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正孕育一場重大轉型

當代世界正在經歷一場復雜深刻的變化，中國國內政治經濟也開始進入“新常態”，在此背景下，中國外交孕育著一次重要的轉型。中國轉型外交的主要目的旨在順應時代潮流，完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念，提升外交工作的效率，維護中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同時，推動世界的和平與繁榮。

國家定位轉型：

發展中國家+全球大國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屬性沒有變。2014年，中國人均GDP達到6747美元，全球排名第81位。目前，中國仍有7017萬人的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僅為2300元﹔中國經濟和社會也已進入重要的轉型時期，人口與資源需求矛盾、產業結構調整、城市化進程、社會老齡化等一系列現實國情決定了搞好國內建設、解決國內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突出問題仍是最重要的任務。中國的對內發展目標可以總結為“兩個百年”設想，即到2020年建黨百年之際，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並且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本世紀中葉建國百年之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為此，中國需要集中精力攻克國內的發展難題，對外交往要符合內部建設的大局利益。

中國作為全球性大國的屬性也在日漸凸顯。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三十多年保持了9%以上的高速發展，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04—2013年間，中國對外投資從450億美元升至6130億美元，增長了13.7倍，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達到1029億美元，商務部預測今后五年中國對外投資規模將超過5000億美元，年增速在10%以上，存量超過一萬億美元，投資領域從資源能源領域拓展至通訊、鐵路、電站、核能、光伏、民航等高科技領域。力量越大，責任也就越大，中國的發展惠及廣大發展中國家。首先，進入新世紀后，中國對外援助資金保持了快速增長。2004—2009年平均年增長率為29.4%。2010—2012年，中國對外援助金額更高達893.4億元人民幣。2015年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宣布，將設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億美元，支持發展中國家落實2015年后發展議程，免除對有關最不發達國家、內陸發展中國家、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還的政府間無息貸款債務。其次，中國向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大量的優惠貸款。2010年起，中國國有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貸款額超過了世界銀行。2014年，中國牽頭成立了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為新興經濟體提供了更多的融資選擇，促進了金磚國家、亞洲國家和歐洲多國的互利合作。此外，中國的發展促進了世界的和平與穩定。2000年以來，中國累計向聯合國30項維和行動派出各類人員約2.1萬人次，是派出維和人員最多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2008年中國海軍向亞丁灣、索馬裡海域派出護航編隊，2013年中國又派軍艦為轉運敘利亞化武提供護航，為銷毀化學武器做出積極貢獻。2015年，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公開宣布，中國決定設立為期十年、總額十億美元的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建立一支8000人規模的維和待命部隊以支持聯合國工作。在反恐、氣候、環境等全球議題上，中國也發揮了大國責任，貢獻了自己的智慧。

外交理念轉型：

義利兼顧+互利共贏

十八大以來，中國領導人根據新形勢新任務，積極推動對外工作理論和實踐創新。堅持正確義利觀是外交理念轉型的核心。中國的對外交往開始提倡義利兼顧、弘義融利。

義與利不僅是維系人倫綱常的基礎，更是維護地區秩序與世界和平的根本。揚正義、樹道義，體現中國的價值取向。中國外交不僅強調自身的經濟發展需求，而且講求正確的義利觀，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要既注重“講信義”，堅持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堅持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堅持相互學習、相互借鑒，又強調“重情義”，重視對發展中國家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不斤斤計較，使得外交政策能夠重義輕利、舍利取義。

大家一起發展才是真發展，可持續發展才是好發展。在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的今天，各國共享安全利益及風險，經濟上相互依賴，政治上彼此關聯。恐怖主義、氣候變化、大規模傳染性疾病、糧食安全等全球議題令各國越來越難以獨善其身。互利合作、互利互惠是新形勢下應對全球議題和挑戰的最好選擇。因此，中國外交更加注重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在這一理念基礎上形成的“新型大國關系”、“周邊外交工作方針”、“國際責任”等外交政策進一步拉近了我們與外部世界的距離，緩解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擔憂和不適。

外交行為轉型：

從被動參與到積極倡導

主動作為、積極進取是當前中國外交方式的重大轉型。新時期，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針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基礎上，主動謀劃，努力進取，實現了中國外交由被動參與到主動塑造的轉型。

