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經濟增長及其轉型的結構視角

近兩年，巴西政治經濟社會形勢不容樂觀。就政治而言，在選情膠著、競爭激烈的2014年總統大選中，盡管羅塞芙憑借著受益於民生政策的中下層民眾支持險勝獲得連任，但是其影響力正在下降。就經濟而言，滯脹局面始終是羅塞芙政府的最大困擾，也是牽制整個巴西國內形勢的核心要素。就社會而言，隨著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腐敗丑聞的不斷發酵，民眾抗議示威及大規模反政府游行此起彼伏。其中，促進經濟增長是羅塞芙政府面臨的最大挑戰。本文主要從巴西經濟形勢入手，分析其經濟困境的深層次矛盾，從結構視角闡述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問題，並為未來提出政策展望。

短期內經濟形勢不容樂觀

目前，巴西國內經濟面臨的不利因素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滯脹局面持續存在。聯合國拉美經委會（CEPAL）統計年鑒顯示，2011—2013年巴西經濟增長率分別為2.7%、1%和2.5%。在2014年巴西經濟陷入停滯。根據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IBGE）最新數據，2014年巴西經濟增長僅為0.1%，然而通脹率卻高達6.41%。另據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預測，2015年經濟將衰退1%，通脹率將高達8.2%，遠超出6.5%的通脹管理目標上限。若滯脹時間持續較長，居民消費能力必將受到侵蝕，以消費拉動增長的巴西傳統模式將失去動力。其次，巴西出現財政和經常賬戶“雙赤字”狀況。EIU預計，2014—2015年巴西政府財政赤字佔GDP比重維持在6.3%的高位。與此同時，2014年和2015年經常賬戶赤字佔GDP比例分別為3.9%和4.2%。雙赤字狀況不僅給債務管理和國際收支平衡造成壓力，而且會動搖投資者對巴西經濟前景的信心。最后，巴西貨幣雷亞爾加速貶值。2015年以來雷亞爾出現近乎“斷崖”式下跌，前三個月累計貶值近20%，而與2014年6月相比貶值近50%。2015年全年預計雷亞爾貶值18%。貨幣加速貶值將引發資本加速外逃，最終會給國內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造成巨大沖擊。

為應對上述經濟困境，巴西政府採取了增稅、減少開支和提高利率的“雙緊縮”財政和貨幣政策。例如，2015年1月19日，巴西政府宣布四項增稅措施。5月22日政府又宣布2015年財政預算大幅削減699億雷亞爾（約合233億美元），以改善宏觀經濟環境，恢復市場信心，推動經濟增長。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 “加快增長計劃”，此項目被砍掉257億雷亞爾。6月3日，巴西央行再次宣布將基准利率上調0.5個百分點至13.75%，與2009年1月持平。這是巴西央行自2014年11月以來連續第六次加息。然而，在政府支持率下降、經濟下滑、通脹高企的現實環境中，這種政策組合顯然沒有獲得預期效果，反而使巴西深陷政策兩難的泥潭。或許，上半年巴西推出的產業政策（農業支持計劃、基礎設施項目特許經營計劃及國家出口計劃）及加強與中國的產能合作能夠在長期內為經濟增長釋放利好因素。但是，從長遠來看，從國內深層次矛盾入手、著力進行結構改革，才是巴西恢復經濟增長的“治本”之策。

經濟轉型的歷史結構視角

從歷史角度看，巴西在1975年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而此時正處於進口替代工業化后期，因此巴西的增長趨勢同整個拉美地區一樣呈現出階段性特征。第一階段是進口替代工業化的高增長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末）。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巴西增長率分別達到6.7%、5.5%和8.7%。特別是1968—1973年，巴西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達10%以上，被譽為戰后繼日本“經濟奇跡”之后出現的巴西“經濟奇跡”。第二階段是增長低迷時期（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受1982年債務危機和1999年貨幣危機影響，巴西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陷入經濟低迷，僅分別增長1.6%和2.5%。第三階段是新一輪經濟擴張期。進入21世紀，得益於外部需求旺盛，特別是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對大宗商品的需求上升，巴西貿易條件得到極大改善，經濟增長步入穩步發展時期，2000—2008年年均增長3.6%。[1]但是，巴西的經濟增長始終存在著結構性問題，至今仍未得到實質性改善。

