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走向

北京大學國文門第四次畢業典禮集體照，前排左起依次為：朱希祖、錢玄同、蔡元培、陳獨秀、黃侃。

《新青年》創刊號

主持人：記者 戶華為

特邀嘉賓：

湖南師范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鄭大華

河南大學副校長、教授 張寶明

魯東大學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長、教授 俞祖華

編者按

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志》在上海創刊（從1916年9月出版的第二卷起，該刊改名為《新青年》）。一百年前《新青年》的創刊，標志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新青年》創刊及其所推動的新文化運動，是近代中國思想文化變革中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它既是鴉片戰爭以來走出傳統、對接現代趨向的接續，又深刻影響著此后中國思想文化的百年走向，進一步推動著中國文化從封閉走向開放，從一元走向多元，從傳統走向現代，從保守走向進步。為更好地詮釋、解讀《新青年》的思想遺產，更准確地體認、把握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定位，並增強建構中國現代文化的自覺與自信，本刊特邀請鄭大華、張寶明、俞祖華三位近代思想史專家就“《新青年》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走向”話題各抒己見，以饗讀者。

從封閉走向開放：《新青年》的文化開放觀念

主持人：《新青年》的創刊和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既是中國文化一步步走向開放的產物，同時又將中國文化的開放推進到一個新的時期。尤其是《新青年》的創刊，標志著近代學習西方思潮，從“師夷長技”、仿效西政，深入到了價值觀念層面，這種文化開放觀念表現在哪些方面？有何深遠影響？

鄭大華：中國文化本來是開放型的文化，如漢唐時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佛教的傳入及與中國文化的融合，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的來華，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証，這也是中國文化能長期興盛不衰，並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但自18世紀初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后，中國文化逐步斷絕了與外來文化之間的聯系。當時的中國知識界對中國周邊以外的世界很少關心和了解，尤其是對遠離中國上萬裡的“西方”更是知之甚少，那時談世界、談西方，頗有些“海客談瀛洲”的味道。中國文化從封閉走向開放，肇始於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林則徐、魏源等人的“開眼看世界”，后經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不同階段，從學習西方的物質文明，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到學習西方的制度文明，用西方的“君主立憲”或“民主共和”來變革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中國文化的開放程度在一步步擴大。如果說此前中國文化的開放還局限於某一方面或某些領域的話，那麼，從《新青年》創刊和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開始，中國文化的開放是全方位的開放。陳獨秀、梁啟超、梁漱溟等人對新文化運動在近代中國從封閉走向開放進程中的這種歷史定位，就有著深刻的體認。陳獨秀在《吾人最后之覺悟》中說：“自西洋文明輸入吾國，最初促吾人之覺悟者為學術，相形見絀，舉國所知矣﹔其次為政治，年來政象所証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殘之勢。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把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然后知不足”的過程，分為洋務運動時期的“從器物上感覺不足”，到戊戌辛亥時期的“從制度上感覺不足”，再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這樣三個時期。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評論新文化運動時也指出，近代中國人對於西方文化的態度，先是學習西方“長技”“聲、光、電、化”，然后“又群趨於政治制度”。民國初期學習西方政治制度的失敗，使人們又認識到“政治的改革仍是枝葉，還有更根本的問題在后頭”，“《新青年》陳獨秀他們幾位先生”“將種種枝葉拋開，直截了當去求最后的根本。所謂根本就是整個的西方文化——是整個文化不相同的問題”。陳獨秀等人認識到，學習西方不能局限於“器物”“制度”，而應深入到文化價值觀念的層面，要有“倫理的覺悟”，這樣才能順應世界潮流，救亡強國。所以，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上發表的《敬告青年》中向青年陳述的“六義”之一“義”，便是“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俞祖華：耿雲志先生曾指出，對於新文化運動，應當注意其建立中國與世界文化密切關系的努力，注意其所體現的“開放的文化觀念”。《新青年》一創刊，即充分展現了鮮明的文化開放姿態。創刊號使用了醒目的法語刊名LA JEUNESSE（青年），並一直保持到1920年9月1日出版的第8卷1號。使用法語刊名的象征意義在於表明，刊物向往的是西方文明，尤其是法蘭西文明。其發刊詞指出：“居今日而言鎖國閉關之策，匪獨力所不能，亦且勢所不利。萬邦並立，動輒相關，無論其國若何富強，亦不能漠視外情，自為風氣。各國之制度文物，形式雖不必盡同，但不思驅其國於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則之精神，漸趨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違。於此而執特別歷史國情之說，以冀抗此潮流，是猶有鎖國之精神，而無世界之智識。國民而無世界知識，其國將何以圖存於世界之中？”在《新青年》的直接影響下，北京大學學生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雜志，該刊使用“The Renaissance”（文藝復興）為英文譯名，《新潮發刊旨趣書》表示“今日幸能漸入世界潮流，欲為未來中國社會作之先導”。倡導科學與民主，倡導學習西方，倡導融入世界潮流，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導向。新文化運動雖以科學、民主為主要口號，但《新青年》對西方文化、外來文化的介紹、倡導是全面、豐富、開放的，包括了西方各個時期、各個領域、各個國家、各種體裁，體現了兼容並包的精神。

