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

　　編者按

　　究竟哪一所大學才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對於這個問題，學術界長期以來都是眾說紛紜，爭論不止。從邏輯上講，答案理應是唯一的，隻要有一種說法能夠被証明與史實完全相符，那就意味著其他所有說法都是無法成立的。不過，由於“大學”一詞本身並沒有一個明確而統一的定義，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和彈性，再加上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在非常特殊的社會背景下產生與發展的復雜性與多樣性，如若在“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一語中附加上若干特定的修飾用語，那麼，多個冠以“第一”名號的說法也是可以並存的，而且還能更好地反映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的多元化特征。本文作者以梳理史上各式各樣的“第一”大學，構筑了一條近代高等教育在中國的土地上萌芽、滋生，並不斷成長、推進的“時空軸”，客觀地展示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在非常特殊、復雜的社會環境下多源萌生和多樣發展的真實歷史進程。

　　“西學東漸”中誕生的中國第一所西式大學：澳門聖保祿學院

　　誕生於西方中世紀的“大學”被引入、移植到中國的土地上，最早發生在明末清初“西學東漸”的第一次浪潮之中。1571年，歐洲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在澳門創辦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所西式小學——聖保祿公學。1594年，其升格為大學，並以聖保祿學院（俗稱“三巴寺”）之名正式注冊成立。這不僅是中國的土地上出現的第一所西式大學、教會大學，而且是整個遠東地區創辦最早的西式大學之一。

　　聖保祿學院的辦學體制以葡萄牙歷史上的第一所大學——科英布拉大學當時的章程為參照，並因地制宜地進行了修改。其課程設置既包括神學、拉丁文、哲學、文學、歷史、地理、法律、藝術、音樂、人文學、語言學、邏輯學等在今天被視為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科目，也包括數學、天文、物理、化學、醫學等自然科學方面的內容。其教學形式、考試方法、論文答辯、學位授予等制度均仿照歐洲大陸的大學制度而設立。學院還擁有一個藏書4000多冊的圖書館以及印刷廠、診所、藥房、天文觀象台等辦學設施。總之，就當時的歷史條件而言，這所學校在各個方面都可謂達到了大學的標准。

　　1762年，聖保祿學院被葡萄牙政府當局關閉。在其前后長達168年的辦學歷史中，這所學院培養了數百名高級專門人才，對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其師生中不乏利瑪竇、徐光啟、艾儒略、畢方濟、湯若望、南懷仁、吳漁山這樣的著名學者。雖然它早已永遠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但其在中國土地上開西式大學之先河的歷史地位，卻是不容抹殺的。

　　國門洞開后教會大學的再度出現：登州文會館和聖約翰書院

　　過去一段時間，有不少學者認為上海聖約翰大學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聖約翰書院1891設立正館（即大學部），首批招收學生2人（次年再招1人），正式開設了三年制的大學課程。1895年，正館首批3名學生畢業。

　　1896年，聖約翰書院經改組、擴建，成立由文理、醫學和神學三科組成的大學部。1905年，該校將正館學制統一改為四年，年底，按照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大學條例成功注冊，“得授予美國大學畢業同等之學位”，其中文名稱也在不久后正式改為“聖約翰大學堂”。

　　聖約翰書院（聖約翰大學）建校初期，曾經在中國教育史上創造過多個“第一”：第一份文理綜合性大學學報，第一場運動會，第一個校友會，第一個研究生院，第一份學校發行以及學生自辦的英文刊物，第一次引入考試名譽制、選科制等西方教學制度，第一座現代化的大學體育館……

　　然而，近年來，隨著一些學者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研究的不斷深入，大家逐漸發現，中國近代最早的教會大學是位於今山東蓬萊的登州高等學堂。

　　1864年，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在山東登州府城開辦了一所學制6年的蒙養學堂。到了1873年前后，添設“高等科”，“分置正、備兩齋，正齋視高等學堂之程度，即隱括中學於內。備齋視高等小學堂之程度，而隱括蒙學於內”，學堂的英文名稱也隨之而更改為登州高等學堂。