一、巴西需求結構過度依賴私人消費

從三大需求比例關系看，首先，最終消費（確切說是私人消費）始終是拉動巴西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巴西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約佔80%，其中私人消費在1990年以前佔比超過70%，90年代以來降至約63%。然而，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僅僅依靠消費驅動，無法在長期內維持經濟可持續增長。其次，巴西的投資率較低。除20世紀70年代（投資率達到24.4%）以外，巴西固定資本形成佔GDP的比重都低於20%，年均保持在17%的水平。雖然70年代得益於充裕的“石油美元”而獨享較高投資率，但是投資質量和效率並沒有提高。最后，淨出口佔GDP的比重波動較大，這意味著外需也是引發經濟波動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凡是在危機期間（80年代）或是在經濟動力出現衰竭征兆的時候（60年代），巴西通過促進出口、壓縮進口的方式發揮進出口拉動作用的例子屢見不鮮。這種極盡初級產品貿易盈余之力來緩解或擺脫危機的做法往往扭曲國內的產業結構，反而引起經濟的更大衰退。

二、產業結構存在去工業化傾向

1950—1970年是巴西產業結構升級最明顯的時期，第一產業佔GDP的比重從1950年的26.8%下降到1969年的18.3%，第二產業佔比從1950年的43.2%上升到1969年的51.8%。與此相反，1990—2008年是產業結構調整幾乎停滯的時期，三產業的比例大致為5.6%︰27.9%︰66.5%。[2]而1970—1990年是產業結構波動的時期，債務危機的爆發延緩了70年代第一產業大幅下降的趨勢﹔以制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比重下降不是拉開“后工業化時代”的序幕而是陷入“去工業化”的困境中﹔服務業比重雖然在80年代加速上升，但是非正規就業的急劇膨脹實際上是使第三產業的內部結構異常分化。

進一步而言，巴西去工業化傾向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非耐用消費品生產面臨國內市場飽和的限制，導致制造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降低。巴西制造業增長率和經濟增長率有較強的相關性。根據拉美經委會數據，20世紀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巴西制造業年均增長分別為9.1%、6.9%、9.0%和-0.2%﹔制造業佔GDP的比重分別為 24%、27.9%、33.7%和30.7%。[3]可以看出，80年代的債務危機對巴西制造業影響很大，直到21世紀初期這種去工業化的趨勢都沒有得到根本扭轉。從1951—2008年近60年的變化趨勢看，制造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下降。

第二，巴西制造業競爭力不佔優勢。在衡量一國某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絕對競爭力時，通常採用“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4]。根據日本貿易振興協會的標准，RCA>2.5，表明競爭力很強﹔2.5>RCA>1.25，表明競爭力較強﹔1.25>RCA>0.8，表明競爭力中等﹔RCA<0.8，表明競爭力弱。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計算，1962—2011年巴西制造業RCA指數始終小於0.8，表明競爭力較弱。

第三，從商品貿易的技術集中度看，巴西制造業仍以資源密集型為主。巴西出口主要以中等技術制成品和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制成品為主，高技術制成品比重最低。據統計，在1987—2006年的制成品貿易中，巴西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制成品和低技術制成品的貿易始終處於順差狀態，2006年兩者順差分別為154.3億美元和61億美元。而高技術制成品貿易始終處於逆差狀態，2006年逆差達到95億美元。[5]從這個角度看，巴西的產業升級應以加強高技術制成品為目標。

三、就業結構因去工業化和非正規就業而分化

受20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及去工業化程度影響，巴西就業結構也出現分化，非正規就業比重增加。其實，20世紀70年代巴西工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就開始減弱，到了80年代“去工業化”傾向直接導致就業創造減少。尤其是，在債務危機期間大量失業人口涌入低效率的非正規部門，造成服務業“超前”發展的同時，異質性卻在加劇。

在完成初級進口替代階段之后，可能採取的戰略包括次級進口替代和初級出口替代。[6]這兩種選擇的就業效果是不盡相同的。在次級進口替代的情況下，資本的密集程度進一步提高，工業化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進一步減少，不僅影響整個經濟向現代經濟增長階段的轉變，而且擴大了城市中正規部門和非正規部門的對立。20世紀70年代，巴西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變化缺乏協調便是這種現象的反映。1965—2020年巴西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從52.8%升至70.1%，依存比率從89.4%降至42.6%，這是巴西“人口紅利”發揮作用的重要時期。未來的經濟發展模式應該利用這種比較優勢，特別是如果能夠把從資源出口中獲得的資金投入到人力資本投資和制度建設中來，那麼巴西的經濟增長將具有可持續性。

