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對外政策走向評析

新加坡長期以來奉行務實主義的對外政策，在依賴其認為是“善意的強權”——美國提供軍事保護的同時，謀求大國平衡以實現利益最大化。新加坡內政外交已經制度化，自1990年吳作棟出任總理以來，該國就開始向后李光耀時代過渡，因而其政策具有連貫性和穩定性，新加坡國父李光耀逝世也不會對新加坡對外政策和中新關系帶來大的沖擊。

依賴“善意的強權”提供軍事保護

作為身處惡劣環境的弱小島國，新加坡為了生存，選擇背靠大樹，依賴域外強權提供軍事保護。其建國初期依靠英國保護，后依賴美國這個“善意的強權”。

首先，惡劣的地緣政治環境決定了新加坡必須依賴域外強權保護。新加坡1959年成立自治政府，1963年加入馬來西亞。由於種族矛盾等問題，1965 年馬來西亞決定將新加坡分離出去，新加坡被迫獨立。在當時看來，一個資源匱乏、經濟落后、種族多元、國防空虛的新加坡根本無法生存下去。

新加坡是東南亞地區唯一以華人為主（約佔70%）的國家，卻地處馬來人為主的伊斯蘭教大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包圍之中，遭到周邊國家的敵視，被稱為“東南亞的以色列”。一方面，新馬分家使兩國關系處於緊張和對峙狀態﹔另一方面，當時馬來西亞和印尼等東南亞國家都奉行反共反華政策，視新加坡為中國在東南亞的“特洛伊木馬”。

因此，為求自保，新加坡不得不依靠域外強權（先是英國，后是美國）保護，並希望這些國家的軍隊能夠在新加坡常駐。與域外大國可能會控制新加坡相比，強鄰對新加坡構成的威脅更為嚴重。而域外大國的軍事存在可以對地區強國產生威懾作用，從而維持地區穩定。

時至今日，新加坡雖已擁有東南亞地區質量最高的一支軍隊，成為大海中既能與“魚群”共存，又難以被“大魚”吞掉的“毒蝦”，但畢竟是個小國，其軍力有限。這就決定了未來新加坡隻能繼續依靠域外強權提供軍事保護。

其次，新加坡樂於接受美國這個“善意的強權”。新加坡建國初期依靠英國保護。但因國力下降，英國逐漸從蘇伊士運河以東撤軍，駐新英軍也隨之撤走。此后，新加坡別無選擇，隻能依賴美國。李光耀認為，美國是唯一具備意志和力量阻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擴張的國家。盡管冷戰結束后新美兩國在民主和人權問題上產生分歧，但“美國留在亞洲，仍對保障本區域的安全穩定和推動經濟增長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相比之下，新美之間的微小分歧其實是不足挂齒的”。[1]

對新加坡而言，美國是“善意的強權”。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加坡在美國的軍事庇護下維持了自身的安全和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美國與東南亞國家既不存在領土主權爭端，也不存在很多意識形態和歷史問題，而且向這些國家提供了公共服務，包括維持地區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確保海上航道安全等。

因此，新加坡樂於接受這樣一個強權，並視美國的軍事存在為保持地區穩定的主要因素。冷戰結束后，新加坡極力支持美軍繼續駐留東南亞，並在美軍撤出菲律賓后，成為美國在東南亞最大的軍事基地。

始終奉行大國平衡政策

在依賴美國提供軍事保護的同時，新加坡始終奉行大國平衡政策。它清醒地意識到，東南亞的命運並不隻由東南亞人決定，幾個域外大國對東南亞的影響不可忽視。

第一，大國平衡有利於新加坡實現利益最大化。新加坡雖依靠美國保護，但也與其保持一定距離，未與美國訂立同盟條約。新加坡支持各大國介入東南亞事務並保持相互競爭態勢，反對任何國家獨霸東南亞。在新加坡看來，維持幾個大國在區域內相互競爭而形成的平衡局面，比將命運完全系在一個大國身上好。

大國平衡可以防止某一大國完全主導，從而保持新加坡的獨立性。若隻有一個域外強權介入，就可能導致新加坡完全被其控制﹔若幾個域外強權同時介入並相互競爭，就能給新加坡提供周旋於大國之間的外交空間，從而實現利益最大化。

冷戰時期，當美國在東南亞佔據絕對優勢時，新加坡歡迎蘇聯介入地區事務﹔當美國深陷越戰泥潭，准備從東南亞撤軍時，由於擔心蘇聯填補真空、主導地區事務，新加坡在多數國家反對越戰的情況下仍支持美國的越戰政策。

第二，當前新加坡在美、中、日、印間謀求大國平衡。近年來，面對中國的快速崛起和美國的相對衰落，新加坡希望美國、日本和印度更多地介入東南亞事務，平衡中國不斷上升的影響力。

