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的簽字筆

真相是赤裸的，真理只是看起來復雜。沒人想過蘇聯會散伙，目瞪口呆的諸葛亮們提出了各種“診斷報告”。不管症結是什麼、在哪裡，最終無不直觀地表現為生產力落后。

在各國駐華機構中，蘇聯大使館的佔地面積最大，也是毛澤東主席唯一光顧過的外國使館。上世紀90年代的第一個夏天，我成了它的鄰居。每天早晨，我透過窗子看著鮮艷的鐮刀錘頭國旗緩緩升起，晚上則在使館門前的步道上跑跑步。年底的一個平常的早上，我習慣性地抬頭看窗外，立馬就愣住了：在大使館制高點飄著的不是熟悉的紅旗，而是陌生的白藍紅三色旗！

大使館周邊有好幾條小街，街上的小餐館換招牌、換老板很平常，如今這樣做的是大使館本身，而且就在我眼前發生，讓我難以置信。二十多年過去了，對於蘇聯為什麼解體這個問題，全世界有一萬種解釋，但讓我從心靈深處產生強烈共鳴的，是這本《蘇聯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

攝影家有一句話：你拍得不夠好，是因為你離得不夠近。本書把蘇聯在世的最后一天，從凌晨到深夜描繪得如同高清照片，有的事情精確到幾點幾分，因為作者離得足夠近。康納·奧克萊利是《愛爾蘭時報》駐莫斯科的記者，他在蘇聯工作了四年，目睹了蘇聯解體。他娶了一位美麗的蘇聯姑娘為妻，對晚期蘇聯社會的實際狀況，比一般人看得更清。他與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和他們的團隊混得很熟，有的成了哥們兒，所以了解不少聞所未聞的上層內幕，包括危篤病人的一些奇特症狀，讀之先是目瞪口呆，后是恍然大悟。

比如，戈爾巴喬夫最后一次行使總統權力的時候，就發生過怪事。

1991年12月25日，聖誕節。莫斯科時間晚上7點，美國東部時間上午11點，北京時間深夜12點。蘇聯第一任和最后一任總統戈爾巴喬夫，開始透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宣布“停止我作為蘇聯總統的所有活動”。

此前一分鐘，他剛剛簽署最后一份總統令，依法律程序為蘇聯開具了“死亡証明書”。其間，要不是在場的美國人幫忙，戈爾巴喬夫的告別演講肯定推遲。

當時，綠色的文件夾已經打開，戈爾巴喬夫從上衣口袋裡掏出筆，一支蘇聯制造的墨水筆。戈爾巴喬夫首先拿它在文件夾上劃了兩下，試試好用不好用。這個動作非常嫻熟自然，說明蘇聯最高領導人的書寫工具發生故障不是一回兩回。

試驗的結果証明他的擔心並不多余，這支筆沒法寫字。本來就心煩意亂的總統忍不住抱怨：難道就沒有好一點的筆嗎？給我找一支好用的筆簽字！

站在一旁的CNN總裁湯姆·約翰遜反應很快，立即從口袋裡掏出一支圓珠筆——他夫人送的結婚紀念禮物，迅速遞到戈爾巴喬夫手上。

這支筆泛著黑色樹脂光澤，金色筆頭閃閃發亮，一看就是好東西。戈爾巴喬夫接過來，又習慣性地在文件夾上劃兩下。哇！世界上竟有如此流暢好用的筆，他滿意地笑了。於是，蘇聯總統用美國人提供的筆，利索地給蘇聯畫了句號。

自己的東西在一分鐘內變成了文物，約翰遜內心一陣狂喜。在整個直播過程中，他故作鎮靜地緊盯著那個寶貝。

蘇聯的葬禮終於結束了。戈爾巴喬夫疲憊不堪地站起來，很自然地把筆插進上衣口袋，如同煙民錯拿了別人的打火機。就在握手告別的時候，約翰遜再次逮住了機會：先生，我的筆！戈爾巴喬夫愣了一下，抱歉地笑了笑，於是物歸原主。

幾小時后，全美國的電視觀眾瞪大眼睛端詳著這個戰利品，心情就像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所描述：“用一支筆劃了幾下……它就消失了！”

