善調控方式
“十三五”時期，宏觀調控將針對新常態下經濟運行的特點，從整體思路到具體方式都進行調整與完善，形成新的政策調控框架，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以區間調控為基礎，加大定向調控力度。
2013年黨中央、國務院創造性地提出了區間管理的宏觀調控思路。所謂區間調控，是指經濟增長目標並不簡單地確定為一個絕對數，而是將增長目標設定在一個合理的區間內，隻要經濟運行不滑出這一區間，經濟增長速度高一點或低一點都屬正常，宏觀政策將保持基本穩定。當然這個區間是有上限和下限約束的，“下限”就是穩增長、保就業，“上限”則是防通脹。通俗地講，區間調控的關鍵就是要守住“上限”和“下限”。
首先，要把握好經濟增長速度。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但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這“三個沒有變”，意味著發展仍然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意味著我們仍然要牢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10年翻一番，這其實對經濟增長速度有明確的要求。據測算，要實現這一戰略目標，未來五年年均經濟增長率要力爭達到6.5%。沒有一定的發展速度，增加就業和改善民生就無從談起，轉方式調結構也沒有空間。
其次，要把握好就業。我國是人口大國，就業壓力大的問題將長期存在，而就業又是最大的民生，是經濟穩定和社會穩定的基礎。當前經濟增速放緩對就業不利，以高校畢業生為重點的青年就業難、城鎮化過程中轉移勞動力就業難等問題十分突出。為了確保比較充分的就業，就需要一個基本的經濟增長速度，從這個角度而言，穩增長就是為了保就業。據有關方面測算，我國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大約能創造130萬到150萬個左右的就業崗位。現階段我國為了保就業，將城鎮失業率控制在4.5%左右，經濟增長速度就需要保持在6.5%左右。
再次，要控制好物價。根據以往的經驗數據，經濟過熱時通貨膨脹率一般超過5%人民群眾就難以承受。據測算，未來五年要保持經濟穩定增長，CPI應控制在3.5%左右。與此同時，從國際經驗看，資產價格波動對金融體系和經濟穩定也會帶來較大影響。截止2015年上半年，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已達133.34萬億元，但資金使用效率仍較低，資金配置結構也不太合理，大量資金流向非實體經濟領域。對此應加強監管和調控，引導資金支持實體經濟發展，防止出現區域性、系統性風險，不爆發金融危機。
歸結起來，實施區間調控的要義在於：當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內，宏觀政策將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以調結構為著力點，更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和自我調節的作用，增強經濟發展活力和后勁﹔當經濟運行逼近上下限時，宏觀政策則要側重穩增長或防通脹，與調結構、促改革的中長期措施相結合，使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避免觸及就業和民生的底線。
中央強調，定向調控就是要求在區間調控的基礎上保持定力、有所作為、統籌施策、精准發力，在調控上不搞“大水漫灌”，而是抓住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更多依靠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的力量，有針對性地實施“噴灌”、“滴灌”。也就是說，隻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內，政府就不去干預刺激，而是著力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簡言之，定向調控是對區間調控方式的深化，主要針對經濟運行中的一些深層次矛盾進行集中攻關，對一些可能滑出合理區間的重要影響變量進行及時調節。
在區間調控的基礎上加大定向調控的力度，有利於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優化。比如通過加大國民經濟薄弱環節的定向投資，推進中西部地區鐵路建設，推進城市地下管網建設﹔再有，政府可以針對小微企業的發展出台一系列定向財稅、金融政策，促進企業釋放微觀活力，利用市場機制形成新的增長點﹔另外，政府還可以將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作為定向調控的著力點，激發社會資本投資的積極性。
定向調控具有很強的靈活性。2014年李克強總理指出目前定向調控有三個重點：一是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二是努力增加公共產品有效供給，三是支持實體經濟做強。這三個方面瞄准了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精准確定了調控“靶點”。今后隨著形勢變化和調控深化，新的調控重點還可能出現，凡是有利於結構調整、有利於經濟提質增效、有利於補短板的環節和方面，都可以成為定向調控的重點。
（二）協調運用各種政策工具，充分發揮政策組合優勢。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宏觀調控的兩大基本工具。一般說來，財政政策著重於結構優化，在促進經濟增長、推動結構調整和調節收入分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貨幣政策帶有總量調節特征，在保持幣值穩定和總量平衡方面作用顯著。“十三五”期間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一政策搭配的基調不會改變，但財政政策要進一步發力，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鬆緊適度。
就財政政策而言，為進一步激發經濟活力，應繼續實施結構性減稅。比如擴大“營改增”試點，擴大對小微企業的減稅力度，緩解企業經營困難﹔加大稅前費用扣除，強化稅收對企業的技術研發與創新的激勵﹔通過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激勵。在財政支出方面，繼續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傾斜，加強基礎設施領域的投入﹔通過健全財政管理體制，使地方政府承擔好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職責。