　　此時，登州高等學堂的實際程度已與當時西方的高級中學大致相當，還附帶開設了相當一部分大學課程。正齋學生進行了大量自然科學實驗，實驗課的內容甚至比狄考文早年在美國讀大學時所見的還要多。1877年1月，登州高等學堂第一屆3名學生畢業，狄考文在為他們舉辦隆重的畢業典禮的同時，將學堂名稱正式更改為文會學館（簡稱文會館），“因此館將天下至要之學匯聚於茲，取以文會友之意也”。后來，由文會館沿革演變而來的齊魯大學，便將這三人視為該校的第一屆校友。

　　登州文會館在中國教育史上創造的眾多“第一”可謂數不勝數——第一套全面、系統的自然科學課程，第一批通行全國的新式教科書，第一個使用阿拉伯數字等西方現代數學符號，第一個引進X射線理論知識，第一個使用發動機、亮起電燈、制造電子鐘，第一個使用白話文教學和寫作，第一個引進西方現代音樂聲學理論，第一首學堂樂歌，第一個發展學生自治組織……

　　事實上，登州文會館不僅僅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更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最好的大學之一。當時，文會館擁有“中國最多和最好的物理、化學儀器設備”，與同時代的“美國普通大學一樣好”。曾先后擔任京師同文館、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丁韙良，曾盛贊文會館為“偉大的山東燈塔”，認為“中國任何高等學校都沒有像狄考文博士創建的登州文會館那樣進行完全的科學教育”，為此，在1897年京師大學堂尚在籌備之時，他就一次性地聘請了12名文會館畢業生前去任教（目前能核實姓名的有8人），其所聘西學教習中隻有1人不是文會館的畢業生。

　　1901年，山東巡撫袁世凱在省城濟南籌辦山東大學堂（次年改為山東高等學堂），並聘請登州文會館第二任館主赫士來堂擔任總教習，赫士親率18名文會館師生受聘前來，並以文會館的辦學實踐為藍本，制定各種管理及教學制度，隻用了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就讓山東大學堂成功開學，成為全國各省大學堂創建工作的突出典范。

　　至20世紀初，在登州文會館“領有畢業憑照，效力於教界、學界者，以三百數。蹤跡所至，遍十六行省”，北至東北，南達雲南。除了京師大學堂與山東大學堂之外，在聖約翰大學、南洋公學、震旦大學、燕京大學、山西大學堂、金陵大學、江南高等學堂、兩江師范學堂、浙江高等學堂、之江大學、雅禮大學、河南高等學堂、雲南優級師范學堂等全國各地的多所高校（包括它們的前身在內），均有文會館畢業生在其中任教，在這些地區的近代高等教育事業逐漸興起與初步發展的過程中，輸出了大量寶貴的人才資源，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

　　洋務運動造就的官辦高等專科學校：京師同文館 福建船政學堂

　　“洋務運動”產生了中國最早的一批以學習“西文”和“西藝”為主要內容的近代官辦新式學堂。

　　1862年設立的京師同文館，是洋務派創辦的第一所學校。最初，該校只是一所外語學校，1867年，京師同文館在增設了天文算學館之后，才算初具近代新式教育性質。與此同時，還提高了招生錄取標准，並開始不定期地從上海廣方言館和廣東同文館調取優秀學生來館學習。

　　大約在1876年，京師同文館公布了一個“八年課程表”，有不少研究者認為，其中前五年的課程與今天的中學教育大致相當，而后三年的課程——“講求機器”“微分積分”“航海測算”“練習譯書”“講求化學”“天文測算”“萬國公法”“地理金石”“富國策”等，即使以現今的標准來衡量，也已經基本達到了高等專科教育的程度。