張寶明：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華民族的知識先驅們先后提出過“師夷長技”“採西學”“制洋器”“君主立憲”“民主共和”等主張。這些主張不同程度地體現了人們對西學的認知由封閉到逐步開放的過程。而到了《新青年》創刊，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青年》知識群體已經從傳統的儒家文化觀念中走了出來，他們大力推介的西方文化觀念，諸如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關鍵詞的價值觀念，對封閉的社會形成了強大的沖擊力。《新青年》知識群體文化訴求中的開放心態以前所未有的姿態，給僵化、封閉、死水一般的中國社會肌體注入了無限的活力，將中國文化走向導入了五彩繽紛、生機勃勃的佳境。1923年，作為《新青年》代表人物之一的胡適在寫給高一涵、陶孟和等人的信中說：“25年來，隻有三個雜志可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說創造了三個新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民報》與《甲寅》還算不上。”如果說《時務報》反映了康有為、梁啟超對西方文化理解具體非凡的前瞻性，那麼《新青年》則折射出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等人悄然把立場從東方轉向西方，從西方文化的視角來審視東方文化的弊端。

從一元走向多元：多元並存的思想生態

主持人：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存在了兩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新文化運動則徹底顛覆了長期延續的儒家文化話語霸權。作為“五四”思想界主流派別的《新青年》陣營，批判傳統文化的目的，是要在根本上一改文化一尊、思維一元的格局，他們對不同學說、不同文化也是持開放立場的，期望逐步確立多元並存的思想生態，將中國新文化引向多元發展。請談談這一時期中國思想界從一元走向多元的變化歷程？

鄭大華：近代以前的中國文化是一元的，而非多元的，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在中國文化內部存在著不同的文化派別和思想，但在這些不同的文化派別和思想中，儒家或儒學處於獨尊的地位。與從封閉走向開放一樣，中國文化從一元走向多元也是從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開始的，但從《新青年》的創刊和新文化運動的興起開始，中國文化才真正確立了多元並存的思想生態，這不僅體現在除鴉片戰爭之后傳入的西方文化，這一時期又傳入了馬克思主義及蘇俄的社會主義文化外，更體現在《新青年》的創刊和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打破了傳統社會“獨尊儒學”的思想專制，從而使人們從儒家思想的禁錮中解放了出來。《新青年》創刊不久，即把批判的矛頭對准了孔子及其儒學。《新青年》之所以要批判儒學，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儒學的獨尊地位不利於人們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的多元發展。這可以從陳獨秀回復俞頌華的信中得到說明：“蓋秦火以還，百家學絕，漢武獨尊儒家，厥后支配中國人心而統一之者，唯孔子而已。以此原因，而千年來訖於今日政治上、社會上、學術思想上，遂造成如斯之果。設若中國自秦漢以來，或墨教不廢，或百家並立而競進，則晚周即當歐洲之希臘，吾國歷史必與已成者不同。”（《通信》，《新青年》3卷1號）正因為《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對於儒學的批判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否定了儒學的獨尊地位，不僅帶來了西方各種主義、思想、觀念、學說、思潮和流派的紛至沓來，同時也使中國歷史上被視為異端邪說而受到打壓的各種主義、思想、觀念、學說、思潮和流派又重新活躍於中國的思想文化舞台。這正如瞿秋白在《餓鄉紀程》所描繪：“久壅的水閘，一旦開放，旁流雜出，雖是噴沫鳴濺，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五四時期百家爭鳴的出現，就是中國文化從一元走向多元的結果。而多元的文化生態的出現，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大歷史進步。

