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獲諾獎，擊中哪些創新“痛點”

中國女科學家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給國慶長假增添了喜慶氣氛。高興之余，不少人也發出疑問，獲獎者何許人也？有媒體披露，屠呦呦是一個“三無”科學家：無博士學位，無留洋背景，無院士頭銜，甚至她本人也一直默默無聞，直到2011年，屠呦呦獲得被譽為諾貝爾獎“風向標”的美國拉斯克獎，才開始走入國人的視線。這種“牆內開花牆外香”的現象，並非只是個案，值得我們深刻反思。

人們普遍困惑的是，為什麼屠呦呦沒有拿到國內科技大獎？中國科學界主流的答案是：無法確定青蒿素獲獎的歸屬。對此，有媒體冠以“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交鋒”進行概括。這實際上是一個偽命題。任何大型的科學研究基本上很難由個人獨立完成，包括國外那些獲得大獎的科學家，其成果也需要團隊支持或集體攻關，但這並不抹煞關鍵人物的關鍵作用，也不影響那些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

至於屠呦呦為什麼落選院士，有分析認為，這依然與青蒿素的發現究竟是個人還是集體成果有關。其實，這並非問題的關鍵，關鍵在於，在我國包括院士評選在內的各類人才評價過程中，非學術因素有時佔了過重的分量。

不僅在院士評選中，而且在其他一些人才計劃的評選中，敢講真話、不善交際、卓有貢獻者落選，已是屢見不鮮。人才評價的公信力因此遭受質疑。如果我們繼續對這一狀況熟視無睹，如果不建立一套科學、公正、透明的人才評價體制，如果依然把是否博士、海歸以及發表多少篇核心期刊論文作為評價人才的主要標杆，如果政府還不簡政放權而是不斷設立各種評選，如果廣大科研工作者整天忙著爭頭銜、項目而無法潛心研究，就不可能形成讓優秀人才脫穎而出、萬眾創新、人盡其才的局面。這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科技創新的瓶頸問題。

值得進一步反思的是，為什麼在改革開放前科研條件艱苦、科研經費不足、國際交流滯后的情況下，我國科技工作者能夠取得青蒿素、牛胰島素這樣的能夠觸及諾貝爾獎的原創成就，而在我國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科研條件大為改善、研發經費源源不斷、國際交往日益頻繁的今天，卻難以出現類似的原創成果？

對此，可以從很多角度加以分析，除了科研人員的責任感、奉獻精神等因素外，一個關鍵的問題是我們缺乏以原始創新為導向的結果性評估。國際上進行績效評估，注重的是結果導向，區分了投入、產出和結果三個不同范疇。猶如治病，不是看花了多少錢、吃了多少藥、看了多少醫生、動了多少手術——這屬於投入和產出，而是看是否得以康復，這才是結果。我們目前的科技管理體制，恰恰主要是在投入和產出上做文章，如獲得多少項目、投入多少資金、引進多少海歸、發表多少論文等等，至於最后的結果如何，有多少原始創新、對經濟社會是否有重大意義等，則鮮有問津，造成大量的無效投入和產出。

這一問題的實質，是缺乏一個健全的學術市場。正如歐美的學術市場非常“識貨”，既不會魚目混珠，也不會明珠暗投，屠呦呦獲得拉斯克獎和諾貝爾獎就是一個顯例。隻有存在這樣一個優勝劣汰的學術市場，才不用煞費苦心去人為地搞那麼多的評價指標和人才計劃，以是否海歸、博士、院士、長江、千人等論英雄，以發多少論文、爭多少項目、拿多少經費來衡量科技工作者，而是看他們有沒有原始創新，有沒有被學術市場認可的重要成果。

我們在由衷祝賀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的同時，不希望這種“牆內開花牆外香”的現象繼續下去，也不想看到“事后諸葛亮”的各種追捧，而是需要從中認真反思我國科技評價和創新的體制機制障礙，通過全面深化改革，調整優化科研成果的獎勵機制、科技人才的評價機制和原始創新的體制機制，努力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創新型國家。

（作者系上海市委黨校教授、上海市軟科學基地創新政策評估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