　　從1871年到1897年，京師同文館又先后增設了德文館、醫學館、格致館、東文館。1876年，建立了中國近代最早的化學實驗室和博物館。1888年，又建立了天文台和物理實驗室。隨著學科設置與儀器設備的日益豐富，京師同文館的現代高等教育特征也愈加顯著。

　　至於1866年由左宗棠奏設於福州的求是堂藝局，初分為前、后兩學堂，前學堂修法語，學習輪船制造，后學堂修英文，學習輪船駕駛﹔后經陸續添設，至1897年，已擁有造船、繪畫、藝徒、匠首、駕駛、練船、管輪、電報八所學堂，這些學堂在習慣上一般統稱為福建船政學堂（或福州船政學堂、馬尾船政學堂）。

　　福建船政學堂最早設立的駕駛、造船兩個專業，學制最初定為5年，后根據實際情況延長至6至7年不等。在此期間，除了學習一些相當於中學程度以及少量略高於中學程度的數理基礎課程外，還要掌握一門外語，並通過長期的實際訓練，掌握一門比較高深的專門技術（駕駛或造船），因此，其辦學層次毫無疑問達到了高等專科程度。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福建船政學堂可謂在國內開創了“廠校一體”“產學一體”的辦學體制，並且將普通高等教育、高等及中等職業技術教育與非全日制成人教育集於一身。此外，該學堂還於1875年在全國率先派送畢業生出洋留學。以上種種辦學舉措，在中國教育史上均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兩相比較，由於京師同文館在開辦之初並不具備現代高等教育特征，其正式開創自然科學專門教育的時間要晚於福建船政學堂，而且最初的實際教學水平和學生程度也大不如后者，因此，福建船政學堂實足以堪稱中國近代第一所官辦高等專科學校。

　　民族危機催生的最早官辦大學：北洋大學堂和京師大學堂

　　1892年，洋務派官員盛宣懷出任津海關道后，開始籌建一所新式大學。1895年他上書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希望能奏請光緒皇帝開辦一所“天津中西學堂”。盛宣懷籌設的這所學堂，雖名曰“中西學堂”，但其章程中所規定的課程內容均屬“西學”范疇，王文韶索性直接改為“西學學堂”，然后向光緒皇帝上奏折《津海關道盛宣懷創辦西學學堂稟明立案由》。兩天之后，光緒皇帝就在這份奏折上作出了“該衙門知道”的朱批，然后又以軍事急件的形式，當日就送返天津。以上細節，充分反映出當時的朝野上下對於盡快建立起一所新式大學，實現興學強國的願望之迫切。

　　1895年11月8日，《直報》上刊登的一篇政府公告出現了“天津設立頭等二等大學堂”的表述。12月7日，英文版的《京津泰晤士報》也刊登文章，並標有中文標題“北洋大學堂見聞”，文章結尾對盛宣懷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建起了一所西方式的大學表示了高度贊賞，並用中文再次明確標示了“北洋大學堂”的名稱。由此可見，“北洋大學堂”這一名稱，在其建立的當年便已啟用，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被政府當局正式冠以“大學堂”之名的高等學府。

　　北洋大學堂開辦之初，其頭等學堂設有律例、工程、礦務、機器四個學門。其中，律例門開中國法學高等教育之先河，其余三門工科學科亦均為當時歐美發達國家工科大學中的前沿學科。后來，北洋大學堂又一度添辦過鐵路班、譯學班（包括法文班、俄文班）、師范班等臨時性質的學科專業，但仍以法科和工科為其主要學科特色。

　　1899年底，北洋大學堂頭等學堂頭班25名學生完成了四年的學業，經直隸總督考試合格后，成為中國人自己培養出來的第一屆大學本科畢業生。1900年初，當時年僅19歲的王寵惠，從北洋大學堂獲得了繪有蛟龍出海圖樣的“欽字第一號”“考憑”，上面記載著他在四年修業期間學習過的所有課程——英文、幾何學、八線學、化學、格致學、身理學、天文學、富國策、通商約章、律法總論、羅馬律例、英國合同律、英國罪犯律、萬國公法、商務律例、民間詞訟律、英國憲章、田產易主律例、船政律例、聽訟法則，足見其為比較專精的高等法學專業教育。王寵惠的這張“欽字第一號”“考憑”，堪稱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由中國政府頒發的第一張大學本科畢業文憑。