對於貨幣政策，要靈活運用降准、降息、公開市場業務等手段，保持合理的流動性，提高金融運行效率和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根據經濟發展需要，通過全面降准釋放和補充市場流動性，通過定向降准對小微企業、“三農”領域進行金融支持﹔針對新材料、新能源、高科技行業以及教育、文化產業等經濟增長點，實行定向優惠的貸款利率﹔同時發揮好公開市場操作的預調微調功能，結合不同時期流動性的供求變化，把握好公開市場正回購操作的力度和頻率。
此外，在政策手段的選擇和運用上，還要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產業政策、區域政策、消費政策、價格政策的協調配合。要通過稅收、信貸政策支持產業結構調整，引導企業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促進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同時刺激居民消費需求，促進消費升級﹔要以財政投資性支出、轉移性支出對區域經濟結構進行調節，有效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同時，要積極運用大數據技術，提高經濟運行信息及時性和准確性，推進政府和社會信息資源開放共享，提高政府運用大數據的能力，加強和改進市場監管。
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促進宏觀調控與市場機制有機統一
宏觀調控是政府對市場進行調節的一種方式，目的是為了彌補市場缺陷。實踐表明，宏觀調控能否發揮好應有的作用，關鍵在於能否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要保持經濟健康運行，市場機制與政府宏觀調控應該有機統一起來，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
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市場，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是資源配置的信號，如果價格扭曲，資源配置就會失去正確的方向，結果將導致結構失衡。因此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關鍵是要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最近中共中央、國務院剛剛頒布了《關於推進價格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下一步將重點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加快推進能源價格市場化，完善環境服務價格政策，理順醫療服務價格，健全交通運輸價格機制以及創新公用事業和公益性服務價格管理，政府定價范圍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業、公益性服務、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隨著競爭性領域和環節的價格基本放開，市場決定價格機制將逐步建立和完善。
另一方面，政府的宏觀調控主要著眼於彌補市場失靈，在提供公共產品、市場監管等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除了調控公共產品和服務領域以及自然壟斷領域的價格外，政府還要破除不利於市場發揮作用的體制機制，比如要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制度，加強負面清單管理，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市場規則，打擊行業壟斷、地區壟斷和其他不正當競爭行為，加強市場監管，為市場主體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創造公平的環境。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政府還要增強宏觀調控的主動性，積極防范和化解風險。經濟運行存在風險是發展中的常態。經濟形勢好，有經濟過熱和通脹的風險﹔經濟形勢不好，有增速下滑甚至陷入衰退的風險。無論經濟運行處於什麼樣的狀態，宏觀調控都應居安思危，加強風范防范。“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發展向好的基本面不會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空間大的基本特質不會變。同時要看到經過30多年高增長，當前我國經濟也積累了一定風險。
今年以來，隨著過剩產能淘汰力度加大，部分企業經營困難或破產，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有所上升，局部地區還出現了銀行資產惡化的態勢，這不僅會導致金融行業增速減慢，拉低整體經濟增速，也會聚集金融風險隱患。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09—2014年地方政府債務年復合增長率為27.6%，遠超GDP12.3%的年復合增長率，並且據測算，近幾年均為地方債償債高峰。從外部因素看，今年年初美國開始逐步退出量化寬鬆政策，導致美元升值，人民幣貶值，熱錢外流，這會加劇國內資金鏈緊繃。種種跡象表明，當前化解產能過剩、去泡沫、去杠杆仍未完成，經濟運行風險不容忽視。
防風險就是穩增長。為有效防控風險，應進一步增強宏觀調控的主動性，密切跟蹤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重點關注財政、金融、礦產資源、水資源、糧食、生態環保、安全生產、網絡管理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環節和風險隱患。通過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加強形勢分析和預判，增強風險識別能力，注意及早發現苗頭性、傾向性、潛在性問題。在此基礎上，要加強經濟形勢監測預警，做好應急預案，及時採取必要的措施進行調控，以可控方式和節奏主動釋放風險，逐漸建立健全防控各種風險的長效機制。
（作者兼任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