張寶明：中國自秦皇漢武以來，百家學絕、獨尊儒術的“大一統”的思維定式成為懸挂於國民頭腦之上的夢魘。《新青年》之所以要激烈反“孔學”、批判舊禮教，是因為“孔學”和“孔教”已成為“吾人精神上無形統一人心之具”，成了束縛人們思想自由和文化多元的枷鎖。陳獨秀在論述從一元到多元的理由時就強調：“我向來有兩種信念：一是相信進化無窮期，古往今來隻有在一時代是補偏救弊的賢哲，時間上沒有‘萬世師表’的聖人，也沒有‘推諸萬世而皆准’的制度﹔一是相信在復雜的人類社會，隻有一方面的真理，對於社會各有一種救濟的學說，空間上沒有包醫百病的良方。”（《新青年》7卷4號）《新青年》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胡適通過對“國故”的整理研究，發現了我國公元前5世紀左右有過可與古希臘文明相媲美的“古時期”。思想界的先驅同時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尋找著理論上的依托，而且將百家爭鳴、學說林立的時代作為“新青年派”知識群體共同追求的目標。

俞祖華：由《新青年》發起的五四啟蒙是一場有多個階層參加、多種思潮競起、多種訴求並發的社會運動，是一幅絢麗多彩的思想畫卷，一條形態萬千的文化長廊。正因為五四啟蒙是多元的，此后對“五四意義”的解讀也是多向度的，建構起了變動不居、色彩斑斕的五四“意義版圖”。他們所主張的“多元並存”有以下幾層：一是中外文化、中西文化的並存，如李大釗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中所說的“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實為世界進步之二大機軸，正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二是舊文化與新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並存，如胡適以“整理國故”與“輸入學理”並提以作為“再造文明”的途徑。三是國學中各派學說、各民族文化的並存，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的並存。陳獨秀提出“舊教九流，儒居其一耳”，應當九流並重，不應“獨尊孔氏”。四是西方文化、外來文化中各種思潮、各種文明的並存。西方文化是多樣多元的，《新青年》同仁對西方文化的介紹、引進也是豐富多彩的，包括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法蘭西文明、俄羅斯文明、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等。五四時期的歷史經驗表明，思想傾向的多樣性是思想史上的一種常態，因而對不同思想派別、不同思想家的思想主張，要盡可能予以“同情之了解”“善意同情的理解”。這對我們當下營造主流引領、多樣並存的思想文化生態，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從傳統走向現代：對現代性的全面追尋

主持人：應該說，《新青年》的“古”與“今”、“新”與“舊”之爭實質上涉及的是“傳統”與“現代”的復雜關系。將民主與科學作為現代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加以追求和崇尚，從而促進中國文化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這是《新青年》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偉大的歷史功績之一。《新青年》在推動傳統文化現代性轉型，推動中國文化現代性生成方面有何貢獻？如何理解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現代文化成長的奠基工程？

鄭大華：進入近代以前的中國文化還是一種傳統文化，而不是現代文化，因為它不具有現代文化的核心價值觀。而近代以前中國的文化隻有民本思想，而無民主思想﹔隻有“格致之學”，而無科學。雖然兩千多年前的《尚書》《左傳》等經籍中就已有“民主”一詞的出現，如“天惟時求民主”，“其語偷，不似民主”等，但這裡的“民主”意思是“民之主”，與近代意義的“民主”之“人民作主”的含義恰恰相反。中國的“格致之學”雖然有窮理的認識論意義，如《禮記·大學》上說：“致知在於格物，格物而后致知”，但更主要的是倫理學意義，是一種政治和道德范疇，與“科學”一詞的意義是不同的。在《新青年》創刊之前，民主與科學是作為一種實現國家富強和救亡圖存的工具或手段，而非現代文化的核心價值觀被人們所認識和追求。因此，人們在接受或宣傳、介紹西方的民主理論和學說時，往往有所選擇，而選擇的標准便是看它是否對國家富強和救亡圖存有利。這就影響了對西方民主思想的完整理解和系統接納。如個性解放和個人自由，在《新青年》創刊、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前，就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真正將民主與科學作為現代文化的核心觀念或基本價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是《新青年》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就向國人疾呼：“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也正因為《新青年》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將民主與科學作為現代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再加上這種追求和崇尚又與對封建專制主義、迷信愚昧思想以及舊倫理、舊道德的批判與反思聯系在一起，因而極大地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推動了中國文化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自此以后，民主與科學逐漸深入人心，開始成為一種社會意識或價值觀念。