首先是建立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新時期的中國外交應具備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立足國情，立足傳統，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走和平發展道路，同時堅決維護國家的正當權益和核心利益。中國堅持國際關系民主化，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成員，堅持世界的命運必須由各國人民共同掌握，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特別是要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說話。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制改革過程中，中國適時提出增加發展中國家話語權，建立反映新興經濟體在內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其次是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大國關系主導國際格局，世界和平主要取決於大國之間能否構建和維持和平。以西方現實主義的視角來看，當代世界的主要結構性矛盾存在於中美之間，一個是守成大國，一個是新興大國，戰略對抗似乎早已注定。然而在全球化和各國相互依賴的背景下，中美之間互利合作的客觀需求也在不斷增強。2012年2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訪問美國，首次提出要構建“前無古人，但后啟來者”的新型大國關系倡議。2013年6月，習近平與奧巴馬總統在美國安納伯格庄園舉行會談期間，兩國領導人一致同意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新型大國關系旨在轉變兩強必爭的冷戰思維，以包容的眼光看待中美各自的制度差異，以合作的方式處理中美面臨的共同挑戰。

第三是夯實睦鄰關系。2013年10月，習近平主持召開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中國周邊外交的基本方針就是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突出體現親、誠、惠、容的理念。在經濟層面，中國不斷深化互利共贏格局，統籌經濟、貿易、科技、金融等方面資源，找准深化同周邊國家互利合作的戰略契合點，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為此，中國正在以“一帶一路”為契機，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進區域金融合作，深化沿邊省區同周邊國家的互利合作，並打造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以及中日韓兩大自貿區的談判。在爭議領土方面，中國主張在充分尊重歷史和國際法的基礎上，通過對話和談判尋找妥善的解決辦法，反對爭議擴大化、復雜化。在海洋權益爭議解決之前，各方可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在安全方面，中國大力推進區域安全合作。中國堅持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倡導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推進同周邊國家的安全合作，主動參與區域和次區域安全合作，深化合作機制，增進戰略互信。在人文交流方面，中國深入開展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廣交朋友，廣結善緣，提出與周邊國家構建命運共同體，讓合作意識在周邊國家落地生根。

第四是構筑結伴不結盟的伙伴關系網絡。自1993年中國和巴西建立伙伴關系以來，“結伴不結盟”已經成為新時代中國外交的重要特征。截至2014年底，中國已同67個國家、5個地區或區域組織建立了72對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伙伴關系，基本覆蓋了世界上主要國家和重要地區。比如中美關系是針對全球性挑戰問題上的建設性合作關系，中日關系是基於能源、經貿領域共同利益基礎上的戰略互惠關系，中俄是政治經濟關系基礎上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2013年以來，中國將與印尼、馬來西亞、秘魯、墨西哥、土庫曼斯坦、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阿爾及利亞、阿根廷、委內瑞拉、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關系提升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與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克蘭、蒙古、卡塔爾等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同法、德加強了戰略伙伴關系。中國的伙伴關系建設明顯提速。

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系轉型：

建設者+改革者

歸根結底，國家定位、外交理念和外交行為上的轉型源於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系轉型。中國從昔日的被動接受、革命者、挑戰者轉變成為建設者和改革者。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一是中國與外部世界經濟深度融合，中國的商品、人員、資本影響遍及全世界。1978—2013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從206億美元上升到了41600多億美元，在世界貨物貿易的排名從比重不足1%上升到12%。從1949—1978年的30年間,中國內地出境總人數僅有28萬人/次，而在2014年，中國出境人數突破1億人/次，中國游客佔世界旅游人數的10%，中國留學生佔全世界留學生的14%。二是中國廣泛參與多邊合作，密切同世界各國的聯系。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更加緊密。中國先后同163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雙邊經貿合作機制，簽署了10個自由貿易區協定，同129個國家簽署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同96個國家簽署避免雙重征稅協定。中國參加了10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簽署了400多項國際公約。

中國與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習近平主席因此指出，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同時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體系，不意味著另起爐灶，而是要推動它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亞投行就是互利合作的典范。根據世界銀行分析，未來十年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口高達8000億美元，基礎設施建設落后以及建設資金短缺成為制約亞洲經濟進一步增長的重要原因。2014年，中國適時提出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吸收了58個來自歐洲和亞洲的國家。亞投行既為國內相關行業走出去創造了條件，也為成員國帶來了融資合作的機遇，更為以色列、伊朗這樣的“宿敵”提供了對話合作的平台，真正將互利共贏的理念轉化為現實。

中國外交的重大轉型是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近代中國外交基於國家積貧積弱的現實，從華夏中心轉為弱國外交﹔革命年代的外交轉型則基於兩極格局對抗的現實，從國際政治二元對立轉為戰略大三角。新時期的外交轉型基於國內發展和全球化的現實，實現了自理念到行為的一系列重大轉變，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創造了條件，也為地區和世界的持久和平與繁榮奠定了基礎。

（本文為外交學院外交學國家重點學科建設階段成果）

(第一作者系外交學院院長助理，教授﹔第二作者單位：外交學院)

（來源：當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