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解朴
2015年10月3日，德國迎來了兩德統一25周年的紀念日。統一之初，德國並未謀求在歐洲事務中承擔更多的責任，而彼時德國首先要解決的是統一所帶來的沉重的財政負擔，以及東部和西部社會制度融合過程中所面臨的各方面的困難。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由於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不斷攀升，德國還曾被稱作“歐洲病夫”。但是，在兩德統一25年后，德國在歐洲乃至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有學者將德國稱為“不情願的霸權”，也有學者認為德國實現了“重新崛起”，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德國在四分之一世紀后走到了歐洲政治舞台的中央，擔當起了歐洲領導者的角色呢？本文嘗試從德國自身及國際環境的發展變化的角度回答這一問題。
兩德統一及歐元的引入
帶來德國實力的變化
兩德統一為德國帶來了地緣政治上的優勢。在二戰后形成的美蘇兩大超級大國分治歐洲的格局中，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是東西方力量對峙的前線。統一德國憑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地緣政治上的優勢凸顯。統一德國是歐洲鄰國最多的國家，東鄰波蘭、捷克，南接奧地利、瑞士，西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北與丹麥相連，國土面積比原來的聯邦德國擴大了將近三分之一，人口增加了1650萬左右。在兩德統一前，聯邦德國通過加入歐共體，重塑了自身形象，逐步卸下了歷史的包袱，樹立起了歐洲的德國人的新形象，同時借助法德軸心成為歐洲一體化的積極推動者，並且與西歐各國建立和發展了非常緊密的關系。而中東歐國家對於德國來說是十分重要的鄰居，他們與德國有著長久的貿易往來史、關系密切，其工業結構、教育體制、職業培訓制度等與德國有許多相似之處。另外在匈牙利、波蘭等國德語被廣泛使用。東歐劇變、兩德統一，進一步促進了德國與中東歐國家的政治和經貿往來，使得統一德國這一昔日東西方沖突的前沿演變為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領域連接東西歐的主要橋梁，統一的德國也是“唯一能夠將異質的、受到離心力威脅的歐洲團結在一起的國家”。
歐元的引入為德國的“重新崛起”創造了條件。兩德統一增加了德國的經濟實力，但同時也給德國帶來了沉重的財政負擔，加上接踵而來的二戰后最嚴重的經濟大蕭條，經濟和社會狀況惡化，德國被稱為“歐洲病夫”。施羅德政府對勞動力市場的改革從制度層面使德國為迎接全球經濟的挑戰做好了准備，而歐元的引入則是德國經濟重獲增長的重要原因。歐元的引入使德國獲得了比馬克時代更便宜的匯率，這是由於歐元的匯率是根據各成員國的經濟權重來確定，強國能夠獲得更便宜的匯率，這種結果非常有利於德國的出口。而其他成員國也無法通過貨幣貶值來提高本國在出口中的競爭力，造成原本已經很強大的德國工業迅速在歐洲大市場中佔據優勢地位。據統計，從2001年開始，德國貿易順差迅速增加，且一半以上來自於歐盟內部。歐元引入后，強勁的出口讓德國經濟迅速走出頹勢，逐步實現了繁榮：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數據，1991年統一德國國內生產總值隻有15798.0億歐元，而到2014年這一數值已經增長為29156.5億歐元，增長了接近一倍。這一經濟實力又恰好賦予德國領航歐洲經濟的角色。
國際秩序的變化
提升了德國的國際地位
歐盟的擴大和深化為德國提供了發揮大國作用的舞台。如果說兩德統一使德國具有了大國形態的話，那麼歐盟的擴大和深化就為其發揮大國作用提供了機遇。德國統一使原東德地區順理成章地加入到歐共體，歐共體也隨之完成了東擴的第一步，這也恰好為中東歐國家打開了通往歐共體的道路。基於歷史的、地理的和現實的聯系，中東歐國家對於統一后的德國在經濟、安全、戰略等方面的意義重大﹔而中東歐國家也渴望借助德國加入歐盟。兩者的利益結合使得德國成為中東歐國家入盟的橋梁。在中東歐國家入盟的問題上，德國持積極的倡導態度：積極解決與波蘭、捷克等國的歷史遺留問題，在歐盟委員會上為中東歐國家入盟投贊成票。不僅如此，德國還對中東歐國家的重建提供了積極的援助。在歐盟深化進程中，德國往往採用理念引導和制度構建的方式，以所有成員國“集體行動”的方式，悄無聲息地實現本國的戰略意圖。例如在歐元引入前，由於德國馬克已長期被視為歐洲各國貨幣的錨貨幣，各國的貨幣制度和央行體系已逐漸向德國模式趨同，這樣在歐元引入過程中，以價格穩定為導向的貨幣政策及確保央行獨立性成為被各國普遍接受的原則。因而，在歐元區和歐洲金融體系的構建過程中，都深深地烙下了德國的印跡。