但當時沒有人在乎這個插曲，因為全民餓肚子已經好久了，包括頂級精英。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向外賓發牢騷，他的妻子整天忙著去各個空空的商店排隊。蓋達爾是葉利欽的紅人、蘇聯俄聯邦副總理，他幼小的兒子幸運地買到了最后一片面包，突然有個婦女發瘋似的沖過來搶。蓋達爾說，當時全社會一片絕望，不知這樣的日子何時是頭！——列寧所謂“下層不願照舊生活、上層不能照舊統治”，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蘇聯唯一能做的是厚著臉皮跪求西方施舍，甚至連私人關系都搭上了。莫斯科市長波波夫請求美國國務卿貝克盡量多給點食物，過期的也行。美國國際外交政策協會主席吉姆·加裡森是蘇聯總統接見的最后一位外賓。臨別，總統的心腹雅科夫列夫摟住客人的肩膀，小聲請求：能不能再派一架飛機來？莫斯科人沒法活了。第二天，必勝客總裁給了這個面子。一位運送救濟品的美國空軍飛行員以為自己在做夢，對記者們大發感慨：他這輩子都在練習飛往蘇聯扔炸彈，沒想到是來送吃的！

看起來最不可思議的，是社會各階層人民對蘇聯關張的態度。俄國國家電視台只是插播了一句話，告訴觀眾一切都結束了，幾秒鐘后繼續播放電影和健康指南。戈爾巴喬夫的一個助手穿上大衣趕去聽音樂會。CNN聘用的俄語翻譯說，沒人覺得這是什麼大事。

戈爾巴喬夫結束演講不久，晚上7點32分，那面飄揚了將近70年的紅旗從克裡姆林宮上方降下。辦事的士兵把紅旗隨意一疊，“就像餐館的服務員收拾桌布一樣！”紅場上有不少散步的市民、軍人、游客和情侶，也有人放慢腳步看熱鬧，吹著口哨，嘻嘻哈哈的。事畢，大家繼續遛彎，好像什麼也沒發生。

戈爾巴喬夫對這一切並不驚訝，因為早在月初他就震驚過了。烏克蘭於12月1日舉行全民公決，讓老百姓自己決定是否留在蘇聯。蘇聯總統心存一點僥幸，畢竟俄羅斯人佔烏克蘭總人口的五分之一。他在電視上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地苦勸，並且舉例說，他的烏克蘭司機的鄉親們都反對脫離蘇聯。

公投結果讓戈爾巴喬夫差點暈過去：90%的人支持獨立！這個數字的潛台詞是，連他的俄羅斯族同胞都決定跟蘇聯分手。人都要吃飯，人們“厭倦了無休止的物資短缺”和社會混亂，顧不上別的了。

蘇聯存活的時間不算短，卻一直不能解決基本民生問題，好像忘了“人要吃飯”這個現實，這是不可原諒的錯誤。事實上，沙俄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糧食出口國，烏克蘭曾是歐洲的糧倉，而蘇聯卻在20世紀60年代后變成了糧食進口國，80年代后則“榮升”為全世界最大的糧食進口國。一年又一年，蘇聯的國家形象就是排隊，蘇聯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就是搶購。人們隻要能搶到面包和日用品就滿意了，根本不苛求產品質量，連總統的墨水筆都不出水呢！

就在我讀完本書掩卷嘆息的時候，傳來了萬裡同志駕鶴西去的消息。萬裡是百歲人瑞。在鄉村，八十歲以上老人去世就是“喜喪”了。然而，各種媒體紛紛緬懷他，無不提到當年民間流傳的順口溜：要吃米，找萬裡。在極“左”路線余音裊裊的時候，萬裡果斷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魔術般地解決了安徽人的吃飯問題。由此發端，中國不單解決了十三億人的溫飽問題，馬克思提出的社會主義根本價值追求——實現每個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也初見端倪。人們感念萬裡和開風氣之先的老一輩共產黨人，擁護“四個全面”的宏偉戰略，並且深深地愛著這片土地，完全是自然而然的。

真相是赤裸的，真理只是看起來復雜，好書都善於化繁為簡。全世界被蘇聯的宣傳哄住了，直到最后都沒人想過它會散伙。目瞪口呆的諸葛亮們提出了各種“診斷報告”，比如思想僵化，民族矛盾，軍事擴張，敵對勢力陰謀，國際原油降價，戈爾巴喬夫背叛馬克思主義，等等。不管症結是什麼、在哪裡，最終無不直觀地表現為生產力落后。

《蘇聯的最后一天》的作者正是用顯而易見的事實，告訴人們顯而易見的道理：蘇聯不是不該改革，而是改得太晚，讓人民等得太久﹔既然病入膏肓，那麼任何治療都沒有了意義，何況還下錯藥。不管什麼政權，如果人民連馬斯洛描述的人類最低端的需求都毫無保障、毫無指望，怎麼會有未來呢？

就在戈爾巴喬夫借用美國人的圓珠筆僅僅20多天后，鄧小平風塵仆仆趕到祖國溫暖的南方，面向北方做出了總結：“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蘇聯為這個論斷提供了活生生的反証，堅定了中國共產黨人徹底丟棄蘇聯模式，永遠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和決心——對於我們來說，這就是這本書的價值。（習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