綜上所述，從結構視角，促進巴西經濟可持續增長必須解決四個問題。第一，內需中消費投資結構不合理，投資率偏低。消費固然重要，但是以消費拉動增長，就必須增加居民收入，進而要求提高勞動生產率。如果勞動生產率和居民收入不提高，當已有儲蓄被窮盡時，靠大規模舉債滿足消費刺激的做法將會埋下危機的隱患。所以，提高投資率和效率對巴西而言是必要的。第二，外需中過度依賴初級產品專業化生產和出口，易造成周期性波動。而且，初級產品專業化不利於技術進步，進而會加深去工業化的程度，因此，如何促進出口多元化、提高非傳統產品出口競爭力，進一步發揮外需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便提上議程。第三，忽視農業、透支工業造成產業升級無序，進而導致制造業逐漸衰落。1973年石油危機不僅打斷巴西高速發展的勢頭，而且使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萌芽”的從內向發展轉入外向發展的努力也半途而廢，債務危機后“去工業化”序幕由此拉開。至今，巴西制造業衰退的趨勢未得到根本扭轉，其影響因素（如稅賦負擔較重、基礎設施落后、勞工成本較高）也未得到實質改善。拉美小國尚可存在依靠單一經濟結構發展的可能性，但是對於拉美大國巴西而言，完整的工業體系、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制造業是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第四，發展模式轉變未能與人口結構變化相適應，就業創造能力降低。巴西應該完善勞動力市場、提高人力資本投資，逐步提高正規就業比重。

促進結構改革的重要契機

顯而易見，結構改革是巴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也將為巴西未來可持續增長奠定基礎。而目前，巴西產業政策回歸、拉美區域一體化以及中巴經貿合作升級成為促進巴西結構改革的重要契機。

第一，巴西產業政策回歸是結構改革催化劑。進入21世紀，國家通過產業政策提高在宏觀管理中作用的趨勢明顯加強，巴西在這方面比較典型。例如，2003年11月，巴西政府宣布《工業、技術和外貿政策》（PITCE）指導原則﹔2008年5月巴西公布一項新的產業政策《生產性發展政策》（PDP）﹔2011年8月巴西政府發布了“工業強國計劃”（2011—2014）。為了擺脫2015年的經濟困局，巴西再次推出支持農業生產、基礎設施項目特許經營計劃、國家出口計劃等產業政策。如果上述產業政策能夠執行得力，並且根據最終目標評估政策效果達標，那麼巴西將為未來經濟可持續增長打下堅實的基礎。

第二，區域一體化增強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目前拉美地區正在通過產業一體化、基礎設施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來促進經濟增長。價值鏈延長有利於增加區域內貿易需求﹔基礎設施建設對推動生產一體化、提高物流速度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效應﹔而金融一體化不僅可以提高拉美國家應對外部沖擊的抗風險能力，而且也將為支持實體經濟做出重大貢獻。作為拉美地區大國，巴西在區域一體化高潮中必然扮演重要的角色，反過來，這也對促進巴西生產和出口多元化、完善基礎設施以提高生產效率、拓展融資渠道都有正向激勵作用。

第三，加強與中國的經貿合作恰逢其時。當前中巴經貿合作進入雙邊貿易由跨越式增長逐步進入專注結構平衡的穩定期﹔投資從集中於自然資源轉向國際產能合作﹔金融合作由石油換貸款、貨幣互換等聯合應對危機階段轉入“后危機時代”建立金磚國家銀行、參與亞投行等深入合作階段。

中國和巴西增長方式互為鏡像，都存在著消費、投資和淨出口不協調的方面。中國開始從投資拉動型向內需主導型經濟轉變，更加注重釋放有效需求，強調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投資的關鍵作用和出口的支撐作用。巴西則需要提高儲蓄率和投資率，更加注重產業政策和吸引外資的作用。而巴西的投資機會集中於基礎設施和再工業化領域。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具有資金、人才和技術優勢，中國的產業升級和巴西的再工業化戰略有利於產業對接、進而利於參與全球工業產業鏈分工與整合。因此，中巴在轉型過程中可互相借鑒經驗與教訓，轉型后的經貿合作必將有利於雙方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巴西研究中心秘書長）

(來源：當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