　　1901年夏，學堂創始人盛宣懷通過他在上海創辦的南洋公學，選派了8名北洋大學堂頭等學堂畢業生或在讀生（均為廣東籍），由總教習丁家立親自帶領前往美國留學，開創了中國大學本科生及本科畢業生出國留學之先河。數年后，這8名學生均在美國的耶魯、哥倫比亞、康奈爾等幾所世界著名大學分別獲得了法律、政治、物理、土木、機械、礦學等博士或碩士學位。

　　北洋大學堂的辦學經費主要來自津海關關稅、電報局和招商輪船局的商捐，這些款項本應上繳國庫，但為開辦學堂，經光緒皇帝批准，全數解交津海關道庫儲存，專備北洋大學堂使用。從其創始人盛宣懷開始，學堂歷任督辦均由津海關道兼任。由於該學堂為光緒皇帝御批官辦，便獲准在其正門上方鑲嵌了一幅帶有皇權特征的“雙龍戲珠”圖案，這在清末所有新式學堂的建筑物中堪稱絕無僅有，以至於被世人稱為“龍牌大學”。北洋大學堂的第一位畢業生獲取的是“欽字第一號”畢業文憑，后來，其畢業生又多次被召集進京參加“殿試”，根據考試結果賞給進士出身，並授予實官，等同於科舉中第中前三甲的待遇，相比之下，當時還沒有培養出任何一名大學本科畢業生的京師大學堂和山西大學堂，就遠遠無法享受到此等待遇了。由此可見，北洋大學堂本科畢業，在清末堪稱全國的最高學歷。鑒於北洋大學堂的上述特點，將其界定為中國近代第一所“國批官辦”的大學，應該是比較合適的。

　　1895年建立的北洋大學堂，可謂是中國政府行使教育主權在自己的國土上創辦的第一所官辦（或曰公立）大學，也可以說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所現代大學。另外，由於建校時間在北洋大學堂之前的那些高等學校后來均已不復存在，后繼無人，因此，由北洋大學堂沿襲發展而來的天津大學，便成為今日中國現存大學中歷史最悠久者。

　　與北洋大學堂的“國批官辦”性質相比，稍晚成立的京師大學堂，又更進一步，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國批國辦”的大學。1896年6月光緒皇帝命令籌建京師大學堂，但是進展緩慢。戊戌變法光緒皇帝頒布的《定國是詔》，全文451字，關於開辦京師大學堂的內容就有127字。之后梁啟超代總理衙門起草《京師大學堂章程》，該章程明確規定，“各省學堂皆當歸大學堂統轄”，這就使其在充當“為各省之表率”的“全國最高學府”角色的同時，還必須身兼國家最高教育行政機關的職能，直到1905年學部成立為止。

　　1902年初，京師同文館並入京師大學堂，改為譯學館。當年年底，仕學館和師范館首次招生，這批學生最終於1906年畢業。1904年，又招收了第一屆預備科學生，但這批學生直到1909年才畢業。

　　京師大學堂的創辦與重建過程，遠比北洋大學堂更為復雜、艱難、緩慢和曲折，而且在開辦后長達十余年的時間裡，其辦學層次與教學水平也一直落后於北洋大學堂。不過，在1910年分科大學正式設立之后，京師大學堂最終還是達到了大學本科層次，並且在學科設置方面實現了后來居上，其學科門類與數量不僅遠遠超過了北洋大學堂，也比同時期全國所有的教會大學豐富得多。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若以1910年各分科大學的成立為標志，那麼，京師大學堂實乃中國近代第一所學科門類較為完備的國立綜合性大學。

　　（作者吳驍 單位：武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