歐美關系的新進展使德國國際地位凸顯。在冷戰時期，美國控制著西歐，聯邦德國只是美國在歐洲的一個小伙伴。伴隨著兩德統一、歐洲一體化的深入，歐洲發展為世界政治中重要的一極。美國接受了歐洲的崛起，並將歐美貿易和經濟聯系作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引擎，將跨大西洋聯盟作為全球秩序的基石。近年來，在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背景下，歐美在阿富汗、伊核等問題上的協調有所加強，更重要的是，歐美開啟了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的談判。在TTIP的談判中，對美國來說，德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不僅是因為德國的經濟實力以及德國在歐債危機中的良好表現，還因為美國看中默克爾在德國及歐盟中穩固的政治地位。而隨著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美國希望德國在歐洲及周邊的安全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歐美關系中，德國不再是美國的小伙伴，而是能夠代表歐洲的平等伙伴之一，有時甚至發揮其他國家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大危機為德國
發揮領導作用提供了機遇
統一的德國，一個位於歐洲心臟的大國，勢必在歐洲和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面對歐債危機、烏克蘭危機和難民危機，當外界期待德國為此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的時候，無論是否情願，無論是否勝任，德國都必須站在歐洲政治舞台的中央。
在歐債危機開始之初，在援助希臘的問題上，德國政府的態度和策略使其在歐盟內部處於被動局面。面對歐委會希望成員國為希臘提供直接援助的要求，德國最初並沒有馬上表示同意。但是，“回顧歐債危機的整個演變過程就能發現，在每一個關鍵的節點上，實際上是德國在救助政策實施的內容、步驟以及時機等重大問題上擁有真正的最終決定權”。[1]在歐債危機的解決過程中，德國主導下的歐洲已經形成。
歐債危機尚未結束，烏克蘭危機又將德國推到了歐盟外交政策的前沿。德國與俄羅斯長期以來建立和保持著緊密的政治聯系和廣泛的經濟關系，柏林自然成為西方處理烏克蘭危機的主導者之一。如果說在歐債危機期間，德國是歐盟經濟政策上的領導者，在外交與安全政策上，英法還能與其平起平坐的話，那麼在烏克蘭危機中，德國扮演了歐洲一號領導者的角色。德國不同於以往在國際危機和沖突中置身事外的做法，表現出積極有為的態度。當然，在是否對俄羅斯進行制裁的問題上德國還是表現出了猶豫，德國開始反對制裁，后轉變為支持依據俄羅斯的表現分階段制裁，並強調不應放棄外交斡旋和平解決的方案。當局勢不斷升級，歐盟啟動了第三階段的經濟制裁后，德國對俄的態度也隨之強硬，將經濟制裁視為更加有效的途徑。2015年慕尼黑安全會議前夕，默克爾和奧朗德閃電訪俄，與普京就解決烏克蘭危機展開閉門會議。德法與俄羅斯的外交斡旋雖被美國一些政客詬病為綏靖政策，但德國在烏克蘭危機中所扮演的領導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自始至終，德國堅持反對使用軍事手段解決危機，這當然首先緣於德國國內民意，另外也和德國克制的文化傳統有關。
在歐債危機演化為希臘危機、烏克蘭危機暫時有所緩解的當口，一場席卷歐洲的難民危機又將德國推到歐洲政治的風口浪尖。數以百萬的難民將德國作為首選避難地，這是由於德國基本法規定，受政治迫害者擁有來德國避難的權利﹔德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融入政策、教育環境以及居住環境也是難民投奔德國的重要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與其他歐洲國家有限制地接納難民或者不歡迎難民的態度相比，德國民間具有歡迎文化的傳統，而政府也表示出慷慨大方的態度，默克爾曾公開高調表態，德國對於接收難民的數量將“上不封頂”。涌入德國的難民對默克爾心存感激，德國也受到國際社會的一致好評，稱贊其為“負責任的大國”，美國總統奧巴馬不止一次地因為德國接納難民表揚默克爾。