與美國這個“善意的強權”相比，中國的強勢崛起在新加坡看來是不確定因素。原因主要有三點：首先，中國同一些東盟國家存在主權糾紛。其次，中國能否取代美國成為地區主導尚不確定﹔即使成為主導，能否成為“善意的強權”也不確定。再次，新加坡對中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輸出革命”及支持馬來亞共產黨仍心有余悸。所以，面對中國崛起對地區格局的沖擊，新加坡忐忑不安，自然要尋求其他大國來平衡中國的影響力。

美國長期以來在東南亞居主導地位，在各大國中與新加坡關系最為緊密，尤其在安全和防務領域，這個態勢在今后相當長時間內很難改變。李光耀認為，“美國仍然是所有列強中最寬厚的國家，比起任何剛剛崛起的勢力，美國在作風上並不至於欺人太甚。所以就算歧見再多，摩擦再大，東亞所有非共國家還是寧可讓美國繼續留在本區域，為區域勢力的均衡扮演主要的角色”。[2]因此，未來一段時間新加坡會繼續配合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

日本在東南亞具有傳統利益。從地緣政治上看，東南亞是日本能源進口和對外貿易的“生命線”。面對中國崛起，日本若失去東南亞，其大國夢就將破滅。近年來，日本開始“重返東南亞”，並將新加坡作為加強與地區國家關系的橋梁，積極與中國爭奪東南亞。新加坡樂見日本在東南亞的影響力上升，希望借此平衡中國崛起。

其實，這只是表明新加坡繼續奉行大國平衡政策。而中國對此也不必過於擔心，因為印度能否在東南亞發揮重要作用並非取決於新加坡，而取決於印度自身的實力。目前，印度經濟和軍事實力有限，要想在東南亞扮演重要角色還為時過早。

中新關系的未來發展

2015年是中新建交25周年。早在建交前，兩國就開展了廣泛的經貿和人文交流。李光耀1976年訪問中國，受到毛主席接見﹔鄧小平1978年訪問新加坡，成為中新關系發展的轉折點。

第一，中新關系具有特殊性。1990年10月中新正式建交后，雙邊關系持續深入發展，兩國領導人之間保持了良好關系。鄧小平指出，中國應當借鑒新加坡的經驗。李光耀也坦言，他政治生涯中印象最深刻和最敬佩的人物是鄧小平。李光耀逝世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都向新加坡駐華使館送了花圈，這是史無前例的，凸顯了中新兩國間的特殊關系。

近年來，兩國政治理念相近，經濟相互依存度不斷加深。新加坡一直是中國發展與東南亞國家關系的紐帶，並積極參與中國改革開放進程，是中國主要的投資和貿易伙伴。政治上，兩國始終堅持走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並取得顯著成績，形成西方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之外的東方道路。經濟上，中國成為亞洲最大的經濟體﹔新加坡成為亞洲人均GDP 最高的經濟體。中國是新加坡最大的貿易伙伴﹔新加坡是中國最大的外資來源國。兩國成立了由副總理牽頭的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合作卓有成效，如中新蘇州工業園和中新天津生態城，目前兩國正計劃在中國西部建設第三個合作園區。

當前中新關系的一個棘手問題是中國外逃貪官問題。由於新加坡對富人征收的稅賦較低並擁有良好的治安環境，該國堪稱“富人的天堂”﹔加之其與中國地理相近、人文相親，不少中國富豪和貪官紛紛移居新加坡。在中國嚴厲反腐和追查外逃貪官的形勢下，由於中新兩國間尚未簽署引渡條約，如何處理外逃新加坡的中國貪官就成為一個難題。新加坡不願放棄這些富豪，否則該國所能吸引的投資移民和外來資本將明顯下降。

第二，未來新加坡會否倒向中國取決於中國能否成為新認定的“善意的強權”。長期以來，新加坡依靠美國提供軍事保護並奉行大國平衡政策，所以從來就不是“親華”的國家，而是“親美”的國家。其未來在對美與對華關系上有否改變，在根本上取決於新加坡如何界定：

一方面，要成為“強權”，中國必須保持經濟快速發展，顯著增強自身實力，使周邊國家的發展更加依賴於中國的發展﹔同時使自己的戰略影響力遍及整個東南亞，從而在地區戰略格局中佔據有利地位。

另一方面，要展示足夠“善意”，中國必須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向地區所有國家提供和平發展所需的公共服務，如維護地區穩定、確保海上航道安全、促進地區國家經濟發展，甚至向新加坡提供安全庇護。

未來，在新加坡看來，隻有中國真正成為“善意的強權”，他才會“倒向”中國。這是其務實主義對外政策所決定的。反之，在中國實力尚未達到如此程度，或無法提供足夠公共服務的時候，新加坡會一如既往，隻會繼續“親美”。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

（來源：當代世界）

[1]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554頁。

[2]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5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