張寶明：如果說《新青年》最大的貢獻是開啟了新文化運動的閘門，那麼提倡民主、反對專制，提倡科學、反對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則是其先聲奪人的關鍵詞。正是這些關鍵詞組合成了《新青年》“狠打了幾次硬仗”的主戰場，凝聚成了現代性的基本元素，引領了新文化運動從傳統到現代的價值取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文化運動請進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使中國許多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為新思想、新理論、新文化的廣泛傳播創造了絕佳的良機。“德先生”和“賽先生”，這兩頂代表著民主和科學的桂冠，如同兩座燈塔照亮了“五四”新文化的天空。正是為了民族的復興，為了中華的崛起，陳獨秀以力挽狂瀾的心態大聲疾呼：“本志同人本來無罪，隻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陳獨秀：《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6卷1號）要堅守科學與民主這兩面大旗，就必須清除“孔教”“禮法”“舊藝術，舊宗教”等邁向現代的種種思想障礙。恰恰在這裡我們看到，盡管《新青年》群體的立足點在不斷地轉移和游動著，但其著眼點和歸宿點卻從來沒有動搖過，換言之，引領中國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訴求從來沒有動搖過。

俞祖華：新文化之“新”就在於向中國文化中植入現代性元素，新文化運動的基本主題就是建構中國現代文化。《新青年》在中國現代文化的奠基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重要作用。我們不妨將其作用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對傳統文化進行甄別選擇，批判其與現代社會、現代生活不適應的部分，挖掘其中的可現代化元素，推動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換與創新性發展。《新青年》所刊文章對儒學、對傳統文化進行了激烈而徹底的批判，這種批判的基本視角即在於指出產生於古代社會的儒學、孔子教義、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不相適應，尤其是反對假借孔教實施帝制復辟。二是對西方現代性、外來現代性的全面移植、引介。《新青年》群體凸顯了傳統與現代的隔閡、背離，在他們建構現代文化時，自然會把尋求現代性的目光轉向外部世界。值得注意的是，正當他們張開雙臂熱情迎納西洋文明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使西方文化的弊端暴露無遺，因此，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追尋西方現代性與反思西方現代性是並行的。由於這一背景，使得中國先進分子迅速完成了向西方學習到“走俄國人的路”的思想轉型。三是揭示了中國現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基本方向。作為《新青年》篇首的《敬告青年》提出“以科學與人權並重”，高舉起“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准確地把握了現代性的核心內涵，也指明了建構中國現代文化的基本走向。

從保守走向進步：與時俱進的不懈追求

主持人：社會不斷發展、文明不斷演進的進步觀念，貫穿於《新青年》辦刊始終，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取向。直至今天，百年回眸《新青年》，我們仍能感受到其字裡行間迸發的打造青年、改造國民、引領社會之時不我待的進步意識和責任情懷。我們應該如何認識、評價《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在推動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從保守走向進步中的作用？