但好景不長，在一個半月接納了16萬難民后，德國已不堪重負：安置難民場所趨於飽和、排外事件和破壞難民安置點的事件激增、輿論媒體炮轟默克爾的難民政策、德國某些政要包括聯盟黨的個別成員也對此頗有微詞。2015年9月13日，德國不得不宣布臨時管制邊界，加強對入境者身份的檢查，對過往車輛和人員逐一盤查，禁止那些根據《都柏林協議》已在歐盟其他國家注冊的非法移民進入德國。德國在安置難民政策上的緊急剎車不僅讓那些以德國為目的地的在途難民前途未卜，也讓這些難民的途經國如臨大敵。逃往歐洲的中東難民在數月內經歷了封鎖、開放、再封鎖的輪回，歐盟至今仍沒有就安置難民達成一致。這場二戰后最為嚴重的難民潮考驗著歐洲國家的團結。德國採取緊急剎車的意圖之一也是要敦促歐盟成員國團結協作，共同商討和接受解決難民問題的方案。或許難民危機也可成為德國是否能夠真正領導歐洲的試金石。
德國外交政策的調整
明確了德國的新角色
出於對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沉痛教訓的反思，戰后德國形成了“克制文化”的傳統。在外交政策上體現為“奉行和平主義、反軍事主義和多邊主義”的理念，在國際危機與沖突中多持保留立場。隨著兩德統一和歐洲一體化的發展，德國在歐洲地位不斷上升。德國有意願在國際事務中承擔更多的責任，這便需要突破在其外交政策中一直奉行的和平主義克制文化的限制。因而，自2013年起，德國政要在公開場合開始就德國外交政策的調整進行輿論造勢。2013年，在德國統一日的演講中，德國總統高克就要求德國在歐洲“承擔更多的責任”。2014年1月，德國政要在第50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提出，德國必須時刻准備在外交安全政策上做出更早、更果斷且更實質性地投入﹔2014年8月，在駐外大使返回德國外交部的年度會議上，外交部長施泰因邁爾重申了他的外交原則，呼吁德國採取更為積極的外交政策，勇於承擔更多的責任。2015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德國國防部長馮•德萊恩直接表示，德國已做好准備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她還列舉了德國可進行“有為外交”的一些具體形式。如果說兩年前德國總統演講中對德國外交政策調整的最終目標還不夠明確的話，那麼馮•德萊恩的講話已經將德國外交政策的調整方向准確無誤地表達了出來，德國就是要在歐洲政治舞台擔當領導者。但從民意調查看，公眾對於德國更多地介入國際事務並不支持。受德外交部委托，科爾伯基金會所進行的調查顯示，隻有30%的德國人支持德國承擔更多的責任，70%的人對此持懷疑態度。由此看來，受到民意和軍力的制約，未來德國外交政策在追求積極有為的道路上，仍會以政治和外交手段（而非軍事手段）作為解決國際沖突的工具。
結 語
統一德國的地緣政治優勢決定了它必須將歐洲團結視為己任﹔統一德國的經濟實力決定了它需要領導歐洲經濟保持競爭優勢﹔歐盟擴大和深化的進程以及近年來頻發的國際危機將德國從歐盟決策集體中突出出來，將其推到歐洲政治舞台的中央。美國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在歐美關系中借重德國的做法又進一步提升了德國的國際地位。在這種背景下，德國也有意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這便形成了德國的一個新角色——歐洲政治的領導者。
德國總理默克爾將於2015年10月訪問中國，中德關系必將進一步得到提升。那麼德國的新角色對於發展中德關系有何裨益呢？首先，中德關系經過40余年的風風雨雨，在兩國共同努力下，近年來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作為歐洲政治領導者的德國將有機會更加高效地推動中德、中歐關系在各領域的合作，更加快速地解決中歐貿易摩擦和貿易爭端。第二，作為歐洲政治領導者的德國可以與中國一道，在維護世界和平、提供人道主義救援等事務中加強合作，共同推進國際關系的民主化和多極化進程。第三，德國擁有較為先進的保護環境、應對氣候變化的解決方案，中德可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加強合作。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歐洲學會德國研究分會副秘書長）
(來源：當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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