俞祖華：西方進步觀念從19世紀末傳入中國，尤其是1896年嚴復所翻譯的《天演論》出版使“西之人力今以勝古”“時代必進，后勝於今”的進步觀念風行一時。《新青年》創刊后，進化論、進步觀念依然是新文化運動倡導者提倡新道德、新文化的重要思想武器。發刊詞《敬告青年》所陳“六義”之一為“進步的而非保守的”，文中提到：“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羅萬象，無日不在演進之途，萬無保守現狀之理﹔特以俗見拘牽，謂有二境，此法蘭西當代大哲柏格森（H.Bergson）之‘創造進化論’（L‘Evolution Creatrice）所以風靡一世也。以人事之進化言之，篤古不變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進之民，方興未已。”在創刊號上的另一篇文章《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中，陳獨秀把生物進化論與人權說、社會主義並稱為“近世三大文明”。《新青年》群體以進步觀念言說人生進取、民族興亡，發刊詞指出：“人身遵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細胞充塞人身則人身死﹔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從個體人生的角度，要求國人尤其是青年“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李大釗：《青春》，《新青年》2卷1號）﹔從民族整體的角度，要求國人“急起直追”“汲汲孕育青春中華之再生”“創造一個‘少年中國’”﹔從人類社會的角度，強調“世間最可寶貴的就是‘今’，最易喪失的也是‘今’”，“當努力以創造將來，不當努力以回復‘過去’”（李大釗：《今》，《新青年》4卷4號）。經過《新青年》以及新文化運動對進步觀念的大力倡導，國人紛紛接受新陳代謝是人類社會的根本法則，他們不再認為歷史是一個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墮落過程，不再認為人類的黃金時代是在飄逝的過去，而是相信明天會更加美好，相信人類可以創造出更加輝煌燦爛的文化。

張寶明：無論是“社告”中的“輔導青年”之“天職”的聲明，還是回答讀者來信中“介紹西方學說，改造社會”之“宗旨”的告白，《新青年》的根本立意都不離“立人”的主題，即是要塑造新的“青年”。對此，主編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是什麼》中說得一清二楚：“新文化運動是人的運動。我們隻應該拿人的運動來轟散那狗的運動，不應該拋棄我們人的運動去加入他們狗的運動。”（《新青年》7卷5號）那麼，《新青年》傾心打造的“新青年”究竟是一個什麼樣子的青年呢？根據陳獨秀在創刊詞中所說，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新青年”應該是“進步的而非保守的”，要認識到“不進則退”這一宇宙法則：“世界進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變而與之俱進者，將見其不適環境之爭存，而退歸於然淘汰已耳，保守雲乎哉！”在《新青年》群體的文章中，陳獨秀的《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與李大釗的《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同氣相求。在“保守的”和“進步的”之間有著異口同聲的果斷判定：指點青年走進化的、創造的“創化主義（Creative Progressionism）”之進步道路。同樣，陳獨秀的《新青年》與李大釗的《青春》同樣表達了“青年強則中國強”的邏輯。與雜志同名的《新青年》一文要求自命“新青年”者要與“舊青年”訣別，《青春》則號召“新青年”以“今日青春之我”去“扑殺昨日青春之我”（《青春》，《新青年》2卷1號）。在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那裡，“青春”“青年”是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他們從進化論的理論視角，認定“青年必勝於老人”“將來必勝於現在”，他們期待的是一個具有鮮活生命力的未來：從落后走向先進、從保守走向進步、從黑暗走向光明。

鄭大華：五四時期的進步觀念，有漸進論與激進論、改良論與革命論兩種類型。新文化運動初期，陳獨秀、胡適都從進化論出發，批評舊道德、舊文學不適合現代生活，但從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到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已可見“改良”與“革命”的不同調子。到了新文化運動的后期，胡適接受了杜威的實驗主義，明確主張漸進論，指出“進化不是一晚上籠統進化的”，“再造文明的進行，是這個那個問題的解決”，不要自以為能找到包治百病的“根本解決”（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7卷1號）。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則以唯物史觀取代進化史觀，更加注重從經濟因素入手分析歷史變革，並強調應該承認“遇著時機，因著情形，或須取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第35號）。李大釗還對進化史觀與唯物史觀進行了比較，指出進化史觀與唯物史觀都是與“退落的或循環的歷史觀”相對立的“進步歷史觀”，但“以歷史進展的動因為准則唯物史觀更勝一籌，因為它把歷史進化的動因歸於‘物質’，歸於‘社會的生產方式’”（李大釗：《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新青年》8卷4號）。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能夠做到與時俱進、與時偕行，不斷從外來的新思潮、新文化中進行選擇，不斷地順應潮流以更新自己的思想觀念，從“仿日變法”“法蘭西文明”到“第三種文明”，從民主主義、激進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從變易史觀、西方進化論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引領著新文化運動的不斷深入發展。100年前，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在中國現代文化建構之初就充分展示出來的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姿態與勇氣，直到今天仍有它的時代價值和積極意義，是值得我們點贊和認真學習的。我們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必須與時俱進，不斷接受先進的文化和思想，以推動社會的不斷進步。（記者 戶華為）